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湘西演员李恒近况:依法治教解决大班额问题

    想想吧，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同时挤坐着100多名学生，该是怎样一个“恐怖”的场景：像挤压在罐头中的沙丁鱼；像高峰时城市地铁里的人贴人，哪里会有什么个人的尊严、快乐和幸福可言？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不少地方，尤其是中西部的一些中小学校，大班额的现象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在山西运城地区的康杰中学，笔者亲眼看见一个高中教室里，密密的课桌已经包围了讲台，直逼老师的下巴颏儿，每张课桌的左右两侧都堆着一尺多高的课本和教辅资料，中间夹着那些戴着眼镜的男女学生。

    以教育公平为基石，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根本任务。

    班额的大小与教育质量高低直接相关。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近年所做的一项专项监测结果发现，大班额或由代课老师执教的班级，学生的数学成绩普遍较差。中小学校每个班级的学生数，是经过科学测量确定的学生接受教师指导和教师工作量的基本指数。超过国家规定的大班额自然会直接损害学生的基本受教育权和教育品质，也让一线老师处于超负荷运转的多重压力之中。

    上个世纪70年代，国际上出现过一股探讨发展道路与发展战略的热潮，“小的是美好的”就是一个富有代表性的观点。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老师的关注和辅导的小班化教学，更是成为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2007年盖洛普实施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小学平均班额只有23人的美国，95%的公众认为需要继续缩小班级规模，以提升教育质量。基础教育是如此，具体到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也是同样，人们发现：大拨轰放羊式的教育是根本没有质量保证的。

    有人戏称，中国中小学的规划建设，还不如肯德基、麦当劳做得有章法，洋快餐的老板们都会严格按照区域人口的多少来布局设点，而我们政府的眼睛永远只是盯在少数几所重点学校身上。

    不是中国政府手里没有掌握人口变化的基本数据，而在于政府的教育理念一度出现了偏差。因政策、管理等种种原因导致的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引发了大范围、大面积的择校热、大班额。有报道说，如今中国最苦最累是孩子。环顾中国大地，无论城乡，每天有多少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起早贪黑艰辛地奔波在远距离的上学路上。

    大班额呈现的不过是表面现象，但根子还是一些政府部门没有认真履行依法执政的职责。从1986年正式公布的《义务教育法》到2006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都明文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第三章第二十二条还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的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

    但是，政府为什么不能做到依法行事呢？究其原因有三：

    首先是计划经济的思维仍在起作用。不管做什么事情，政府都习惯以大为荣，习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我们看到，教育领域在行政命令的手段下，捆绑出一个又一个的航空母舰。

    其次是把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简单照搬到教育领域，重规模，讲效益，只算投入产出比，而忽略了教育面对的不是产品而是人，必须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

    第三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人口的流动，以及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由原来的以乡镇为主提升到县级统筹以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选择的最简便的管理办法便是集中。于是，拆除村小，小学集中到乡镇，中学集中到县城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在教育资源不够的情况下，大班额现象自然不可避免地更加突出。

    现在中国教育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老百姓从要求“有学上”到“上好学”的强烈愿望成为推动中国教育发展最强大的改革动力。同时，已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进一步明确了政府的责任，对教育投入有了大幅度增加和保证，尤其是近年来学龄人口逐年减少，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为中国教育的转型和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从理论上说，我们完全有可能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建设，公共资源配置重点向农村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他同时还呼吁，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参与社会管理。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信号！义务教育阶段标准化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也是教育管理精细化的一个标志性行动。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该知晓国家法律赋予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具体到教育，我们最需要的行动是从依法治教的高度要求并督促政府切实解决大班额的问题，以确保教育公平和提高质量两个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