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远程培训系统:伟业之珠玑，民国之先导——梅贻琦

——一位中西合璧的思想教育家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1909年投考第一批庚款． 留美生被录取，在美读电机工程。回国后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 理系教授、教务长、留美学生监督等职。1931年被任命为清华校 长。梅贻琦是1931年12月初到校任职的。到1937年7月抗日 战争爆发为止，在短短的五六年间，即使清华取得了划时代的成 就。综述如下：

一、就职演说宣布施政方针

　　梅贻琦于1931年12月3日到职视事。到校当天，即在全校 大会上发表就职演说宣布施政方针。略有如下几条：

　　①办大学的目的。“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 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 这两种目的，所以要向这方面努力。”

　　②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 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 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 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

　　③既要造就人才，更要（合理）利用人才，避免人才浪费。“……就拿清华说罢，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才，而且还有 不少杰出的人才，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 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的。……我们今后对本校的毕业生， 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④保持良好校风。“清华向来有一种简朴好学的风气，这种 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

　　⑤合理使用经费。“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幸运。但如果和国外相比，还相差甚远。”“我们对于经济问题， 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 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 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 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求撙节罢了。”

　　⑥时刻不忘救国的责任。“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 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 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 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 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 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 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 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 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 国家服务。” 这六条施政方针，在当时中国大学教育尚属摸索阶段，办学 思想与方针尚未完全定型之际，对清华后来的发展，具有奠基作用。更可贵的是，梅贻琦对于这些基本思想终生奉行不渝，而且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加以充实、完善。使他和他的志同道 合的同事们一起，在短短的五六年间，在清华创造了一个“黄金 时代”。而他的教育思想也渐趋大成。

二、梅贻琦教育思想略述

　　关于梅贻倚在长校最初几年所取得的成就，笔者在其他撰 作中，曾屡述梗概。而对清华发展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他的一整 套教育思想。这套完整的教育思想，实际上也是“清华文化”的思 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1．大学之道——源流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首先来源于他的多年办学的实践经验。 此外还有三个理论来源，即①中国古代儒家大学（Great Learning）教育思想和古希腊教育哲学思想；②欧美近代民主与 法治思想；③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实际上也是中国先秦时期的百 家争鸣和欧美近世高等学府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思 想。梅贻琦认为，中、西大学教育思想源流，用比较的方法探讨 之，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他说：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 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 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 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梅贻琦认为：古今中外，一切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均须从 “修己”开始。作为哲学思想，在西方可溯源于古希腊人生哲学的“一己之修明”（Know thyself），在我国，则可溯源于儒家创始人 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和儒家代表作之一的《大学》“八目”中的 前“五目”（格、致、诚、正、修）。但儒家的“为己”，与西方的“一己 之修明”又有所不同。前者所说的“为己”、“正心、修身、诚意”、反 对“舍己以从人”等，非指大学教育的目的，而仅是指根据自己的 特点（或日“性之所近”）发展自己的第一步。所以它同时又主张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等，亦即《大学／八 日”中的后“三目”：“齐家、治国、平天下。”

　　据此，他认为大学教育的根本使命，无论古今中外，应该是 一致的。他引用古代儒家名著《大学》中的一段话并加以发挥说：　

　　《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日，“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 记》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 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 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 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于《尽心章》，亦言修 其身而天下平。苟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 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 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 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 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2．“通才教育”——核心

　　“通才教育”思想，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正是奉行这种思想，使他在30年代短短数年内，培养出各个领域中真正称得上是卓越的、第一流的人才，创出了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 而到了抗战时期的《大学一解》之作，使这一思想得到理论上的 概括，趋于大成。

　　“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近代西方大学所普遍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 系。简要说来，这种思想主张“一个大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 识，尤须接受普通教育，此普通教育并非专门知识的准备，而应 渗透在整个大学课程中”。普通教育的目标则是：“在共同的文化 中培养具有共通理想的公民。”大学四年的课程，“至少要有三分 之一的分量是属于普通教育的，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三种，都应融会贯通”。

　　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是一贯的，执行起来也是十分认 真的。早在1927年，他在《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一文中，就提 出：“盖今日之社会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材，不贵乎专技之长，而以 普通基本的工程训练为最有用。”不过他那时还只是从“时需”出 发，而且仅指工程学科而言。到了1932年夏，他的这种思想就具 有明显的理论色彩了。这年6月，他在一次全校性集会上讲话 说： 　

　　这三个月里诸位听了多次的讲演，对于各学科要点，当 已得到不少的了解。本校举办这些系的目的，固然是希望学 生获得一技一艺之专长，以期立身致用于社会。同时盼大家 在注意本系主要课程之外，并于其他学科也要有相当认识。 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 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 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 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 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　

　　以梅贻琦为代表的清华大学校、系领导以至全体教授一直认为，大学的首要任务不在授予学生以专门技术知识或职业训 练，而在传授学生一些普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 最广泛的综合的基本知识，以培养一批具有政治头脑与治世才 干、多方面书本知识与文化教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大学 不应培养只有专门技术的“高等匠人”，而应是“周见洽闻”的“完 人”。大学教育不应成为职业或技能教育与专家教育，而要给学 生以“士”的教育，以培养“读书知礼”的“士人”或曰“精神领袖”。

　　而到了抗战时期他写《大学一解》，才把“通才教育”思想发 挥到真正的理论高度。这篇代表作通篇所论证的，就是“通识为 本，专识为末”、“通重于专”这个主题。他在结语里说：“不尽者尽 之，不力者力之，是今日大学教育之要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