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封面文章：正视偿债违约的严重性

　　新浪财经讯 最新一期美国《商业周刊》杂志封面文章标题为“正视偿债违约的严重性”。文章认为，迫使美国逃废债务绝非小事，然而许多国民称他们想要看到这一幕。因此，当下是国会山的理智者现身和引领国家度过难关的时候了。

　　假如美国国会在联邦政府预计于5月16日前后，达到当前的14.294万亿美元的最高负债上限之前不能设定新的最高负债上限，人们关心政府会面对怎样的局面。肩负保证政府正常运转重任的财长盖特纳表示，他的提议中已包含了若干应对此窘境的紧急措施。财政部可通过从1987年新的联邦员工退休制度(Federal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FERS)之前设立的文职退休和残疾人基金(Civil Service Retirement and Disability Fund)，而不是从私人投资者处借款，至少还可维持政府运转2个月。

　　8月份之前的财政部，可能会像深陷四面楚歌的购房者那样，忙于确定究竟应先偿还哪一笔债务。联邦政府甚至还可能会在国债到期时出现偿债违约行为，由此让债权人今后会提出更高利率的要求，就像希腊和其他一些高额负债政府所面临的情形。

　　一些大量持有美国债的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可能会抛售美国债，因为契约禁止它们持有任何出现过偿债违约行为机构的债权。由此造成的恐慌将推动利率上扬，况且无人能准确说清楚未来会上扬程度，因为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一幕。纽约咨询机构，事实与观点经济学(Fact and Opinion Economics)的首席经济学家Robert A.Brusca称：“不准提高联邦政府最高负债上限的威胁，不仅是在玩火，而且是在炸药库内玩火。”

　　破坏对美国完全信任和支持不是一件小事情，但更令人可怕的是许多美国人想要看到这一幕发生。据《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在3月31日至4月4日期间联合举行的调查结果表明，64%受访者表示反对提高联邦政府的最高负债上限。在调查者反复说明他们观点的正反影响后，有些受访者称，若最高上限不提高，就可遏制支付账单、福利和政府的工资和利息；而另一些人表示，提高最高负债上限更难于让政府财政乱局恢复秩序，它还会让其他国家持有更多美国债权，让未来的数代人身负重债。在分析多种意见后，可以看出，公众反对提高最高负债上限的比例在增加，达到了62%。

　　公众的这种同归于尽的态度，让一些国会议员壮起胆子，要迫使最高债务上限谈判一直拖延到最后一分钟，以博取他们希望得到的最大好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坎托(Eric Cantor)4月12日表示，在未设定有保证的开支增长上限时，提高最高负债上限是不负责任的。坎托可能是在加快采取应急对策，而其他议员则在看着正面冲突发生。参议员Marco　Rubio发表在3月30日《华尔街日报》专栏版上的文章表示，提高最高负债上限，只不过是把最棘手的决定推迟至下一次大选之后。美国无法承担等待下去的代价。

　　对一些首先投票赞同增加开支和减税引发债务的立法者而言，目睹如此激烈抗拒提高负债上限的一幕实感非常不悦。奥巴马总统对此的态度也曾发生过改变，他在担任参议员时曾反对提高负债上限，只因时任总统布什当时不得不这样做。

　　无论对此有着怎样的态度，最高负债上限问题在美国政治进程中在起着非常有价值的作用。国会欲设定的负债限制，是有用的实际负债上限的象征，也是美国的债权人迟早要设定的上限。他们到一定程度时会对美国的负债无休止增加感到厌倦，并反对继续增加。当下，无人知晓政府在触及此铁定上限之前，还能继续挥霍到何时，而且此上限也绝非可以通过参、众两院的一次简单表决就能提高。

　　从现在来看，美国当前距此上限还很远。全球投资者在以购入年收益率只有0.8%的10年期美国债方式，来表明他们对美国信用可靠程度的信心。目前的筹资成本，甚至比克林顿政府的预算盈余时代还要低。但是，债券市场的观察者会在眨眼间变得六亲不认，这只需看一下希腊的10年期借款成本去年翻倍，达到近13%的情形。

　　正如以往看到可笑情形一样，由国会制定的最高负债上限的争斗，会让人预感到美国会比照实际负债限制，将继续提高上限的趋势。对最高负债上限立法，就如同让人站在绞刑架上，在绞索套住头部时还要憧憬美好未来一样。这是一种人为施压机制。目前看来，只有当联邦政府即将走到偿债违约边缘时，各方才会达成妥协。最高负债上限在华盛顿的机制紊乱的文化下，在起着严厉父爱的作用。

　　设定政府负债上限的问题，在当前缺少政治领导力的情形下，只会变为不受控的威胁，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杠杆。在充斥着空想家的政治分裂环境下，因为议员坚持原则到底所形成的僵局，联邦政府的确存在着偿债违约的风险。其中最好斗、并表示没有妥协兴趣的是佐治亚州众议员Paul C.Broun。这位保守的物理学者在4月8日表决的防止联邦政府停运的决议中投反对票，理由是该决议削减开支幅度还远不够。他还多次指责奥巴马总统试图以社会主义想法来统治美国。

　　这一段时期以来，从未出现过冷静的领导者现身来引领国家的好时光。现在需要做的一些事情显而易见。首先，不要因为当前的短期预算赤字而分心，随着国家经济从2007年至2009年的深度衰退中复苏，它也会大部分会随之消失。但是，大幅削减预算会减缓复苏的速度。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长期预算赤字。随着婴儿潮一代人步入老龄和患病增加，包括政府主办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和州政府医疗补贴制度(Medicaid)在内的各项福利受益开支的同步增加，赤字规模预计在2020年后会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增长。

　　改革医疗福利受益，需要把提高个人支出比例和提高效率结合起来。令人可笑的是，Medicare项目预算的28%都用在了患者生命的最后一年上，它现在还在朝着为每年开支9.3万美元一类费用高昂的癌症药物，如前列腺癌疫苗Provenge的方向上发展。

　　其次，对富裕人群征税还需提高。仅仅让布什政府制定的，针对所有纳税人的减税政策在预定的2012年失效一项内容，就足以消除今后20年预算赤字的40%。

　　因受到抵制课税的茶党(Tea Party)活跃分子的蛊惑和怂恿，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错过了引领削减债务谈判的机会，他们把削减债务规模计划的重心放在了调整开支上。众议院预算委员会(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Paul D.Ryan想要把包括把增加的医疗成本转嫁到Medicare和Medicaid受益者身上在内的各种办法来大幅削减开支，并想在10年内把赤字减少4万亿美元，而最富有的纳税人，将从最高税率降至25%，外加取消一些纳税漏洞上获益。

　　觉察到有政治机会的奥巴马先生于4月13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时对Ryan的计划不屑一顾，并对社会安全体系进行了公开辩护。他提出了在12年内削减4万亿美元赤字的计划，而非Ryan提出的10年。他在演讲中避免提及提高政府最高负债上限问题，这可能是有意避开公众一直憎恨的主意。但他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留有伏笔的预算执行建议：若2014年前仍无法让削减债务走上正轨，国会将被迫进一步对削减预算进行谈判的“债务自动防御故障(debt fail-safe)”体系。

　　在具体问题上，奥巴马为Medicare和Medicaid进行辩护，反对大幅削减在清洁能源、教育和交通运输上的开支。他宣称，Ryan是想要为全美最富裕人群进一步削减数万亿美元的税收。他颇受欢迎的一段演讲内容是，只要他担任总统，就绝不会让为富人群体大量减税的不正确的现象再现。事实上，Ryan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延续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作用。

　　政界圈内的争执虽已成为电视收视率颇高的节目，但它在5月16日前仍无法让人们看到解决问题的出路。美国需要一种更具中间立场的折中氛围，让并不情愿的两党领袖可坐下来共同议事。就像分别由共和与民主两党各3位议员形成的六人帮(Gang of Six)那样，起到努力让政府的财政根基更牢固，而不是让身在炸药库内的纵火狂发作的作用。

　　此六人帮的非正式领袖，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Mark Warner和佐治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Saxby Chambliss。其他4人分别是奥巴马总统去年任命的，在两党联立的削减预算赤字的辛普森-鲍勒斯委员会(Simpson-Bowles Commission)中任职的委员。

　　“帮伙”只是在华盛顿内对特别立法团体的习惯性称呼，因其成员相互支持和相互保守秘密，它由若干有默契的立法者组成。尽管外界对国会在重新复会后，参议员们计划在5月对外宣布的削减赤字计划感兴趣，但六人帮对此却守口如瓶。联邦政府设想的是，其计划蓝图不要与辛普森-鲍勒斯委员会在去年12月1日公布的报告差距太大。

　　该委员会呼吁，要以降低医疗保健开支的增长速度，而非向医保受益者转嫁成本方式来大幅缩减在Medicare和Medicaid的增长。针对其他最不受欢迎的政策，该委员会还强调要缩减，或取消住房按揭贷款减免利息，以及慈善性的减扣政策。为取得反对加税的保守派的支持，委员会建议以降低税率来缓解富裕纳税群体，因减少减扣赋税政策所带来的痛苦。

　　为赢得共和党人的支持，六人帮仍需将自己与奥巴马保持一定距离。采取如此策略并非易事，因为总统任命了两党联立的辛普森-鲍勒斯委员会人员，并在他4月13日的演讲中还引述了该委员会报告中的内容。若奥巴马选择在此问题上继续保持低调，六人帮面临的压力可能会小一些。

　　面对来自左右两边的高压时，六人帮需要比该委员会表现的更有胆量。六人帮成员当然也不会忘记自己都来自于何地。其中为最坚定的自由派人士之一，奥巴马的政治盟友，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Dick Durbin，在对辛普森-鲍勒斯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表决时，曾非常严肃地表达过自己的犹豫。他认为，若这份报告在国会进行最终表决时，他会投否决票。但在把国家利益于首位时，Durbin要比来自蒙大纳州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同时出任辛普森-鲍勒斯委员会委员，但不是六人帮成员的Max Baucus强很多。Baucus对该委员会的报告投了反对票，因他只考虑本州的利益，并担心该委员会的计划会提高该州西部水电企业的赋税率。

　　在1981年至1993年间担任国会议员，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人，现出任游说团体Clark & Weinstock首席说客的Vin Weber，对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六人帮的处事原则印象深刻。他称认为，这6个人办事非常认真，他们还会把这个两党联立的，及其重要的阵营继续扩大。

　　联邦政府预算正处在不可持续的道路上，但共和、民主两党对如何解决问题的想法仍是南辕北辙。假如政治人物还有不让国家发生偿债违约的良知，对最高负债上限的人为施压机制，再结合六人帮的领导力，可能才会促使国家财政走向健康道路的良好开端。(皖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