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菲尔德大学中文官网:基督信仰对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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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篇】

基督信仰对文学的影响

当我们爱不释手地阅读一些著名的文学名著时，就不能不注意到上帝这个永恒的名字，在字里行间闪烁着。耶稣基督在众多主人公的心里说话，圣经的真理贯穿这些著作的始终。但我们往往只看到上帝这个名字的出现，却很少想到作者很多都是有基督信仰的人。正是他们从圣经里吸取了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文学宝藏，接受了灵性的亮光，以惊人之笔给后世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德国大文豪歌德说得好“圣经是我一生最可靠的雄厚资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伟大的文学著作充满了圣经的使用和暗示。如同一位伟大的评论家所说的，如果你不熟悉圣经和莎士比亚的话，你便不能欣赏我们文化里最伟大的作品。圣经的思想、观念、人物和用语是文学界里通行的“货币”。
　　
没有进过学堂的耶稣，催生出最伟大的文学，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丁的《神曲》到弥尔顿的《失乐园》，从本仁约翰到鲁益师，作家莎士比亚，也大约八千次引用过《圣经》，圣经的影响触目皆是。狄更斯、雨果、歌德、安徒生、萧伯纳、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海塞、夏洛蒂·勃朗特等等，这些名字在属于全人类之前，早已属于拿撒勒木匠的儿子耶稣了。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里，有很多是有基督信仰的人，可以肯定地说大多世界文学名著都受到了圣经很大的影响，事实上你几乎无法在谈论伟大古典文学时不触及圣经。圣经之所以影响英国文学如此深远，其原因并不在于圣经是一部文学作品，更在于圣经是记录神的话语。如果没有圣经，西方文学的风华自然就无法同日而语。事实上，没有一本书比圣经更影响文学。圣经确是书中之书。


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指出：“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又是很可注意的事。”老舍把《新约》中的《启示录》视为十分重要的文学书，他崇尚基督的与人为善、拯救世人的精神。萧乾始终认为《圣经》是一部了不起的大书，并深深景仰耶稣。

　　有一则奇特的传说，世界将在一夕之间失去色彩。天空没有颜色；海水变得惨白，静止、不再波动；青草不再翠绿，花儿全然失色；钻石没有光彩，珍珠失去光泽。大自然穿上丧服，人们忧伤害怕。世界没有生命和亮光。如果今天晚上，你手臂一挥把文学中有关基督的部份：关于秠的生平、秠的事迹、秠的精神、秠所坚守的原则全部除去，那么你会发现世界——文字的世界，在一夕之间失去色彩，因为耶稣正是那色彩所在。



但丁
(13-14世纪意大利诗人、佛罗伦萨共和国大行政官)

　　13世纪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夜，佛罗伦萨诞生了一位伟大的诗人，这就是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阿利盖利·但丁。当意大利沉于道德败坏时，但丁出现了，他受到耶稣的启迪，吹响了自由的号角。凭藉着埋在他心灵中的真理和仁爱的力量，将意大利人的现实生活与人性中更为高尚更为尊贵的品质相对照。从时代的角度来看，疯狂的意大利在天堂与地狱之间颤抖。从人类的艰难奋斗中，但丁看到了并坚信永恒的公义，他的整个心灵得到了最高的升华。他辨明了神为人类所指引的道路，并用他无比美妙的诗歌向世界倾诉。他是意大利自由的先驱，为了追求自由，勇敢地面对迫害、流放和死亡。他的代表作《神曲》的主题是“弃恶从善”，诗中说：“主啊，我宁愿为你的缘故成为贫穷，不愿离你而享富贵。我宁愿与你同在地上为客旅，不愿离你而上天堂，你在哪里，天堂便在哪里；你不在哪里，哪里便是死亡和地狱。”他还说过一句使人得安慰的话：“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才有平安。”
人生若迷了路，便会失落而看不见目标，但丁写诗来比拟我们：“我在丛林中睡醒，面前呈现漆黑一片，哪里看得见应走的路?这样的一生是迷惑的。我们处于十字街头，不知何去何从，而此时惟一可靠的，便是让耶稣带领。只要我们肯跟从他，便会走向正确的路了。”他说：“地狱的火为谁而设呢?还不是为你的罪吗?你现在放纵自己，实在是为你自己积聚更多的地狱火焰的燃料罢了。”他在《炼狱》中说，地狱的门口一定写着这么一行字：“这以后，放弃你所有一切的希望。”这就是说，到了地狱后只有绝望，再没有一点希望。每个人趁活着的时候，应赶紧信耶稣，免得进地狱。

大自然是上帝的艺术作品。
——但丁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罗马书 5:12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罗马书 5:1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以弗所书 2:8



莎士比亚

基督信仰对文学的影响（上）

莎士比亚
(16-17世纪英国戏剧家、诗人)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被誉为“世上最伟大的文学巨人”。他同时代的剧作家约翰逊对他的评价是：“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永恒。”他是有史以来读者范围最广的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100多种文字。1994年美国《华盛顿邮报》评出他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他的代表作有喜剧《威尼斯商人》和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后者的悲剧告诉我们世仇带来的恶果。他说：“神生下我们，是要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一只小小的蜡烛，它的光照耀得多么远!一件善事也正像这支蜡烛一样，在这罪恶的世界上发出巨大的光辉。”“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作品。”
大家都认为莎士比亚也是一位最伟大的道学先生，对圣经极为精通。他在星期日必参加崇拜聚会，从不缺席。他研究圣经，终生不辍。在他的作品里常常谈到信仰问题，他的戏剧以优美动人的形式表现了基督信仰的观念。他把圣经的教训，例如人类的原罪和悔改，神的公义和慈爱，用文雅的诗文传达出来。在他每一剧本中，平均引用圣经中的典故和诗句有14次之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中，通本都受圣经的影响，引用圣经经文数量之多而著称于世。在这剧中有一句台词：“生还是死，这是人们应考虑的问题。”他的所有著作都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法国作家雨果曾说：“英国塑造了莎士比亚，而圣经塑造了英国。”
莎士比亚说：“最可怕的原告和证人，是每个人的良心。”良心是神创造的，耶稣来世的目的之一，为了洁净人的良心，使之重生。他还说过如下名言：“宽恕人家所不能宽恕的，是一种高贵的行为。”“恶魔往往用神圣的外表，引诱世人干最恶的罪行。”“恶者虽然暂时得逞，但神是公正的，时间会给坏人以报应。”“战争是地狱之子。”“酒是一种毒药，被人饮入口中后，智力就没有了。”
从莎士比亚的遗嘱，可看出他对基督有坚定的信仰，开头这样说：“立遗嘱者，以神的名义，阿们，莎士比亚感谢神，我身体完全健康，记忆力良好，兹订立我最后的遗嘱。首先，我将我的灵魂交在造物主神的手里，希望并确信唯有靠着我的救主耶稣的恩典，使我可得到永生的福分。而我的身体将归于尘土，因我是出于尘土。”他在52岁安息主怀，墓碑上刻着据说他临终前为自己撰写的幽默诙谐的墓志铭：“看在耶稣的分上，好朋友，切莫挖掘这黄土下的灵柩；让我安息者得神祝福。”
1999年11月23日《参考消息》报道，英国《遗产》杂志调查显示“莎士比亚是从古至今最伟大的英国人，其次是牛顿和丘吉尔。”1999年英国选出1000年来最重要的十位人物，第一名不是丘吉尔也不是维多利亚女王，而是莎士比亚，足见他在英国的影响和声誉。
一位散文学家曾自嘲说：“我如果能为莎士比亚提皮包，为弥尔顿擦皮鞋，为拉斐尔拣起梳子，就觉得十分荣幸了。”然而我们竟能如保罗所说“与神同工”(林前3：9)，该是多么大的特权和幸福啊!
从莎士比亚的作品可看出耶稣对文学的影响，正如一位英国作家说：“文学与福音是知心的好朋友。”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影响文学，反过来文学又帮助福音的传播。另一位英国作家说：“如果把所有世俗文学中源自耶稣福音的部分拿掉，那么我们国家的文学就会破一个伤口，而生命的血便很快地流尽。”


“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
“上帝是公平的，掌握命运的人永远站在天平的两端，被命运掌握的人仅仅只明白上帝赐给他命运！”
“神生下我们，是要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我的造物主——神的手里，希望并且确实相信靠着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功，使我可以得以永生的福份。”
——莎士比亚



雨果

基督信仰对文学的影响（上）

雨果
(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领袖、作家、国会议员)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几乎跨越整个19世纪，他的文学生涯达60年之久，创作力经久不衰。他的浪漫主义小说精彩动人，雄浑有力，对读者具有永久的魅力。雨果在上小学前已识字，这完全是看书时自学的。上学后，他又很快学会写字和拼写。第一学期尚未结束，老师就让他写出了全本《新约圣经》，其中只漏写了一个字母，当时他只有七岁。(摘自2002年2月18日《参考消息》)
雨果深信灵魂不灭，曾写文竭力维护他的信仰说：“一个人如要永死，那生命便毫无价值。我深深觉得有将来的生命，更有生气。不信神的人，以为灵魂依附肉体的；但我觉得我的肉体越衰老，灵命越辉煌。50年来，我用散文、诗歌、历史、哲学、戏剧、小说和讽刺等各种方式来表达我的思想，但我觉得我还没有发表我千分之一的思想。一旦我进入坟墓，我只能说，我已做完了世上的工作；但我不能说，我已结束了我的生命。坟墓不是此路不通的死巷，乃是一条引导前程的大道，正如黎明以前的黑暗。我的工作，正是方兴未艾。人类渴慕永生，即是永世的证明。”


雨果说：“我对神的存在，比我自己存在更觉真实。如神许可，给我充分的时间，我要写一本关于祷告的书。就我个人生活而言，我至少每隔四小时必定祷告一次，我每天早晚必定祷告，那是我规定的功课。如我夜间步行，我必祷告。我为什么祷告?第一是求神给我力量，第二是因为我虽有是非之心，但深知我的缺陷，我没有力量抵挡罪恶。但是神在四周围绕我，他在支持我，我们在他里面，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万物都是藉他而造的!”“圣经中的《约伯记》是一本最伟大的作品。”《约伯记》在文学上的价值，已得到许多著名作家的推崇，有的作家认为它不但富于文学价值，并且对大自然的各种奇妙现象有极深刻的描述，甚至有些地方与今日的科学暗相吻合。
雨果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悲惨世界》中，有这样一段故事：主人翁瓦让因偷面包几次被抓进牢狱，受尽侮辱，后来刑满释放，潦倒街头。一位穷牧师将他扶到家中喂汤服侍，瓦让醒来，竟趁人不备，偷走了主人家中惟一值钱的一件银器。不一会，警察带着瓦让回来了，他在卖银器时被发现，因为上面刻有牧师的名字。谁知，牧师竟说：“我的弟兄，你怎么不告诉先生们，那是我给你的礼物?”牧师的话是真诚的。警察忙陪不是，放了瓦让。瓦让在那天晚上到了树林深处，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把那“礼物”埋了起来。从此他洗心革面，成为新人。
雨果80岁后精辟地表达他的信仰：“我发现自己已享受到永生。我像一片树林，经过多次砍伐，而新长出来的枝条，不但比旧有的更有活力，而且高耸入云。艳阳给我热力，土地供应我丰富的浆汁，天堂给我亮光，让我预知未来的世界。你说灵魂毫无价值，它完全受到身体的辖制；那为何我的体力日益衰退，灵命反倒更加光明，这又当作何解释呢?我满头白发，显示我进入冬天；然而心灵却充满温暖，正值永恒的春天。就在此刻，我闻到紫金香、紫罗兰和玫瑰的香味，这种感受和20 岁时没有两样。我越接近生命的尾声，却听得更清楚，就是四周世界那永恒的交响乐，正向我提出邀请，它是那么美妙且是如此单纯。”
雨果临终前写诗说：“主啊，我求你，一天也别让我等了，请你快快召唤，快快把我召去吧!”他在日记中写道：“人间的萧条叫人凄凉，听力在减弱，视力在昏暗，主啊，请迎接我的灵魂吧。”他并无遗憾地说：“雨果看来是要去见神了。”他的遗嘱，开头这样说：“神、灵魂、责任这三个概念对一个人足够了，对我来说也足够了，宗教(指基督教)的本质就在其中。我抱着这个信念生活过，我也要抱着这个信念去死。真理、光明、正义、良心，这就是神。神如同白昼。我留下4万法郎给贫苦的人们。”他在遗嘱中却只留给他母亲1。2万法郎。他在遗嘱的最后说：“我的肉眼很快要闭上了，但我精神的明眸将一如既往地灿若朝霞。我请求每一个有信仰的灵魂为我祈祷。”
首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在1901年，但雨果死于1885年，所以尽管他的文学成就很高，可还是无缘诺贝尔。

无神论是何等的可怜，卑微和可笑啊！因为神乃是明明存在的。我对神的存在，比我自己的存在，更觉真实。
信仰，是人们所必须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
——雨果英国有两部书：一部是她制造出来的，另一部是制造她的。即莎士比亚和圣经。——雨果



克罗斯比(美国盲女诗人、圣诗作家)

芬妮·克罗斯比是一位最受人尊敬的圣乐家，她一生作了八千多首圣诗，其中如《有福的确据》、《安稳在耶稣手中》、《荣耀归与真神》、《主是我永远的福分》都是十分通俗且深为大家所喜爱的，神也借着这些圣诗帮助了许多在患难和痛苦中的人。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新编赞美诗》有13首诗歌是克罗斯比的作品。她虽是盲人，但心灵的眼晴却十分明亮，无穷的喜乐与赞美感谢经常出自她的口中。她生于1820年，生下来是个活泼正常的婴儿，六个月时因患感冒，眼睛发红，一个庸医用错药，导致双目完全失明。她11岁入纽约盲童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1855年与盲人音乐家阿尔斯丁结婚。在盲校，人们发现了她有写诗的天赋。她一生以大部分时间服务盲童，44岁时，才开始写圣诗，那时她决定用许多时间终生写圣诗，直到去世为止。她在圣诗中倾心吐意，字里行间表达了引人归向基督的意愿。她的诗才是罕见的，而且信仰笃诚，又有坚忍卓越的精神，使她的诗歌闪烁出基督的光芒。
克罗斯比的肉眼虽无法欣赏青山绿水、春花秋月的美丽，但她纯洁、坚定，使她从明亮的灵眼中，享尽了无穷无尽的美景，不断写出优美可爱的圣诗。她虽是盲人，神却重用她，一生写了8500多首圣诗，以15分钟内作出一首圣诗而闻名，其中出版的有2000多首，几乎都是喜悦和赞美心情的流露。她是世界上最多产的圣诗作家，被列入1990年版《吉尼斯世界之最大全》。
克罗斯比对自身的不幸从不怨天尤人，在《自述》中说：“双目失明后，邻居知道了这种不幸的遭遇，便告知那庸医，他便逃之夭夭。但我现在活到80岁，没有一刻恨过他。因我自中年至今，就相信仁慈的主，曾藉着他的慈爱和奇妙的旨意，将我分别为圣，使我直至今日还能有机会作他所派给我的事工。”克罗斯比从未因眼睛失明而怨天尤人，她曾愉快地写了一首诗，可看出她坚毅和坦诚的胸襟：
我的心灵何其快乐，虽我目已失明，
我仍坚决在这世上，作个知足的人；
许多幸福我能享受，他人无法得到，
我决不会因我目盲，痛苦悲叹哀号！
克罗斯比从不幸中反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从中她看见了耶稣基督是她的帮助，是她的朋友和救主。她不但不觉得生活苦恼，反而是很快活地过日子，用她写的圣诗来服务人群。人们因着她的诗歌，生命发生变化。她的生活经历安慰和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人去胜过一切困难。当人们唱她的圣诗或了解她的身世时，便从她身上看到了父神的慈爱、怜悯、信实、大能、奇妙和荣耀。
克罗斯比平生有一点使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她记忆力极强，喜欢背圣经，全部《新约圣经》、摩西五经、《诗篇》、《箴言》和《路得记》都能背诵。她曾对人们说：“我若不瞎眼，绝不会得到这样的教育，也不会养成如此好的记忆力，更不会使这么多人得益处。”
克罗斯比的美好信仰，是她写圣诗的积极动力和向上心怀。神又赐她乐观生活，延年益寿，到95岁时才安息主怀。她介绍自己长寿的秘诀是：①不要挂虑，将一切交给神；②不发脾气，管理自己的性情：③小心讲话，不乱讲话；④食鲜蛋、水果和青菜。她的祷告，常常只背一节经文：“耶和华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诗141：3)她能有这么多的创作，不仅由于她努力，更在于她对神有极大的感情投入。
克罗斯比所作的圣诗主题明确，歌词简练，具有极大的救恩感召力，大多由美国圣诗作曲家多恩配曲，旋律活泼易学。约有60首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流行，其中最有名的圣诗是《近主十架》，其它还有《主肯进来》、《一路引导》、《有福确据》、《荣归天父》、《必须儆醒》、《安静近主》、《求莫弃我》、《靠恩得救》、《我属耶稣》、《赞美耶稣》、《安居主怀》等，这些歌也在中国基督徒中流行。
《近主十架》歌最早由中国著名传道人王明道译成中文，此歌在各国布道会和奋兴会上历久不衰，许多基督徒在歌唱时感动得流泪不止，其副歌是：“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众罪都洗清洁，惟靠耶稣宝血。”中国大布道家宋尚节临终时，口中还在唱这首歌。虔诚的基督徒们永远把背十字架作为最大的荣耀，把“基督徒”作为世上最光荣的称号，甚至确信这比获诺贝尔奖更有意义。有些基督徒在非基督徒面前却羞于承认是基督徒，甚至否认自己是基督徒，这是何等大的损失，将来如何去见主面。
美国著名环球布道家葛培理的音乐同工白鲁斯回忆说：“1952年，我们正在英国伦敦布道，我第一次听到克罗斯比写的《荣归天父》歌。从第一晚开始，这首歌便为大众所喜爱。以后，一连整个月的聚会中，差不多每晚大家都要高唱这歌。后来我把它编入我们美国的《布道诗选》中，便很快发现这歌受到人们热爱的程度，正像在伦敦一样。这是一件极不平常的事，一首美国的圣诗从英国转进，并在美国立刻极为流行，正是‘出口转内销’！”
多恩有一天写了一句自己很满意的诗，但接不下去了，于是便请克罗斯比为他完成这一首祷告的诗，由他配上曲，就是今天的《求莫弃我》歌，歌词有：“恳求救主格外垂怜，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被主选召，莫把我弃掉。”美国著名布道家慕迪各处布道时，最喜欢领听众唱这首歌。有许多人因唱这歌受感动而接受了耶稣。有一位青年人，整天饮酒，生活日趋败坏，一天晚上，他去参加慕迪领的奋兴会，听见会众在唱这首歌，那时他对自己说：“我盼望主也不丢弃我。”第二天晚上，他又去聚会，唱的又是这首歌，这一夜，他拿着这首歌做了祷告，于是跟从了耶稣。
有一天，克罗斯比在纽约寓所与友人谈话，忽然多恩进来对她说：“我写好了一首歌谱，却没有合宜的诗词，可否请你给它配上。”她请多恩用家中的风琴把谱弹给她听，琴声一停，她便惊讶地说：“这曲不是明明地在说：‘安稳在耶稣手中。’”于是她便独自到隔壁的房间里，20分钟后，便出来背诵这首使千万人得到安慰和鼓舞的名歌《安居主怀》。
她去世时，她的墓碑上写着“有福的确据，基督属我。预尝神荣耀，何等快活！”。
以利莎用这首诗纪念克罗斯比：这里的乡村充满诗歌与阳光，我们的百灵展开她的翅膀，她在黑暗中歌唱已经太久，现今去往美丽的光中歌唱。



托尔斯泰

基督信仰对文学的影响（上）

托尔斯泰(俄国作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列宁称赞：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的创作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大步”。鲁迅评价：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俄国的巨人”。他被公认为西方文学史上四大作家之一。他早期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奠定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前两部是他未转变成基督徒时写的，所以前后在写作指导思想和内容上都是截然不同的。他拜服在耶稣脚下后，接通了与神的心路，把从神那里来的对人类的深爱灌注在他的巨著中。他说：“朋友，你目前所有的，不足以令你满足，别再停留在那一点点的小成就上。现在——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你应努力在天路上直奔。你的目标应是‘向着天!追求亲近真神!’请你追求一个更丰盛、更有意义的人生吧！”“好的艺术离不开宗教(指基督教)，因它能传达全人类的感情。”他还说：”只有两种感情能把所有人联合起来，即从人与神之间父子般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情谊这样的意识中流露出来的感情。”

托尔斯泰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即悔改信主前和悔改信主后。1880年，他52岁悔改信主后，他所有的价值观都改变了。他年轻时，过着酗酒、召*和赌博的荒唐生活。他作基督徒的原因与许多人不同，有些人因病，有些人因遇到苦难，有些人因有人给他们传福音。他50多岁时，生活非常富有，有一万多亩地。他40多岁结婚，娶了一位18岁的漂亮姑娘。正当他的声誉如日中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他却坠入极大的苦闷和痛苦之中，因找不到“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的答案，而对人生感到绝望，他说：“我不知道该作什么!我所站的地方好像要崩裂了。生活没有意义，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自杀!我写作，获得成就，把儿女教育大了，都是为什么?我应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才是最好的出路！”“如果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我就没有活的必要。”他还说，他不得不把绳子都藏好，免得自己拿了去悬梁自杀。

托尔斯泰小时候曾读过圣经，但后来不读了。他在心中最痛苦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一连三个月整天不住地读圣经，认识了人生的真谛。而且他有时独自地在树林里走着，自己与自己辩论信仰神的问题，他不知神的观念如何进入了心里，但他注意到，每逢一想到神的概念，就有一种生命的热力涌上心来，就在那顷刻之间见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美。他觉悟了：“我何必再寻找呢?”他说：“生命的奥秘不在知识中，也不在哲学答案中。人智慧的尽头就是信仰的起头。”他感悟到： “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的源头，当你找到了神这位生命的源头和主宰，情愿在他对人类整个计划中献上一己的力量，遵行耶稣在圣经中所要我作的，这就是我自己的人生意义。”

托尔斯泰是一位终生寻找神的人，他年轻时信神，后来不信了，把传统的基督信仰完全抛在后面。但他与一般不信的人有一个极大的不同，他心里总觉得“若有所失”，因为他失去了以往那种敬虔和追求圣洁的生活，心中十分空虚，这一空虚之感，正是他以后灵性复兴的转机。后来他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归所，他的信心失而复得，他的人生也完全改变了。从那时起，直到死时，他成了一位文学布道家。他以往的生活，乃是彷徨不安，无论何种学问，都不能令他满意。从此以后，他便锲而不舍，得着了一种安心立命之道。从前他追求良善、圣洁、和平、仁爱，都归虚空和失败；现在从福音里得到启示的真光，看见了耶稣的圣容，才使他多年渴慕的，具体显现在他面前!他说：“仅是欢欢喜喜地与主一同出发，还是不够的：你得撕掉你自己编好的路程表，任由主为你安排。因为没有任何事，会顺着你的理想实现。”“如果你们跟我一起去，并且坚持到底，你们就能与我过同样的日子；因为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样样富足，而且绰绰有余。来吧，来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话。”“我把整个世界当作我的牧区，我的意思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向凡喜欢听福音的人传报救恩的好消息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本分所当作的。”

托尔斯泰后期的作品不论内容或形式，均深受圣经的影响。他认为《旧约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和《新约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乃境界最高、描写技巧最优美的短篇创作。他还说：“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如没有圣经，就不可能教育儿童。”“每个人都想改变人类，但没有人想到改变自己。”1895年，他写了《福音简介》和许多圣经注解。
托尔斯泰晚年时写过一段肺腑之言： “我一生中曾是个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者，不是个社会主义革命者，而是什么都不信。后来信仰临到我，我相信了耶稣的道理，整个生命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改变。我不再绝望，反而尝到喜乐，是连死亡也不能夺去的。”“在我接受耶稣的教训之后，心中的绝望变为希望。”“信仰不是信仰某种学说，不是信仰诫律，或者什么训示，什么思想，而是信仰可感觉到的活生生的神——耶稣基督。”

基督教文学是用基督教的观点来进行文学创作，它的根基是圣经真理，它的目的是传扬福音，托尔斯泰正是这样做的。他在晚年放弃写长篇著作，而转去写些根据圣经教训的短篇故事。他学习圣经中的保罗，把世人所重视的视为粪土。他把所有的版税都捐给贫民机构，所有的家产都不要了，穿贫民衣服，过简朴生活。他抱着“金钱只能带来罪恶”的观念，认为名誉、地位、金钱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将诺贝尔奖拒之门外。他说：“一切利己的生活，都是非理性动物的生活。”

托尔斯泰对职业是这样看法的：“一个真正职业的前提条件，不是对这个职业如何爱好，而是看这个职业能否对人类有益。因此，无论什么职业，必须要在爱人类这个信念的指导下。如果从事一个职业，又寻找不到真正的人类之爱，那职业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
1896年，托尔斯泰写了《艺术论》，这是一本极有权威的文艺理论书，书中他认为，文艺作品应以全人类为对象，其表达形式是人类最崇高的东西——爱。他的后期作品中，没有离开过爱。他提到自己的灵程经验，说：“我们对基督的爱，不是口头上的一般称呼，而是把自己的爱和基督的爱融合在一起。”“爱之所在即有神。”“真实的善，至高的美，爱是最合理、最光明的精神世界。”

《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神》是托尔斯泰的短篇中最有代表作之一，体现了基督的爱和舍己为人的精神，内容极其感人。这个故事至少有三层含义，一位献身给神的人，就战胜了死亡，就有无私的爱，神就与他同在。故事描写一位老年鞋匠马丁如何接待耶稣。他的妻子早年去世，剩下一个小儿子与他相依为命，当儿子刚十几岁能帮他料理一些活计时!突然又得病死了。从此，他陷入绝望，埋怨神，天天求死。有一天他遇到一位老人劝勉他，要为神而活，并建议他读《新约圣经》中的福音书。他读了后，心灵得到安慰，并立志要照圣经上的话去行。有一天晚上，他读到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去吃饭的故事，那人没有用水给耶稣洗脚，没有用接吻礼欢迎他，没有用膏油抹他的头。(路7：36-46)马丁想到自己也可能是那个样子，光为自己着想，从不想到客人。并想，要是耶稣真的到我家里来，我要怎样接待他呢?这时，马丁在朦胧中听见有个声音对他说：“马丁，明天我要到你家里来。”他分不清是作梦，还是真的声音。第二天，他一早就起来，打扫屋子，生火，煮汤，熬粥，烧茶，准备接待耶稣，等了很久也没有人来。他不时地往外张望，看见一个给人守门的老兵，在街上扫雪，衰老不堪，又冷又累。马丁请他进来休息，烤火，喝茶。老兵走后，又有一个妇女，抱着个孩子，倚在他的窗前，又冷又饿，孩子啼哭不已。马丁请她进来，取暖，喂孩子，给妇人吃面包，喝汤。到了下午，马丁又看见一个老妇人背着一袋苹果与一个小男孩吵嚷，因为那个男孩偷了她一个苹果被她抓住了。他上前去劝勉他们，并引用圣经上的话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可11：26)他叫孩子给老奶奶认了错，还帮老奶奶扛起苹果袋子一同往前走。天黑了，他虽没有接到耶稣，心里却很高兴。晚上他又坐在油灯下读圣经，这时他又听见有声音喊他的名字，他以为是耶稣来了，立刻抬起头来问是谁。这时在黑暗的角落里闪出老兵，闪出抱着孩子的妇女，闪出老妇人和顽皮的男孩，笑着对他打招呼。他又听见有声音说：“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25：40)他听了高兴不已，就大叫：“主啊!果真是你！”
1999年5月28日《南方周末》在《人当自助》一文中说：“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喜欢使用暴力解决日常生活矛盾的人，其人性残缺不全，导致对他人施暴。社会中的暴力行为，主要出自那些力图建立自尊，维持自我形象和表现自己的人。其实暴力并不是力量过多，而是无力的表现。从心理起源上说，暴力尤其是社会政治层面的暴力，总是从虚弱的心灵中产生的。那些压迫弱者的君王实际上都是弱者。一个人独霸天下，以天下为敌，等于把自己置于弱者的地位。他是弱者，当然要不断地蹂躏天下，不断地杀人，以获得安全感。一个人既开始杀人了，他必定对世界充满恐惧和戒心，只有通过不断地杀人来消除恐惧感。人类史上的大悲剧都是这样造出来的。所以耶稣和托尔斯泰反对一切暴力，主张以爱面对世界，他们是真正深刻的思想家，他们对人性的弱点，其实比谁都看得清楚，体验比谁都深刻。现实如此残酷，我们确实到了应反省自己的时刻了。”(编者按：耶稣不是思想家，而是神。)
许多人认为面对黑暗，只有暴力最有力量，这几乎是历史规律。托尔斯泰就是用对每个个体生命的尊重，来否定这种以暴易暴的历史规律和历史逻辑的。有一次他听说火车站的装卸工要连续工作37小时，感到无比惊讶，马上去访问他们，亲身感受他们遭受的奴役和摧残，他不能容忍对人的这种摧残。有了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一个人看问题的眼光以及他的言论都会比较纯正，一定会真正体现对人权的尊重和对人的劣根性的遏制。


白俄罗斯乒乓球运动员萨姆索诺夫曾获1998年欧洲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他说他最喜欢读的书是圣经和像托尔斯泰这样俄国文豪的名著。(摘自1999年8月7日《参考消息》)
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在十多年前写的《再认识托尔斯泰》一文中说：“托尔斯泰是19世纪世界文化的高峰，是全世界的良心。我与他有天渊之隔，虽然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言行一致。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有人走就有了路。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高昂的代价，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没有圣经就不可能教育孩童。
耶稣在哪里，哪里就有爱；如果这不是正路，还有什么正路呢？
当我思考生活的意义，我就不得不呼喊神，在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教训之后，心中绝望变为希望。




泰戈尔

基督信仰对文学的影响（下）

泰戈尔(印度作家、诗人、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牛津大学博士、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印度著名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1913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歌使用的是泰戈尔的诗。泰戈尔被誉为印度一代诗圣，他在8岁时就开始写诗，11岁时给他父亲唱他所喜欢的颂神曲。他是印度民族诗体的继承者，又是新诗体的开拓者。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的散文诗，更是人们都喜爱捧读的文学精品。他是一位深情的爱国者，当他听到英国军队镇压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则城的群众时，他内心的痛苦如此之强烈，致使他病倒，一夜未眠，他写信给英国总督抗议这种残酷镇压，并声明放弃英国政府封他的爵士称号。印度圣雄甘地称他为“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有人说：“爱因斯坦是具有诗人头脑的思想家，泰戈尔是具有思想家头脑的诗人。”
泰戈尔多才多艺，一生创作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个剧本，1500多幅画，以及大量的歌曲和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论著。他曾说：“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已变换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人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这哲学中间，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传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心，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宴席。”

泰戈尔的思想基调是，以神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和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与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需要神。他认为完全的自由在于关系之完全和谐，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他宣传基督爱的福音，认为神是打开宇宙奥秘的金钥匙。基督信仰、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是他思想上的三条弦，谱成他一生的乐章。他总结人生的经验，清理思想，作为爱的基督的追随者，他爱神，爱人。

泰戈尔最著名的抒情诗集《吉檀迦利》的书名在印度孟加拉文和印地文中都是“献歌”的意思。这部诗集是献给神，歌颂神的，以敬拜神、渴求与神合一为主题。他以温柔的笔触，抒发了对神的深情，描绘了“神人合一”的爱，以宣扬“神人合一”的哲学，也是对人生理想的探索和追求，关怀祖国的前途。由于他英语水平高，亲自把《吉檀迦利》诗集译成英文，从此扬名四海。他因创作了这部诗集，并因“富于高贵、深远的灵感，以英语的形式发挥其诗才，并揉和了西欧文学的美丽和清新”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亚洲人首次荣获诺贝尔奖，印度人为此感到骄傲。泰戈尔在获奖之前，诺贝尔委员会是经过一番争论的。瑞典作家、文学院院士、 191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顿斯坦是19世纪九十年代瑞典文学中唯美主义学派的代表，他是位基督徒，当时曾大力推荐说：“我读了这些诗歌，深受感动。我不记得，过去20多年我是否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我从中真不知道得到多么久远的享受，仿佛我正在饮着一股清凉而新鲜的泉水。在它们的每一思想和感情所显示的炽热和爱的纯洁性中，心灵的清澈、风格的优美和自然的激情，所有这一切都水乳交融，揭示出一种完整的、深刻的、罕见的精神美。他的作品没有争执、尖锐的东西，没有伪善、高傲或低卑。如果任何时候诗人能拥有这些品质，那么他就有权得诺贝尔奖，他就是这位泰戈尔诗人。”

中文《吉檀迦利》由中国著名基督徒作家冰心翻译，现把其中一首作为颂扬神的例子抄录如下：“这是我对你的祈求，我的主，请你铲除，铲除我心里贫乏的根源。赐给我力量，使我能轻闲地承受欢乐和忧伤。赐给我力量，使我的爱在服务中得到果实。赐给我力量，使我永不抛弃穷人，也永不向淫威屈膝。赐给我力量，使我的心灵超越于日常琐事之上。再赐给我力量，使我满怀爱意地把我的力量服从你意志的指挥。”泰戈尔在另一首诗中这样歌颂神：“让你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我，又给我光辉灿烂的自由。”

泰戈尔的诗歌，被看作是基督教影响在印度教中的反应。众多的基督徒们认为，他获诺贝尔奖预示着一个新的基督化印度的诞生。他在获诺贝尔奖时的祷告中说：“谁一旦认识了你(指耶稣)，谁在世上就没有陌生的人，就没有关闭的门户。啊，请接受我的祈求，让我在与众人交游之际，永不失去与你单独接触的幸福。”
泰戈尔说：“每一个婴儿出世，便证明神对人类还未曾失去信心。”“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是那最好的(神)选择了我。”他在《我的祈祷》诗中说：“让我不要祷告在险恶中得到庇护，但祈祷能无畏的面对它；让我不祈求我的痛苦会静止，但求我的心能征服它……我虽是一个弱者，只在我成功中觉到你的仁慈，让我在失败中找到你的手紧握。”生与死最美的境界，莫过于他的一首诗：“生如春花之烂漫，死如秋叶之静美!”这首诗告诉我们，人的生与死还有着另一更高更美的层次，这更高更美的人生价值也只有与神重建关系之后才能得到。他还说：“死亡隶属于生命，正与生一样。”

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的译本达300多种。1923年，他第一次访问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受到热烈欢迎。他在中国说：“我再次指出，不管真理从哪里来，我们都应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1929年，他第二次来华，一路不倦地宣讲那博爱、宽恕、和平的基督福音，却受到排斥、讥嘲，不被理解。极力反对他传福音的人中有作家郭沫若。
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列出了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9位亚洲人，泰戈尔名列第18位。冰岛作家拉克斯内斯是基督徒，195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追叙15岁开始受泰戈尔的影响时说：“这个奇异的、细腻的和遥远的声音立即进入了我年轻的精神耳朵的深处。从那时起，我时时刻刻在自己心灵的深处体会它的存在。像对西方读者一样，在我们国家里《吉檀迦利》的形象及其芳香产生了我们闻所未闻的优美花朵般的影响。由于它的巨大影响，不少诗人进行创作散文诗的新实验。”

在群星之中，有一颗星是指导着我的生命通过不可知的黑暗的。
——泰戈尔



阿利卢耶娃
(苏联作家、斯大林的女儿)等

阿利卢耶娃是斯大林后妻生的女儿，生于1926年，她说自己是从祖母和外祖母那里继承了基督信仰。她的祖母是位笃信东正教的普通妇女，希望儿子(斯大林)成为神父。尽管斯大林曾参加过教堂的唱诗班，在教堂里举行婚礼，进入格鲁吉亚首都的第比利斯神学院，读了两年神学后退学，因他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她的外祖父姓阿利卢耶夫，他让妻子也姓这个俄国姓，这个姓来源于圣经中的“哈利路亚”(意思是“赞美神”)。她的外祖母是位基督教新教徒，在她年幼时，外祖母常为她唱纪念耶稣降生的《平安夜》歌。
1962年5月，阿利卢耶娃在莫斯科的东正教堂受洗，神父在施洗前对她说：“当成年人受洗后，其生活可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个人方面，或是其它方面，有时还会朝坏的方面(指为信仰受苦)发展。你好好想一想，以免日后后悔。”她回答说：“我已想过很多，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她受洗后说：“这次受洗的重要意义是永生。我相信至高的智慧会统治世界，而不是由虚荣的世人去统治。我相信真理之灵胜过物质财富。”她成了世上无数勇敢的基督徒中的一位。她说：“从此以后，我的世界观和我本身就发生了很多变化。小时候，人家教我的好与坏，现在交换了位置。”“我身体好了，精神也乐观了，我的身体比20年前要好得多。” “我对儿童、病人和老人的态度变了，我对别人经受的心灵痛楚和精神创伤就如同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一样。人家的眼泪也会引出我的眼泪，我学会了尽情地哭，纵情地笑，我原先紧缩的心忽然开窍了。大自然的美，色调、声音和形状的美变得更鲜明，更绚烂多彩，我就像重新恢复了视觉和听觉，就像刚从黑暗的地窖里走到新鲜空气中来一样。”

阿利卢耶娃曾作诗歌颂神说：“赞美你呀，神!你使我振作，你没有让我的敌人得势。神啊!我向你呼救，你医治了我。神啊!你把我的灵魂引出地狱，你使我复活，使我不再进入坟墓。你使我的悔恨变成欢欣，你除下了我身上的褴褛衣衫，使我的心欢快，我的灵魂永远歌颂你的荣耀。我的真神!我将永远赞美你。”“我重新获得力量，神帮助我看到真理，少走一些虚伪的步子，即便走了，也使之纠正过来。”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为自己做对了，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此外别无它路。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轻快、舒畅而心无挂虑。我知道，我的生命和前程掌握在神手里。”“我相信，我们的一切意念和行事都在神的手中。”“我感到对神失去信念，对我来说将无异于死亡，这将使一切的一切毫无例外、不可避免地毁灭。” “神，我的光明和我的救星哪!我还能怕谁呢?神，我的牧者，我什么都不需要。依靠神吧!振作起来，愿我们的心灵健壮。在困难时刻，没有任何事物像宗教(指基督教)感情那样帮助了我，这是我处理每件事的支持力量。在危急时刻，在内心生活处于锋口上的时刻，人的宗教感情觉醒了。”“我心里深知，我的神是爱我的，是在帮助我的。”“宗教使我本人起了巨大变化，不心怀神就不能活。”“我喜欢基督教对人的关怀备至。”“我观看大自然犹如观看神的圣殿，总觉得那是远离人、思想、报纸、技术设备的地方，叫人心旷神怡。”

阿利卢耶娃的母亲不满斯大林的政策而自杀，所以阿利卢耶娃对自杀有这样极深刻的看法：“自杀者只想到杀死自己。可他杀死的只是臭皮囊，灵魂却遭到沾污，因为只有神才能拯救灵魂。神赐给了生命，神复将生命取走。自杀违反生命规律，因为自杀是可怕的罪孽，不能使人解脱，只能加重灵魂所受的折磨。”她在她父亲死时说：“那时他的灵魂已飞走，只剩下了躯壳。”“父亲死得很困难，很可怕……神只赐给公正的人以毫无痛苦的死亡。”长久以来，基督教一直是自杀的反对者，不论是在古代或现今的世代中。
斯大林的小儿子、空军中将、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瓦西里，性格残酷，在其儿子布敦斯基四岁时就和他的母亲离婚了。后母比父亲更坏，后来成为苏联舞台监督的布敦斯基回忆说：“后母把我和妹妹关起来，四天不让吃饭，我们爬上阁楼，找到已烂了的马铃薯充饥。”“我从没感到过斯大林是我的祖父。”他出生时，斯大林已离开家人，在克里姆林宫内深居。他只见过斯大林一次，是在一次五一劳动节游行时。
当时，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把祖父当神看待，但却也意识到与别人不同。上小学的第一天便接到一束花，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以后上学，也总有轿车停在校门前十几米处，等着把他接回家。后来，还是逃不过攻击的厄运，1956年决定批判斯大林和逮捕其父的党代会召开后，就没有一个理睬他的人了。他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非常痛苦，问神为什么要让我背这十字架?但我现在感谢神，他让我成为完全不同的人”(摘自1993年12月18日《参考消息》)。
瓦西里与另一个妻子生的儿子亚历山大声称不憎恨祖父和父亲，但他说：“我曾长期受苦，我常问神，为何要给我这样沉重的包袱，不过我开始明白，神想让我做一个真正的人。”
阿利卢耶娃说： “我寻找词句来表达新的感受，后来在那个夏天我找到了，它们就在圣经的大卫王的《诗篇》中。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比这《诗篇》的语言更能表达最高、最永恒的生命，它磅礴于天地之间，而我卑微的生命之从属于它，宛如一粒微尘。大卫王歌颂神，他的心敞开，他的心像绷紧的琴弦。他的语言像奔放的真实的火焰，它既未被理智冷却，也未曾被哲理的凉水浇透。他热爱周围的生活，在生活中他看到了神。当他的力量用尽时，他求神帮助。他向神吐露自己的弱点、错误认识和罪过，他忏悔自己的无知、卑微，把自己当成拜倒在宇宙广大智慧前的一粒尘埃。他自始至终感谢神，赞美神，感谢他赐给人以世上财富，感谢他救人于危难，感谢他点燃了灵魂的真理之光。我再也没有能在别的地方找到比《诗篇》更强烈的语言。这种火热的诗句使人灵魂洁净，给人以力量，在黑暗的时刻给人以希望。它使人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谴责自己，用眼泪冲刷自己良心上的谬误，这是爱、思、谦恭和真理的永不熄灭之火。”

1967年，阿利卢耶娃藉送丈夫(印度人)的骨灰到印度而移居美国(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她曾写过三本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远方的音乐》(都已在中国出版)。她在本篇中的见证，大部分内容摘自这三本书；读者如想了解她更多的见证，可看这三本书。在美国时，她的基督信仰一直在增长。她说：“星期日上教堂已成为我必不可少的事了。”“现在，我对笃信宗教的人的兴趣，超过了对那些持不可知论的知识分子。”“我热爱生活，并且正在享受生活的乐趣。”“基督徒朋友们告诉我，要向神感谢已得到的东西，记住已拥有一切好的东西，并且为此不断地对神表示感激。他们还告诉我，要致力于恢复对自己、对生活、对健康的信念。他们竭力把我从伤感的情绪引向我实际取得的成就，如我的书、孩子、朋友、才干等等。”“我认为，美国(基督教)新教更接近于人，更接近于人的实际日常需要和他们的困难。”她说要感谢神给的一切美好东西，这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信念。有的基督徒因为求神一件事未获允许而惆怅，否定或忘记神已给的一切美好东西，这是非常错误的、危险的，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美好旨意和计划。千万不要忘记，神已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我们对神的信仰，也就是耶稣的救恩。

阿利卢耶娃的女儿叫奥莉加，生于1971年。阿利卢耶娃说：“当奥莉加还很小时，我便带她到教堂去。不久，她与我唱圣诗，再没有比我们一起唱圣诗更好的了。”“我希望在我的孩子(她在俄罗斯还有两个儿子)中，哪怕有一个能从小接受基督教的熏陶，从小懂得热爱神，懂得信仰给人带来帮助也好。”“我希望奥莉加能了解并热爱神。…‘奥莉加在教堂里礼拜时，喜欢唱圣诗，爱上了优美的圣乐和出色的合唱。她生就有一种基督教精神，作祷告时总感到无限的美好和幸福。”奥莉加11岁时，随母亲到了英国，在英国人中成为令人喜爱的儿童，英国人说她是虔诚的小基督徒。13岁时，她随母亲从国外回到苏联后，为适应苏联的新生活而遇到严重的困难。她的父亲是美国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在那里度过童年。到苏联后，在莫斯科逗留时，她拒绝摘下佩带的耶稣受难像。她满18岁后，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官员说，他们认为她是美国公民，美国随时欢迎她回国。

有许多人，到了40岁、50岁，就害怕衰老，害怕死。90岁的美国女基督徒伊迪丝是阿利卢耶娃的好朋友，她真正体现了基督徒的精神，对死极为乐观，她说： “我随时准备死去，我不明白为什么神还没有召唤我，我的活儿早就干完了。我想到死，就像想到一种新的体会，我满怀好奇心等待死亡，这既有趣又重要，但绝不是路的尽头。”法国的长寿基督徒卡门，生活得极其愉快，1995年她120岁，有人问她如何延年时，她笑着幽默地说：“我想一定是神把我给忘了。”

“我相信，我们的一切意念和行事都在神的手中。”
——阿利卢耶娃




林语堂

基督信仰对文学的影响（下）

林语堂(中国散文作家、小说家、博士、北京大学教授)
林语堂出身于牧师家庭，他小时候也接受基督信仰，但成年后，开始对中国圣哲思想深切爱好，极其推崇乐天知命、清静无为的生活境界，逐渐远离了基督。经过几十年的艰苦跋涉，最后又回到主的怀抱里。但他的妻子廖翠凤始终是虔诚的基督徒，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参加教会侍奉。1959年1月26日，美国《时代》杂志报道林语堂在美国纽约麦迪逊街基督教长老会教堂介绍他信仰基督的体验，在青年时代未接受基督，但到后来才深刻理解并接受，他说：“基督是力量，是生命的力量。神是爱，使我们今生今世有更充实的生命，所以基督是生命的根基。”

林语堂的父亲是位穷牧师，而岳父是福建厦门的银行家，两家贫富悬殊。林语堂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出类拔萃的高材生，曾在一次典礼上四次上台领奖，开创了学校得奖的记录。廖翠凤是看上林语堂的才华，订婚前，母亲提醒女儿：“你觉得怎么样?林牧师家是没有钱的。”而女儿坚决又得意地说了句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的话： “穷有什么关系?”林语堂在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前，与廖翠凤在国内一座英国教堂里举行婚礼，但他那时还没有真正接受基督。他去美国学习后，又到德国留学，廖翠凤陪读。从此，他们恩爱与日俱增，辗转漂泊，甘苦与共，相扶相携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1923年后，林语堂先任教于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1932 年起，主编多种刊物，提倡写小品，被誉为“智慧大师”。

林语堂40岁时，曾用犀利的词锋强调“没有永生”、“没有天堂”、“尘世是惟一的天堂”。凡是不信耶稣而看过林语堂的著作《生活的艺术》的人，都认为他有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想和深奥的见地，他那种入世而清醒的哲学令人佩服和感动。那时，他相信死就是整个的完了，他强调我们只有这一生，而没有永生。他认为这样是很好的，可知道人类的寿命有限(当时很少能活到70岁以上)，这样人们必须把生活调整，在现实的环境下，尽量过快乐的生活。然而过这样的生活，心中必有困惑、犹豫、彷徨、失望和灰心。但20年后，这位自称异教徒的林语堂，终于肯定了基督信仰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基督发出的威严大光，使他变成基督徒。现在还未信耶稣的人，虽然还不曾经历神的同在，对世事的看法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境地，但至少可以想像，这位幽默大师，忽然推翻了他那“尘世是惟一的天堂”的信念，而相信永生，一定有他的道理所在。
林语堂在《信仰之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原著用英文写作，书名《从异教徒到基督徒》)的序言中说：“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认为这是惟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它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种与神的事；是从个人内心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与’”。他一生寻求真理，从中国的哲学到西方的存在主义，从东方的佛教到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基督教，最后他在基督的大光中找到了人生的真理。

林语堂在《信仰之旅》中说：“30 多年来，我惟一的宗教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理性的指引就什么都不假外求，而只要知识进步，世界就会自动变得更好。可是在观察20世纪物质主义的进展后，我发现人类虽然日益自信，却没有变得更好。人越来越聪明，却也越来越缺少在上苍之前的虔诚谦恭。我不知不觉地逐渐转向童年时代的基督信仰。我好像初次悟道一样，重新发现耶稣的教训简明纯洁得无以复加。没有人说过像耶稣那样充满怜悯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或者如此微妙玄通的话：‘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太18：5)这是多大的启示!是无可比拟的教训!我极受感动，觉得这是主的教训。我的探索圆满结束了!神不再是无形的，他经由耶稣变成具体可见了……圣经中有耶稣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一种两千年来浮现在人了解力之上的声音……耶稣传达了对神的直接认识和爱慕，而进一步把对神的爱和遵守他的诫命，就是彼此相爱的爱，视为相等……把耶稣放入一切人类教师中，他那种独特的、炫目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来自他教训的态度和声音，及来自他个人的示范。”

林语堂说，耶稣与其他贤哲相比，就好像太阳与蜡烛，他说：“耶稣的世界是阳光下的世界，我们都愿走进这个世界，沐浴神慈爱威严的大光，驱赶我们心灵中的蒙昧，再造一个智慧和丰盛的生命。”他读着耶稣的话，就跪下来说：“你是我的救主，我的主。”是耶稣的爱即宇宙之主的爱，打动了他。

林语堂在佛、道、儒、基督教等多种思想中遨游、碰撞，最后定位在基督教，认为这是绝对真理、惟一真理。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是由佛、道、儒三家所塑造，虽然它们有可取之处，但更有不足之处。主要的问题是对人的罪性认识不足，总认为可通过教育、修养来改造。圣经告诉我们，人不能自救，必须通过耶稣的救赎才能得救，才能得到新生命。当人藉着圣经建立了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时，精神和物质必然会发生极大的飞跃。

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容易把基督教当迷信，而一般群众又容易把迷信当宗教。”林语堂晚年时的领悟，也是许多知识分子寻道者共有的经验。他们在追寻真理的路上跋涉千山万水后，终于发现道路、真理、生命的答案就在耶稣身上。耶稣在世时，所有接触他的人，都因他的言行有所改变。要不就拒绝他，要不就接受他；要不就反对他，要不就降服在他的主权下。他所带给人类的，不是一种新宗教，而是一种新生命。这生命使人与永恒的神结合，从神那里领受无尽的智慧、能力和慈爱，这不是任何以人为中心的哲理、宗教所能比拟的。正如林语堂所说，建立个人与神的关系，是基督教的特质，耶稣正是建立这关系的惟一道路。两千年来，有无数的古今中外人士已对这独特的基督，作了最正确的抉择，他们一生因而截然不同。

200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庸教授看了《信仰之旅》后说：“这本书是林语堂个人对宗教哲学的探索历程。他不抱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客观地探讨各派宗教哲学，却冷静地选择了耶稣。他完成了他想要走也应走的探索信仰的漫长历程，实现了信仰升华。这本书是他对自己思想历程的剖析，由于他学识渊博，虽说是信笔写出，但所提出的问题、引用的论据和阐释的道理，都包含着极深刻的学术性，竟使它成为研究宗教哲学的学术专著。‘政治秩序必须建立在社会秩序之上，而社会秩序必须来自个人的修养。’法律绝对不是万能的，如果执法者的个人素质太差，无论多么健全的法律都会变成一张废纸。我们是否应到那个‘剩余区域’(指人类知识所未及的宗教信仰)里去探索呢?人活着应有个精神支柱，有个正确的信仰和高尚的理想，这个理想也许是毕生不能实现的，但只要能排除外界的干扰，保持住自己的理想和尊严而不断探索，他就是一位可敬的人。林语堂的信仰是深层次的信仰，其思想境界是高尚的，像他这样的基督徒无疑是多多益善。来吧，朋友们，让我们离开容易、舒适的生活之路，踏上艰辛的探索之路，去寻求更深层次的信仰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文化界和外语界有‘东林西熊’的说法，即美国文化界佩服林语堂，英国文化界佩服熊式一，认为他们两位是当代中西文化方面最有影响的中国文化名人。”

神是爱，使我们今生今世有更充实的生命，所以基督是生命的根基。——林语堂

人生真是一场梦，人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给其他在河边等候上船的旅客……
　　上帝真理之光是灵性的纯洁之光，在人的教训中没有可以比拟的。当他进一步教人宽恕且在他自己的生活上示范时，我接纳他为真主及我们众人的救主。只有耶稣，没有别人，能带领我们这样直接的认识上帝……这是一个领导人类的完美理想。——林语堂





老舍基督信仰对文学的影响（下）

(中国小说家、剧作家、教授)等

老舍说自己在信主前曾沉溺于烟、酒和麻将的罪孽中，虽然打麻将回回一败涂地，但只要有人张罗，他就坐下，常常打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天长日久，他渐渐瘦弱，痰中常常带血，终于生了一场大病，昏迷不醒。治愈以后，头发全部掉光。但他信主后，立即戒除种种恶习，专心读圣经、侍奉主、读书、写作，终于成为一代文豪。他在给夫人的情书中说：“我是基督徒，满族……”老舍夫人说他一生中所崇尚的是耶稣与人为善和献身救世的崇高精神。他的另一个名字叫“舍予”，其深刻含义是舍己、献身。历史证明，他的一生是舍己的一生。他特别深爱基督，在《四世同堂》的长篇巨著中，热烈地赞扬坚贞不屈的老诗人钱默吟，说他具有耶稣的献身精神，又是一位“自动上十字架的战士”；且将出卖钱默吟的人比作叛徒犹大。1922年，他23岁时在北京受洗后，积极从事慈善事业和参加社会活动，包括赈济调查、在贫困儿童学校当教员、办识字班、种牛痘、灭蝇、讲卫生、办女工劳动所等等。

老舍被誉为“语言大师”，他的文学创作中，出现过不少圣经式的思考方法。小说《猫城记》，其中心词语“毁灭的手指”一词出自圣经中的《但以理书》11章 16节。他怎么会熟悉圣经故事呢?这得追溯到他在青年时代对基督的热诚，他受洗翌年担任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主任，向孩子们讲述圣经故事。他熟悉圣经的典故，因而在创作中时时会运用其中的某些语言。在《离婚》中，“老李痛快得手都有点发颤，世界还不到末日”(约6：39、11：24、12：48)!诸如此类的圣经语言，在他的作品中屡见不鲜，并运用得很为巧妙。他在平常的随笔、杂文中谈论到基督教时，都是非常恭敬。
老舍在给妻子的信中谈到对孩子们的期望时写到：“我想，他们不必非入大学不可。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他的求职观是非常高尚的，一般人难以做到。他的思想可能很超前，已预测到将来会出现很多贪官，这说明他对人的罪性有极深刻的认识。

在1966年以前，诺贝尔文学奖仅发给亚洲人一次，那就是印度基督徒作家泰戈尔。老舍、鲁迅、巴金、冰心、艾青也曾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候选人。每一年，都要由评选委员会提出几十名候选人来竞争这项世界级的荣誉，几番严格的筛选之后，剩下五名，再投票表决，票数最多者就是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迅、巴金、冰心、艾青都未曾打入前五名，而老舍不仅打入了前五名，而且摘下了第一名的桂冠。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已开始，要挑一位中国作家的话题又重新提起，瑞典文学院组织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委员会要看作品，可委员中没有人懂中文，只能从英文或瑞典文作品中挑选中国作家。巴金、冰心等人的作品，文革后才被译成英文介绍出去。只有老舍的著作早巳在西方流传，其中有瑞典文版的。众评委一读再读，顿感他出手不凡，尤其是他的《猫城记》寓言化地描写了人际关系的复杂，嘲讽了人性恶的劣根，具有超越国界的国际性。当时他和他的书都被揪了出来受到批判，他并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已拍板定了他，但他在北京的残酷批斗中被迫害致死。诺贝尔奖从来不颁发给死去的人，评委已听到风声，委托瑞典驻中国的一位外交官调查，证实了他确已死去，于是他当之无愧的荣誉被取消了，实在可惜。后来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以色列作家阿格农。


与老舍同时代的另一位作家许地山也是基督徒。
中国作家郑义是《老井》一书的作者，他说：“基督教的原罪说和宽容精神，直接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基督教对人类的贡献是极其伟大的，基督教是真正的福音。”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象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腓立比书 2:13、15、16


冰心
(中国著名女作家)等

冰心曾就读于美国著名的卫斯理大学(宋美龄在美国也上这所大学)，后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并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她在一篇序文中谈到老舍时写过这样的话：“讲到老舍的行善、分享、给人温暖，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圣经，他说过圣经上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徒20：35)。我认为行善上，老舍是位最有福的人。老舍是位基督徒，这我从来不知道。我却是从中学到大学，都受的是基督教的教育”(摘自1995年总14-15期合刊《彩虹》)。
冰心是位基督徒，她翻译过一些基督教的诗歌。她曾写《天婴》一诗： “马槽里可能睡眠，凝注天空。这清亮的歌声，珍重的话语，催他思索。想只有泪珠盈眼，热血盈腔，奔赴着十字架，奔赴着荆棘冠，想一生何曾安顿?繁星在天，夜色深深，开始的负上罪担千钧。”冰心热情宣传“爱的哲学”，可以说基督的博爱思想是她文学创作的基本支点，她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心之所发，笔之所至，无时无处不关于一个“爱”字：童心、母爱、对大自然的爱和对祖国故土的爱。

1999年2月14日下午，冰心的女儿吴青偎依在母亲身边，用纯熟的英语给母亲唱着《平安夜》歌，为母亲深情祝福。她说：“平时在家过节时，娘总是和我们一起吟唱《平安夜》歌。”此时老人静静地听着，听着，听着那熟悉的歌声；慢慢地睁开眼睛，微微地笑了。或许，这歌声唤起了她往日的记忆……后来总理来看望，吴青中断了歌声。2月28日冰心离世，享年99岁。(摘自1999年3月5日《作家文摘青年导刊》）吴青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妇女世界最高基金会副主席。冰心去世后，她到四川马边县为乡村女教师授课。授课中她三次流泪，说：“妈妈是作家，也是我的老师，我的榜样。妈妈曾获日本儿童文学奖，有奖金三万元。她生前一直想用这笔奖金捐助贫困山区的辍学女孩，今天，我来这里实现她的遗愿。妈妈捐了她所有的稿费，捐了她的书籍、字画，甚至捐了她的五脏和脑子”(摘自1999年8月17日《四川工人日报》)。

1999年3月1日香港《星岛日报》评论冰心说：“1920年开始，她受泰戈尔作品的影响。她有‘文坛祖母’之称，她将博大的爱心留给了无数最需要帮助的弱者，将崇尚民主，淡泊名利，疾恶如仇的精神留给了中国。”1999年3月3日法国《世界报》评论冰心说：“她曾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她始终是体现着自由精神的一群非常伟大的妇女之—。”冰心在1921年写的《我+基督=?》一文中说：以西门的勇敢，渗在基督的爱里，便化合成了彼得，成了基督教会的柱石。我要是渗在基督的爱里，又可得怎样的效果呢?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约8：12)，又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约12：36)。门徒约翰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1：9)。世人各特具的才能，发挥出来，也是花卉般争妍斗艳。然而假如他的天才不笼盖在基督的真光之下，再反映出来，结果只是枯寂，暗淡，不精神，无生意，与行尸走肉没有分别。光是普照大千世界的，只在乎谁肯跟从基督，谁愿做“光明之子”。愿笼盖在真光之下，谁愿渗在基督的爱里?谁愿借着光明的反映，发扬他特具的天才，贡献人类以伟大的效果?请铭刻这个方程在你脑中，时时要推求这个方程的答案，就是：我+基督=?(摘自《冰心散文》)。冰心在1992年第6期《中国文化》中发表《我的家在哪里》一文说：“我这个人真是‘一无所有’，从我身上是无‘权’可‘夺’、无‘官’可‘罢’、无‘级’可‘降’、无‘款’可‘罚’，地道地无顾无虑、无牵无挂、抽身便走的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牵不断、割不断的、朝思暮想的‘家’!”(编者按：这个‘家’显然是指天家。)


近年来，对中国著名作家曹禺的研究出现新动向，其中之一就是出现宗教文化理论模式，即是指研究者们从基督教文化对他的浸染，来全方位研究他早期话剧创作的主题生成。一批青年学者纷纷转向基督教文化对他影响的研究，因他的著作有原罪倾向。事实上，他本人也不否认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而且1949年前就已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49年后，人们出于某种政治概念的束缚，极力回避或否定他所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事实，把他作品深刻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蕴做了肤浅的理解(摘自1993年1月28日《报刊文摘》)。他虽不是基督徒，但他说：“神安排得多妙啊!小孩儿让人受累，可是他可爱啊，怎么看怎么可爱，让人高兴；老人就不同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人老了，神就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了，该走了”(摘自1997年第4期《读者》)。


中国现代画家、文学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丰子恺早年留学日本，他虽不是基督徒，但承认天地间有造物主。 1998年7月30日《团结报》报道说，丰子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受百般折磨，却仍能泰然处之。后来被下放劳动，在白雪皑皑的冬天，70多岁的他睡在地上，枕边堆满了从屋缝吹进来的雪，大清早还得到河边打水漱洗，面对这样凄惨的遭遇，他竟幽默地说：“地当床，天作被，还有一河浜(上海方言，即小河)的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编者按：丰子恺受佛教影响很大，佛教原本不相信有神，但他的人生道路走到极度痛苦的地步时，也想到了有神)。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哥林多前书13：13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名言圣经这一部书，我觉得每逢念它的时候；无论在清晨在深夜；总在那词句里，不断的含有超绝的美。其中尤有一两节，俨然是幅图画；因为它充满了神圣、庄严、光明、奥妙的意象。——冰心冰心圣诗《生命》　　生命，是什么呢？要了解他么？他——是昙花，是朝露，是云影；一刹那顷出现了，一刹那顷吹散了。
上帝啊！你创造世人，为何使他这般虚幻?
昨天，过去了。今天，依然!明天，谁能知道?
上帝啊！万物的结局近了，求你使我心里清明，
　　呼吁你，祷告你，直到万物结局的日子，阿们!




柏杨



柏杨
(台湾作家、台湾作家和人权教育基金会负责人)

柏杨是《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作者。有人问他是如何信神的，他回答说：“我们为什么不爱神呢?领袖会错，但神不会错。人很脆弱，我们的灵魂需要有归宿。”他非常坦率地说：“我承认自己很有福气，我是位基督徒，我非常感谢神的安排，感谢我的许多好朋友的帮助，也感谢张香华能嫁给我。”

柏杨以说话尖锐著称，他说：“基督教文化里面，有一个基础的信仰是非常好的，就是不承认人有等级之分，这是我们中国人所没有的。在神的下面，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都是主内弟兄，大家完全相等，这是平等观念。假如否定了主内弟兄的话，就你一个人是老大，这不是基督教信仰，是另外一种信仰。在儒家思想里，人是分等级的。”“我为谁活着，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基督徒很简单，我荣耀神，你可笑他，但他有终极的关怀。”“中国的文化就是政治文化，而这政治文化的内容是顶着一个君顶着一个‘神’，所以它又是一个官僚文化。这官僚文化说起来就是一个马屁文化，就是一个屈从文化，就是奴隶文化。哪有说人可造神呢?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人是造神的，只有一个人可造神，就是无上权威的皇上。”“中国文化是个酱缸，什么东西进来都要小心变质。”“中国文化的幽暗素质——暴力和说谎，依然固若金汤。……我们需要和平，乞求神赐给中国100年以上的和平，没有战争。”


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3954ba0100bke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