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车牌号码随机生成器:如何“解决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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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中国问题”？
（2011-05-12）
fieldset { width: 306px; border: 1px solid #990000; align: center; } legend { font-family: Arial,"宋体"; font-size: 12px; font-weight: bold; color: #990000; } ● 伟达最近适逢中国著名的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北京一家报纸刊出长篇访谈，表示清华大学将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解决中国问题”为己任，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克服传统的落后，阻挠及误区，在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该访谈认为，如果对中国的问题都没有能力回答解决，那么所谓一流大学也就沦为空谈。
清华尽可以壮志凌云，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集若干所高等学校精英之力，试图去解决中国问题，也确实成了所谓中国特色之一。这其中反射出三大深层动因，非常值得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察反思。
首先，现代化在中国的传播，普及和发展，主要依靠具备现代教育内涵、结构、开放和规模的大学为平台和渠道，乃鲜明揭示出现代化的理性、科学和知识文明特征；而以农业文明起家的中国，不乏农民起义传统，农村可以包围城市，农民也能打下江山，但中国农村及其文化背景，绝对成为不了现代化的发祥地。
再者，学者和学生不断走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前列，对推动现代化责无旁贷，因为其同时具备了现代先进知识和青春开拓求新两大特质，也就说明所谓中国问题，更多是源于普遍的传统“向后看”保守哲学，及现代科学和理性素质的欠缺，经常导致了学界“世人皆醉我独醒”式的孤独超前与抗争。
第三点，学界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但并不能成为实行全面现代化发展的主体，因为只有当现代化成为全体人民的主动追求时才能成功，徒有相对少数的知识分子热情和呐喊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广大人民，尤其是乡村民众的经济能力增长和有效现代化启蒙，知识分子必定孤掌难鸣和片面单薄，自己反倒可能被中国问题所解决摧毁。典型的例子，如所谓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
由于中国问题难度空前，中国知识界与其雄心勃勃、甚至有些大言不惭地宣称要“解决中国问题”，实际上能维持住自己不被中国问题所解决消化掉就很不错了。历史已经见证了不少中国知识人士年轻时变革求新，中老年后却归于保守被动，甚至开始怀疑所谓“中国问题”是否确实存在或者值得改革。
其实这是已被中国问题拖下水的典型征兆，即继续攀登已经无力，转而走向下坡路，尽管可以用“反璞归真”，“安定稳妥”或者“提倡传统”等借口掩饰一番。
笔者以为，欲有效推动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解决，中国知识界必须做出全民族启蒙的崭新努力和举措，促进文化深层及心态上的现代化，具体说来，应该在以下几个要点建立和普及全民共识： 首先，旗帜鲜明反对专制——无论是赤裸裸的独裁或所谓温和的新权威，绝对不应成为现代化社会的主流特征；民主和法制必须取代专制滥权，因为只有民主法制，才能形成对专制和滥权的有效制约和矫正，并促成舆论的有效监督和百家争鸣。 再者，知识与科学必须取代迷信和盲从，自由和开放必须取代禁锢及封闭。在此个方面最常见的异化，即是中国问题经常会找到各种借口来给知识科学，及自由开放上枷锁打折扣，集体无意识般地无孔不入。长此以往，其对现代化核心价值的蚕食破坏程度乃是可想而知了。
还有，现代社会推崇培养公民的自我管理和发展能力，而非动辄去借助外力为自己“作主托管”。相对于传统暴民的“无法无天”或顺民的“唯命是从”两类极端倾向，自立自强自律的现代公民文化才是民族真正复兴崛起，及创造力恢复爆发的唯一坦途。
解决中国问题，还是被中国问题所解决？一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生存还是毁灭”疑难，是中国文明发展悬而未决的问题，更是当代中国知识界和青年一代所必须直面的巨大挑战。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