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衬衫挺:收入分配改革当从体制弊端入手--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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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当从体制弊端入手 谷亚光 2011年03月21日15:20 来源：《中国改革报》 收入分配改革当从体制弊端入手--中国共产党新闻 
收入分配改革是“十二五”规划草案最大亮点
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防止贫富两极分化
收入分配改革阻力在哪？
提高劳动报酬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收入分配不公平，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三大突出问题，而体制性弊端是根本原因
在今年的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提案、议案关注收入分配改革，不少专家学者希望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早日出台，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把收入分配改革问题作了较多论述。本来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学家日常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但今天收入分配改革为何却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了呢？
收入差距扩大在持续
张金和张银（均为化名）是亲兄弟，兄弟俩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那时候大学生可是天之骄子，很稀罕的。老大张金上的是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安徽省亳州市一个县的农业局，当了一名农业技术员，如今虽然评上了高级农艺师，月工资才拿2000多元。虽然日子还能凑合，但一提起儿子上大学的花费他就会皱眉头。弟弟张银当初考上的是某金融学院，后来几经周折到了北京某证券公司当上了副经理，而今年薪超过50万。不仅生活早已小康，住的是高级公寓，座骑是宝马轿车，而且还打算把正上高中的孩子送到美国上大学。张金和张银兄弟俩同样经过20多年的努力奋斗，但其结果却大为不同，见证了不同行业、不同地域、大城市和小县城之间巨大的现实差距。
在今年年初举行的“2011中国投资年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说：“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应该说已经到了极不公平的边缘，必须狠下决心，坚决调整。”贺铿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间定在本世纪头20年，如今已走过一半。目前，虽然我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正面临着发展越来越不均衡、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他列举了一系列数据：从城乡差距来看，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1:1扩大到了3.3:1，远远超过世界上2:1左右的一般水平；从基尼系数来看，世界银行测算的结果是，中国已超过0.5（警戒线为0.4），属于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表现；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中国收入最高与最低的行业相差15倍，国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更是相差128倍。此外，收入排在前20%的人平均收入和最低的20%相比，两项之比在中国是10.7倍，而在美国是8.4倍，在俄罗斯是4.5倍，在印度是4.9倍，在日本仅为3.4倍。
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现在我国的收入结构是“倒丁字形”，高收入到中等收入者的分布形成一条竖线，而低收入阶层是下面的一条长横线，这种收入分配状况比金字塔形分布还要糟糕。金字塔形分布中，中等收入者比我们还多一些，从金字塔形转为橄榄形，完成起来会更容易些，而现在我们从倒丁字形转为橄榄形，任务更加艰巨。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有学者指出，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富悬殊，已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孵化器”，阻碍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其一，由于高收入者消费需求增长不大，低收入者有心却无力增加消费，消费需求难以发挥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应有作用；其二，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感普遍下降，不满情绪在低收入群体和一些中层、中上层收入群体中升温；其三，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并且容易影响社会风气，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使“一切向钱看”、“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思想抬头；其四，分配不公导致激励机制扭曲，使得改革动力下降，社会创新激情不足。北京大学的蔡志洲教授认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实现GDP高速增长，国家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些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目标。如今这个目标已实现。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显现。
劳动报酬提高与企业利润增长呈现“翘翘板”现象
专家学者的研究和呼吁，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代替不了人们的感同身受，收入分配改革提速已达成共识，但因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其改革必然困难不小，其结果要令所有人满意也非易事。虽有困难，但我们一定能找到解决困难的突破口。
刘凌（化名）属于二代农民工，目前在京城一家著名电器公司做空调安装工，初中毕业后到广东打工，2008年金融危机后转来北京。他告诉记者，他的父亲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广东打工，那时月工资800多元，到2008年，月工资才1000元出点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刘凌的父亲就打道回府。刘凌不愿回江西老家务农，就闯到北京，除了做空调安装工，空闲时也做些其他杂活，月工资不足2000元，如果加上找各种理由给客户添加的材料费提成等，平均每月也能拿到3000元钱。3000元钱一个人在北京消费应该不算太拮据，问题是刘凌还想攒点钱娶媳妇，在北京生存下来，这样刘凌花钱就显得很小气了。
消费的基础是收入。很多年来，我国经济在年均接近10%增速的同时，劳动者收入增速却远远没有跟上来，刘凌父子俩的经历是农民工的缩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人民日报》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讲到，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而《新京报》做过一个估算，数字更为惊人：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22年的时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这些数字跟我们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是比较一致的，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这无疑在根本上限制了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陈志武指出，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大概是GDP的69%，接近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的71%水平；到1978年，中国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45%，但到最近，这个比例却下降到36%左右。而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约30%。如果将预算之外的政府税收与开支也算入，会更明显。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贾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并没有过高，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属于中等偏低水平。中国目前仍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3%以内，累计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在20%左右，地方政府也有大量显性和隐性债务，因此，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还谈不上宽裕，更不用说富裕。
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储蓄率从1998年前后的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仅上升2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不久前指出，目前，中国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已处于全球高水平，这与经济转轨过程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密切相关。企业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统计资料证明，1996年至2007年，在劳动者报酬比重大幅下滑同期，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却从21.2%升至31.3%。
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成了翘翘板的两端，一边上升，另一边下降，企业在膨胀，工资袋却没相应鼓起来，所以内需扩大受到影响。我们只好想方设法寻找外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结果，不少企业不转变发展方式，仅靠压低工资、社保欠账等方式就能赚钱，所以转方式动力始终不足。这样下去不可持续，不少企业家也早认识到，但不到泰山压顶，制度逼迫，不少企业还是能拖就拖。
让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理想变成现实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工资占GDP的比例过低，劳动报酬分配所占比重过小，使工薪阶层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余斌指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收入分配不公平，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三大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的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体制性弊端是根本原因。苏海南认为，分配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在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劳动报酬偏低；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有限。问题的症结已经找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继去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之后，今年各地再次争相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此外，上海、重庆等地开始试点征收房产税，其意在调节财产收入差距。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强调，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力争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有专家建议，下一步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生产要素价格，缩小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需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适当提高收取比例。国企上缴的收益纳入公共财政并用于社会公共福利性支出，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苏海南认为，国有企业应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排头兵，应搞好企业内部分配，建立薪酬分配激励约束机制，正确安排企业高管、中层、一般职员和一线工人的薪酬分配关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认为，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三个领域非常重要。一是金融领域。我国金融体系仍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主要为大公司和富人提供资金服务。二是财富转移领域。比如国家的资源转移到资源开采企业，造成巨大的分配不公。三是垄断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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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常雪梅）
收入分配改革是“十二五”规划草案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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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阻力在哪？
提高劳动报酬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收入分配不公平，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三大突出问题，而体制性弊端是根本原因
在今年的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提案、议案关注收入分配改革，不少专家学者希望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早日出台，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把收入分配改革问题作了较多论述。本来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学家日常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但今天收入分配改革为何却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了呢？
收入差距扩大在持续
张金和张银（均为化名）是亲兄弟，兄弟俩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那时候大学生可是天之骄子，很稀罕的。老大张金上的是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安徽省亳州市一个县的农业局，当了一名农业技术员，如今虽然评上了高级农艺师，月工资才拿2000多元。虽然日子还能凑合，但一提起儿子上大学的花费他就会皱眉头。弟弟张银当初考上的是某金融学院，后来几经周折到了北京某证券公司当上了副经理，而今年薪超过50万。不仅生活早已小康，住的是高级公寓，座骑是宝马轿车，而且还打算把正上高中的孩子送到美国上大学。张金和张银兄弟俩同样经过20多年的努力奋斗，但其结果却大为不同，见证了不同行业、不同地域、大城市和小县城之间巨大的现实差距。
在今年年初举行的“2011中国投资年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说：“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应该说已经到了极不公平的边缘，必须狠下决心，坚决调整。”贺铿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间定在本世纪头20年，如今已走过一半。目前，虽然我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正面临着发展越来越不均衡、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他列举了一系列数据：从城乡差距来看，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1:1扩大到了3.3:1，远远超过世界上2:1左右的一般水平；从基尼系数来看，世界银行测算的结果是，中国已超过0.5（警戒线为0.4），属于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表现；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中国收入最高与最低的行业相差15倍，国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更是相差128倍。此外，收入排在前20%的人平均收入和最低的20%相比，两项之比在中国是10.7倍，而在美国是8.4倍，在俄罗斯是4.5倍，在印度是4.9倍，在日本仅为3.4倍。
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现在我国的收入结构是“倒丁字形”，高收入到中等收入者的分布形成一条竖线，而低收入阶层是下面的一条长横线，这种收入分配状况比金字塔形分布还要糟糕。金字塔形分布中，中等收入者比我们还多一些，从金字塔形转为橄榄形，完成起来会更容易些，而现在我们从倒丁字形转为橄榄形，任务更加艰巨。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有学者指出，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富悬殊，已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孵化器”，阻碍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其一，由于高收入者消费需求增长不大，低收入者有心却无力增加消费，消费需求难以发挥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应有作用；其二，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感普遍下降，不满情绪在低收入群体和一些中层、中上层收入群体中升温；其三，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并且容易影响社会风气，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使“一切向钱看”、“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思想抬头；其四，分配不公导致激励机制扭曲，使得改革动力下降，社会创新激情不足。北京大学的蔡志洲教授认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实现GDP高速增长，国家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些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目标。如今这个目标已实现。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显现。
劳动报酬提高与企业利润增长呈现“翘翘板”现象
专家学者的研究和呼吁，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代替不了人们的感同身受，收入分配改革提速已达成共识，但因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其改革必然困难不小，其结果要令所有人满意也非易事。虽有困难，但我们一定能找到解决困难的突破口。
刘凌（化名）属于二代农民工，目前在京城一家著名电器公司做空调安装工，初中毕业后到广东打工，2008年金融危机后转来北京。他告诉记者，他的父亲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广东打工，那时月工资800多元，到2008年，月工资才1000元出点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刘凌的父亲就打道回府。刘凌不愿回江西老家务农，就闯到北京，除了做空调安装工，空闲时也做些其他杂活，月工资不足2000元，如果加上找各种理由给客户添加的材料费提成等，平均每月也能拿到3000元钱。3000元钱一个人在北京消费应该不算太拮据，问题是刘凌还想攒点钱娶媳妇，在北京生存下来，这样刘凌花钱就显得很小气了。
消费的基础是收入。很多年来，我国经济在年均接近10%增速的同时，劳动者收入增速却远远没有跟上来，刘凌父子俩的经历是农民工的缩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人民日报》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讲到，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而《新京报》做过一个估算，数字更为惊人：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22年的时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这些数字跟我们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是比较一致的，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这无疑在根本上限制了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陈志武指出，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大概是GDP的69%，接近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的71%水平；到1978年，中国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45%，但到最近，这个比例却下降到36%左右。而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约30%。如果将预算之外的政府税收与开支也算入，会更明显。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贾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并没有过高，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属于中等偏低水平。中国目前仍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3%以内，累计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在20%左右，地方政府也有大量显性和隐性债务，因此，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还谈不上宽裕，更不用说富裕。
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储蓄率从1998年前后的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仅上升2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不久前指出，目前，中国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已处于全球高水平，这与经济转轨过程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密切相关。企业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统计资料证明，1996年至2007年，在劳动者报酬比重大幅下滑同期，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却从21.2%升至31.3%。
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成了翘翘板的两端，一边上升，另一边下降，企业在膨胀，工资袋却没相应鼓起来，所以内需扩大受到影响。我们只好想方设法寻找外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结果，不少企业不转变发展方式，仅靠压低工资、社保欠账等方式就能赚钱，所以转方式动力始终不足。这样下去不可持续，不少企业家也早认识到，但不到泰山压顶，制度逼迫，不少企业还是能拖就拖。
让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理想变成现实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工资占GDP的比例过低，劳动报酬分配所占比重过小，使工薪阶层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余斌指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收入分配不公平，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三大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的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体制性弊端是根本原因。苏海南认为，分配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在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劳动报酬偏低；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有限。问题的症结已经找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继去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之后，今年各地再次争相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此外，上海、重庆等地开始试点征收房产税，其意在调节财产收入差距。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强调，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力争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有专家建议，下一步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生产要素价格，缩小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需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政策，适当提高收取比例。国企上缴的收益纳入公共财政并用于社会公共福利性支出，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苏海南认为，国有企业应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排头兵，应搞好企业内部分配，建立薪酬分配激励约束机制，正确安排企业高管、中层、一般职员和一线工人的薪酬分配关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认为，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三个领域非常重要。一是金融领域。我国金融体系仍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主要为大公司和富人提供资金服务。二是财富转移领域。比如国家的资源转移到资源开采企业，造成巨大的分配不公。三是垄断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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