豪门女婿的狼子野心:“民国产婆”赵凤昌-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辛亥革命爆发，赵凤昌欲挽乱局

　　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即公元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首义的当晚，赵凤昌正在参加一商务宴请，席间有人低声附耳，告知武昌突起战事，赵随之起身与主人打招呼：“另有约会，先行告退。”赵凤昌退席之后，焦急地径直走到电报局，以密电致汉口电报局长朱文学，询问武昌方面情况究竟如何。

　　第二天，赵凤昌得武昌复电，知鄂督瑞澂兵败宵遁，首义获得成功。

　　多年来在张之洞幕府策划重大国务的经验告诉他，由于首义的突然爆发，事实上天下已经开始大乱，而如何稳定局面乃是当务之急。在此情况下，“不需扬鞭自奋蹄”，赵凤昌完全是自觉地进入到了策划拯救天下的重大政治活动中。“乱世出英杰，报国有丹心。”赵凤昌首先抓住的是涉及国家存亡的外交、军事两大命脉。

　　赵凤昌于当天迅速邀约在沪工商巨子、社会名流来惜阴堂彻夜商谈有关外交的状况，权衡预判形式发展，统一认识，并在第一时间旗帜鲜明地站在起义军一边，表明“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

　　赵凤昌又找到上海商会负责人苏宝森强调，速告知外商，通知外交使团，革命军一定会保护外商在沪利益，洋人绝不能干涉革命军，免生冲突引致大乱。如果为清廷张目，资以饷械，或借租界之力扼制革命军，则地方必定致糜。大家在商言商，无论彼此中外，但求局面尽快平静，苏宝森也认为此法甚为妥当。

　　不久传来信息，各国外方没有不同意见，领事们纷纷将此意告之各国公使，最后由公使团集体决议，“认为清廷已病入膏肓，不会有所作为，各国不会主动帮助清廷”，同时宣布“起义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各国严守中立”。至此，外交方面，局势粗定稍安。

　　与此同时，赵凤昌还紧急致电两江总督张仁骏，要其“固圪自保，万勿轻预上游之事”，劝阻江督不可发兵援鄂救清。

　　清末中国有两支最强大的队伍，一支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一支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其时清朝已急令袁世凯兵发武汉镇压起义军。

　　赵凤昌一代名幕，其政治智慧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者。他清楚地知道，此刻最大的问题，重中之重，要中之要，第一需解决的就是稳定住袁世凯的北洋新军，第二需解决的就是控制保护好湖北新军。只要南北战争不继续恶化，就能迅速使其休兵罢战，合为一体。各省无论起义或观望的军队，力量有限，至少不会异动生变，扰乱苍生，祸延人民。

　　赵凤昌在此历史大变局的紧要关头，想起了两个人，一位是江苏南通张謇，一位是江苏常州庄蕴宽(思缄)。

　　内中原由很简单，张謇有状元功名在身，素来望众于士林，又曾是袁世凯的老师，可以由他出面和北军方面对话。

　　庄蕴宽则因其姐夫吴稚英之父吴殿英早年创建湖北新军时乃黎元洪的上司，他本人又是广西新军老帅，跟南军方面可以沟通。由此二人调停南北军方，当属最佳人选。

　　赵凤昌与这二人早是秘友，即速电请张、庄二人来沪，赴“惜阴堂”，共商大计。

　　行文至此，有必要介绍1900年险些令大清朝亡国的那场庚子之乱了。

　　庚子年(1900)5月，河北良乡义和团群起发难，烧教堂，杀洋人，转瞬间波及全国。6月10日，西摩尔率英、德、美、法、日、意、奥八国联军，自天津打入北京，义和团与之发生战斗，烧了各国大使馆，京津地区陷入战火之中。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被迫仓皇逃出北京德胜门，如丧家之犬往西安而去。

　　赵凤昌对此甚为忧虑，便去找常州同乡老友何嗣焜，与之商量。

　　这位何嗣焜也非等闲人物，是官至清朝三品衔的又一位常州名幕。曾在李鸿章及两广总督张树声幕府任职，与张謇也是好友。张树声曾向皇上奏称何嗣焜能胜任“一切吏治、军谋、理财，柔运诸大政”，张謇亦曾撰文赞何嗣焜“謇益窥(何)君临大事决策发谋之智”，张树声病故后，张之洞曾力邀何入幕府，被何婉拒，回乡后曾受同乡盛宣怀之请合作创办南洋公学，即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任总理。

　　赵凤昌找到何嗣焜，十分迫切地说道：“事态发展堪虑，如为一己身家考虑，再无地方逃避。我等应为国家贡献良策，不可坐听局势糜烂。现各省无一人出来为大局考虑。我想应有人挺身而出，去与西摩将军商量，请各国兵舰不要深入长江内地。各国在内地各省各埠的侨商和传教士，要由各省的督抚联合订约，负责保护。至于上海租界的保护，要由外国人担任，中国地方的保护，要由中国官员担保。总之要使租界内没有中国兵，租界外没有外国军队，力求避免冲突。双方相互保护，东南各省也一律签订中外互保条约。”这便是发起东南互保的源头。

　　何嗣焜听罢，极为赞同，说：“如果这一建议付诸实行，必须有一位从中斡旋的关键人士，这样的人选，盛宣怀的地位最为恰当，我来游说盛宣怀。”并说：“盛宣怀必须有外国人先向他建言，这样更容易取信，我应该约一位外国人一同前去。”

　　不久之后，盛宣怀果然主动约赵凤昌见面，说：“现皇上避祸西安，朝廷已无人主持政务，我若出面与外国人签订互保条约，应怎样进行?”

　　赵凤昌说道：“可以请各省督抚派候补道，代表各省来上海，跟随上海道台直接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约签字，你不过暂时担任枢纽，并非最后负责人物，处境超脱。以后可避免责任。”

　　盛宣怀认为可行，立即决定分别向沿江海各督抚发电报。

　　何嗣焜又向盛宣怀建议：“现在事情闹得很大，你的权力尚无法解决问题，只有把刘坤一、张之洞二人拉在一起方可行事。”

　　盛宣怀深以为然，就问怎样说服各方，何嗣焜说：“可请张謇说服刘坤一，赵凤昌说服张之洞。”

　　赵凤昌“瞒天子令诸侯”

　　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是赵凤昌假造圣旨一节。

　　赵凤昌见形势紧急，张之洞不见皇上旨意，焉敢领衔派人和外国签订互保条约。他竟然急中生智，发了一个电报给张之洞，电文是：“洋电，两宫西幸，有旨饬各督抚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云。”

　　张之洞是细心之人，马上复电：“询电从何来。即确复。”

　　赵凤昌难办了，但他见招拆招，自有妙法，马上去找盛宣怀，提出由盛把他发给张之洞的同一电文分发给各省督抚，表示确有其事。盛宣怀初时不敢，认为“圣旨岂敢捏造”，不要命啦，意颇迟迟。

　　赵凤昌又建言道：“捏旨亡国则不可，捏旨救国则何碍?况且即称洋电，即西人之电，吾辈得闻，即为传达而已。”

　　赵凤昌堪为诸葛再世，“洋电”两字早已留好退路，用心可谓甚深。如洋电不实，圣上日后追究，最多不过传播谣言而已，和假造圣旨的罪名无法相比，何况即为洋电，也无法查实。

　　待盛宣怀的通电发出后，赵凤昌方才复电张之洞，谓“盛亦得洋电，已通电各省，望即宣布，以安地方而免意外”。

　　这些事都在庚子年(1900)7月22日一天办妥。赵凤昌行事之速，神仙无以过之。

　　7月26日，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在北浙江路会审公廨举行会议。会议前，盛宣怀就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谓必须在正式奉到宣战上谕之前，与各国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在各省派代表来上海会商前，盛宣怀先拟就草约八条，赵凤昌斟酌修改后，添加了汉口租界和各口岸两条，共十条。

　　赵凤昌又对盛宣怀建议道：“此次与驻沪各国领事协商，你不在签约人员中，自然不必讲话。但主要召集者上海道余联沅，向来拙于应对，不善折冲樽俎，你应以太常寺卿的地方绅士身份，从旁协助。倘使外国驻沪领事有难以置答的问题，余联沅可以与你私下商量后再作答复，这样就可以有转圜之地。”

　　会议中，定中外座次，外国驻沪领事团领袖在前面，随后坐各国驻沪领事;中国方面则依赵凤昌事先建议，上海道余联沅坐在首席，盛宣怀坐在余联沅的边上，以下是各省派来的道员代表。场面十分肃穆，双方各有心思，人人面容冷峻，东南危局系于此议。

　　各国驻沪领事团领袖、美国领事古纳果然因数日前清廷命令与外国人宣战上谕而开口发问：“今天各省督抚派你们与各国签订互保条约，如果贵国皇帝又有旨令要求杀洋人，你们是否遵旨?”

　　这一问题点中死穴，大家都知道数日前朝廷已有宣战上谕，圣命如天，只是东南各省由督抚观望时机，遮掩不发表而已。现在在会议席上回答说“不遵旨”，显然是“逆命”，“逆命”则不具备合法性，且有杀头之罪。如果回答说“遵旨”，则战事即起，又何必再坐下来谈中外互保条约!余联沅当下满面僵滞，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此刻，坐在一旁的盛宣怀轻声向余联沅建议，余回答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协商订约，就是已经‘奏明办理’”。

　　“奏明办理”这四个字本是公文往来中的常用语言，而美国领事古纳却能够理解为“已经得到上级的批准同意”!这样，中外双方就没有异议，同意签约。

　　东南互保成功，清朝免去一场大劫难。

　　当年三国演义时，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如今，赵凤昌以布衣之身“瞒天子而令诸侯”。

　　事后慈禧太后回到北京，欣然嘉奖了盛宣怀，还加封了太子太保的官衔。盛宣怀见到赵凤昌之后自觉夺人之美，很不好意思，向赵解释。赵凤昌淡然一笑道：“我本来也没有邀功的想法。”

　　“两袖清风，一肩明月。”赵凤昌“纵横舌上鼓风雷，谈笑胸中换星斗”，冒杀头之祸，有智有胆，等于行了次皇帝职，也为他日后在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时能策划全局，再次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一场涉及国内外的战乱，拯救崩溃的中国，做了一次重要的热身。

　　张、赵、庄三英齐聚惜阴堂

　　张謇、赵凤昌、庄蕴宽首先齐聚惜阴堂。

　　有鉴于清廷虽在，实虚有其名，全国已无政府可言，张謇时任江苏省咨议局长，在全国诸省人望甚高，为公认的士林领袖，虽属清室旧臣，碍于圣上情面，此刻亦已看出时局之走向，必然要推翻清朝而趋于共和。

　　在赵凤昌的极力劝说之下，张謇不再犹豫，毅然以咨议局长名义及自身威望，向全国各省发出通电，呼吁各省督抚起义彻底推翻清朝，拥护共和。

　　张謇并正式打电报给已经奉清廷谕旨之命，亲自南下进攻镇压湖北义军的袁世凯，劝他认清国内各省已纷纷起义反清，趋于共和的严酷现实，望他停止进攻，应即速返回北京，防止皇室逃亡，尽快与南方势力达成协议，避免内战，以确定共和政体，稳定全国局势。

　　张謇同时还分别给江宁守将铁良，两江总督张仁骏二人写信，劝他们断然放弃武装反抗，弃暗投明。

　　平心而论，张謇的功名与地位及社会影响力，对赵凤昌的助益是显而易见的。客观地说，赵凤昌若没有张謇的鼎力支持，也不可能达到他一系列的政治目的。因此，张謇在辛亥革命走向共和这一进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平定清廷崩塌之后，诸省各自为王，司令、督军多如牛毛，土匪强盗蜂拥而起的疯狂乱象，起到了极其关键，甚至可以说是无人可及的作用，堪谓居功至伟。

　　由于张謇早年弃官从事洋务，有庞大的实业公司厂家需要打理，因此，在此南北议和期间频繁往返于南通老家与上海之间。而庄蕴宽就此长住惜阴堂，与赵凤昌联袂操纵策划有关大局诸项事宜。

　　如此这般，由张謇“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短期内一个接一个省收张謇通电后纷纷独立，诸侯立即响应，并派代表来到上海惜阴堂议事。在此期间，各省出现的种种乱象冲突亦十分复杂激烈。

　　惜阴堂转瞬间已成为当时中国事实上的政治谋略策动中心。全国各省强力集团精英代表纷纷到此云集。

　　庄蕴宽还特向赵凤昌推荐了旧部党人钮永建、王孝缜、赵正平等同来商洽国事。

　　不久，上海光复，江浙相继宣告脱离清廷。时南京仍为铁良、张勋所控，湖北方面清廷派出北洋军猛烈反扑，镇压起义革命军，形势颇为紧张严酷。

　　然而上海商人之力，毕竟与全国之力不可相比，那么就要通过各省咨议局与旅沪人士的公私交往，转约各省籍友好，无论其赞许共和与否，均来惜阴堂商洽。

　　其时在惜阴堂中，据赵尊岳文中记载，奔走最得力者，有江苏人黄炎培、沈恩孚、孟森、刘垣、冷遹、雷奋，浙江人诸辅成等。

　　于是先后来到的有十余省代表，早晚相见于惜阴堂。最后以十七位代表之力(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上海、苏州、镇江、南京、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重庆、成都)奠定了南京临时国会的基础，一切宏图大略都是共商于惜阴堂的斗室之中。

　　不久长沙黄兴、番禺汪精卫、余杭章太炎、桃源宋教仁、长沙章士钊、三原于右任先后来到惜阴堂，由于时局紧张，所以“筹事缜密，服劳勤挚”，为南北议和而积极奔走。山西景耀月、直隶张继、山东丁世铎、云南张耀曾等，也先后来沪陈述当地情况，咨询下一步的对策，惜阴堂内谋士云集，气氛凝重。从那时起，天天商议，日日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