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弦乐器与物理的关系:斯蒂格利茨答《中国改革》记者问之评论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宏观经济学 版，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pinggu.org/viewthread.php?tid=1071565&page

众问：现在中国**的头等大事就是稳定。中国在放慢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应当如何取舍？哪一种危害更大？　　斯蒂格利茨：与其说我担心通胀，不如说我更担心**对通胀反应过度，做出很多愚蠢的决策。现实情况常常是**出台应对通胀的政策，反而导致工资、食品、石油价格都不断上涨，通胀也因此加剧，尤其是食品和能源在消费中所占比重远远超过美国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所以，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就像骑自行车，只有保证一定的速度才能维持平衡。如果速度慢下来，就会出问题。中国**想把经济增速控制在7%左右，但是，如果矫枉过正，导致增速过低的话，也会出现大问题。斯的水平高就高在看出当下不应该做什么。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不是现在才应该做的事情，而是早在奥运时候甚至之前就应该做了。当群众都被盛会冲昏头脑的时候， 政-府就应该冷静下来进行主动调节。但几乎所有国家的政_府都好像缺乏这种能力，尤其是我们的。
众问：那提高利率效果如何呢？　　斯蒂格利茨：如果实际利率低于通胀率，提高利率是有必要的。何况中国的实际利率为负。但是，提高利率会让某些经济问题更加糟糕，因为这会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中国，以谋求高额回报。所以，应当采取不提高利率而又能抑制经济的方法，诸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土耳其就降低了利率，同时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最重要的工具。所以，当昨天自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但又只加25个基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这当中的困难：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导致必须提高存款准备金，但另一方面，不调整利息会令银行处于无资金可调用的境地，进一步威胁到银行的盈利能力。如果银行没有盈利能力了，那么将降低银行抵抗坏账准备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和国营垄断企业的借贷可能已经令银行不堪重负。
众问：征税该怎么征？你有何主张？　　斯蒂格利茨：和世界上大多数缺少储蓄的国家不同，中国并不缺少储蓄。欧洲和美国由于担心储蓄不足，希望对资本收益征税较低。而中国的问题恰恰相反，储蓄太多。因此，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累进的、渐进的税制，同时要进一步改革财产税。对于资本收益和房地产征税，不仅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也能够提升经济稳定性。　　就税收政策而言，**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制定了一项根本无法推行的税收政策。对房地产征税相对容易，因为**在房地产业可以监控任何一笔交易，虽然人们也可以有办法作假，但是，终归比其他行业难得多。我的一个建议是征收小额金融交易税。由于税额不大，民众不会反对，不会改变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却可以增加**收入。斯的回答是建立在西方政治经济学基础已经牢固，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定性科学已经为西方社会政治体系定性完成前提下的回答。斯完全不明白，中国没有办法实行累进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实际上没有一个多元的政治系统。一个获得既得利益，并排斥了其它利益的集团，如何能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
众问：刚才谈到，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公平非常重要。在实践中，重点该放在哪里？　　斯蒂格利茨：首先，中国**需要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发挥作用，不能够完全依靠地方财政，要靠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如果中国完全模仿美国模式，把教育、医疗这类公共服务市场化，那将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在这类问题上，单纯的市场化会造成很大的社会成本，最终对效率构成负面影响。中国的教育领域明显出现了这种机会的不公平，例如，农民工的子弟被排除在城市的正规教育体系之外，这应该是**着力解决的问题。　　其次，中国**应当关注就业问题。最为重要的社会政策就是提供完全就业。长期的失业状态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其负面影响不容低估。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达到完全就业的状态，需要**起作用。我担心，如果中国**过于关注通胀问题，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过高的失业率。　　还有，关于社会保障问题，市场对保险的供给往往是“失灵”的，诸如失业险、企业年金险、事故险，等等。而且，由市场提供保险还会带来很大的交易成本。因此，**需要在社会保障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就像其他任何大国一样，中国有很多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特殊利益集团，情况也就会越来越困难。美国现在近乎瘫痪的政治局面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卢梭在其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就指出：教育不是消除了人类的不平等，而是扩大了人类的不平等。为了使教育成为消除而不是扩大不平等的手段，西方社会进行了历时一百多年的政治动荡，起义和革命充斥其间。历史证明，社会的发展必然是不断经过处于底下阶层的人不断试图晋升到更高的阶层然后滑落下来的过程。诚然，在马尔萨斯那里，害怕沦落到更低的底层社会是一个社会能够进步的动力，但是，辩证法在卢梭那里的完成在于，当一个社会中，从较高的阶层滚落下来，或者不断被从较高的阶级地位排挤出去的人数多于能够上升到更高阶层的人数时，那么这个社会就有了复归的必要条件。而当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认识到，自己的挣扎和努力都不可能使得社会接受其改善现有状况的理想时，那么这种认识本身就构成了这个社会继续进步的充分条件。社会的构成基础在于每个人都能从参加到社会中获得比自己不参加这个社会更多的利益。当一小撮人试图握有全部的利益和资源而把别人都排斥在外的时候，这个社会的解体同样是一种进步的标志。 
    众问：中国的房地产显然是有泡沫的。会不会出现美国“次贷”危机这样的情况？
　　斯蒂格利茨：中国和美国不一样。在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中，房子是100%贷款购买的，亦即100%的负债。 而且其利率是诱惑利率（teaser rates）。这种利率一开始为3%，后来就会涨到6%。购房者起初能承担利率，但到后来就承担不起了。于是，购房者的支出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收入，房价也下跌了。
　　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惟一有“无追索权贷款”的国家。“无追索权贷款”意味着房主不可能破产清偿，你随时可以把房屋钥匙扔给银行然后转身走人，不必承担任何后果。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旦房价下跌，人们就说：“我不还贷款了。” 然后，他就可以不用付房租免费再住两三年，因为办手续通常要花两三年时间。法律系统的工作效率很低。
　　众问：美国这种体制是怎么形成的呢？银行的责任何在？
　　斯蒂格利茨：这一整套体系的设计很不合理，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设计出这样的体系。这个体系过去之所以还能运行正常，是因为当时的银行负责任，只会借钱给有偿还能力的人，而且只借给你80%，所以，当房价下跌10%甚至是15%的时候，你仍然有钱花在房子上。
　　但是，现在银行变成了强盗，完全不负责任，甚至还会想办法从穷人那里窃取钱财。他们可以借给你100%的房款，然后收取高额利率，试图从你身上获取超额利润。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体系。
　　我想再举个例子，西班牙房价也大幅下跌，但是，他们取消赎回权的案例却很少。购房者还是继续偿还贷款，因为他们实行的是“追索权贷款”。如果你还有资产，即使你宣布破产了，你还是需要继续偿还贷款。        中国现在面临的房地产泡沫和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件好事。这里，斯蒂格利茨其实没有回答这种制度形成的原因。其实，美国的银行既然要不顾一切赚取超额利润，那么他们就必须承担这种相关的对应风险，即：购买房子的人随时可以把钥匙交给银行而不复其它责任。这实际上是一种有限责任的炒房。即我以我出资购得的房屋为限履行炒作和投机房产的后果和责任。最终是否愿意为这种投机后果担保，取决于银行的决定。众问：你对人民币汇率调整有何看法和建议？
　　斯蒂格利茨：那种将中国视为“汇率操纵国”的论调无甚意义，因为“操纵汇率”的概念本身就存在缺陷。如今各国**采取的财政措施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国汇率，无节制的财政赤字和低利率政策均可能导致货币疲软。
　　美国的贸易逆差不能全然归咎于中国。真正重要的不是美中双边贸易，而是多边贸易平衡。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小于德国等国家。而且，除了汇率以外，国民储蓄率也是影响一国贸易平衡的因素。如果美国不提高这项指标，其多边贸易逆差将难以大幅减少。
　　事实上，美国强迫人民币升值可能造成真正的全球贸易扭曲，美国**补贴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农民，将使中国农民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担心人民币汇率调整会对中国农产品价格有影响。升值可能对投资者有益，但同时会给低收入群体带来问题，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所以，我认为中国当前首先需要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我还建议中国征收出口税，这可以避免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一些缺陷。建议虽好，但如果中国这个国家对重商主义的斗争和批判不够彻底，很难想象斯的建议会有人去尝试理解。众问：你是否更偏好通过财政政策应对危机？
　　斯蒂格利茨：是的。我一直认为，正是由于美国**采取的刺激政策，才遏制了失业率的持续上升。“大萧条”、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现在还不到担心赤字的时候，应当集中精力提高总需求。**不能只看到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面，要通过投资谋求未来的回报。
　　有些批评者认为，财政政策对后代不公平，但是，货币政策尤其是量化宽松政策也会产生极其糟糕的跨代效应。美联储购买的巨额抵押贷款和长期债券在未来将会大幅缩水。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可以促进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其回报率早已为历史经验所证明。
　　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私人金融市场中有大量资本被错配。危机发生以后，由于资源利用不充分，造成了更大的浪费。因此，我认为关键在于债务重组，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救助经验表明，债务重组是经济复苏的关键。对于那些在当前鼓吹财政紧缩、推迟债务重组的“金融魔术师”的说法，我认为不值一提。实际上，中国目前的情况是，除了财政政策，其它没有办法。美国的货币政策失灵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还可以依靠政-府干预，而中国的问题是政-府失灵。中国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受到的既得利益集团牵扯太多，以至于很难扭转一些根本的、需要定性的问题。这也是我一再强调的，中国缺乏的是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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