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软件研发中心简介:"民国产婆"赵凤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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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凤昌(1856-1938),江苏武进人。
赵凤昌1911年12月25日提出“三虑”、“三策”，赵凤昌洞察入微,谋略过人,观其三虑三策,堪比孔明之隆中对。 孙中山12月25日回国,第二天下午即赴“惜阴堂”会见赵凤昌,征询他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赵向孙分析了南北形势,提出“三虑”、“三策”:
和议不决,南北相持,久则经济恐慌,民生困苦,外交必生绝大之危险。赔款到期不付,各国责之北京,北京不应,责之南方。各省又散而不能统一,万一列强借为口实,以占据领土为质,岂非陷于瓜分之危险。此可虑者一也。
北京情状,本已朝不保夕,自袁入都后,人心渐定,而于外交上、军政上,袁尤占有优胜之势力。盖各国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个人,已与皇帝无异矣。东三省既以外交之牵制,不能宣告独立,而山东、河南、直隶,又属袁之根据旧地,将来大势必趋于袁之势力范围,万一袁将北京经营就绪,外债、外交均已得手,基础稍固,渐及于山东、河南、直隶三省,举兵南向,以与我革军相持,则彼此胜负未可决也。即使南方可以抵拒,亦将成南北分离之局,全国领土,势将缩小,南方人满,将何以为移植之区域?此可虑者二也。
南方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察其内容,事权不一,意见不齐,有未能趋于统一之势。各处革军,又多新募之卒、未练之兵,恐难言战。南方各省军政府内部,已有争权夺利之事,彼此内讧,不久必溃,而团结一致,实非易事。倘因此不能统一,功败垂成,袁将成拿破仑之事业。此可虑者三也。
赵凤昌为南方计,欲与北方相持,有极重要者三策。
一、业经宣告独立各省,宜商议组织临时政府,筹划全局。凡各省军政、财政互相联络,务使将长江一带布置完密,可守可战,为进规北方之计。
二、北军所恃者京汉铁路,转输军饷,甚为便利。必须有一奇兵,直捣开封,足助豫人独立,而绝北京之后援,革军既克河南,截断京汉铁路,汉口北军不战而降矣。
三、北京财政危机,已达极点。而南军尽得江南富庶省份,若鼓励商业,经营税饷,既有长江河流交通之便,又占苏、浙、闽、粤港口外贸之利,财政、武器,均易筹措,可为持久之计,北军虽多,无能为也。
赵凤昌洞察入微,谋略过人,观其三虑三策,堪比孔明之隆中对。其后,孙中山又多次登门拜访,与赵凤昌商讨统一建国、网罗英才及国家财政诸要端。赵凤昌提出了许多建议,勉励孙中山“建府奠基,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 赵凤昌(1856-1938),江苏武进人,早年曾入张之洞幕府,深得信赖,曾参与谋划“东南互保”。辛亥革命前后居上海,与政界人物江浙名流来往密切,其居所成为南北双方非正式的议事之所,得以参与机密,出谋划策。因是幕僚出身,注意保存来往函电、文稿,其价值连城的“赵凤昌藏札”计109册36函2729通(件),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大不相同。在中国历史上,每到改朝换代,天下大乱,英雄辈出,但多数英雄资质平庸,侥幸乘势而起。真正造时势的英雄,稀若凤毛麟角。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南阳路十号“惜阴堂”住着一位老人,深居简出,但南北要人,趋之若鹜,惜阴堂成了名流荟萃之所,许多左右时局的大事都在这里密谋……
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南方策士
北方议和代表团成员冯耿光在一篇回忆南北议和的文章里,讲了一段赵凤昌的故事:有一天,北京拍来电报,我送给唐绍仪,他看过兴奋地说:“北京回电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唐绍仪一边说一边挂电话,电话里和对方仍是和过去一样有说有笑,显得关系非常密切。我觉得奇怪,就问唐绍仪:“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伍廷芳),为什么先打电话给他?”唐绍仪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说起赵凤昌,此人很有些传奇色彩。他是江苏武进县人,1856年出生,家境清贫,幼年失学,去当地一家钱庄学徒,常到一位朱姓人家送银钱。他人很机警,因为家贫,挪用了钱庄的银子,被掌柜的停职。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姓朱的很有钱,就对他说:“看你人很聪明,不是当伙计的材料,你最好还是去读书,才有希望上进。”赵凤昌说:“我读不起书了,还是请您推荐一份工作给我做吧,您家里店铺很多,我只想到铺子里当一个小伙计。”姓朱的说:“你不是当伙计的人,你既不愿读书,我索性多送你几个钱,你去捐一个小官,到省候补,将来一定可以出头。”于是这位姓朱的不由分说,为他捐了一个县丞,并送了他旅费,分发到广州。
深受张之洞倚重
赵凤昌在广州混了几年,适逢张之洞来做两广总督,对他十分赏识,请他做总督衙门文案,参与一切机密,后又随张之洞到湖广总督任上,格外亲信。赵凤昌之所以受到张之洞的信任和依赖,除了因他聪明、好学、善谋、机敏,还有一个理由,因为他记忆力极好。张之洞生活懒散,率性而为,作息无一定时间,书籍公文随手丢放,有时正在批阅公事文书的时候就睡着了,醒了又忽然想到要检阅哪一册书,有时正在看书,忽然又想要查看往年的文档,找某一件公文,只有赵凤昌有此记忆力,能做到随要随到。张之洞对每日公文与往来函电,看过之后随手抛弃,事过即忘不易找寻,只有赵凤昌为他逐日编目归档,整理得井井有条,一索即得。
赵凤昌文理平常,但跟随张之洞多年之后,居然能代拟公牍,而且模仿张的书法几能乱真。因与张之洞朝夕相处,不免引用许多同乡。有一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奏参张之洞一摺,牵涉到赵凤昌的名字。清廷交两江总督刘坤一查办,刘查办摺内,说得张之洞样样都好,不过为顾全京官参奏的人面子起见,说赵凤昌不免有“揽权招摇”情节,将赵凤昌革职,永不叙用。刘坤一这种做法当然是为了保护张之洞,让赵凤昌担责任,张之洞觉得很过意不去,就向盛宣怀讨了一个武昌电报局挂名差使给赵凤昌,作为生活之资,而派他住在上海,办理通讯、运输和其他机密事务。
谋划东南互保
1900年,义和团在北京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枪杀德国公使,慈禧太后宣战上谕通电各省时,张謇、赵凤昌、盛宣怀等人在上海出谋划策,分头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倡议拒绝上谕,保护东南。 张之洞起初迟疑不决,赵凤昌派人赴武昌面陈,又向张发电报说:“李鸿章、刘坤一在原则上已完全同意,而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亦由盛宣怀接洽谈妥,只希望武昌方面出而主持。”于是,张与刘、李联衔通电各省将军、都统、总督、巡抚,电称:北京义和团作乱,完全由于端王、刚毅所指使,蒙蔽两宫,袭击各使馆,擅发对各国宣战之上谕,均不能承认,望各省当局切勿轻信,竭力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超越南北党见的政见
上海光复后,位于南阳路十号的赵宅“惜阴堂”,成了各派要人聚会之所,赵凤昌与官僚、士绅、同盟会、光复会各方人士皆有往来,他思路开阔,智谋超群,对南北形势,判断精确,常出奇策,以匡时局。 在《赵凤昌藏札》第一百零七册函电稿中,有他拟定的政见五条:“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这五条政见高瞻远瞩,超越了南北党见。他在“目前所当研究之事”的备忘录中写道:“总机关宜如何组织。一切建设,宜如何预备。同人意见,宜如何发表。已独立未独立各省,宜如何交通。满洲政府如仍存在,宜如何应付。北方军队如袁世凯、张绍曾等,宜如何联络。”他还草拟了“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议会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以历史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速莅沪集议。盼切盼切。集议方法及提议大纲如下:甲、集议之方法:一、通告各省旧时谘议局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二、通告各省现时都督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三、有两省以上代表到沪,即先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议。乙、会议之要件:一、公认外交代表；二、对于军事进行之联络方法；三、对于清皇室之处置。”此稿即为九月二十一日(1911年11月11日)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沪督陈其美通电各省公推代表赴上海组织临时政府电文的蓝本,此后定名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及辗转汉口、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已成南方独立各省公认的立法机构,其后南方民军制定法案、组织政府、选举总统,皆端赖于此。
与北方要人往来密切
赵凤昌与北方要人梁敦彦、唐绍仪、熊希龄等人也有密切来往。袁世凯任总理大臣自湖北前线回京组阁,委任梁敦彦为外务大臣,赵凤昌电梁:“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公切勿回京,宜在外力阻外兵来华,并设法借他国阻止日本举动,以保将来中国。与公至交,据实密达。”赵凤昌又致电唐绍仪,劝其“宜缓到任”。
赵凤昌的妻弟洪述祖是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的幕僚,他常向赵密报北京政情。十月初一,洪述祖致赵凤昌密函,向他通报了袁世凯进京组阁至唐绍仪南下之前这段时间袁、唐游说庆亲王奕劻的情况:“竹哥鉴:上月初在少川(引者注:唐绍仪)处,读吾哥密电。次日弟草一诏稿,托人转说前途(引者注:指赵秉钧),迄未有效。直至项城(引者注:袁世凯)入京,方以此稿抄两份分途达之。(少川之力)项城甚为赞成,而难于启齿,不得已开少川之缺。(非开缺不肯行)于廿七日入都商定办法。弟廿八日入都,于廿八日少川自往晤老庆(引者注:指奕劻),反复言之。老庆亦谈之声泪并下,然亦不能独断,允于次早决定。不料一夜之后,(想必与载沣等密商矣)廿九早,全局又翻,说恐怕国民专要共和云云。菊人(引者注:徐世昌)、项城均力争不得,项城退直,焦急万分；少川谋,即以此宗旨由项城奏请施行。(约五日即可见)倘不允,即日辞职,以去就争之。事机千载一时,南中切勿松动。(惟到沪议政员,殊难其人,以少川来,南中人愿否?乞密示。)”(《赵凤昌藏札》,第108册函电稿,《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966年2月第1版,P1069-1070)当时袁世凯正打算派唐绍仪南下议和,先通过洪述祖与赵凤昌的特殊关系,了解南方对唐绍仪出任议和全权代表的态度。
与张謇、唐绍仪、黄兴的往来
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张謇与袁世凯对如何应付未来时局的变化已达成默契。五月十一日(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罢官归隐的袁世凯。当时,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引发了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浙江等省民众的强烈反对,社会动荡,危机四伏,张謇代表江苏谘议局及士绅恳请袁世凯出山挽救危局,袁为其说服,送张时向他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他复出后的一系列行动表现出他的确兑现了对张謇的承诺:他把汉口、汉阳攻下之后,若要夺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未这样做；当张勋在南京被攻时,他若派清江、徐州的军队两路过江增援,张勋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没有这样做。袁世凯知道,民军方面,孙文、黄兴之外,张謇亦有一部分潜势力,派唐绍仪到南方议和时,秘密叮嘱他:“你到上海后,必须想法先与张謇见面,你得告诉他,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行事。”唐绍仪一到上海,首先访问赵凤昌,请赵密约张謇在“惜阴堂”见面。原来唐绍仪甲午以后有一段时间,在上海作寓公,曾与赵凤昌相识,二人极为投契,又知赵与张謇私交亦密,故求其代为约见。
唐绍仪第一次会见张謇,先代袁世凯致殷拳之意,并询问南北乱局应如何措理,愿听张的指示。唐绍仪向张、赵转告了袁世凯愿顺从民心的诚意,要求张、赵调停南北冲突,促使和议早成。唐绍仪露出口风,若推荐袁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张謇答道:“所谓南北议和,照现在的形势,乃是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间的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唐绍仪听了,对张謇说:“四先生所说,开门见山。我当听从指示,尽力为之。”(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4页) 黄兴兵败汉阳,回到上海,即在赵凤昌家中与张謇、程德全等人会面。唐绍仪到上海议和,亦在赵宅与黄兴面商,黄兴此时已被举为大元帅,有关议和的重要议题,都由他和唐绍仪协商。甚至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亦常到赵宅与唐绍仪晤面。
在《赵凤昌藏札》中,有一份《拟召开国民会议办法稿》:“一、开国民会议,投票取决共和、君位问题,取决多数。取决之后,两方均须承认。二、国民会议由各省电举代表组织,每省三人,每人一票,若到会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权。三、开会省数有三分之二,即可开会决议。四、开会场所在上海城。五、开会时间定于十一月初十日以前,愈早愈妙。”将此稿对照伍、唐第四次、第五次会议达成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除将开会省数改为“四分之三”、开会时间定为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其他内容完全相同。可见伍、唐公开会议之前,议事大纲及协议条款均已决定,而赵凤昌亦是参与机密者。
为孙中山剖析南北形势
孙中山12月25日回国,第二天下午即赴“惜阴堂”会见赵凤昌,征询他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赵向孙分析了南北形势,提出“三虑”、“三策”:和议不决,南北相持,久则经济恐慌,民生困苦,外交必生绝大之危险。赔款到期不付,各国责之北京,北京不应,责之南方。各省又散而不能统一,万一列强借为口实,以占据领土为质,岂非陷于瓜分之危险。此可虑者一也。
北京情状,本已朝不保夕,自袁入都后,人心渐定,而于外交上、军政上,袁尤占有优胜之势力。盖各国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个人,已与皇帝无异矣。东三省既以外交之牵制,不能宣告独立,而山东、河南、直隶,又属袁之根据旧地,将来大势必趋于袁之势力范围,万一袁将北京经营就绪,外债、外交均已得手,基础稍固,渐及于山东、河南、直隶三省,举兵南向,以与我革军相持,则彼此胜负未可决也。即使南方可以抵拒,亦将成南北分离之局,全国领土,势将缩小,南方人满,将何以为移植之区域?此可虑者二也。
南方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察其内容,事权不一,意见不齐,有未能趋于统一之势。各处革军,又多新募之卒、未练之兵,恐难言战。南方各省军政府内部,已有争权夺利之事,彼此内讧,不久必溃,而团结一致,实非易事。倘因此不能统一,功败垂成,袁将成拿破仑之事业。此可虑者三也。
今为南方计,欲与北方相持,有极重要者三策。
一、业经宣告独立各省,宜商议组织临时政府,筹划全局。凡各省军政、财政互相联络,务使将长江一带布置完密,可守可战,为进规北方之计。
二、北军所恃者京汉铁路,转输军饷,甚为便利。必须有一奇兵,直捣开封,足助豫人独立,而绝北京之后援,革军既克河南,截断京汉铁路,汉口北军不战而降矣。
三、北京财政危机,已达极点。而南军尽得江南富庶省份,若鼓励商业,经营税饷,既有长江河流交通之便,又占苏、浙、闽、粤港口外贸之利,财政、武器,均易筹措,可为持久之计,北军虽多,无能为也。
赵凤昌洞察入微,谋略过人,观其三虑三策,堪比孔明之隆中对。其后,孙中山又多次登门拜访,与赵凤昌商讨统一建国、网罗英才及国家财政诸要端。赵凤昌提出了许多建议,勉励孙中山“建府奠基,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
代张謇草拟电稿游说段祺瑞促使清帝退位
1912年1月10日(旧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张謇向袁世凯发电报,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事向袁释疑:“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孙中山已宣言,大局一定,即当退位。北方军人,因此怀疑,实未深悉苦衷。”不久,张謇向袁世凯建议,由他赴汉口见段祺瑞,说服他用军人名义通电拥护共和,以促使清帝早日退位。大约在1月下旬,张謇再次致电袁世凯,为袁出谋划策:“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政府,云军人虽无参与政权之例,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执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而大事可定矣。所拟办法如下,公如以为可行,须请密电段芝泉等。謇观大势,失此机会,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幸公图之。”十二月初五(1912年1月23日),段祺瑞果然致电内阁:军心动摇,共和思想有难遏之势。十二月初七,段祺瑞再电内阁:各将领力主共和,闻溥伟、载泽阻挠,愤愤不平,拟即联衔陈请。十二月初八,段祺瑞领衔四十七名将领电请清廷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从段祺瑞这一连串的逼宫动作来看,张謇致袁世凯的两封密电显然起了作用。张謇是否去汉口游说段祺瑞,他的《自编年谱》和《张謇日记》中均无记载,这两封电报,《张季子九录》也未收录,而是保存在《赵凤昌藏札》第一百零八、第一百零九册里,很有可能是赵凤昌所拟而以张謇名义致袁的电稿。《赵凤昌藏札》中有一篇《对全国财政预算估计》,看似张謇《对于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的草稿,但不知出自赵、张谁手。
在南北议和的最后关头提出折衷方案
《赵凤昌藏札》中有一份“正副总统及内阁名单稿”,为赵凤昌参与南北秘密谈判时所记,其中总统、副总统、总理人选以及陆军、财政、外交、教育总长与后来袁世凯第一任内阁的这四位总长人选完全相同。赵凤昌在议和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 南北议和到了最后关头,双方在讨论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任内阁问题时,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总理通过之后,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全体名单,请参议员投票。袁世凯拒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双方互不让步,僵持多日。
在“惜阴堂”讨论这个问题时,赵凤昌亦列席旁听,他是幕僚出身,最能揣摩各人心理,他已觉得唐绍仪对此问题,十分为难,便插言道:“我是以地主的资格列席旁听的人,不应有什么主张。但现在对内阁问题,我有一个意见,可以贡献诸君以备参考。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袁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唐绍仪字)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赵凤昌这话刚说完,孙文、黄兴同时鼓掌,表示欢迎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同时即决定请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这个问题就这样圆满解决了。
刘厚生说:“赵凤昌逝世,我曾撰祭文一篇,稿已遗失,但有数语,尚能记得,文曰:‘南阳路北,有楼三楹,先生所居,颜曰惜阴。惜阴斋舍,满坐宾朋,呱呱民国,于兹诞生。”殆纪实也。当时戏赠凤昌一个外号,叫他做民国的产婆。这位产婆,在助产时,很是出力……”(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2页)
《赵凤昌藏札》共一百零九册,现存在国家图书馆,内有南北要人之间大量的机密函电,仔细梳理,可以发现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足见赵凤昌在南北议和与建立民国过程中所起的决策作用有多大。但当时知道这些秘密的人并不多,而赵凤昌亦不居功,他为人低调,处事谨慎,对机密讳而不谈,有人称他是建立民国的无名英雄,可以说是有道理的。他被时论誉为“民国产婆”,也并非虚名。 外国学者说中国人对历史是“有选择地记忆”或者叫“有选择地遗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先生对义和团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再比如关于太平天国， 1862年夏，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梁启超先生言：“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范文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然而在过去极左思潮一度泛滥的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这种作风，在今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赵凤昌1911年12月25日提出“三虑”、“三策”，赵凤昌洞察入微,谋略过人,观其三虑三策,堪比孔明之隆中对。 孙中山12月25日回国,第二天下午即赴“惜阴堂”会见赵凤昌,征询他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赵向孙分析了南北形势,提出“三虑”、“三策”:和议不决,南北相持,久则经济恐慌,民生困苦,外交必生绝大之危险。赔款到期不付,各国责之北京,北京不应,责之南方。各省又散而不能统一,万一列强借为口实,以占据领土为质,岂非陷于瓜分之危险。此可虑者一也。
北京情状,本已朝不保夕,自袁入都后,人心渐定,而于外交上、军政上,袁尤占有优胜之势力。盖各国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个人,已与皇帝无异矣。东三省既以外交之牵制,不能宣告独立,而山东、河南、直隶,又属袁之根据旧地,将来大势必趋于袁之势力范围,万一袁将北京经营就绪,外债、外交均已得手,基础稍固,渐及于山东、河南、直隶三省,举兵南向,以与我革军相持,则彼此胜负未可决也。即使南方可以抵拒,亦将成南北分离之局,全国领土,势将缩小,南方人满,将何以为移植之区域?此可虑者二也。
南方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察其内容,事权不一,意见不齐,有未能趋于统一之势。各处革军,又多新募之卒、未练之兵,恐难言战。南方各省军政府内部,已有争权夺利之事,彼此内讧,不久必溃,而团结一致,实非易事。倘因此不能统一,功败垂成,袁将成拿破仑之事业。此可虑者三也。
赵凤昌为南方计,欲与北方相持,有极重要者三策。
一、业经宣告独立各省,宜商议组织临时政府,筹划全局。凡各省军政、财政互相联络,务使将长江一带布置完密,可守可战,为进规北方之计。
二、北军所恃者京汉铁路,转输军饷,甚为便利。必须有一奇兵,直捣开封,足助豫人独立,而绝北京之后援,革军既克河南,截断京汉铁路,汉口北军不战而降矣。
三、北京财政危机,已达极点。而南军尽得江南富庶省份,若鼓励商业,经营税饷,既有长江河流交通之便,又占苏、浙、闽、粤港口外贸之利,财政、武器,均易筹措,可为持久之计,北军虽多,无能为也。
赵凤昌洞察入微,谋略过人,观其三虑三策,堪比孔明之隆中对。其后,孙中山又多次登门拜访,与赵凤昌商讨统一建国、网罗英才及国家财政诸要端。赵凤昌提出了许多建议,勉励孙中山“建府奠基,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 赵凤昌(1856-1938),江苏武进人,早年曾入张之洞幕府,深得信赖,曾参与谋划“东南互保”。辛亥革命前后居上海,与政界人物江浙名流来往密切,其居所成为南北双方非正式的议事之所,得以参与机密,出谋划策。因是幕僚出身,注意保存来往函电、文稿,其价值连城的“赵凤昌藏札”计109册36函2729通(件),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大不相同。在中国历史上,每到改朝换代,天下大乱,英雄辈出,但多数英雄资质平庸,侥幸乘势而起。真正造时势的英雄,稀若凤毛麟角。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南阳路十号“惜阴堂”住着一位老人,深居简出,但南北要人,趋之若鹜,惜阴堂成了名流荟萃之所,许多左右时局的大事都在这里密谋……
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南方策士
北方议和代表团成员冯耿光在一篇回忆南北议和的文章里,讲了一段赵凤昌的故事:有一天,北京拍来电报,我送给唐绍仪,他看过兴奋地说:“北京回电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唐绍仪一边说一边挂电话,电话里和对方仍是和过去一样有说有笑,显得关系非常密切。我觉得奇怪,就问唐绍仪:“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伍廷芳),为什么先打电话给他?”唐绍仪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说起赵凤昌,此人很有些传奇色彩。他是江苏武进县人,1856年出生,家境清贫,幼年失学,去当地一家钱庄学徒,常到一位朱姓人家送银钱。他人很机警,因为家贫,挪用了钱庄的银子,被掌柜的停职。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姓朱的很有钱,就对他说:“看你人很聪明,不是当伙计的材料,你最好还是去读书,才有希望上进。”赵凤昌说:“我读不起书了,还是请您推荐一份工作给我做吧,您家里店铺很多,我只想到铺子里当一个小伙计。”姓朱的说:“你不是当伙计的人,你既不愿读书,我索性多送你几个钱,你去捐一个小官,到省候补,将来一定可以出头。”于是这位姓朱的不由分说,为他捐了一个县丞,并送了他旅费,分发到广州。
深受张之洞倚重
赵凤昌在广州混了几年,适逢张之洞来做两广总督,对他十分赏识,请他做总督衙门文案,参与一切机密,后又随张之洞到湖广总督任上,格外亲信。赵凤昌之所以受到张之洞的信任和依赖,除了因他聪明、好学、善谋、机敏,还有一个理由,因为他记忆力极好。张之洞生活懒散,率性而为,作息无一定时间,书籍公文随手丢放,有时正在批阅公事文书的时候就睡着了,醒了又忽然想到要检阅哪一册书,有时正在看书,忽然又想要查看往年的文档,找某一件公文,只有赵凤昌有此记忆力,能做到随要随到。张之洞对每日公文与往来函电,看过之后随手抛弃,事过即忘不易找寻,只有赵凤昌为他逐日编目归档,整理得井井有条,一索即得。
赵凤昌文理平常,但跟随张之洞多年之后,居然能代拟公牍,而且模仿张的书法几能乱真。因与张之洞朝夕相处,不免引用许多同乡。有一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奏参张之洞一摺,牵涉到赵凤昌的名字。清廷交两江总督刘坤一查办,刘查办摺内,说得张之洞样样都好,不过为顾全京官参奏的人面子起见,说赵凤昌不免有“揽权招摇”情节,将赵凤昌革职,永不叙用。刘坤一这种做法当然是为了保护张之洞,让赵凤昌担责任,张之洞觉得很过意不去,就向盛宣怀讨了一个武昌电报局挂名差使给赵凤昌,作为生活之资,而派他住在上海,办理通讯、运输和其他机密事务。
谋划东南互保
1900年,义和团在北京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枪杀德国公使,慈禧太后宣战上谕通电各省时,张謇、赵凤昌、盛宣怀等人在上海出谋划策,分头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倡议拒绝上谕,保护东南。 张之洞起初迟疑不决,赵凤昌派人赴武昌面陈,又向张发电报说:“李鸿章、刘坤一在原则上已完全同意,而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亦由盛宣怀接洽谈妥,只希望武昌方面出而主持。”于是,张与刘、李联衔通电各省将军、都统、总督、巡抚,电称:北京义和团作乱,完全由于端王、刚毅所指使,蒙蔽两宫,袭击各使馆,擅发对各国宣战之上谕,均不能承认,望各省当局切勿轻信,竭力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超越南北党见的政见
上海光复后,位于南阳路十号的赵宅“惜阴堂”,成了各派要人聚会之所,赵凤昌与官僚、士绅、同盟会、光复会各方人士皆有往来,他思路开阔,智谋超群,对南北形势,判断精确,常出奇策,以匡时局。 在《赵凤昌藏札》第一百零七册函电稿中,有他拟定的政见五条:“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这五条政见高瞻远瞩,超越了南北党见。他在“目前所当研究之事”的备忘录中写道:“总机关宜如何组织。一切建设,宜如何预备。同人意见,宜如何发表。已独立未独立各省,宜如何交通。满洲政府如仍存在,宜如何应付。北方军队如袁世凯、张绍曾等,宜如何联络。”他还草拟了“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议会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以历史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速莅沪集议。盼切盼切。集议方法及提议大纲如下:甲、集议之方法:一、通告各省旧时谘议局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二、通告各省现时都督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三、有两省以上代表到沪,即先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议。乙、会议之要件:一、公认外交代表；二、对于军事进行之联络方法；三、对于清皇室之处置。”此稿即为九月二十一日(1911年11月11日)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沪督陈其美通电各省公推代表赴上海组织临时政府电文的蓝本,此后定名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及辗转汉口、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已成南方独立各省公认的立法机构,其后南方民军制定法案、组织政府、选举总统,皆端赖于此。
与北方要人往来密切
赵凤昌与北方要人梁敦彦、唐绍仪、熊希龄等人也有密切来往。袁世凯任总理大臣自湖北前线回京组阁,委任梁敦彦为外务大臣,赵凤昌电梁:“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公切勿回京,宜在外力阻外兵来华,并设法借他国阻止日本举动,以保将来中国。与公至交,据实密达。”赵凤昌又致电唐绍仪,劝其“宜缓到任”。
赵凤昌的妻弟洪述祖是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的幕僚,他常向赵密报北京政情。十月初一,洪述祖致赵凤昌密函,向他通报了袁世凯进京组阁至唐绍仪南下之前这段时间袁、唐游说庆亲王奕劻的情况:“竹哥鉴:上月初在少川(引者注:唐绍仪)处,读吾哥密电。次日弟草一诏稿,托人转说前途(引者注:指赵秉钧),迄未有效。直至项城(引者注:袁世凯)入京,方以此稿抄两份分途达之。(少川之力)项城甚为赞成,而难于启齿,不得已开少川之缺。(非开缺不肯行)于廿七日入都商定办法。弟廿八日入都,于廿八日少川自往晤老庆(引者注:指奕劻),反复言之。老庆亦谈之声泪并下,然亦不能独断,允于次早决定。不料一夜之后,(想必与载沣等密商矣)廿九早,全局又翻,说恐怕国民专要共和云云。菊人(引者注:徐世昌)、项城均力争不得,项城退直,焦急万分；少川谋,即以此宗旨由项城奏请施行。(约五日即可见)倘不允,即日辞职,以去就争之。事机千载一时,南中切勿松动。(惟到沪议政员,殊难其人,以少川来,南中人愿否?乞密示。)”(《赵凤昌藏札》,第108册函电稿,《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966年2月第1版,P1069-1070)当时袁世凯正打算派唐绍仪南下议和,先通过洪述祖与赵凤昌的特殊关系,了解南方对唐绍仪出任议和全权代表的态度。
与张謇、唐绍仪、黄兴的往来
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张謇与袁世凯对如何应付未来时局的变化已达成默契。五月十一日(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罢官归隐的袁世凯。当时,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引发了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浙江等省民众的强烈反对,社会动荡,危机四伏,张謇代表江苏谘议局及士绅恳请袁世凯出山挽救危局,袁为其说服,送张时向他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他复出后的一系列行动表现出他的确兑现了对张謇的承诺:他把汉口、汉阳攻下之后,若要夺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未这样做；当张勋在南京被攻时,他若派清江、徐州的军队两路过江增援,张勋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没有这样做。袁世凯知道,民军方面,孙文、黄兴之外,张謇亦有一部分潜势力,派唐绍仪到南方议和时,秘密叮嘱他:“你到上海后,必须想法先与张謇见面,你得告诉他,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行事。”唐绍仪一到上海,首先访问赵凤昌,请赵密约张謇在“惜阴堂”见面。原来唐绍仪甲午以后有一段时间,在上海作寓公,曾与赵凤昌相识,二人极为投契,又知赵与张謇私交亦密,故求其代为约见。
唐绍仪第一次会见张謇,先代袁世凯致殷拳之意,并询问南北乱局应如何措理,愿听张的指示。唐绍仪向张、赵转告了袁世凯愿顺从民心的诚意,要求张、赵调停南北冲突,促使和议早成。唐绍仪露出口风,若推荐袁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张謇答道:“所谓南北议和,照现在的形势,乃是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间的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唐绍仪听了,对张謇说:“四先生所说,开门见山。我当听从指示,尽力为之。”(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4页) 黄兴兵败汉阳,回到上海,即在赵凤昌家中与张謇、程德全等人会面。唐绍仪到上海议和,亦在赵宅与黄兴面商,黄兴此时已被举为大元帅,有关议和的重要议题,都由他和唐绍仪协商。甚至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亦常到赵宅与唐绍仪晤面。
在《赵凤昌藏札》中,有一份《拟召开国民会议办法稿》:“一、开国民会议,投票取决共和、君位问题,取决多数。取决之后,两方均须承认。二、国民会议由各省电举代表组织,每省三人,每人一票,若到会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权。三、开会省数有三分之二,即可开会决议。四、开会场所在上海城。五、开会时间定于十一月初十日以前,愈早愈妙。”将此稿对照伍、唐第四次、第五次会议达成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除将开会省数改为“四分之三”、开会时间定为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其他内容完全相同。可见伍、唐公开会议之前,议事大纲及协议条款均已决定,而赵凤昌亦是参与机密者。
为孙中山剖析南北形势
孙中山12月25日回国,第二天下午即赴“惜阴堂”会见赵凤昌,征询他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赵向孙分析了南北形势,提出“三虑”、“三策”:和议不决,南北相持,久则经济恐慌,民生困苦,外交必生绝大之危险。赔款到期不付,各国责之北京,北京不应,责之南方。各省又散而不能统一,万一列强借为口实,以占据领土为质,岂非陷于瓜分之危险。此可虑者一也。
北京情状,本已朝不保夕,自袁入都后,人心渐定,而于外交上、军政上,袁尤占有优胜之势力。盖各国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个人,已与皇帝无异矣。东三省既以外交之牵制,不能宣告独立,而山东、河南、直隶,又属袁之根据旧地,将来大势必趋于袁之势力范围,万一袁将北京经营就绪,外债、外交均已得手,基础稍固,渐及于山东、河南、直隶三省,举兵南向,以与我革军相持,则彼此胜负未可决也。即使南方可以抵拒,亦将成南北分离之局,全国领土,势将缩小,南方人满,将何以为移植之区域?此可虑者二也。
南方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察其内容,事权不一,意见不齐,有未能趋于统一之势。各处革军,又多新募之卒、未练之兵,恐难言战。南方各省军政府内部,已有争权夺利之事,彼此内讧,不久必溃,而团结一致,实非易事。倘因此不能统一,功败垂成,袁将成拿破仑之事业。此可虑者三也。
今为南方计,欲与北方相持,有极重要者三策。
一、业经宣告独立各省,宜商议组织临时政府,筹划全局。凡各省军政、财政互相联络,务使将长江一带布置完密,可守可战,为进规北方之计。
二、北军所恃者京汉铁路,转输军饷,甚为便利。必须有一奇兵,直捣开封,足助豫人独立,而绝北京之后援,革军既克河南,截断京汉铁路,汉口北军不战而降矣。
三、北京财政危机,已达极点。而南军尽得江南富庶省份,若鼓励商业,经营税饷,既有长江河流交通之便,又占苏、浙、闽、粤港口外贸之利,财政、武器,均易筹措,可为持久之计,北军虽多,无能为也。
赵凤昌洞察入微,谋略过人,观其三虑三策,堪比孔明之隆中对。其后,孙中山又多次登门拜访,与赵凤昌商讨统一建国、网罗英才及国家财政诸要端。赵凤昌提出了许多建议,勉励孙中山“建府奠基,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
代张謇草拟电稿游说段祺瑞促使清帝退位
1912年1月10日(旧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张謇向袁世凯发电报,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事向袁释疑:“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孙中山已宣言,大局一定,即当退位。北方军人,因此怀疑,实未深悉苦衷。”不久,张謇向袁世凯建议,由他赴汉口见段祺瑞,说服他用军人名义通电拥护共和,以促使清帝早日退位。大约在1月下旬,张謇再次致电袁世凯,为袁出谋划策:“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政府,云军人虽无参与政权之例,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执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而大事可定矣。所拟办法如下,公如以为可行,须请密电段芝泉等。謇观大势,失此机会,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幸公图之。”十二月初五(1912年1月23日),段祺瑞果然致电内阁:军心动摇,共和思想有难遏之势。十二月初七,段祺瑞再电内阁:各将领力主共和,闻溥伟、载泽阻挠,愤愤不平,拟即联衔陈请。十二月初八,段祺瑞领衔四十七名将领电请清廷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从段祺瑞这一连串的逼宫动作来看,张謇致袁世凯的两封密电显然起了作用。张謇是否去汉口游说段祺瑞,他的《自编年谱》和《张謇日记》中均无记载,这两封电报,《张季子九录》也未收录,而是保存在《赵凤昌藏札》第一百零八、第一百零九册里,很有可能是赵凤昌所拟而以张謇名义致袁的电稿。《赵凤昌藏札》中有一篇《对全国财政预算估计》,看似张謇《对于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的草稿,但不知出自赵、张谁手。
在南北议和的最后关头提出折衷方案
《赵凤昌藏札》中有一份“正副总统及内阁名单稿”,为赵凤昌参与南北秘密谈判时所记,其中总统、副总统、总理人选以及陆军、财政、外交、教育总长与后来袁世凯第一任内阁的这四位总长人选完全相同。赵凤昌在议和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 南北议和到了最后关头,双方在讨论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任内阁问题时,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总理通过之后,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全体名单,请参议员投票。袁世凯拒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双方互不让步,僵持多日。
在“惜阴堂”讨论这个问题时,赵凤昌亦列席旁听,他是幕僚出身,最能揣摩各人心理,他已觉得唐绍仪对此问题,十分为难,便插言道:“我是以地主的资格列席旁听的人,不应有什么主张。但现在对内阁问题,我有一个意见,可以贡献诸君以备参考。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袁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唐绍仪字)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赵凤昌这话刚说完,孙文、黄兴同时鼓掌,表示欢迎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同时即决定请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这个问题就这样圆满解决了。
刘厚生说:“赵凤昌逝世,我曾撰祭文一篇,稿已遗失,但有数语,尚能记得,文曰:‘南阳路北,有楼三楹,先生所居,颜曰惜阴。惜阴斋舍,满坐宾朋,呱呱民国,于兹诞生。”殆纪实也。当时戏赠凤昌一个外号,叫他做民国的产婆。这位产婆,在助产时,很是出力……”(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2页)
《赵凤昌藏札》共一百零九册,现存在国家图书馆,内有南北要人之间大量的机密函电,仔细梳理,可以发现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足见赵凤昌在南北议和与建立民国过程中所起的决策作用有多大。但当时知道这些秘密的人并不多,而赵凤昌亦不居功,他为人低调,处事谨慎,对机密讳而不谈,有人称他是建立民国的无名英雄,可以说是有道理的。他被时论誉为“民国产婆”,也并非虚名。 外国学者说中国人对历史是“有选择地记忆”或者叫“有选择地遗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先生对义和团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再比如关于太平天国， 1862年夏，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梁启超先生言：“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范文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然而在过去极左思潮一度泛滥的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这种作风，在今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