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狱后怎么添加软件源:王莽评价的传统及其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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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评价的传统及其历史变迁

 

王莽评价的传统及其历史变迁 ——兼论王莽改制与《周礼》的政治实践  

有关王莽的评价问题,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指出:“关于王莽这个人物,在今日仍有许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因为有关王莽的史料都只是后汉时代所写下来的。”[1]美国学者毕汉斯也指出:“由于缺乏材料,世人只知道王莽之治的主要概况,这就是他的政策引起很多争论和误解的原因。” [2] 

确实,从传统史家的角度来说,最初全面记述和评论王莽事迹的材料,就是东汉班固的《汉书·王莽传》上中下三卷,还有《汉书·食货志》所记载的“王莽改制”的有关内容。这些记录就成为后世史家和现代研究者了解和分析判断王莽其人其事的基本材料依据所在。在基本史料亦即王莽的出身、政治生涯及其政治行为、获得政权及其托古改制等史实的记述,以及后世史家在史实判定方面没有太多出入的基础上,针对这些史实的解读和解释,还有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又成为评价王莽的品格及其改制之成败得失的重要方面。 就以往史家和研究者对于王莽及王莽改制的定位和评论来说,首先可以区分出古代史家与现代研究者两种不同的视角,其次就是涉及对王莽获得政权性质的定位,王莽的人品与性格的褒贬,王莽改制的动机、依据和效果,王莽改制失败原因的总结等方面的议论和评价。 

本文旨在一方面就以往史家和研究者对王莽及王莽改制的定位和评论进行的粗略的回顾和比较,另一方面则是将笔者在考察《周礼》与古代理想政治时对王莽改制与《周礼》的政治实践问题的梳理和评述。所以本文即由四个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是传统史家所言及正史所记对王莽的评价,第二部分是其他历史人物对王莽的议论和评价,第三部分是现代史家和研究者对王莽的评价,第四部分是王莽改制与其对《周礼》的政治实践的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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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7-11-17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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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一、传统史家所言及正史所记对王莽的评价 

从东汉班固的《汉书》之后,历代史家和官修正史都有不少关于王莽评价的记录,似乎还没有看到有褒扬和肯定王莽的话语出现。 1,东汉班固《汉书》 且看班固对王莽的总体评价: 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解读上述班固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班固对王莽起于外戚之家时的道德品行,以及辅政成哀之际时的表现,是以《论语·颜渊》中孔子所说的“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来判断的,就是说王莽是表里不一、骗取名望,“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第二,班固认为王莽是在非常的历史之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的,而且是“窃位南面,处非所据”。“篡盗”、“窃位”,这就是班固对王莽获得政权的基本定性。第三,班固就王莽政权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的批判,真可谓是奋笔疾书,非议至极,无以复加。 

此外,在《汉书·诸侯王表序》中,班固也有对王莽获得政权的情势所作的描述和评论: 

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颛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价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 

若根据清代四库馆臣的见解,《汉书》列传部分的编次也是含有寓意的。《四库提要·汉书》有云:“其述《外戚传》第六十七、《元后传》第六十八、《王莽传》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势成于元后,史家微意寓焉。” 

另外还有,“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班固《两都赋·东都赋》) 

自班固之后,历代史家对王莽的人品多以“虚伪”、“奸诈”,对其获得政权也多以“篡”、“窃”、“盗”、“贼”、“作逆”等词语而书之。应该说这些都是属于道德评价范畴的,反映了评论者在政治上的正统观和道德观。


 

 

 

4楼

2、魏晋南北朝 

西晋陆机(261-303)《五等诸侯论》有云:“远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览董卓擅权之际,亿兆悼心,愚智同痛。”[8] 

梁武帝萧衍《责贺琛勅》有云:“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犹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为马,卒有阎乐望夷之祸,王莽亦终移汉鼎。” [9] 

梁徐陵《奉使邺都上梁元帝表》有云:“蚩尤三冢,宁谓严诛?王莽千剸,非云明罚?”[10] 

3、隋唐 

唐太宗李世民《金镜》有云:“王莽伪行仁义之道,有始无终;孙皓权施恩惠之风,有初无末。”[11] 

吕温(772-811)《诸葛武侯庙记》有云:“当汉道方休,哀平无罪,王莽乃欲凭戚宠,造符命,胁之以威,动之以神,使人忘汉,终不可得也。”[12] 

李宗闵《随论下》有云:“昔者王莽尝为徳化矣,不问可否,语必援经;不量人心,动必据古。于是天下烦溃,从而丧之,此不知变之祸也。”[13] 

白居易(772-846)《有木诗序》云:“余尝读《汉书》列传,见佞顺媕娿、图身忘国如张禹辈者,见惑上蛊下、交乱君亲如江充辈者,见暴狠跋扈、壅君树党如梁冀辈者,见色仁行违、先德后贼如王莽辈者,又见外状恢宏中无实用者,又见附离权势随之覆亡者,其初皆有动人之才,足以惑众媚主,莫不合于始而败于终也。”[14]白居易《放言五首》诗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鑚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簒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15]对此诗的后四句,宋赵与虤撰《娱书堂诗话》称:“此诗乃二十八字史论。” 

李山甫《读汉史》诗云:“四百年间反复寻,汉家兴替好沾襟,每逢奸诈须挼手,真(一作直)遇英雄始醒心。王莽弄来曾半破,曹公将去便平沈,当时虚受君恩者,谩向青编作鬼林。”[16] 

周昙《王莽》诗云:“权归诸吕牝鸡鸣,殷鉴昭然讵可轻,新室不因崇外戚,水中安敢寄生营。”[17] 

4、宋元 

范仲淹(989-1052)《推委臣下论》有云:“汉髙祖招纳群英,有将将之权而取天下,至于子孙,不知祖宗之谋,而独委霍光,又独委王凤,至于王莽,皆有大祸,西汉遂倾焉。”[18] 

石介(1005-1045)《根本》有云:“王莽之夺,汉终不亡,民心未去也。……王莽夺取,汉已亡矣,而民尚思汉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兴。”[19]《徂徕集》卷六《杂文·是非辨》有云:“以邪为正,则王莽见用矣。” 《徂徕集》卷八《杂文·救说》有云:“汉祚微,王莽簒,道大坏也。” 

欧阳修(1007-1072)《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有云:“谶纬之书,莫知所自起。王莽笃好之,其下遂相与诈造,欺蒙以售其私,而莽又明知其欺而乐用之,以愚黔首,而借以簒汉天下,盖乱臣贼子之言也,而托诸孔子。”[20]欧阳修《问进士策》言及《周礼》是否可行时说到:“或因以取乱,王莽、后周是也,则其不可用决矣。” 又说:“王莽尝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恶加于人者虽非一,而更田之制,当时民特为不便也。”[21] 

富弼(1004-1083)《保业》有云:“汉为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盗之十有七年而复为汉。”[22] 

程颐(1033-1107)《程氏经说》卷二《书解》有云:“如王莽、司马懿,若使终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簒逆之谋,而终身为才能之臣矣。”[23] 

苏轼(1037—1101)《宋襄公论》有云:“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诸侯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为可以文取也。其得丧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则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损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盖王莽之簒。使莽无成则宋襄,宋襄得志亦一莽也。”[24]苏轼《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珪牛仙客》有云:“西汉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云二人。章死而云废,则公卿持禄保妻子,如张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25] 

郑樵(1103-1161)《周礼辨》有云:“若夫后世用《周礼》,王莽败于前,荆公败于后,此非《周礼》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礼》者之过也。”[26] 

王十朋(1112-1171)《除侍御史上殿札子》有云:“先君有雠而复之者,孝也。夏少康灭浇,以复后相之雠;汉光武诛王莽,以复刘氏中绝之雠是也。”[27] 

朱熹(1130-1200)说:“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积累到熏蒸洋溢天下,无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则为王莽矣。”[28]又说:“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李有诗大略云‘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云云。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汤、武得国,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29] 

张栻(1133-1180)《西汉儒者名节何以不竞》有云:“王莽簒窃之日,贡符献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洁者,班班仅有,见于史也。”[30] 

吕祖谦(1137-1181)《读汉史手笔》有云:“传曰: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王莽不学寒浞,而暗与之合,岂奸臣授受一道邪。”[31] 

华岳(?-1221)《上韩平原诗》云:“汉地不埋王莽骨,唐天难庇禄山躯。”[32] 

黄震(1213-1281)《读周礼》有云:“《周礼》始用于王莽,大败。再用于王安石,又大败夹漈以为用《周礼》者之过,非周礼之过,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效者,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轻试。”[33] 

元汪克宽(1304-1372)《越国公论》有云:“王莽以外戚受封新都,遂窃国柄,视弃君如土梗弁髦,而因以毙之。”[34] 

元姚燧《汴梁庙学碑》有云:“至汉平帝始封谥褒成侯宣尼公,盖王莽假善以收誉,将遂其奸谋也。”[35]


 

5楼

5、明清 

方孝孺(1357-1402)《与友人论井田》有云:“王莽之乱,非为井田也。欺汉家之老母而夺其玺,称制于海内,海内之人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变奋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内亦乱,莽亦诛死。于井田何有哉?”[36] 方孝孺又说:“王莽能窃汉之位,而不能使海内之民一日忘汉之徳,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扰人纪,而不可以灭天之道。”[37] 

薛瑄(1389-1464)说:“武帝下推恩之令,诸侯王削弱,而王莽又得奋其奸;魏仍汉末之失,宗室踈远,而晋得以窃其国。”[38]又说:“如王莽之徒,窃人之国,皆引先王之事以文其奸,即庄子所谓儒以诗礼发冢者欤。”[39] 

丘浚(1420-1495)《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三有云:“若王莽假之以祸天下,王安石窃之以促国脉,皆《周礼》之罪人也。” 

黄绾(1477-1551)《上西涯先生论时务书》有云:“西汉倾危之势,不绝如线,光武乃以一旅中兴,盖人未厌文景之徳,王莽不得以革天下之心,邦本固也。”[40] 

彭辂《国脉论下》有云:“昔汉之时天下之气尝昌矣,王莽者出,借六艺,文奸言,以箝天下之口,以弱天下之气,而汉亡。” [41] 

夏言(1482-1548)《申议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 [42] 

霍韬(1487-1540)《与夏公谨书》有云:“王莽之学,一传而得宇文泰,再传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盖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输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丰熈宁棼棼如也,犹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为大冡宰,尽行《周官》之法,其嗣遂为周天王,然犹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43] 

杨慎(1488-1559)说:“以乡愿窃相位胡广也,以乡愿窃天位王莽也。”[44] 

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卷十九《巧言》条下有云:“有王莽之簒弑,则必有扬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禅代,则必有潘勖之九锡。是故乱之所由生也,犯上者为之魁,巧言者为之辅。”又《日知录》卷六《妻之党虽亲弗主》条下,在解释《礼记·杂记下》所记丧礼的规矩“姑姊妹,其夫死而夫党无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丧。妻之党,虽亲,弗主。夫若无族矣,则前后家、东西家,无有则里尹主(宰)之”时,顾炎武说:“此文以姑姊妹发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丧也。夫宁使疏远之族人与邻家里尹,而不使妻之党为之主。”并进一步引申说:“圣人之意,盖已逆知后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权,行居摄之事而篡汉家之统,而豫为之坊者矣。” 

孙廷铨(1613-1674)《限田论》有云:“夫为治不本人情而好为高论,动以法古为名,甚则为王莽,不甚则王安石,只以厉民而已,曷足尚哉?”[45] 

姜宸英(1628-1699)说:“夫自古簒窃之臣若王莽、(司马)懿、(曹)操父子,俱未尝亲杀其故主也,至陵零贼杀,自后禅授之际,习以为常。”[46] 

朱彝尊(1629-1709)说:“王莽之闰汉,朱(温)全忠之簒唐,其罪贯盈。”[47] 

陆陇其(1630-1692)说:“不顾土宜,不揆时势,而惟一切之法是为,则是王莽之《周官》,安石之新法,以私意罔民者耳。”[48] 

李光地(1642-1718)说:“后羿之恶,诛之者不必夏家;王莽之奸,何必夷自刘氏,《春秋》之法,人人得而讨之。”[49]又有《读史》诗云:“嬴氏何其愚,欲使文字埃,六丁收不去,二酉锢将来,王莽饰六艺,犹蒙严笔裁。”[50] 

蓝鼎元(1680-1733)说:“平生最恶曹孟德……王莽、李自成之父,皆将以帝称之乎。丕虽自帝,亦莽自成之侪。偶学者不帝莽、自成,而独帝丕,盖狃于前人之误,未及改正。”[51] 

刘开(1784-1824)《持盈论》说:“王莽之包藏祸心,而始皆悦之者,以其下人也。”[52] 

纵观历代对王莽的评价可以看到,确如有学者指出的:“不论是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还是文学家,基本都持批判、贬斥、痛骂态度,一致认为王莽是乱臣贼子,集中谴责他篡汉自立,违反‘忠君’的封建道德。”[53]似乎只有程颐所言“王莽、司马懿,若使终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簒逆之谋,而终身为才能之臣矣”,在态度上有肯定其才能之意。其他则无论是从其人品到其获得政权,都是持否定的态度和采用贬斥的笔调。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面列举的议论和评价当中,常常将王莽与董卓、曹操、司马懿、安禄山、朱温等人相提并论,反映出在历代史评方面对这些人物是有着一致的评判标准的。而且,在论及用《周礼》而改制或变法时,又将王莽与宇文泰、王安石等人相提并论,均被视为实践《周礼》而失败并招乱的典型人物,而开启端者,王莽才是罪魁祸首。


  • 2007-11-17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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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三、现代史家和研究者对王莽的评价 

现代史家及研究者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价,基本上有三种态度,一种是贬斥和批判性的评价,一种是肯定和理解性的评价,一种是略显平和中庸的评价[54]。在这里,笔者选择了自20世纪20年代到近年、包括日本和西方学者著作在内的21个著述例证,集中摘录这些著述中对王莽及其改制的相关议论的片断,并按照其发表出版的时间顺序加以列举和比较,以见各家的观点和立场。 

1、胡适《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1922年)[55] 

此文对王莽是很有所肯定的。胡适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虽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胡适认为:王莽实行的五均六管之制,“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他们的目的都是‘均众庶,抑兼并’。但当那个时代国家的组织还不够完备,这种大计画的干涉政策,当然不能一是收效。” 胡适又说:“可以知道当日的政治家确能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精义,六管都是民间的‘公共用具’私人自做,势必不能,若让少数富贾豪民去做,贫民必受他们的剥削。社会主义者所以主张把这种‘公共用具’一切收归社会(或国家)办理。这个意思即是王莽的政策的用意,那是无可疑的了。”胡适还说:“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兼并’的人,……两千年来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2、钱穆《秦汉史》(1931年)[56] 

该书第七章为“王莽之新政”,其内容为第一节“王莽之篡汉”下有“外戚地位之凭籍”、“王莽自身之名誉”、“王莽居摄前政治上之措施”、“禅让论之实现”和第二节“王莽始建国后之政治”。对于王莽政权,钱著是以“禅让”这一古老理想的政权交接方式来定性的。他说:“汉室传世二百载,而王莽篡位,开后世以禅让的天下之始。”至于王莽改制,钱著则说道:“王莽锐意复古,欲举秦汉以来二百余年相沿之成法,一变而返之于诗书六艺所称述之上古。然亦不二十年而覆亡。”(269)具体的来看: 

(1)有关王莽获得政权,钱著认为,“王莽所以得举世人心之归向,而安移汉祚于庙廊之间”,并不只是在于其“门第之鼎盛,制行之谨饬而已”,“盖莽之所以震动一世之视听,而得时人之信仰者,尤在其对于政治上之主张。”(272) 

(2)关于“王莽所抱政治理想”,钱著认为:是在“当时以时平世泰,奢风日炽。而制节谨度之意,实一时上下所共希”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思潮下酝酿而来的,“并无足异”。“惟莽出王氏极盛之门第,而奉王(吉)贡(禹)书生谨节之论,修己治人,坚守敢为,此则不易得耳。” 

(3)针对王莽改制,钱著指出:“王莽行政,重礼制,恤民生,着眼于社会经济,其本原皆出于王(吉)贡(禹),而其病则在拘古。”(278)钱著还指出,汉儒有两大“至高之论”,一是“论灾易,而发明天下非一姓之私,当择贤而让位”;再一是“论礼制,而发明朝廷措施,一切当以社会民生为归,在上者贵以制节谨度,抑兼并齐众庶为务”。但是,“前者为说,往往失之荒诞。后者之立论,又往往失之拘泥。”又说:“前说尊天,后议信古,而此二者,皆使其迷暗于当身之实事。”说到王莽与此之关系,钱著认为:“莽之为人,荒诞拘泥,兼而有之,竟以是得天下,而亦竟以是失之。”(291)钱著还认为:“富民豪族之兼并,贫富之不均,社会经济所形成之阶级,起而代古者封建贵族之世袭。惟此一事,厥为西汉二百年最大待决之问题。贾(谊)晁(错)董生(仲舒)极论于前,王贡诸儒深唏于后。而汉之诸帝,实鲜有能注意及此,而了解其问题之严重者。惟王莽锐意变法,欲举贾(谊)晁(错)董生(仲舒)以来,迄于王(吉)贡(禹)诸儒之所深慨而极论者,一一见之于实政。此不可为非当时一杰出之人物。不幸而莽以一书生,不达政情,又无贤辅,徒以文字议论为政治,坐召天下之大乱。”(291) 


 

7楼


(4)对于王莽的史评,钱著又说:“是王莽一人之成败,其所系故以至巨。至于其人之贤奸诚伪,犹是对于王莽一人身后之评骘,可无斤斤焉深辨为也。”(291)

3、翦伯赞《秦汉史》(1944年)[57] 

在此书的第七章第三节“西汉政权的崩溃” 题下的“西汉政权的腐化与王莽改制”部分,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论如下: 

(1)对于王莽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及其作为,翦著写道:“王莽在圣经贤传中最感兴趣的,是周公辅成王而后来却自己即于王位的故事。在他受命辅成王之后,常以周公自命。总想把周公即于王位的故事,在他身上重演一次。同时他看到汉家的天下正在土崩瓦解,渐至不可救药;而孝元皇后与平帝,又是孤儿寡妇,可以欺侮,于是大有驱寒治天下而有之的野心。为了要实现篡窃的阴谋,在平帝在位的五年中,王莽即以各种的方法进行权力的集中。……为了控制宫闱,王莽又发动爪牙,假借民意,请立其女为平帝后。……王莽又善于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王莽知道以阴谋篡窃他人的天下,为舆论所不许,而舆论的根据是圣经贤传。于是他鼓励经学家刘歆搜罗整理旧经,是为古文经,以为他的篡窃事业寻求根据。”(306-308) 

(2)对于王莽的获得政权,翦著评论说:“从王莽篡汉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乱臣贼子,无不把仁义道德挂在口上,用圣经贤传作为自己犯上作乱的掩护。……王莽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了篡窃者的符号。两千年来,在道德的法庭之前,遭受了历史价值残酷的裁判。” 

(3)对王莽改制,翦著有评论说:“假如我们离开‘袒刘’的立场,则王莽仍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一位政治家,这就从他大胆的执行改良政策表现出来。当王莽篡窃天下以后,眼看他所接收的天下已经陷于崩溃决裂的现象,而且他知道,这种现象是从社会经济最深刻的地方爆发出来的,即由于土地兼并而引致之农民流亡所致。他知道,为了抢救土地所有者的政权,已经不是减租、免税、救灾、恤贫等小恩小惠所能奏效;他认为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也许是有效的。于是而有王莽的改制。”(310)又说:“王莽的改制,从表面上看仿佛是一种复古运动。例如他在政治方面的改革,如官职、宗庙、社稷、封国车服、刑罚等的改革,无一不依照《周礼》上的名称。但这些都是表面的文章,王莽改制之最主要的部分,是经济制度的改革。王莽对经济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打击商人地主之土地兼并、物价垄断和高利盘剥,以期由此而缓和农民的‘叛乱’,使土地所有者的政权转危为安。像这样一种违反商人地主利益的政策,当然要碰到商人地主的反抗,为了制止反抗,所以王莽不能不把《周礼》做他改良政策的旗帜。《周礼》是圣人定的制度,谁要反对新政就是反对《周礼》;反对《周礼》就是反对圣人;反对圣人,就是名教罪人,就应投之四夷以御魑魅。所以我说王莽的复古,是执行改良主义的一种手段。”(3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