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服装厂:拘捕四人帮内幕——江青最后一个收入网中

至于江青，她不是政治局常委，没有通知她前来开会，对她实行单独解决。一路人马在中央办公厅三位副主任李鑫、张耀祠、武健华的率领下，直扑毛远新和江青在中南海的住处。1984年4月，汪东兴在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人员采访时，曾讲了这样的话：“……中央能顺利地解决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有一个人是立了大功的，那就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同志。当时，张春桥、江青密谋篡党夺权，采用封官许愿的手段拉拢他，妄图控制中央警团，搞反革命事变。李鑫同志冒着危险，及时把‘四人帮’的阴谋告诉了我；我又连夜报告了华国锋同志。促使华国锋下了最后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举粉碎了‘四人帮’。10月6日那天晚上，李鑫亲自带着几名战士冲进中南海‘201’号，强行逮捕了江青和毛远新……”

除了李鑫之外，完满执行拘捕江青这一重大任务，张耀祠也是立了大功的。张耀祠，早在他十六岁--1932年，便已在红都瑞金为毛泽东站岗。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直至毛泽东去世。1953年5月，张耀祠出任警团团长、中央办公厅警局副局长（局长为汪东兴），负责北京中南海等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虽然名为中央警团，实际上是师的编制，他是师长。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升为少将。张耀祠将军是八二四一部队负责人。海外称八三四一部队为中国的“御林军”，因为中南海以及北京重要党政机关是由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保卫的。

笔者曾于1991年5月、1992年10月、1994年5月三度飞往中国西南，采访广张耀祠将军。据张耀祠告诉笔者，他是在1976年10月6日下午三时，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汪东兴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张耀祠的“顶头上司”。他和汪东兴都在中南海办公，他很快就来到汪东兴那里。多年来，他一直是汪东兴的副手，常到汪东兴那里。这一回，汪东兴的神情严肃，意味着有重大的任务下达。奉命来到那里的，还有中央办公厅警局副局长武健华。

果真，汪东兴以命令式口吻对张耀祠说：“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张耀祠一听，感到颇为振奋。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批评过王、张、江、姚“四人帮”。汪东兴继续说道：“分四个小组行动，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你负责江青小组。你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八时半行动——你顺便把毛远新也一起解决！”就这样，张耀祠接受了这一历史性的使命。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制定的“十·六”行动计划。

张耀祠作为八三四一部队负责人，对于中南海了如指掌。当然，他对江青和毛远新的住处，也极为熟悉。那时，江青虽然长住钓鱼台，但近来住在中南海万字廊二O一号，而毛远新则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离江青住处很近。张耀祠向笔者回忆说，他是在八时半，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那时，毛远新和他的两位从沈阳带来的警卫一起，住在中南海丰泽同的颐年堂。那本是毛泽东接待客人以及开会的地方。他是毛泽东的侄子，所以住在这个外人难以涉足的地方。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这联络员名义上只是联络联络而已，实际上权重一时。因为联络员成了重病中的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唯一的联络通道。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靠毛远新来发布，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靠毛远新向毛泽东传达。毛远新的妻子全秀风，当时在沈阳。笔者后来在上海采访毛远新时，见过这位秀丽的纺织女工。10月6口，吃过晚饭之后，毛远新给妻子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接着，便坐在那里看电视。

就在这时候，李连庆突然走了进来。汪东兴选派了李连庆前去执行拘捕毛远新，一方面因为李连庆在汪东兴手下工作多年，忠实可靠，另一方面李连庆跟毛远新也很熟，派他去执行任务比较方便。毛远新见到李连庆，问道：“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李连庆答道：“想给你换个地方。”毛远新：“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这时候，毛远新听出李连庆话里的意思。张耀祠等人就一拥而入。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而是“保护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末寒，你们就……”毛远新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李鑫、武健华带着中央警局处长高云江以及两位女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在“文革”中，江青长住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二O一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不住钓鱼台，住在中南海。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正因为这样，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她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江青（往日，他总称之为‘江青同志’，这一回忽地没有了：同志’两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其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

张耀祠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江青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张耀祠要江青交出文件柜（也就是保险柜）的钥匙。江青起初不肯交。磨蹭了半天，滥不能交给你们。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后来说：“我的钥匙只能交给国锋同志。”她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

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下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然后放人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这才交给了张耀祠。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于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无“囚车”。他说，江青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10月6日夜里，江青是在中南海仁泽园后面的地下室里度过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没有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江青的秘书刘真目击了江青被捕这一幕，后来回忆说：“当张主任（引者注：指张耀祠）带人冲进来时，我们全吓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一会儿，看见江青被两个女战士从卧室拖出来，她脸色蜡黄，头发散乱，又喊又叫我才明白，她完蛋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谁也没有去帮她。“我忽然想起她计划明天上午要去清华大学视察，还要作重要讲话。让我连夜写好讲话稿。我就追上去问：‘你明天的讲话稿还要吗？’“江青翻了翻眼皮说：‘不要了，撕了吧。’“江青又说：‘你告诉李讷，不要找我。’“她还想说什么，被女战士用力拖走了。“张主任对我们说：这里发生的事你们不许对外面讲，从现在起，谁也不许打电话，不许回家。“我们一共在那里住了二十多天，直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布后，才允许回家……”震惊中外的“十·六”行动，兵不血刃，未发一弹，“四人帮”便被一网打尽！

知情人细说内幕。吴德，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透露了粉碎“四人帮”的诸多内情。吴德回忆说，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9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平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同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的意见。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中央常委）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吴德回忆道，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五点，认识一致了。吴德的回忆，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他回忆，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团和北京卫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吴德说，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时均为北京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吴德说，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北京卫区司令）交待：卫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离那历史性的时刻越来越近。吴德说，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五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吴德说，他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与卫戍区吴忠负责；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区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在10月6日那天，吴德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不到九点钟，江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吴德说，当晚十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了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角，我很想听听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从1991年5月笔者采访了张耀祠将军之后，便与华国锋的曹秘书、于秘书多次联系，希望能够采访华国锋，请他回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直至2006年5月12日，笔者在北京还与华国锋的曹秘书通了电话。秘书告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华国锋一直没有公开谈论这一问题。在2004午第七期《炎黄春秋》杂志上，我读到张根生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这一内容。张根生是吉林省原省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与华国锋有着多年的交往。据张根生回忆，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和李瑞山，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地委书记等三十三人到广东省来参观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广东省委派当时任省委候补书记的他以及佛山地委副书记杨德元陪同参观，共有八九天的时间，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1977年秋，张根生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间华国锋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等职务，因此张根生与华国锋接触比较多。1982年5月，张根生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他俩也曾进行过一些交谈。近几年华国锋到广东一次，张根生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比较多。1999年3月9日上午，张根生问及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由于是老朋友，华国锋详细向张根生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以下是张根也记述的华国锋的回忆，虽说缺乏细节，显得粗略，但毕竟是华国锋亲自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9月9日，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宣传部副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9月10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这也是临危受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