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牙洞一般用什么材料:周作人和唐弢的书话

周作人和唐弢的“书话”

翻检古籍，常常见到诗话、词话、曲话之类的书，诗话如宋代刘克庄的《后村诗话》、清代王世桢的《带经堂诗话》、王夫之的《清诗话》，词话则有宋代胡仔的《苕溪渔隐词话》、清代毛奇龄的《西河词话》、近代梁启超的《饮冰室词话》，曲话则有宋代杨绘撰、赵万里辑本的《时贤本事曲子集》等等，蔚为大观。这些书都是评介古代诗词曲的，文约意赅，保存了大量典籍、轶事，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都很高。

 “书话””一语，《汉语大词典》、《古代汉语词典》都未收录。最早使用“书话”一词的是不收，是曹聚仁1931年曾在《涛声》杂志刊过一篇《书话四节》的文章，阿英也于1936年相继发表《〈红楼梦〉书话》和《鲁迅书话》，从此“书话”一类的文章多了起来，并逐步发展一种独立的文体。其中卓然成家者，当推周作人和唐弢两先生。周作人有侧重古代文学作品的《知堂书话》，唐弢有侧重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晦庵书话》。二书文风相似，又各有千秋。

“书话”属于随笔或杂记，其中包含着广泛的专业知识。唐弢先生说：“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并进而言之，“在介绍某一书刊的时候，提供与此书有关的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从而达到“给人以知识，也给人艺术的享受”的目的。周作人先生十分赞同对唐弢关于“书话”的界定，他一生也写下了大量“书话”，行文风格与唐先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知堂书话》中的“知堂”是周作人的书斋名。斋名的由来，周作人先生是这样说的：“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先生之言，不遮不掩，用意明了，核心是一个“知”字，求而有知，不知而求知，即是最大的“知”（智）。而于言当、默当皆为“知”（智）诸语，则多少透露出知堂老人内心的一些难言之隐。周作人以圣哲之言为安身立命本源，规范言行，充实学养，正是治学求道的必备品质。

“晦庵” 本是宋代大儒朱熹名号，唐弢为逃避国民党“文化审查”，用了“王晦庵”的笔名，简称“晦庵”。1944年，柯灵主编《万象》杂志，向唐弢约稿，他以王晦庵的笔名发表了12则书话，风行一时。以后再写这类文章，他都用了这个名字。

就“书话”而言，它是在接受了诗话、词话的传承的基础上，经过发展与创新，成为一种“重叙说，轻评论”、行文灵活的体裁，融史料掌故、知识趣味为一体，以信息占有量大见称。

周作人的“书话”“话”了中国古代、近代几百部书，多是些一般人不易见到或不为人注意的，意在将它们介绍给读者，并向研究者提供相关资料。如戴忠甫的《读风臆补》、潘少白的《林阜间集》、顾山子的《跨鹤吹笙谱》等，人名与书名都很陌生。也有大家熟知的，如《檀弓》、《太上感应篇》、《山海经释义》、《尔雅疏证》一类。

《知堂书话》里也涉及近现代作品与外国书。如黄公度的《人境庐诗草》、康有为的《戊戌奏稿》、《陈师曾的风俗画》、《关于〈阿Q正传〉》等。由于特殊的经历和对日本文化的偏爱，周作人大量介绍了日本的作家作品。如经安万侣的《古事记》、中勘助的《银茶匙》，还有户川秋骨的《凡人崇拜》等数十篇。需要提及的是《古事记》一书，它产生于唐代，是日本的神话故事，也是日本最古史兼文学书之一，周作人最早把它译成了汉语。

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对中国现代文学著名作家作品，大多都有所涉及。《守常全集》、《闲话〈呐喊〉》、《半农杂文》、《诗人朱湘》、《〈沉沦〉和〈茑萝〉》、《落叶之一、之二》、《俞平伯散文》、《苦雨斋小书》、《〈春蚕〉改订》、《沈尹默〈秋明集〉》等等，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都有评说，初步搭建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框架，为他后来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积累了资料，储存了观点。《晦庵书话》关于外国作品的述评也不少，大多是名家名作。如《雪莱诗选》、《新俄诗选》、《从〈小约翰〉说起》、《海涅〈还乡〉》等，在20世纪40年代，带有明显宣传“普罗文学”的色彩。

《晦庵书话》的评介，涉及现代作家作品119种，译著54种，构建了一个琳琅满目的艺术长廊。

周、唐二先生的书话，述中有评，评中有述，或述其亲历，或铺叙轶闻，娓娓道出，亲切动人。语言朴实，裁剪得当，简者简，详者详。简者百余字，详者数千言，与其清新明快的“小品文”互为表里，字字句句，皆见精神，堪称这一文体的典范。如周作人评《澹庵文存》，用“今读一过，简炼可取，而其屈就义法处恒失之略或夸，此盖桐城派文必然的短长也。”之语，指其优劣，甚得其要。唐弢言卢冀野诗集《绿簾》云：“冀野工旧诗词，所作新诗受词典影响很深，有时几不可辨，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旧瓶装新酒的人’”，几名话揭示了卢冀野新诗的特征。

“书话”，说得直白一点，实际上就是读书札记，或曰“读书笔记”，是良好读书习惯和科学读书方法的产物。

读书做笔记，写心得，发议论，做卡片，依现代人的观点，则为“笨法”。“笨”虽“笨”也，倒是实实在在的“真功夫”。今人读书为文，网络成为依赖，下载，复制，粘贴，麻麻利利，立马成功。但扪心自问，却也心虚，因为文章虽成，那是人家的，不是自己的，心里总在“犯悬”。实实在在地读，认认真真的记，吸收融化，形成观点，用以治学，那才是真知灼见。

《知堂书话》、《晦庵书话》为后人读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原载1996年8月10日《沛县报·歌风台随笔》 2010年1月2日修改

浩然与“文化绿地”建设

经历了时代风雨剥蚀与新文化视野的荡涤后，老作家浩然像志在千里的伏枥老骥，并没有把自己的心绪停留在曾经的文学“高地”上。经过了“文化反思”，浩然以崭新的姿态，走进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天地——在燕赵大地的千里沃野上，开拓出一片片新的文化绿地，创作出一批批契合时代脉搏，与时俱进的文学作品，向哺育他的大地、养育他的人民献上一掬真情一腔爱。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浩然！

市场经济浪潮一浪高似一浪，各种命题的改革接踵而至，文化这片本属绿色、本该圣洁的土地如何开垦、如何耕作，时时刻刻牵动着这位曾在《金光大道》上迅跑的作家。他发现了华北大平原上的文化贫困与落寞，也感到了一个作家、一个文艺工作者身上的社会责任。他是华北平原的儿子，母亲身上缺少文化绿色，这让他寝食难安。于是横下一条心，再一次把自己的双脚札根在这片黄土地上，把心“铁”给了千百万创业者。他跋山涉水，在贫瘠的文化土地上辛勤劳作，勇敢开拓，用诚挚和艺术家的社会良知，为冀中百姓创作出一部部新时代的《艳阳天》，谱写出一曲曲改革主旋律下的人民的赞歌。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1988年的10年间，浩然一直在用那支生花妙笔为华北大地默默耕耘，虔诚奉献，创作出30多部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浩然一生难以割舍的土地情结。1956年他诗意浓浓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发表，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初地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打那以后，浩然农村题材的系列作品都充满了无限的诗意，散发着一阵阵浓浓的乡土气息。《花皮大西瓜》、《大肚子蝈蝈》、《高高的黄花岭》、《姑娘大了要出嫁》，这一个个黄土地上的故事，记下了燕赵大地人民艰苦创业的历程。《赵百万的人生片断》、《苍生》、《乐土》、《乡俗三部曲》，还有其他农村题材的作品中，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一个个可敬可爱的农民兄弟，都是华北平原的英雄儿女。他为贫瘠的文化土地播撒下一把把希望的种子，在落寞的文化园地上点缀成一片片的绿地。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乡村呼唤自己的文学，农民欢迎有良心的作家。我们应当长志气，增才干，写出让父老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浩然的文化绿地建设更着眼于青年，着眼于未来。他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开设文学创作讲座，创办文学刊物，培养扶植广大青年业余作者，建设了一支属于华北大地、洋溢着燕赵路风的的文学创作队伍。一批文学青年脱颖而出，一批农民作家渐次走向成熟，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化宣传的中坚力量，并相继加入省、市作协，成为名副其实的“乡土作家”。这批以农民为主体的青年作者在浩然老师的悉心指导和热情鼓励下，写出了一批批乡土味纯正的好作品，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花引来百花艳。老作家浩然像一位绿地文化的友好使者，他播撒在华北平原上的绿色文化的种子，已经长出了一片片生机盎然的文化绿洲！

文化是一种发散性极强的社会现象，绿地文化作为农村文化的重要内容，代表了改革发展时期的农村文化的基本走向。就其自然属性而言，农村的绿地文化建设就是创作反映农村改革，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作品。就其社会属性而言，农村的绿地文化还代表着文学创作的导向和发展趋势，借用时下流行的术语如“绿色食品”、“绿色通道”等，都是其健康向上社会精神的形象描述。浩然先生勤勤恳恳浇灌的文化绿地，无疑正代表了文学作品的时代性与方向性。

浩然先生在华北大平原上营造的文化绿地，给广大文化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时代的课题，如何面对市场经济下的文化事业，如何在经济利益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思潮下，神圣纯洁的文化土地不被污染，不被侵蚀，永葆绿色，则是文化工作者永恒的社会责任。

原载1997年6月2日《沛县报·歌风台随笔》 2010年1月25日修改

一个永不褪色的话题

社会生活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毛泽东同志四十年代提出的这一创作法则，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为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所遵奉，并自觉地接受，主动地实践。深入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发现和开拓创作素材，捕捉生活中蕴藏着的艺术灵感，过滤和升华对生活的感悟和认知，创造出紧贴社会生活，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这便是文学家、艺术家的使命。

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以艺术典型展示历史行进过程与色彩斑爛的社会生活。因此，只有植根于火热生活，才能寻得文学创作源泉，就像只有巴颜克拉山和唐古拉山的雪水才能流出黄河、长江，流出三江五水一样。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茅盾先生，为了创作《子夜》，深入到工厂、农村长达一年之久，调查城市里的股票市场、金融巨头，调查农村里的高利贷盘剥，农民失去土地的遭遇。这些生活的真实，在《子夜》中都有充分的展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作品，是他经历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饱尝了人间辛酸后的心血结晶，他从父亲贪婪成性的本质中，看到了一个个“守财奴”的形象；他从一次次的失业破产、债台高筑的经历中，感受到了“金钱维系温情”的社会法则。他的创作，称得上“十年血泪成一书”，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创作并无二致。中外文学史上这种举不胜举的事例，无一例外地证明了作家必须植根社会，向生活学习的道理。

因为职业的原因，近年来读了一些青年作者特别是初学写作者的作品，常常被他们优美的文笔，精巧的构思和涓涓细流般的绵绵情思吸引。但卒章掩卷，细细咀嚼品味时，却很少感受到力的厚重，力的凝重。迤逦在文中的，多是恩恩怨怨的难割难舍的“情绪”，悲悲切切的“哀鸣”，还有“如泣如诉，如怨如慕”的情感世界，与那“世纪的末日”般的凄凉。也有一些作者，把文学作为包装自我的苑囿，宣泄个人情感的广场，文中只有个人意志的无限张扬和“布尔乔亚”式的狂热，就像郭沫若笔下“把日来吞了，把月来吞了”的“天狗”，除了“我”以外，宇宙天地便空荡荡了。这些作品，犹如一泓澄澈的清波，让人直视水底，一览而无余矣。还有一些作品，作者像位高超的建筑设计师，为读者构筑了一座座扑朔迷离的沙漠城堡，七拐八折，让人无法走出层层设防的迷宫。他们因物喜，以已悲，将自己蜷缩在狭小的精神家园里，纺织着青年男女的梦幻世界，见不到外面的阳光，感受不到骀荡的春风。这样的作品，让人读后怎么就觉得“没劲”！于是，只有回到“向生活学习”的老话题上来。

向生活学习，要求作者不断地拓展生活空间。人的生存环境和活动范围，常常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单一的工作或职业也常常拘囿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感悟。初学写作的人要尽可能地扩大生活范围和思维空间，深入工厂，农村，街道，码头，深入企业，深入部队，直接进入生活。还可以间接向生活学习。有人说过“一部书就是一个丰富的社会”一类的话，给人不少启迪。《红楼梦》被称为行将灭亡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一部《三国演义》成为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缩影，还有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金光大道》，都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虽然经过了艺术加工，其本色仍然是现实社会生活。前苏联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法国雨果的《九三年》，都真实形象地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多读些名著，在文学作品的人物、事件里了解社会，品读人生，会增加感受生活、认识生活和把握生活的能力，为创作提供包括思想认识在内的物质基础。

进入宽广的生活领域后，最重要的是学会体察生活，探求生活的内在规律，在纷繁杂芜的社会矛盾中，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涤滤，淘出生活中包含着的晶莹的宝石、闪光的金子，也就是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从而创作出契合时代精神，和谐社会行进节奏的艺术典型。这是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也是文学工作者从创作“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

要写出有浓度有广度的作品，必须正确地对待生活，客观地研究生活，做生活的主人，不做生活的过客。这是提炼生活主题，确定创作意图的重要环节。初学写作的人，特别要有挣脱短期行为和功利思想桎梏的勇气，敢于把生活长河中时沉时浮、时大时小的“自我”，融化于生活的激流中，融化在创作的境界中，在发展与进步的主旋律中完善“自我”。唯其如此，你的失落与惆怅，欢乐与痛苦，恩爱与怨忿，才会紧紧贴在社会生活的脉搏上。唯其如此，你那五彩缤纷的笔，才会全面、本质地反映生活，彰显社会人生。

原载1996年7月20日《沛县报·歌风台随笔》

过滤不去的乡音乡情

——谈朱迅翎的文学创作

毕竟是土生土长，毕竟是永远留恋着这方养育着他的大地，他创作的那些小说那些散文里，满是土地的温存，农人的淳朴，五谷的芳芬。这是我读了朱迅翎君一组文学作品后的真实感受。读者诸君只要找来迅翎君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作品“闻一闻”、“嚼一嚼”|“品味品味”，你会惊喜地发现，那字里行间蕴含着的，恰是这么一种老酒一样浓烈乡土气息和过滤不去的乡音乡情。

朱迅翎君的散文，几乎看不出“创”与“作”的痕迹，全是弯弯小河在静静地流淌，乡间小道在悄无声息地伸向远方。天高云淡，雁行南北，茂林修竹，树影婆娑，农人们生活在周而复始的日月星辰运行中，一任命运的跌宕，风雨的洗涤。他们无怨无悔地生存着，用心灵和双手编织着人间的美好。《当西边烧起一片红霞》里的红霞姐姐，给“宿鸡眼”的“我”以慈母般地呵护，带给“我”人间的真情，她那美好的心，真像西边的那片红霞，光彩耀人！

迅翎君的不少散文，情系广袤的沛县大地和120万沛县人民。那些曾在乡间田垄里被人们传诵着的“花裤腰”、“老毛子”、“粥缸子”、“大锅拍”系列人物，血肉丰满，形神兼备，在他的文章里横冲直撞，把人们带进了一个特殊年代和特殊的记忆中，久久不能释怀。《打瓜开打》里的秫秸庵子，庵子前种瓜人高声吆喝“打瓜开打”的热烈场面，再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瓜田李下的情趣，让人回到童年，回到大地里，再一次咀嚼了沛县民风，醇厚得像一坛长埋地下的陈年老酒……

他的小说与散文几乎看出什么分别来，一样地以沛县大地作背景，一样地以沛县父老乡亲作主人公，一样地古道热肠，一样地耿介固执。这种创作方法使我想到了郁达夫，小说是散文化了的，散文则具有小说的意韵、情调。迅翎君的作品几乎没有完整的情节，一任事件本身的自然运动，所谓水到渠成；几乎没有悬念，没有伏笔，一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泾渭是非让人看得清清爽爽，明明白白。那个数遭误解猜忌，委屈地承受着各方压力的“郝老头”（《连边地》），那位在昏暗灯火下默默耕耘文学土地，用正义和良知书写社会光怪陆离的“芦花”，都真切真实地站在读者面前，差一点张出口来和读者窃窃私语了。

迅翎君是文学这个“行当”中的多面手，诗歌散文写过，小说杂文写过，故事传奇也写过。对他来说，不论哪种文体，哪种表现，明白畅晓一直贯穿于行文中，这也可以说是他的语言风格吧。“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若借来比喻他的语言，或许是恰如其分的了。“芦花十七大八了，不披红，不挂绿，冬里一身黑，夏日一身白，白裤子，白褂子，漂白粉漂过的白球鞋，白净的面皮，白得耀人，像芦花一样洁白……”诗化了，情化了，多么像一段优美的散文诗啊！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朱君迅翎兼而得之。他诚恳，朴素，与他的文章一样，一任天性。

迅翎君与我交往有年，关于文学的话题也谈过不少，他曾有过一些机会可以离开“寂寞开无主”的文学园地，去从政，或当个这长那长的行政官员，但他没有。他一如既往地骑着那架破旧得放在大街上没有要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里，或者来到田头地边，和乡亲们一起吸着劣质的纸烟，扳着指头说季节，算时间，或者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的乱侃一通。在这些轻松的交谈中，他知道了老百姓在想什么，干什么，然后点石成金，艺术化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和故事，拿给农人看，噢！老朱原来写的是我们！

在几十年的写作实践中，朱迅翎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见解。他常给我说：“我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农民，假如我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里，真不知道我这支满是五谷芳香的笔，该从哪里落下去……”

 “我手写我心”，这正是迅翎君对文学艺术的特别感悟。我十分自信地认为，随着岁月的叠加，他会写出更多更具生活底蕴的作品来！

原载1998年3月22日《沛县报·歌风台》

土地，农民——他永远的追求

——读徐慧的散文

徐慧是从沛县大地上走出的农家子弟。他的生命里，满是淙淙作响的溪流，曲折蜿蜒的田间小路，傍晚袅袅升起的缕缕炊烟，还有荷锄而归农夫的背影，千百年在土地上抗争的人民……而这些，都曾经是他小说、散文、诗歌创作的主题。他要表现的，是苏北平原上的沉重与苦涩，与夫父老乡亲的生命呐喊。带着这样的感受，他构筑出了《感谢稻子》、《家里的那群小猪》等在读者和社会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

背着沉重的生活，带着人生理想的憧憬，读完大学的徐慧，神差鬼使地落脚在一座“寄居的城市”，或者叫做“别人的城市”里。直面新的生活环境，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他虽然没有泯失与生俱来的土地情结，但是当他再一次地品味农民，咀嚼庄稼，放歌旷野之后，不得不平心静气地坐在窗下的桌前，冷眼审视窗外的车流人流，感受城市的喧嚣浮躁，谛听深夜里城市传来的尴尬与无奈。

于是，他的那支有些拙笨的笔开始解剖城市市民心态，试图开拓发掘再让他感动、再让他激动的城市真情，寻找他新一轮的精神家园。散文《平常的日子》，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平常的人，塞进以工作、挣钱、生活、交往、婚育为主体的那些“平常的日子”里，在这平常、平凡甚至平庸的生活轨道上，不断完善自己、雕塑自己，“把自己雕塑得更加平静”，把“得与失，成与败，进与退，荣与辱”等等关乎名利的事，一古脑儿推向身外，期待着那颗平常人的平常心！”这似乎有悖于一位不到30岁年轻人的心，但却是徐慧创作的真实。

我想，处在文学创作转型期的徐慧，努力把一颗曾经热情萌动的心冷却下来，静静地思考新的生活、新的创作主题。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这需要时日，更需要信念。但是，这种转型往往是痛苦的，辛酸的，眼里流泪，心里流血。一个人使惯了枪，换了一把刀，虽然是崭新的，既不顺手，也不好使。事实正是这样，认真品读徐慧初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便会发现，写的是城市，心中散发出来的仍然是眷恋乡土、眷恋父老乡亲的情绪。如本期刊载的《春夜雨声清脆》、《今夜也是永远》诸篇，概无例外地或显或隐，或曲或直地流淌着挥之不去的乡音乡情。从这一角度来认识，可以说，徐慧正在学着用作家的笔触，透过城市生活、市民心态的深切描绘，剥茧抽丝，从更高层次上抒写他依山恋水的故园情结，也更深一层地走进农民的心里。

十七、八岁时的徐慧，是带着对生活的欢歌笑语走进诗歌的。他在诗歌的田野里寻寻觅觅，用青年人火热心肠铸就一首首、一章章的生活之歌。诗的因子在他心中深深埋下，于是在他以后的散文创作里，仍然显示出他驾驭诗歌语言、创造诗歌意境的能力。“在这高楼林立的地方∕不显山∕不露水∕看一扇扇窗口∕悄然熄灭灯光∕看一颗颗星星∕次第睁开眼睛∕感知夜渐渐地睡去∕风悄悄地隐没……”（《平常的日子》）不论从语言还是意境，都是诗歌化了的。这类例子还很多：一滴滴雨水从天而降就是一场雨的世界∕一个个人择地而居就是一个村庄∕一个部落∕一座城市……（《春夜雨声清脆》）思绪凉凉的∕又清静∕又悠远……（《今夜也是永远》）等，诗的语言中带着哲学思辨，让人受到启示。

徐慧在故乡的小路上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故乡的山川风物，特别是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都深深地烙印在徐慧年青的心中，难以释怀。虽然人进了城市，心还奔跑在乡间的小路上，留连在池塘碧绿的菜畦中，老爷爷的旱烟袋里……

原载1998年7月20日《沛县报·歌风台》

约稿的“窘惑”

 偶尔兴之所至，便也干些舞文弄墨的行当。有时十分幸运，为编辑先生错爱，将我那并不高明的文字登载于报刊杂志。时间稍长，便有一些热心的编辑先生热情地向我约稿，希望我能写点活泼有趣的文字，为刊物增添些情调，也为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提供点饭后茶余的谈资。编辑之言，情真意切，让我托辞不得。

自忖平生有个不大不小的优点，凡是别人嘱托的事情，向来不遗余力。一言既出，自当快马加鞭。于是捉笔展纸，兴冲冲地拉开了写文章的架式。

说不清是“古人云”还是“今人云”了，反正有着“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内容是文章的躯干，语言是文章的血肉”的箴言，对此我是深信不移的。既为文就须先拟定题目，我又没有“题未定，文先成”的悟性，更没有下笔千言、一蹴而就的语言功夫，只能上遵古圣，下循今哲，按部就班，希望有个“落地生花”让读者惊喜的标题出来。于是挖空心思，搜尽枯肠，但是始终不得要领，命了又改，改了再命，折折腾腾了半天，居然找不出合乎编辑“旨意”的标题来，岂不急煞人也！

情急之下，忽然悟出一个道理：耍惯了枪的人要出刀上功夫，飘逸若仙的芭蕾演员立马要做出“公孙大娘舞剑器”的姿势来，徒有其力而亏其功，架势难免走样。我因平时胡乱地组合些理性化的文字，比如论说、鉴赏之类，很少留意人间是非曲直，对时下社会审美心理近乎一无所知，对于社会上“髦得合时”的市民化的“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情调文学，既非我长，更非我意。我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凡夫俗子，草民一介，七情六欲皆备，只是志在青山，不在流水而已。

端坐窘迫之际，忽然心头一亮：模仿。不是某位哲人下过“模仿是创造的开始”这样的定义吗？于是乎“且说”、“漫说”、“我之……”、“有那样一个……”之类的我觉得再调侃、再情调不过的文字，便杂无章法地罗列在稿纸上了。涂了一通，忽然觉得有人问自己：“且说”、“我之”之类的下文该是什么内容？生命、时间的话题太旧太俗，早被名家们说烂了的，我这个属“鼠”的“无名鼠辈”敢有向文学大亨们挑战的胆量？还是走进现实生活吧。却又来了新的问题：我对房改漠不关心，因为住的是不得作价出售的“公房”。“菜篮子”、“米袋子”，物价上涨指数、CPI一类，在经济价值观越来越社会化、市民化的今天，倒是挺热门的。可是不成，我平时最怕上街买东西，更不会为了一只萝下半根葱的事儿与商贩们锱铢必较。而对于现代金融，期货股票，“牛市”、“熊市”的名词术语，更觉高深莫测，不可思议。心中没底，断然不敢信口雌黄，怕招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责难和“口水”。

此路既难通行，还得另辟蹊径。于是又想到“高雅”，想到了文化气息，或许也能有些“情调”，有些契合文化读者的心态。可是，细细掂量一番，心里竟然没有一点底气。品茗清谈，文士雅举，可需要对茶文化（包括瓷器文化）有所研究，有所心得，方可不露破绽，不说外行话。而我呢，平时喝茶惯“牛饮”，不曾辨得清茶、红茶，龙井、毛尖，茶文化高雅的因子与我无涉。试想：连台面都上不得的人，有何资格谈论茶道？琴棋书画，文房四宝，收藏鉴赏，也够高雅的。可是我，用了几年功夫竟没有弄明白五线谱的念法和写法，虽也曾喋喋不休地背诵过“马走日字相走田，车走直路炮翻山”一类的口诀，但始终是朝三暮四，书剑不成，原地踏步在起跑线上，就连10多岁的孩子们也嫌弃我的弈技，直言“臭棋、臭棋”，不屑与我作楚汉之争……所以几十年来，只能一直彷徨踟蹰于“高雅”的殿堂之外，进不得高雅的高大门槛。窘迫之下，早已“汗涔涔兮湿面颊，心怵怵兮独怅惘”了。

题目既无可定，内容更是渺茫。于是把桌子上写了又写，画了又画的稿纸揉搓成团，丢进纸篓，面对琳琅满目一排排图书，不禁哑然一笑。

原载1996年7月26日《沛县报·周末》

读书里面有“学问”

读书是人生一大乐事，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学者文人无不得益于读书向学。“书山有径，学海无涯”、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一类劝“读”格言，成为社会激励后学的经典。在这些箴言的推动下，许许多多的懵懂顽童游弋学海，问途书山，以致功成名就，事业有成，最后成为这样那样的“家”，受到社会的敬仰与尊重，甚至名垂青史，光耀子孙。

但是，读书是一门学问，一门很有“讲究”的学问。大凡有建树的人都有一番苦读的经历，然而并非苦读的人都能有所建树。关于读书的方法、窍门，自古以来，许多人乐于此道，潜心研讨，实践中总结出了不少规律，提出了一些科学的见解，成为读书治学的指南。笔者根据平时读书的感悟，就读书的方法谈谈一些心得体会。

读书的方法很多，不同年龄结构，不同社会职业，不同文化层次，读书方法也不尽相同。

一般来说，中小学生宜泛读、快读，力求博览，读书的范围越广越好，甚至一知半解也不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只要能读得下去，愿意读就行。这样的读书，一般没有主观目的性，也没有明确的目标，追求的是“量的积累”，是读书的“过程”。打个比方，就像一只牛或一只羊，在绿草地里先狼吞虎咽地装满肚子，事后再反刍，细细咀嚼，慢慢消化吸收，真正吸收不了的，排出去，也无妨。中小学是接受力强、记忆力最活跃的时候，大量摄入知识信息，贮存在脑海中，姑且不去管它有没有用。随着年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丰富，这些储存的信息会被慢慢理解、消化和接受。与牛羊食草一样，这是一个反刍与吸收的过程。全国“五一”劳动勋章获得者，辽宁省盘锦市特级教师魏书生“初中阶段基本完成读书任务”的观点，就是据此而提出的。

做学问的人，特别是从事专业研究的，最讲究的是精细阅读和反复阅读，它带有明确的目的性，甚至功利性。精细阅读就是要带着问题读，在读的过程中寻找发现与“问题”有关联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不放过任何一个与“问题”有关的问题。做学问、搞研究，要敢于质疑、敢于发难，尊重成说，又不拘囿成说，在读书中发现前人（或他人）的错误或不足，在“破”中求“立”，在“否定”中求“肯定”。反复阅读是深化认识、升华思想的重要方法。通过反反复复地阅读，可以不断地发现，不断地认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知识、思想、观点融会贯通，形成体系，形成风格，并在基础上发展创新。做学问还要善于发散阅读，在甲本书里发现的问题涉及到乙本书时，就读乙本书，乙本书里发现的问题涉及到丙本书，就读丙本书。这样追根求源，打破沙锅问到底，把同一个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全部钩连出来，归纳分类，提炼升华，形成新观点、新理论。这样学问才能做得深透，做得卓有成效。这种读书是一种艰辛的劳动，特别是专业性强的书，枯燥呆板，需要坚忍和毅力。

不少人退休了，进入老年序列，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便把兴趣集中在读书上，以书为伴，书中求乐。这自然是很好的生活方法和习惯。这种读书多不涉及研究和治学，借读书陶冶情操，健身养性，或者通过读书来感悟社会、反思人生，没有明确的目的性，更无任何功利性可言。这个群体的人读书，一般选择哲学、历史、古典诗词，特别是传记一类的书来阅读。读书以浏览与欣赏为主，不会深究其中的人物、事件的真实与否。他们以平平静静、澹泊闲适的心情去阅读，求得“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心情天地。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上班族、经营者以及各色人等都有读书的需求，他们目的不一，读书范围也有很大差异，那要分别对待了。

                     原载1996年4月5日《沛县报·周末》

婚联一则话短长

参加青年人的婚礼，我常常留意各种带有喜庆色彩而富故事性的婚联，倒也从中学到不少知识，譬如“秦晋之好”讲春秋时代秦晋两国世代结姻的故事，“红叶题诗”讲唐代宫女巧结良缘，“画眉西阁张京兆，袒腹东床王右军”，分别讲汉代张敞为妇西阁画眉和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珠碧趣闻，情趣而隽永，体现了中国楹联艺术的丰富与传神。

也有别例。不少男方写喜用“宝马迎来天上客，香车送出月中人”一联，颇有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味儿。我是十分欣赏这幅喜联的，除了对仗的工稳和意韵的深长外，这则婚联还记载了古代婚姻的程式和礼仪。

婚，古代写作“昏”，是今之“婚”的本字。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文云：“昏，日冥也。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以名焉。”这里所说的“士娶妻之礼”，是指在傍晚的时候，新郞君骑着马，披红带花，带着装饰好的车马（香车）到女方迎娶新娘。而女方，经过了一番礼数之后，郑重地把女儿交给她的丈夫，送上“香车”，嫁女的程序也就结束了。这就是《诗经》里说的“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称女子出嫁为“归”其夫家。

搞清这么个古代的嫁娶礼仪，再来认识前面所说的“宝马迎来天上客，香车送出月中人”的婚联，就会明白其中的“天上客”是新郞官，难怪女家要以隆重的礼仪来迎接乘龙快婿了。同样，女家送出的“月中人”，自然是指出嫁的女儿了。男接女送，男骑马，女乘车（后来改用花轿代车，形式不同，内容一样），“夫妻双双把家还”，这说是“宝马迎来”、“香车送出”一联的真正文化内涵，它只能是女家专用的婚联，用在男家，则非牛非马，不伦不类了。

年青时读过《三言》上“弄假成真”的故事，后来改编成戏剧《风雪配》。富家子弟颜俊长相丑陋，为了骗取高员外的女儿，请其表弟钱青前去迎亲，恰遇风雪，迎亲的队伍困在女家，钱青与高女被廹成亲。事情真相大白，颜俊状告高员外，县官实事求是，判钱青与高女喜结连理。这虽然是个戏剧故事，但也反映了上面所说的古代的婚礼的程式。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被婆家逼迫，州、县相继为媒，其兄长亦迫其再嫁。无奈之下，刘兰芝口上答应下来，在傍晚男方来迎娶的热闹气氛中，“举身赴清池”，同样也证明了古代的婚嫁习俗。而今，青年男女结婚，男子乘车到女方迎娶新娘，实际上只是古代婚礼的回归与复原。

原载1997年1月15日《沛县报·泗水亭茶话》

说“写酒”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徐州读书，同学偶有闲聚，尝以酒佐兴。其间，徐州、铜山同学时有“我来写酒”之说。揣摩那特定语境，我知所谓“写酒”当为斟酒、倒酒之意。然“写酒”之“写”究竟为哪一个字，尚不得知。事后与同学漫议此字，以为当是“写字”之“写”。其时我虽隐约感到，以“写”陈述斟酒动作，一定有语言学或文字学上的特殊意义，也就没在十分在意此事，但在心底却埋下了“写”字的一个“结”。

在以后岁月里，我一直留意着 “写”字的这种特殊的语言意义，直觉认为“写”则“泻”也、“泄”也，但苦无例证，仍然解不开这个“结”。前些天，偶读宋代聂崇义氏《新定三礼图》，于其中发现了“写”字的这一特殊用法，让我喜出望外。

《鼎俎图·挑匕》中有下面一段话：“《有司》云：‘司马在羊鼎之东，二手执挑匕枋以挹浥，注于疏匕。’注云：‘挑谓之臿，读如或舂或抌’之抌（音由）。字或作挑者，秦人语也。注，写也。”

司马是执鼎之人，羊鼎、牛鼎、豕鼎都是古代造型不同器皿，用以盛取食物。羊鼎是以牛首饰足，用来盛羊，故称羊鼎，为大夫阶层使用。挑匕枋是从鼎中舀取食物的长柄的匙。匕，匙也；枋，柄也。这段的意思是：司马两只手拿着长柄的勺匙（挑匕），从鼎中舀出食物。对于这段话，注释者认为，挑就是臿，读音为舂或抌。把抌读字作挑，是秦国人的方言。“注于疏匕”中的“注”字，就是“写”的意思。

这段注释将“注”释意为“写”，也就是倾注、倾倒、倾泻的意思，证明了徐州方言中“写酒”就是斟酒、倒酒的意思。

但这毕竟是孤证。为了再找出此种例证，我又认真翻阅有关古籍，相继在《诗经》和《周礼》等经书中发现了此类例证。《诗经·邶风·泉水》有这样的语句：“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这首诗写卫国妇人，因国家罹难思归奔丧不得的焦虑和无奈。对于“以写我忧”之“写”字，《毛传》：“写，除也”， 《郑笺》：“既不得归宁，欲乘车出游以除我心”。这里的除就是排解、排泻的意思。这句诗的意思就是，（既不得归）我要去出游了，把我心中的忧思全部倾倒出来吧。与此意义相同的，还有《诗经·小雅·蓼萧》中诗句：“蓼彼萧兮，零露湑兮。既见君子，我心写兮。”这里的“写”字同样是排解、倾泻的意思。关于《蓼萧》一诗，历来认为是写给天子（即诗中的君子）的颂歌，“既见君子，我心写兮”，就是说见到了君子，心中的敬念之情一下子排泻、释放出来。所以汉人郑康成在《诗经》的笺注中说：“我心写者，舒其情意，无留恨也。”把心中的悠悠思念，通过出游而排解、倾泻出来。而在《周礼·稻人》中也有“以浍写水”的例证。原文是：“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这段话讲的是稻田的灌溉和治理水患的各种方法。浍是田间的水沟，“以浍写水”就是把水从浍中排泄出来，也是泻的意思。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徐州方言中的“写酒”的“写”字，就是“泄”、“泻”，表达“倾泻”、“倾倒”的意思，是从上古语言中沿用下来的，可以从古代典籍中找到充分的例证。

周作人和唐弢的“书话”

翻检古籍，常常见到诗话、词话、曲话之类的书，诗话如宋代刘克庄的《后村诗话》、清代王世桢的《带经堂诗话》、王夫之的《清诗话》，词话则有宋代胡仔的《苕溪渔隐词话》、清代毛奇龄的《西河词话》、近代梁启超的《饮冰室词话》，曲话则有宋代杨绘撰、赵万里辑本的《时贤本事曲子集》等等，蔚为大观。这些书都是评介古代诗词曲的，文约意赅，保存了大量典籍、轶事，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都很高。

 “书话””一语，《汉语大词典》、《古代汉语词典》都未收录。最早使用“书话”一词的是不收，是曹聚仁1931年曾在《涛声》杂志刊过一篇《书话四节》的文章，阿英也于1936年相继发表《〈红楼梦〉书话》和《鲁迅书话》，从此“书话”一类的文章多了起来，并逐步发展一种独立的文体。其中卓然成家者，当推周作人和唐弢两先生。周作人有侧重古代文学作品的《知堂书话》，唐弢有侧重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晦庵书话》。二书文风相似，又各有千秋。

“书话”属于随笔或杂记，其中包含着广泛的专业知识。唐弢先生说：“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并进而言之，“在介绍某一书刊的时候，提供与此书有关的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从而达到“给人以知识，也给人艺术的享受”的目的。周作人先生十分赞同对唐弢关于“书话”的界定，他一生也写下了大量“书话”，行文风格与唐先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知堂书话》中的“知堂”是周作人的书斋名。斋名的由来，周作人先生是这样说的：“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先生之言，不遮不掩，用意明了，核心是一个“知”字，求而有知，不知而求知，即是最大的“知”（智）。而于言当、默当皆为“知”（智）诸语，则多少透露出知堂老人内心的一些难言之隐。周作人以圣哲之言为安身立命本源，规范言行，充实学养，正是治学求道的必备品质。

“晦庵” 本是宋代大儒朱熹名号，唐弢为逃避国民党“文化审查”，用了“王晦庵”的笔名，简称“晦庵”。1944年，柯灵主编《万象》杂志，向唐弢约稿，他以王晦庵的笔名发表了12则书话，风行一时。以后再写这类文章，他都用了这个名字。

就“书话”而言，它是在接受了诗话、词话的传承的基础上，经过发展与创新，成为一种“重叙说，轻评论”、行文灵活的体裁，融史料掌故、知识趣味为一体，以信息占有量大见称。

周作人的“书话”“话”了中国古代、近代几百部书，多是些一般人不易见到或不为人注意的，意在将它们介绍给读者，并向研究者提供相关资料。如戴忠甫的《读风臆补》、潘少白的《林阜间集》、顾山子的《跨鹤吹笙谱》等，人名与书名都很陌生。也有大家熟知的，如《檀弓》、《太上感应篇》、《山海经释义》、《尔雅疏证》一类。

《知堂书话》里也涉及近现代作品与外国书。如黄公度的《人境庐诗草》、康有为的《戊戌奏稿》、《陈师曾的风俗画》、《关于〈阿Q正传〉》等。由于特殊的经历和对日本文化的偏爱，周作人大量介绍了日本的作家作品。如经安万侣的《古事记》、中勘助的《银茶匙》，还有户川秋骨的《凡人崇拜》等数十篇。需要提及的是《古事记》一书，它产生于唐代，是日本的神话故事，也是日本最古史兼文学书之一，周作人最早把它译成了汉语。

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对中国现代文学著名作家作品，大多都有所涉及。《守常全集》、《闲话〈呐喊〉》、《半农杂文》、《诗人朱湘》、《〈沉沦〉和〈茑萝〉》、《落叶之一、之二》、《俞平伯散文》、《苦雨斋小书》、《〈春蚕〉改订》、《沈尹默〈秋明集〉》等等，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都有评说，初步搭建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框架，为他后来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积累了资料，储存了观点。《晦庵书话》关于外国作品的述评也不少，大多是名家名作。如《雪莱诗选》、《新俄诗选》、《从〈小约翰〉说起》、《海涅〈还乡〉》等，在20世纪40年代，带有明显宣传“普罗文学”的色彩。

《晦庵书话》的评介，涉及现代作家作品119种，译著54种，构建了一个琳琅满目的艺术长廊。

周、唐二先生的书话，述中有评，评中有述，或述其亲历，或铺叙轶闻，娓娓道出，亲切动人。语言朴实，裁剪得当，简者简，详者详。简者百余字，详者数千言，与其清新明快的“小品文”互为表里，字字句句，皆见精神，堪称这一文体的典范。如周作人评《澹庵文存》，用“今读一过，简炼可取，而其屈就义法处恒失之略或夸，此盖桐城派文必然的短长也。”之语，指其优劣，甚得其要。唐弢言卢冀野诗集《绿簾》云：“冀野工旧诗词，所作新诗受词典影响很深，有时几不可辨，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旧瓶装新酒的人’”，几名话揭示了卢冀野新诗的特征。

“书话”，说得直白一点，实际上就是读书札记，或曰“读书笔记”，是良好读书习惯和科学读书方法的产物。

读书做笔记，写心得，发议论，做卡片，依现代人的观点，则为“笨法”。“笨”虽“笨”也，倒是实实在在的“真功夫”。今人读书为文，网络成为依赖，下载，复制，粘贴，麻麻利利，立马成功。但扪心自问，却也心虚，因为文章虽成，那是人家的，不是自己的，心里总在“犯悬”。实实在在地读，认认真真的记，吸收融化，形成观点，用以治学，那才是真知灼见。

《知堂书话》、《晦庵书话》为后人读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原载1996年8月10日《沛县报·歌风台随笔》 2010年1月2日修改

浩然与“文化绿地”建设

经历了时代风雨剥蚀与新文化视野的荡涤后，老作家浩然像志在千里的伏枥老骥，并没有把自己的心绪停留在曾经的文学“高地”上。经过了“文化反思”，浩然以崭新的姿态，走进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天地——在燕赵大地的千里沃野上，开拓出一片片新的文化绿地，创作出一批批契合时代脉搏，与时俱进的文学作品，向哺育他的大地、养育他的人民献上一掬真情一腔爱。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浩然！

市场经济浪潮一浪高似一浪，各种命题的改革接踵而至，文化这片本属绿色、本该圣洁的土地如何开垦、如何耕作，时时刻刻牵动着这位曾在《金光大道》上迅跑的作家。他发现了华北大平原上的文化贫困与落寞，也感到了一个作家、一个文艺工作者身上的社会责任。他是华北平原的儿子，母亲身上缺少文化绿色，这让他寝食难安。于是横下一条心，再一次把自己的双脚札根在这片黄土地上，把心“铁”给了千百万创业者。他跋山涉水，在贫瘠的文化土地上辛勤劳作，勇敢开拓，用诚挚和艺术家的社会良知，为冀中百姓创作出一部部新时代的《艳阳天》，谱写出一曲曲改革主旋律下的人民的赞歌。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1988年的10年间，浩然一直在用那支生花妙笔为华北大地默默耕耘，虔诚奉献，创作出30多部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浩然一生难以割舍的土地情结。1956年他诗意浓浓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发表，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初地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打那以后，浩然农村题材的系列作品都充满了无限的诗意，散发着一阵阵浓浓的乡土气息。《花皮大西瓜》、《大肚子蝈蝈》、《高高的黄花岭》、《姑娘大了要出嫁》，这一个个黄土地上的故事，记下了燕赵大地人民艰苦创业的历程。《赵百万的人生片断》、《苍生》、《乐土》、《乡俗三部曲》，还有其他农村题材的作品中，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一个个可敬可爱的农民兄弟，都是华北平原的英雄儿女。他为贫瘠的文化土地播撒下一把把希望的种子，在落寞的文化园地上点缀成一片片的绿地。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乡村呼唤自己的文学，农民欢迎有良心的作家。我们应当长志气，增才干，写出让父老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浩然的文化绿地建设更着眼于青年，着眼于未来。他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开设文学创作讲座，创办文学刊物，培养扶植广大青年业余作者，建设了一支属于华北大地、洋溢着燕赵路风的的文学创作队伍。一批文学青年脱颖而出，一批农民作家渐次走向成熟，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化宣传的中坚力量，并相继加入省、市作协，成为名副其实的“乡土作家”。这批以农民为主体的青年作者在浩然老师的悉心指导和热情鼓励下，写出了一批批乡土味纯正的好作品，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花引来百花艳。老作家浩然像一位绿地文化的友好使者，他播撒在华北平原上的绿色文化的种子，已经长出了一片片生机盎然的文化绿洲！

文化是一种发散性极强的社会现象，绿地文化作为农村文化的重要内容，代表了改革发展时期的农村文化的基本走向。就其自然属性而言，农村的绿地文化建设就是创作反映农村改革，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作品。就其社会属性而言，农村的绿地文化还代表着文学创作的导向和发展趋势，借用时下流行的术语如“绿色食品”、“绿色通道”等，都是其健康向上社会精神的形象描述。浩然先生勤勤恳恳浇灌的文化绿地，无疑正代表了文学作品的时代性与方向性。

浩然先生在华北大平原上营造的文化绿地，给广大文化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时代的课题，如何面对市场经济下的文化事业，如何在经济利益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思潮下，神圣纯洁的文化土地不被污染，不被侵蚀，永葆绿色，则是文化工作者永恒的社会责任。

原载1997年6月2日《沛县报·歌风台随笔》 2010年1月25日修改

一个永不褪色的话题

社会生活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毛泽东同志四十年代提出的这一创作法则，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为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所遵奉，并自觉地接受，主动地实践。深入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发现和开拓创作素材，捕捉生活中蕴藏着的艺术灵感，过滤和升华对生活的感悟和认知，创造出紧贴社会生活，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这便是文学家、艺术家的使命。

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以艺术典型展示历史行进过程与色彩斑爛的社会生活。因此，只有植根于火热生活，才能寻得文学创作源泉，就像只有巴颜克拉山和唐古拉山的雪水才能流出黄河、长江，流出三江五水一样。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茅盾先生，为了创作《子夜》，深入到工厂、农村长达一年之久，调查城市里的股票市场、金融巨头，调查农村里的高利贷盘剥，农民失去土地的遭遇。这些生活的真实，在《子夜》中都有充分的展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作品，是他经历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饱尝了人间辛酸后的心血结晶，他从父亲贪婪成性的本质中，看到了一个个“守财奴”的形象；他从一次次的失业破产、债台高筑的经历中，感受到了“金钱维系温情”的社会法则。他的创作，称得上“十年血泪成一书”，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创作并无二致。中外文学史上这种举不胜举的事例，无一例外地证明了作家必须植根社会，向生活学习的道理。

因为职业的原因，近年来读了一些青年作者特别是初学写作者的作品，常常被他们优美的文笔，精巧的构思和涓涓细流般的绵绵情思吸引。但卒章掩卷，细细咀嚼品味时，却很少感受到力的厚重，力的凝重。迤逦在文中的，多是恩恩怨怨的难割难舍的“情绪”，悲悲切切的“哀鸣”，还有“如泣如诉，如怨如慕”的情感世界，与那“世纪的末日”般的凄凉。也有一些作者，把文学作为包装自我的苑囿，宣泄个人情感的广场，文中只有个人意志的无限张扬和“布尔乔亚”式的狂热，就像郭沫若笔下“把日来吞了，把月来吞了”的“天狗”，除了“我”以外，宇宙天地便空荡荡了。这些作品，犹如一泓澄澈的清波，让人直视水底，一览而无余矣。还有一些作品，作者像位高超的建筑设计师，为读者构筑了一座座扑朔迷离的沙漠城堡，七拐八折，让人无法走出层层设防的迷宫。他们因物喜，以已悲，将自己蜷缩在狭小的精神家园里，纺织着青年男女的梦幻世界，见不到外面的阳光，感受不到骀荡的春风。这样的作品，让人读后怎么就觉得“没劲”！于是，只有回到“向生活学习”的老话题上来。

向生活学习，要求作者不断地拓展生活空间。人的生存环境和活动范围，常常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单一的工作或职业也常常拘囿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感悟。初学写作的人要尽可能地扩大生活范围和思维空间，深入工厂，农村，街道，码头，深入企业，深入部队，直接进入生活。还可以间接向生活学习。有人说过“一部书就是一个丰富的社会”一类的话，给人不少启迪。《红楼梦》被称为行将灭亡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一部《三国演义》成为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缩影，还有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金光大道》，都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虽然经过了艺术加工，其本色仍然是现实社会生活。前苏联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法国雨果的《九三年》，都真实形象地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多读些名著，在文学作品的人物、事件里了解社会，品读人生，会增加感受生活、认识生活和把握生活的能力，为创作提供包括思想认识在内的物质基础。

进入宽广的生活领域后，最重要的是学会体察生活，探求生活的内在规律，在纷繁杂芜的社会矛盾中，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涤滤，淘出生活中包含着的晶莹的宝石、闪光的金子，也就是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从而创作出契合时代精神，和谐社会行进节奏的艺术典型。这是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也是文学工作者从创作“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

要写出有浓度有广度的作品，必须正确地对待生活，客观地研究生活，做生活的主人，不做生活的过客。这是提炼生活主题，确定创作意图的重要环节。初学写作的人，特别要有挣脱短期行为和功利思想桎梏的勇气，敢于把生活长河中时沉时浮、时大时小的“自我”，融化于生活的激流中，融化在创作的境界中，在发展与进步的主旋律中完善“自我”。唯其如此，你的失落与惆怅，欢乐与痛苦，恩爱与怨忿，才会紧紧贴在社会生活的脉搏上。唯其如此，你那五彩缤纷的笔，才会全面、本质地反映生活，彰显社会人生。

原载1996年7月20日《沛县报·歌风台随笔》

过滤不去的乡音乡情

——谈朱迅翎的文学创作

毕竟是土生土长，毕竟是永远留恋着这方养育着他的大地，他创作的那些小说那些散文里，满是土地的温存，农人的淳朴，五谷的芳芬。这是我读了朱迅翎君一组文学作品后的真实感受。读者诸君只要找来迅翎君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作品“闻一闻”、“嚼一嚼”|“品味品味”，你会惊喜地发现，那字里行间蕴含着的，恰是这么一种老酒一样浓烈乡土气息和过滤不去的乡音乡情。

朱迅翎君的散文，几乎看不出“创”与“作”的痕迹，全是弯弯小河在静静地流淌，乡间小道在悄无声息地伸向远方。天高云淡，雁行南北，茂林修竹，树影婆娑，农人们生活在周而复始的日月星辰运行中，一任命运的跌宕，风雨的洗涤。他们无怨无悔地生存着，用心灵和双手编织着人间的美好。《当西边烧起一片红霞》里的红霞姐姐，给“宿鸡眼”的“我”以慈母般地呵护，带给“我”人间的真情，她那美好的心，真像西边的那片红霞，光彩耀人！

迅翎君的不少散文，情系广袤的沛县大地和120万沛县人民。那些曾在乡间田垄里被人们传诵着的“花裤腰”、“老毛子”、“粥缸子”、“大锅拍”系列人物，血肉丰满，形神兼备，在他的文章里横冲直撞，把人们带进了一个特殊年代和特殊的记忆中，久久不能释怀。《打瓜开打》里的秫秸庵子，庵子前种瓜人高声吆喝“打瓜开打”的热烈场面，再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瓜田李下的情趣，让人回到童年，回到大地里，再一次咀嚼了沛县民风，醇厚得像一坛长埋地下的陈年老酒……

他的小说与散文几乎看出什么分别来，一样地以沛县大地作背景，一样地以沛县父老乡亲作主人公，一样地古道热肠，一样地耿介固执。这种创作方法使我想到了郁达夫，小说是散文化了的，散文则具有小说的意韵、情调。迅翎君的作品几乎没有完整的情节，一任事件本身的自然运动，所谓水到渠成；几乎没有悬念，没有伏笔，一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泾渭是非让人看得清清爽爽，明明白白。那个数遭误解猜忌，委屈地承受着各方压力的“郝老头”（《连边地》），那位在昏暗灯火下默默耕耘文学土地，用正义和良知书写社会光怪陆离的“芦花”，都真切真实地站在读者面前，差一点张出口来和读者窃窃私语了。

迅翎君是文学这个“行当”中的多面手，诗歌散文写过，小说杂文写过，故事传奇也写过。对他来说，不论哪种文体，哪种表现，明白畅晓一直贯穿于行文中，这也可以说是他的语言风格吧。“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若借来比喻他的语言，或许是恰如其分的了。“芦花十七大八了，不披红，不挂绿，冬里一身黑，夏日一身白，白裤子，白褂子，漂白粉漂过的白球鞋，白净的面皮，白得耀人，像芦花一样洁白……”诗化了，情化了，多么像一段优美的散文诗啊！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朱君迅翎兼而得之。他诚恳，朴素，与他的文章一样，一任天性。

迅翎君与我交往有年，关于文学的话题也谈过不少，他曾有过一些机会可以离开“寂寞开无主”的文学园地，去从政，或当个这长那长的行政官员，但他没有。他一如既往地骑着那架破旧得放在大街上没有要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里，或者来到田头地边，和乡亲们一起吸着劣质的纸烟，扳着指头说季节，算时间，或者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的乱侃一通。在这些轻松的交谈中，他知道了老百姓在想什么，干什么，然后点石成金，艺术化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和故事，拿给农人看，噢！老朱原来写的是我们！

在几十年的写作实践中，朱迅翎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见解。他常给我说：“我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农民，假如我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市里，真不知道我这支满是五谷芳香的笔，该从哪里落下去……”

 “我手写我心”，这正是迅翎君对文学艺术的特别感悟。我十分自信地认为，随着岁月的叠加，他会写出更多更具生活底蕴的作品来！

原载1998年3月22日《沛县报·歌风台》

土地，农民——他永远的追求

——读徐慧的散文

徐慧是从沛县大地上走出的农家子弟。他的生命里，满是淙淙作响的溪流，曲折蜿蜒的田间小路，傍晚袅袅升起的缕缕炊烟，还有荷锄而归农夫的背影，千百年在土地上抗争的人民……而这些，都曾经是他小说、散文、诗歌创作的主题。他要表现的，是苏北平原上的沉重与苦涩，与夫父老乡亲的生命呐喊。带着这样的感受，他构筑出了《感谢稻子》、《家里的那群小猪》等在读者和社会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

背着沉重的生活，带着人生理想的憧憬，读完大学的徐慧，神差鬼使地落脚在一座“寄居的城市”，或者叫做“别人的城市”里。直面新的生活环境，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他虽然没有泯失与生俱来的土地情结，但是当他再一次地品味农民，咀嚼庄稼，放歌旷野之后，不得不平心静气地坐在窗下的桌前，冷眼审视窗外的车流人流，感受城市的喧嚣浮躁，谛听深夜里城市传来的尴尬与无奈。

于是，他的那支有些拙笨的笔开始解剖城市市民心态，试图开拓发掘再让他感动、再让他激动的城市真情，寻找他新一轮的精神家园。散文《平常的日子》，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平常的人，塞进以工作、挣钱、生活、交往、婚育为主体的那些“平常的日子”里，在这平常、平凡甚至平庸的生活轨道上，不断完善自己、雕塑自己，“把自己雕塑得更加平静”，把“得与失，成与败，进与退，荣与辱”等等关乎名利的事，一古脑儿推向身外，期待着那颗平常人的平常心！”这似乎有悖于一位不到30岁年轻人的心，但却是徐慧创作的真实。

我想，处在文学创作转型期的徐慧，努力把一颗曾经热情萌动的心冷却下来，静静地思考新的生活、新的创作主题。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这需要时日，更需要信念。但是，这种转型往往是痛苦的，辛酸的，眼里流泪，心里流血。一个人使惯了枪，换了一把刀，虽然是崭新的，既不顺手，也不好使。事实正是这样，认真品读徐慧初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便会发现，写的是城市，心中散发出来的仍然是眷恋乡土、眷恋父老乡亲的情绪。如本期刊载的《春夜雨声清脆》、《今夜也是永远》诸篇，概无例外地或显或隐，或曲或直地流淌着挥之不去的乡音乡情。从这一角度来认识，可以说，徐慧正在学着用作家的笔触，透过城市生活、市民心态的深切描绘，剥茧抽丝，从更高层次上抒写他依山恋水的故园情结，也更深一层地走进农民的心里。

十七、八岁时的徐慧，是带着对生活的欢歌笑语走进诗歌的。他在诗歌的田野里寻寻觅觅，用青年人火热心肠铸就一首首、一章章的生活之歌。诗的因子在他心中深深埋下，于是在他以后的散文创作里，仍然显示出他驾驭诗歌语言、创造诗歌意境的能力。“在这高楼林立的地方∕不显山∕不露水∕看一扇扇窗口∕悄然熄灭灯光∕看一颗颗星星∕次第睁开眼睛∕感知夜渐渐地睡去∕风悄悄地隐没……”（《平常的日子》）不论从语言还是意境，都是诗歌化了的。这类例子还很多：一滴滴雨水从天而降就是一场雨的世界∕一个个人择地而居就是一个村庄∕一个部落∕一座城市……（《春夜雨声清脆》）思绪凉凉的∕又清静∕又悠远……（《今夜也是永远》）等，诗的语言中带着哲学思辨，让人受到启示。

徐慧在故乡的小路上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故乡的山川风物，特别是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都深深地烙印在徐慧年青的心中，难以释怀。虽然人进了城市，心还奔跑在乡间的小路上，留连在池塘碧绿的菜畦中，老爷爷的旱烟袋里……

原载1998年7月20日《沛县报·歌风台》

约稿的“窘惑”

 偶尔兴之所至，便也干些舞文弄墨的行当。有时十分幸运，为编辑先生错爱，将我那并不高明的文字登载于报刊杂志。时间稍长，便有一些热心的编辑先生热情地向我约稿，希望我能写点活泼有趣的文字，为刊物增添些情调，也为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提供点饭后茶余的谈资。编辑之言，情真意切，让我托辞不得。

自忖平生有个不大不小的优点，凡是别人嘱托的事情，向来不遗余力。一言既出，自当快马加鞭。于是捉笔展纸，兴冲冲地拉开了写文章的架式。

说不清是“古人云”还是“今人云”了，反正有着“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内容是文章的躯干，语言是文章的血肉”的箴言，对此我是深信不移的。既为文就须先拟定题目，我又没有“题未定，文先成”的悟性，更没有下笔千言、一蹴而就的语言功夫，只能上遵古圣，下循今哲，按部就班，希望有个“落地生花”让读者惊喜的标题出来。于是挖空心思，搜尽枯肠，但是始终不得要领，命了又改，改了再命，折折腾腾了半天，居然找不出合乎编辑“旨意”的标题来，岂不急煞人也！

情急之下，忽然悟出一个道理：耍惯了枪的人要出刀上功夫，飘逸若仙的芭蕾演员立马要做出“公孙大娘舞剑器”的姿势来，徒有其力而亏其功，架势难免走样。我因平时胡乱地组合些理性化的文字，比如论说、鉴赏之类，很少留意人间是非曲直，对时下社会审美心理近乎一无所知，对于社会上“髦得合时”的市民化的“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情调文学，既非我长，更非我意。我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凡夫俗子，草民一介，七情六欲皆备，只是志在青山，不在流水而已。

端坐窘迫之际，忽然心头一亮：模仿。不是某位哲人下过“模仿是创造的开始”这样的定义吗？于是乎“且说”、“漫说”、“我之……”、“有那样一个……”之类的我觉得再调侃、再情调不过的文字，便杂无章法地罗列在稿纸上了。涂了一通，忽然觉得有人问自己：“且说”、“我之”之类的下文该是什么内容？生命、时间的话题太旧太俗，早被名家们说烂了的，我这个属“鼠”的“无名鼠辈”敢有向文学大亨们挑战的胆量？还是走进现实生活吧。却又来了新的问题：我对房改漠不关心，因为住的是不得作价出售的“公房”。“菜篮子”、“米袋子”，物价上涨指数、CPI一类，在经济价值观越来越社会化、市民化的今天，倒是挺热门的。可是不成，我平时最怕上街买东西，更不会为了一只萝下半根葱的事儿与商贩们锱铢必较。而对于现代金融，期货股票，“牛市”、“熊市”的名词术语，更觉高深莫测，不可思议。心中没底，断然不敢信口雌黄，怕招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责难和“口水”。

此路既难通行，还得另辟蹊径。于是又想到“高雅”，想到了文化气息，或许也能有些“情调”，有些契合文化读者的心态。可是，细细掂量一番，心里竟然没有一点底气。品茗清谈，文士雅举，可需要对茶文化（包括瓷器文化）有所研究，有所心得，方可不露破绽，不说外行话。而我呢，平时喝茶惯“牛饮”，不曾辨得清茶、红茶，龙井、毛尖，茶文化高雅的因子与我无涉。试想：连台面都上不得的人，有何资格谈论茶道？琴棋书画，文房四宝，收藏鉴赏，也够高雅的。可是我，用了几年功夫竟没有弄明白五线谱的念法和写法，虽也曾喋喋不休地背诵过“马走日字相走田，车走直路炮翻山”一类的口诀，但始终是朝三暮四，书剑不成，原地踏步在起跑线上，就连10多岁的孩子们也嫌弃我的弈技，直言“臭棋、臭棋”，不屑与我作楚汉之争……所以几十年来，只能一直彷徨踟蹰于“高雅”的殿堂之外，进不得高雅的高大门槛。窘迫之下，早已“汗涔涔兮湿面颊，心怵怵兮独怅惘”了。

题目既无可定，内容更是渺茫。于是把桌子上写了又写，画了又画的稿纸揉搓成团，丢进纸篓，面对琳琅满目一排排图书，不禁哑然一笑。

原载1996年7月26日《沛县报·周末》

读书里面有“学问”

读书是人生一大乐事，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学者文人无不得益于读书向学。“书山有径，学海无涯”、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一类劝“读”格言，成为社会激励后学的经典。在这些箴言的推动下，许许多多的懵懂顽童游弋学海，问途书山，以致功成名就，事业有成，最后成为这样那样的“家”，受到社会的敬仰与尊重，甚至名垂青史，光耀子孙。

但是，读书是一门学问，一门很有“讲究”的学问。大凡有建树的人都有一番苦读的经历，然而并非苦读的人都能有所建树。关于读书的方法、窍门，自古以来，许多人乐于此道，潜心研讨，实践中总结出了不少规律，提出了一些科学的见解，成为读书治学的指南。笔者根据平时读书的感悟，就读书的方法谈谈一些心得体会。

读书的方法很多，不同年龄结构，不同社会职业，不同文化层次，读书方法也不尽相同。

一般来说，中小学生宜泛读、快读，力求博览，读书的范围越广越好，甚至一知半解也不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只要能读得下去，愿意读就行。这样的读书，一般没有主观目的性，也没有明确的目标，追求的是“量的积累”，是读书的“过程”。打个比方，就像一只牛或一只羊，在绿草地里先狼吞虎咽地装满肚子，事后再反刍，细细咀嚼，慢慢消化吸收，真正吸收不了的，排出去，也无妨。中小学是接受力强、记忆力最活跃的时候，大量摄入知识信息，贮存在脑海中，姑且不去管它有没有用。随着年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丰富，这些储存的信息会被慢慢理解、消化和接受。与牛羊食草一样，这是一个反刍与吸收的过程。全国“五一”劳动勋章获得者，辽宁省盘锦市特级教师魏书生“初中阶段基本完成读书任务”的观点，就是据此而提出的。

做学问的人，特别是从事专业研究的，最讲究的是精细阅读和反复阅读，它带有明确的目的性，甚至功利性。精细阅读就是要带着问题读，在读的过程中寻找发现与“问题”有关联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不放过任何一个与“问题”有关的问题。做学问、搞研究，要敢于质疑、敢于发难，尊重成说，又不拘囿成说，在读书中发现前人（或他人）的错误或不足，在“破”中求“立”，在“否定”中求“肯定”。反复阅读是深化认识、升华思想的重要方法。通过反反复复地阅读，可以不断地发现，不断地认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知识、思想、观点融会贯通，形成体系，形成风格，并在基础上发展创新。做学问还要善于发散阅读，在甲本书里发现的问题涉及到乙本书时，就读乙本书，乙本书里发现的问题涉及到丙本书，就读丙本书。这样追根求源，打破沙锅问到底，把同一个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全部钩连出来，归纳分类，提炼升华，形成新观点、新理论。这样学问才能做得深透，做得卓有成效。这种读书是一种艰辛的劳动，特别是专业性强的书，枯燥呆板，需要坚忍和毅力。

不少人退休了，进入老年序列，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便把兴趣集中在读书上，以书为伴，书中求乐。这自然是很好的生活方法和习惯。这种读书多不涉及研究和治学，借读书陶冶情操，健身养性，或者通过读书来感悟社会、反思人生，没有明确的目的性，更无任何功利性可言。这个群体的人读书，一般选择哲学、历史、古典诗词，特别是传记一类的书来阅读。读书以浏览与欣赏为主，不会深究其中的人物、事件的真实与否。他们以平平静静、澹泊闲适的心情去阅读，求得“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心情天地。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上班族、经营者以及各色人等都有读书的需求，他们目的不一，读书范围也有很大差异，那要分别对待了。

                     原载1996年4月5日《沛县报·周末》

婚联一则话短长

参加青年人的婚礼，我常常留意各种带有喜庆色彩而富故事性的婚联，倒也从中学到不少知识，譬如“秦晋之好”讲春秋时代秦晋两国世代结姻的故事，“红叶题诗”讲唐代宫女巧结良缘，“画眉西阁张京兆，袒腹东床王右军”，分别讲汉代张敞为妇西阁画眉和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珠碧趣闻，情趣而隽永，体现了中国楹联艺术的丰富与传神。

也有别例。不少男方写喜用“宝马迎来天上客，香车送出月中人”一联，颇有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味儿。我是十分欣赏这幅喜联的，除了对仗的工稳和意韵的深长外，这则婚联还记载了古代婚姻的程式和礼仪。

婚，古代写作“昏”，是今之“婚”的本字。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文云：“昏，日冥也。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以名焉。”这里所说的“士娶妻之礼”，是指在傍晚的时候，新郞君骑着马，披红带花，带着装饰好的车马（香车）到女方迎娶新娘。而女方，经过了一番礼数之后，郑重地把女儿交给她的丈夫，送上“香车”，嫁女的程序也就结束了。这就是《诗经》里说的“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称女子出嫁为“归”其夫家。

搞清这么个古代的嫁娶礼仪，再来认识前面所说的“宝马迎来天上客，香车送出月中人”的婚联，就会明白其中的“天上客”是新郞官，难怪女家要以隆重的礼仪来迎接乘龙快婿了。同样，女家送出的“月中人”，自然是指出嫁的女儿了。男接女送，男骑马，女乘车（后来改用花轿代车，形式不同，内容一样），“夫妻双双把家还”，这说是“宝马迎来”、“香车送出”一联的真正文化内涵，它只能是女家专用的婚联，用在男家，则非牛非马，不伦不类了。

年青时读过《三言》上“弄假成真”的故事，后来改编成戏剧《风雪配》。富家子弟颜俊长相丑陋，为了骗取高员外的女儿，请其表弟钱青前去迎亲，恰遇风雪，迎亲的队伍困在女家，钱青与高女被廹成亲。事情真相大白，颜俊状告高员外，县官实事求是，判钱青与高女喜结连理。这虽然是个戏剧故事，但也反映了上面所说的古代的婚礼的程式。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被婆家逼迫，州、县相继为媒，其兄长亦迫其再嫁。无奈之下，刘兰芝口上答应下来，在傍晚男方来迎娶的热闹气氛中，“举身赴清池”，同样也证明了古代的婚嫁习俗。而今，青年男女结婚，男子乘车到女方迎娶新娘，实际上只是古代婚礼的回归与复原。

原载1997年1月15日《沛县报·泗水亭茶话》

说“写酒”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徐州读书，同学偶有闲聚，尝以酒佐兴。其间，徐州、铜山同学时有“我来写酒”之说。揣摩那特定语境，我知所谓“写酒”当为斟酒、倒酒之意。然“写酒”之“写”究竟为哪一个字，尚不得知。事后与同学漫议此字，以为当是“写字”之“写”。其时我虽隐约感到，以“写”陈述斟酒动作，一定有语言学或文字学上的特殊意义，也就没在十分在意此事，但在心底却埋下了“写”字的一个“结”。

在以后岁月里，我一直留意着 “写”字的这种特殊的语言意义，直觉认为“写”则“泻”也、“泄”也，但苦无例证，仍然解不开这个“结”。前些天，偶读宋代聂崇义氏《新定三礼图》，于其中发现了“写”字的这一特殊用法，让我喜出望外。

《鼎俎图·挑匕》中有下面一段话：“《有司》云：‘司马在羊鼎之东，二手执挑匕枋以挹浥，注于疏匕。’注云：‘挑谓之臿，读如或舂或抌’之抌（音由）。字或作挑者，秦人语也。注，写也。”

司马是执鼎之人，羊鼎、牛鼎、豕鼎都是古代造型不同器皿，用以盛取食物。羊鼎是以牛首饰足，用来盛羊，故称羊鼎，为大夫阶层使用。挑匕枋是从鼎中舀取食物的长柄的匙。匕，匙也；枋，柄也。这段的意思是：司马两只手拿着长柄的勺匙（挑匕），从鼎中舀出食物。对于这段话，注释者认为，挑就是臿，读音为舂或抌。把抌读字作挑，是秦国人的方言。“注于疏匕”中的“注”字，就是“写”的意思。

这段注释将“注”释意为“写”，也就是倾注、倾倒、倾泻的意思，证明了徐州方言中“写酒”就是斟酒、倒酒的意思。

但这毕竟是孤证。为了再找出此种例证，我又认真翻阅有关古籍，相继在《诗经》和《周礼》等经书中发现了此类例证。《诗经·邶风·泉水》有这样的语句：“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这首诗写卫国妇人，因国家罹难思归奔丧不得的焦虑和无奈。对于“以写我忧”之“写”字，《毛传》：“写，除也”， 《郑笺》：“既不得归宁，欲乘车出游以除我心”。这里的除就是排解、排泻的意思。这句诗的意思就是，（既不得归）我要去出游了，把我心中的忧思全部倾倒出来吧。与此意义相同的，还有《诗经·小雅·蓼萧》中诗句：“蓼彼萧兮，零露湑兮。既见君子，我心写兮。”这里的“写”字同样是排解、倾泻的意思。关于《蓼萧》一诗，历来认为是写给天子（即诗中的君子）的颂歌，“既见君子，我心写兮”，就是说见到了君子，心中的敬念之情一下子排泻、释放出来。所以汉人郑康成在《诗经》的笺注中说：“我心写者，舒其情意，无留恨也。”把心中的悠悠思念，通过出游而排解、倾泻出来。而在《周礼·稻人》中也有“以浍写水”的例证。原文是：“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这段话讲的是稻田的灌溉和治理水患的各种方法。浍是田间的水沟，“以浍写水”就是把水从浍中排泄出来，也是泻的意思。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徐州方言中的“写酒”的“写”字，就是“泄”、“泻”，表达“倾泻”、“倾倒”的意思，是从上古语言中沿用下来的，可以从古代典籍中找到充分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