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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革命，三种纪念
作者：本站编辑部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11-9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9 17: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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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相关的纪念活动已经陆续展开。
大陆官方成立了专门的筹备机构来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个筹备机构是全国政协——全国统一战线组织，该筹备机构说，纪念的目的是为了发扬辛亥革命精神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除了中央级别的纪念外，武汉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拟投资100亿元复建武昌首义古城，建设首义文化区。而为了争夺辛亥革命百年庆典的落户权，武汉、广州、南京、中山等热门候选城市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与此同时，在海峡对面，马英九于2009年双十节前正式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请萧万长担任主任委员，“行政院长”吴敦义、“立法院长”王金平为副主任委员，同时核聘筹备委员会委员111名，以结合政府与民间，规划“中华民国建国100年”相关庆祝活动。并且，马英九在今年特意强调，大陆要举办辛亥革命展览，“我们当然不会去”。目前政府的作法，就是大家各办各的。
可以看出，双方纪念的规格不可同日而语，大陆最高级别的纪念活动由全国政协筹备，而台湾的纪念活动则由“副总统”“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等级别的人担纲主持。
双方纪念的侧重点也不同，作者魏渭望分析道，大陆的纪念侧重的实质在于“革命”，在于对推翻数千年帝国封建皇权的这一大革命运动的褒扬，而台湾的纪念更侧重于辛亥革命的建国意义，一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催生了中华民国政府。
除了纪念的侧重点不同外，双方纪念的目的恐怕也大相迥异。大陆的纪念重在借此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纪念活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当然地方政府则是希望借此可以“纪念搭台、经济唱戏”，搞一搞创收；台湾的纪念更多地在借此追溯政权的合法性。
仔细想来，大陆官方把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做统战工作乃至经济创收来做自有很多可商榷的地方，但是台湾的纪念活也并非没有可指摘的地方，纵然不满大陆的统战意图，但也没必要搞到一定“各办各的”程度，而是完全可以借纪念的机会，把自己百年来从建国到历尽曲折最终完成转型的历史展示给大陆人看看学学嘛，毕竟在转型的道路上，台湾先行了一步。还有一点是，辛亥革命确实是建立了民国，但这个民国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有多大、革命是否是最佳选择策略等问题，在今天都值得进一步反思，这一点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出于政治需要在纪念的过程中恐怕也很难会过多涉及。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双方的做法似乎也无可厚非，官方的纪念行为毕竟一种政治行为，是政治行为就免不了受到政治立场、价值观念、当前形势、乃至历史恩怨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做到客观中立，这一点无论对大陆还是台湾都是一样的。
所以，除了关注两种官方形式的纪念之外，我们还有必要眼光下移，看看那些不在庙堂之上的人是如何纪念这场百年前的革命的。笔者把独立于官方纪念活动之外的纪念笼统称为第三种形式的纪念。这种纪念更少是从党派立场、主义立场看问题，更多从事实本身以及这样的事实对中国现代化转型本身来看问题。这种纪念有的以学者间的研讨会或媒体形式进行，当然更多的是学者个人以著文方式进行的。
以研讨会形式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有：
陆建德、罗志田、许纪霖、沈渭滨、杨国强等学者组织召开的“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座谈会，把关注的重心向前移到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十年这个关节点上，着重探讨了辛亥革命发生的背景因素。除了这个座谈会外，如果读者想更多了解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还可以参看郭世佑与曾鸣的文章：郭世佑：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内在联系及其他 ，曾鸣：清王朝垮台前，爱新觉罗利益集团已丢尽了脸。
由茅于轼、袁伟时、资中筠、章立凡、杨奎松、王小鲁、周孝正、黄益平、于建嵘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研讨会则重在讨论辛亥革命与中国经济腾飞的内在关联。（茅于轼 袁伟时 资中筠等：回首辛亥百年）
此外，《潇湘晨报》推出了辛亥革命100年特刊，以专题组稿的形式展示了辛亥革命的多个层面的意涵。其中一句话道出了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中华民族还有很多机会。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潇湘晨报：辛亥革命100周年启示录）
除了这些研讨会和媒体的纪念活动之外，一些学者个人也著文对辛亥革命予以纪念。这里挑选一些文章与大家分享。
袁伟时教授不太在意是否以周年庆典的形式来纪念辛亥革命，而是重在直面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他在文章中说，坚守学术良知的史学家不是吹鼓手，周年庆典之类的尘嚣在他们面前毫无意义。就辛亥革命而言，基本面貌是清晰的，不存在让史家神驰梦绕的未知领域。不过，由孙中山带头，国民党及其追随者继长增高，进行了粉饰、装修这次革命的系统工程，这一历史事件成了盛大的假面舞会。戳穿假象，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倒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张鸣教授《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一文，在指出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顺应了历史潮流的意义后，更多地是对一些相关问题的反思，比如对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辛亥革命在整个中国现代进程中的地位等问题，张鸣教授都给出了发人深省的思考。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对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之间关系的重视，反映的是作者对中国当下改革困局或危局的深刻体察，这可以从作者之前的文章“改革的危局—与清末新政比较”更明显的看出来。无独有偶，上海学者萧功秦也注意到了清末新政和当代中国改革的某种可比性，敬请读者读后思考。（萧功秦：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
李平宽、颜翊珩两位作者在其纪念文章《纪念辛亥革命诞生一百周年》中，对辛亥革命产生的背景因素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如果没有（1）西方影响的介入（2）日本这个因素，这两点综合作用，清朝还会延续，不见得会在1911年倒掉”。对于外部因素尤其是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作者傅芮岚也予以了强调，认为“之所以说辛亥革命是日本的胜利，是因为中国同盟会作为辛亥革命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团体，从其成立的背景和其主要领导人的背景，都凸显了日本人的幕后阴影。”因此，辛亥革命实质上是日本人的胜利。（傅芮岚：辛亥革命是日本的胜利）
许倬云教授在纪念文章中说，儒家文化与皇朝实力、清末变法的崩溃是辛亥革命的大背景，“辛亥革命只是一颗大树在完全蛀空的时候，风吹草动都会将大树吹倒。”纪念辛亥只是一个回顾，整顿自己才是开拓未来的契机，而其中要承担的真正重要任务是文化革新。（许倬云：回望辛亥百年，文化革新亟待开始）。
作者宋鲁郑认为，如果这种纪念，是指向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或者是唤起两岸共同的“一个中国”的记忆，自然值的大张旗鼓一番。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纪念却指向“民主与宪政”。中华民国什么都有：国耻（二十一条、九一八）、国家分裂（外蒙独立）、国民党独裁、政变、复辟、军阀混战、内战、腐败、民不聊生、超级通货膨胀，却独独没有民主与宪政。把中华民国和民主与宪政联结起来，简直是历史的错位与荒唐。
…………
从上面的诸多纪念文章可以看出，民间的纪念活动由于不受政治立场的直接影响，在对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评论及反思上观点更加多元。这种多元性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且笔者相信，除非我们出于为某个党派、阶级、立场服务故意强制去保持认识上的一致，否则我们对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认识上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就会永远存在下去。不过也可以看出，对辛亥革命的多元讨论，现在还不是很多，随着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日益临近，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有价值的讨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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