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姐妹影院电影:民国书：真性情的人和好玩的事

《时代迭变中的文武政要》吴相湘

《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张鸣

《胡适和他的朋友们》 智效民
新年伊始，除了辛亥书，民国书也相应走热。不久前，广西师大出版社举办了一场“这就是民国”的发布会。邀请了很多专家和读者一起共话“民国”。事实上，民国一直是专业研究和通俗历史写作的热点，同时也是读者关注的焦点。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股热潮至今仍在持续。作为一种出版现象，“民国热”颇值得玩味，而今年应该继续升温。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民国史学者，对“民国热”形成的因素进行了探讨。
民国书 真性情的人和好玩的事
民国阅读蔚然成风，与民国时代的社会开放程度和多元文化有关。更有趣的是，民国期间出现了一大批特立独行，而且个性分明的人。这些人的性格，行为，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与读者在现实中接触到的人与事大相径庭，却又大可玩味。这些方面，对读者同样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社科院近代史学者杨天石曾出版过多部著作，他曾经谈及，作为革命领袖，孙文非常廉洁，从不贪钱。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谈及袁世凯时也说，袁世凯虽然恋栈权力，但是他不贪污。《苦难辉煌》一书的作者金一南也说，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从事革命的时候，对于家族让他继承丰厚遗产不屑一顾。在“不贪钱”这一点上，国共两党领袖和军阀，具有了惊人的一致。
杨天石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两集，第三集也正在撰写之中。通过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和对日记的解读，杨天石指出，蒋中正是时代弄潮儿，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狂热地吸收各种外来新思想，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籍，但又深受宋明理学熏陶，尤其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思想的影响，希圣希贤。他汲取传统士人以写日记反省检讨和修身养性的办法，力图矫正自己暴躁易怒、耽于色欲和虚骄狂傲的各种不良性格，追求自我超越。显然，这与以前电影、电视甚至历史著作中的“人民公敌”形象大相径庭。
台湾学者吴相湘的《民国百人传》，被中国工人出版社购得版权后，拆分为两册《时代迭变中的文武政要：五十位军政人物列传》和《风云际会下的书生：中国近现代二十七位学人列传》，三册图书涉及了大量民国人物，也可间接使读者通过民国人物故事了解那个大时代。
不仅军政人物对读者构成了巨大吸引力。在学者傅国涌笔下，民国时期的商人，与当下社会中的商人相比，无论是在社会影响还是思想境界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企业家精神，足以让当下的商人们汗颜且望尘莫及。在《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中，傅国涌以历史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用6个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实业家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的事迹，来追寻近代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商业传统。众所周知，张謇为清末立宪派首领，他不仅在商业方面做出了开创性成果，而且对于中国的政治文明和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奉行的是实业救国的理念，在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均惠及民生。这些民国期间的商人，有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无论是军政人物、知识分子，还是商界精英，这些民国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以及读者因为很长时间被误导和遮蔽所形成的印象相比，都有着很大差距，以及绝然不同的面貌。用钱理群先生的话来说，那时的人是“真人”。而专业学者的民国史研究，又复原了很多“真事”，比如，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间地带的革命》，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革命与反革命》，社科院近代史所金以林的《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汪朝光的《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等等，对于国共两党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组织形式，最后对决的结果等等历史事实均有独到的研究和新的史料和观点，这些著作不仅写出了历史的复杂性，也让读者耳目一新。
民国言 思想热潮与言论狂欢
2005年，由余世存主编的《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出版，该书以类似《世说新语》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断，记录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同治重臣，以孙中山、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锋，以蒋介石、毛泽东为代表的国共两党，以钱锺书、陈寅恪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以李敖、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坛斗士，等等。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问世、人论、英风、狂狷等共三十二编。其中，民国部分占据了绝大多数。本书趣味性极强，上市后数次加印。不仅如此，市面上还出现了几种跟风出版的图书品种。
正如多位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民国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最自由的时期。在教育上，按照现代教育理念设立的大学蒸蒸日上，学术大师辈出，学术成果极其丰硕。在言论上，知识分子们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空间，不仅胡适、陈独秀等人亲自办报，青年毛泽东1919年创办了《湘江评论》，号称“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
就民国时期的情形而论，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拥有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普遍较高。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是他们借用较为宽松的言论空间形成巨大的社会影响。此前，有相当一批图书对此有比较充分的反应。如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傅国涌的《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王芝琛的《一代报人王芸生》，散木的《乱世飘萍》等等。
显然，宽松的言论环境，为民国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创造了基本的条件。相当一批报人也因此脱颖而出。其中，最有名的一则故事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回到上海。在上海市长吴国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王芸生不止一次地痛斥政府腐败，反对政府镇压学生。1947年7月，记者唐振常遭上海中统特务拘捕，王芸生得悉后，马上打电话给吴国桢，要他放人。吴国桢想推托。王芸生说：“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他们只好乖乖放了唐振常。正因为如此，包括范长江在内，以张季鸾、胡政之等为代表的一批民国报人的风骨，以及以张元济为代表的一批出版家，至今仍为人们所景仰。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南渡北归》，张鸣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等著作，对此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此外，一些经历过民国的学界老人的亲身经历，一些后辈学者对学界前辈学术人生，人品风范的回顾，也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诸如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何兆武的《上学记》，张世英的《归途———我的哲学生涯》等等，在民国知识分子研究中，孙郁尤其注意一些重要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著作包括《鲁迅与周作人》《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鲁迅与胡适》《胡适影集》《微笑的异端：影像中的胡适》《鲁迅与陈独秀》等等。
民国梦 是否过于美化？
在去年年底《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的发布会上，北大教授钱理群发言时指出，“……我可以说是感慨良多。首先是作为读者和研究者所受到的启示。这本书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真：说真话，道真情，揭示真相，可以打破很多神话。
目前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有很多神话，与本书有关的就有两个。一个是“民国神话”，把民国教育说得天花乱坠，赵先生告诉我们，那时候大学教授也有凭一个笔记混几十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敢正视现实，然后就把过去的东西给美化了，有的美化这个时代，有的美化那个时代，就是不敢正视这个现实。”
在“这就是民国”发布会上，张大春、张鸣、陈丹青、钱理群等与会。一读者提问称，“我们所说的民国，我感觉是我们理想中的民国，一种被美化了的民国”。对此，张鸣的现场回答是，确有美化民国的倾向，但是，民国并非我们很多年以来想像的那么黑暗。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认为，“有关民国的写作和出版物的大量出现，以及读者的阅读指向，实际上针对的是当下。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体现的实际上是对民国期间人类文明中一些优秀价值的认可。作为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从来就存在。但是，以往的研究，对民国大体上是否定的，或者说是妖魔化的。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因此，一些研究者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把自己的情感和反思通过历史传达出来，并在读者中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另外，民国期间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程度，也有值得赞许的地方。”
谢泳称，“《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中提到的有些‘烂事’，任何一个时代都难免，美国大学里面，混饭吃的也不乏其人。为什么研究者和读者都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较好的一面？因为我们当下的生活中恰好缺失这一块，并不是说那时候没有‘草包教授’，西南联大里面勾心斗角的事多得是，但是我们不愿凸显那一面。
在历史研究中，这样做对与错，是另一个问题。说民国好的一面，不等于那时候就没有‘坏’。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美化民国的程度，主要还是还原真实历史。即便是说民国的好，也要建立在完整、真实的基础之上。”
学者傅国涌称，自己对于民国既不美化，也不鄙视。“钱先生是个好人，性格也很可爱。但是，他的话不符合历史的逻辑。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又是一个抒情主义者，我认为他不适合对历史问题发言。
民国的38年，是社会最为活跃，最为多元的时期。这期间有军阀混战，有其他战乱，有外敌入侵，有很多的阴暗面，这些铁板钉钉的事实，我们谁也不否认。同时，我们也承认，美好与不美好的东西是并存的。民国有很多的缺陷，比如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社会。所以，革命者才有了机会动员大众。可能有人强调了其中美好的一面，但是，这决不是美化。在此之前，我们讲黑暗的一面要多得多，而且讲了很多年，出版的书可谓汗牛充栋。如果我们接着讲那些，那么我们的书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阅读民国和辛亥是今年不可回避的主题，陆续的作品将纷纷上市，让我们期待这一轮阅读图景。（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