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王红丽泪洒相思地:读书人和《读书》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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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人和《读书》的命运 范用秉承邹韬奋、李公朴等先辈三联《读书生活》风范,创办《读书》,创刊于1979年4月,沈昌文1980年进入《读书》杂志,1986年成为《读书》杂志的主编,到1996年退休,他带领《读书》杂志经历了最为风光的10年,也经历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最剧烈的10年,沈昌文担任了《读书》10年的主编。有人评价说,他主持的《读书》杂志,是启蒙时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思想阵地。沈昌文退休,汪晖入主《读书》。10年后的2007年换班,潘振平任主编时,袁伟时评论说:这十年《读书》由汪晖主政以来,恐怕是跟广大读者的要求以及时代前进的步伐离得越来越远。这十年他们喜欢屎里觅道,宣扬大跃进、文化革命创造了什么好东西,说毛泽东总结的“鞍钢宪法”非常了不起等等。另外,他们宣扬现在改革开放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反对殖民化,经济、文化领域都要反对殖民化。他这样发表一些与人们的基本常识背道而驰的东西,真让人目瞪口呆,读者自然就把它抛弃了。
接下来的《读书》,亦步亦趋,“越来越左”,越来越没有知识含量,越来越无厘头。读书不读《读书》,几乎是现在真正读书人的共识。我是《读书》的“原始读者”,从试刊起就自费订阅,如痴如醉捧读,保存至今,不落一期,直到1996年沈昌文被排挤退休,上面派“新左派”汪晖入主《读书》,看了他主编的两期以后,实在难以忍受,从此不再订阅《读书》,仅是偶尔翻翻。《读书》现在这个样子,有人说《读书》越来越左了。其实,在我看来,《读书》不是越来越左了,而是自从汪晖以来,包括汪晖下台迄今,《读书》是越来越走火入魔,越来越信口雌黄,越来越无知愚昧了。真如圣言,都是越多越反动。《读书》终于被糟蹋到这个样子,走到穷途末路,谁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