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有色设计院工资:拘捕四人帮内幕——张、王、姚先后被捕

（一）张春桥第一个落网

早早在怀仁堂正厅等候并指挥现场警卫的是汪东兴。晚上七时多，当叶剑英步入怀仁堂正厅时，华同锋刚刚在怀仁堂正厅坐定。华国锋赶紧起身，请叶剑英在另一张椅子上坐定。华国锋和叶剑英请汪东兴就坐，汪东兴摇了摇手说：“我不是常委，我就不坐了。”汪东兴隐蔽在屏风后面，观察着动静。

挂帅是华国锋、叶剑英，做具体工作的是汪东兴。七时五十五分，第一个来到的是张春桥。他一进入怀仁堂正厅，顺顺当当，立即被捕……

就在这天下午，姚文元前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作了长谈。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面对审判员的提问，谈了10月6日下午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时情况和谈话内容：我问张春桥，你在这一段时候（间）和国锋同志相处，你觉得怎么样？张说：“我觉得一般还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他还说：“我对国锋同志讲了，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这是张春桥的自我表白。他还说，他曾多次劝华主席要和江青搞好关系。当时我也劝张春桥说：“对华主席还是要帮，这是大局。”他冷冷地说了一句：“尽量帮吧。”现在我认识到：我当时找张春桥是错误的。当时张春桥还讲了一件事，他说：那个批邓的小册子，华主席压了很长时间没有批，是他催了几次才批下来，还说那几本东西他（华国锋）根本没有看。张春桥讲这番话是攻击华主席批邓不积极。这正说明了华主席对批邓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另外，我们还谈到江青。

问：你们都谈了什么？答：张春桥问我最近和江青的关系怎么样了？我说：还好，比较缓和了，内参的问题做了新的处理。张春桥希望我主动去看看江青，和她搞好团结。问：内参是怎么回事？答：毛主席逝世后，新华社有篇内参，把江青怎么找手工艺工人做花圈（是给毛主席送的），怎么讲文冠果是“文官国”，说得比较具体。不知哪些话江青不满意，对我发了很大的脾气，又把新华社记者找到她家里，要他们重新写了才算完事。问：张春桥还说些什么？答：张春桥还谈到出版毛选五卷的事，他说：“已找李鑫谈过，我对出版毛选的具体意见给华国锋写了信。”随后，张春桥又攻击叶副主席。问：他说些什么？答：张春桥说：“最近叶剑英接见了一个美国人，有个外事记者，你见到了吗？”我问：“是9月27日他会见美国前国防部施莱辛格那一次吗？”张春桥点点头说：“他把杨威武也叫去了，讲的还是过去那一套。这些人，要改变观点也难呢。”我附和着说：“那个记录我看过了，强调的还是海军。”问：这是什么意思？答：叶帅过去（1973年）接见基辛格时谈过海军问题，表示愿意和美国合作，为此他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我的意思是说叶帅太强调海军的作用了。最后张春桥说：“我想总要开三中全会吧，但还没有考虑好，你有什么想法？”我说：“华国锋当主席，应当在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现在政治局办事的人太少，工农都有了，能不能增加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干部。”但我并没有提出具体对象。现在看来，我的后一个意见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当时政治局首先应该增加老同志。张春桥对我提的这两条没有什么反映。我当初还想谈社论问题，但他总是谈别的事情。后来我把那封信（引者注：指纪登奎的儿子的一封信，见后文）中的一句话告诉了张春桥，我说：“我接到一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提高警惕。”我没有告诉他名宇（引者注：那封信中是说张春桥）。他听了后，也没有什么反映。这次我同张春桥的议论是“四人帮”的帮派活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当天晚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张春桥和姚文元谈毕，吃过晚饭，前往怀仁堂。张春桥和往常一样，慢条斯理地走下车，朝怀仁堂走去。他的警卫“大熊”，紧紧跟随在张春桥后面。在研究抓张方案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张春桥本身，却是在反复琢磨如何对付张春桥身边的这只“大熊”。“大熊”是跟随张春桥多年的贴身警卫。此人人高马大，腰圆臂粗，会儿套拳脚，三五个人难以对付。另外，此人双枪，左右开弓，枪法娴熟，十发九中。“大熊”对张春桥忠心耿耿。据云：在1967年春天，张春桥被数万造反派围在一幢小楼里，两天两夜出不来。他闻讯带领一班侦察兵连夜赶去，将张春桥往掖下一夹，从二层楼破窗而跃，只身杀出重围，救了张春桥一条性命。从此，他深得张春桥的信赖和宠爱，成为张春桥的警卫参谋，日夜不离左右。他对张春桥也是忠心耿耿，唯命是从。据说1970年中央在庐山开会时，有一天晚上林彪找张春桥谈话，久去而不归。他不知听谁说林彪有暗算张春桥之心，一时性急，挥拳击倒四个卫兵，硬是破门而入，冲进客厅，搞得宾主好不尴尬。张春桥嘴上虽严厉痛斥，心中却大加赞许。十大以后，张春桥升为政治局常委。汪东兴几次提出要给他调换两个年轻、英俊的警卫，张春桥都坚决不同意，一直将“大熊”留在身边。国庆节前夕，汪东兴经与华国锋、叶剑英多次密谋，决定采用武力手段除掉“四人帮”。为保证这一计划顺利实施，汪东兴主动批准“大熊”回老家探亲。不料，“大熊”才离开几天就被张春桥秘密调回来。显然，张春桥已经预感到某种危险，暗中加强了戒备。这只“大煎”的意外出现，不能不引起汪东兴的忧虑，如果出手不利，被他察觉，后果不堪设想。

果真，那天在抓捕张春桥的时候，差一点出了大事——危险就出在“大熊”身上！当张春桥的轿车一到，负责抓张的“第一行动小组”，马上开始行动。张春桥走进怀仁堂大门，“第一行动小组”负责人纪和富就迎了上去，恭敬地朝他行个礼：“首长好！”据纪和富回忆，当时张春桥上下打量着他，冷冷地问：“国锋同志和叶帅都到了吗？”纪和富说：“到了，正在会议室等您。请随我来。”这时候，“大熊”紧跟在张春桥后边，想跟着进去，被两名卫兵拦住了。1982年11月24日，叶剑英的警卫参谋这样讲述道：汽车响了，张春桥第一个走进怀仁堂大门，在他身后紧跟着警卫员“大熊”。张春桥好像察觉有点不太对劲，两眼盯着纪和富警觉地问：“怎么回事？”纪和富解释说：“首长的随行人员都在外面大厅里休息。”张春桥迟疑了一下，对“大熊”摆摆手：“你就在这里等我吧。”说完，就随纪和富朝里走去。这样，终于把“大熊”甩开了。张春桥失去了“大熊”的保护，抓他就易如反掌。当张春桥走进怀仁堂正厅的东侧时，进了小门，刚拐了两个弯，走廊的灯便突然灭了。在黑暗之中冲出几个人，将他紧紧扭住。张春桥惊恐地连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一只大手把他的嘴也捂住了。还没等他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行动小组的纪和富等两人把他左右双手挽起，架到大厅里。我们把张春桥架到里面，华国锋和叶剑英同志坐在那里。张春桥眨巴眨巴眼睛，只见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沙发上，目光威严地逼视着他；汪主任握着手枪站在屏风后，乌黑的枪口正对着他。张春桥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脖子一梗，恶狠狠地问：“你们凭什么抓我？”华国锋起身，手里拿着一张事先写好的《决定》大声念道：“张春桥你听着：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 1976年10月6日

华国锋念完，纪和富就给张春桥戴上手铐，把他从后门押走了。就这样，张春桥第一个落网。他被押往中南海的一个地下室。这是临时关押处，是汪东兴想出来的主意。汪东兴对中南海了如指掌。他知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在毛泽东所住丰泽园后门，秘密地建造了一个防空洞。这样，在面临特殊情况之际，可以把毛泽东安全地转移到这里。这是一个长期空置而又被人所知甚少的地下室。把“四人帮”临时关押在这里，可以说是绝好的去处。即便江青大喊大叫，外面也听不见。何况把“四人帮”关进去之后，插翅难逃。张春桥第一个被押进了地下室。就在顺利地解决张春桥之后，差一点出了大漏子！这漏子便出在张春桥的警卫“大熊”身上。1982年11月24日，叶剑英的警卫参谋这样讲述道：就在抓张春桥的同时，在前大厅还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张春桥的警卫员“大熊”被拦后，有人把他领到一侧耳房休息。他进去后，见屋里还有几个警卫团的同志，因为彼此都是老熟人，他也没介意，随便打个招呼，就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一面喝茶一面闲聊。这个“大熊”别瞧他长得五大三粗，人还特别机警。他嘴巴哼哼哈哈应酬着，耳朵却紧听着外面的动静。可能是抓张春桥时有些响动，他“唿”地站起身就要往外走。在座的一位警卫团副团长见时机已到，便朝众人使了个眼色。几个小伙子刚要扑过去缴“大熊”的枪，没想到这家伙眼疾手快，抢先拔枪在手，猛转身把枪口对准了众人：“不许动！谁要过来我就打死谁！”大伙一下全愣在那了，谁也不敢动。副团长就说：“大熊，你放下武器，中央已决定要逮捕张春桥。”“大熊”说：“我只听汪主任的，他让我交枪我才交。”副团长只好给汪东兴打电话，把情况简单报告了一下，然后把话筒递给“大熊”。只听汪东兴大声说：“现在张春桥已被抓起来了，我命令你，立刻把枪交出来，听候组织安排。”“大熊”立正回答：“是！我服从命令。”随后，“大熊”就把手枪放在了桌子上。倘若当时“大熊”开了枪，后果就不堪设想。这枪声马上会惊动正朝怀仁堂赶来的王洪文和姚文元，而且会惊动住在中南海的江青和毛远新。一旦他们有所戒备，那就会发生流血事件了……

顺利解决了张春桥，士气大振。

（二）王洪文被捕

在张春桥之后，第二个到来的是王洪文。1990年7月15日，笔者在北京曾采访了“王办”工作人员米士奇。米士奇，常被人说成是“王洪文秘书”。他再三向笔者声明，他当时只是“王办”的工作人员。米士奇，当年人称叫“米”，如今成了“老米”。据他回忆，王洪文在落人法网之前，在干什么？他在看电视！米土奇说：“10晚上，王洪文在北京钓鱼台住处。电视室在王洪文办公室旁边。本来，我一个人在看。王洪文从办公室里出来，看了一下手表说还早，就坐下来跟我一起看电视。“看了一会儿，快八点了，警卫员王爱清对王洪文说：‘王副主席，该走了！’“王洪文站了起来，我看着他走出去……”就这样，王洪文坐着轿车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从米士奇的回忆可以看出，王洪文在来到怀仁堂之前，一点也没有想到，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什么……比起张春桥来，王洪文年轻力壮，而且身边可能带枪，不那么好下手。所以，行动小组在对王洪文下手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据汪东兴回忆说，关于行动的情况是这样的：1976年10月6日下午八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送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据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帅——叶剑英》一片中，行动小组成员面对摄像机回忆：到了七点半，粉碎‘四人帮’的战斗就开始了。王洪文来了，和我正好相遇。我扫了他一脚，把他压在地上。”王洪文的卫兵，被挡在怀仁堂正厅之外。王洪文的卫兵刚被领到警卫休息室，还没有等他坐下，就被下了枪……这样，王洪文第二个被押进了中南海地下室。王洪文被捕之后，钓鱼台并不知道怀仁堂里的剧变，“王办”还以为王洪文正在怀仁堂开会呢！据米士奇告诉笔者，到了夜十一时左右，他吃了夜宵，洗过澡，正准备回家。这时，他忽然见到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来了。往常，邬吉成跟“王办”没有什么工作联系，他来干什么？邬吉成发出通知：“王洪文办公室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十六楼，出席紧急会议!”等到“王办”人员到齐，邬吉成宣布中央办公厅命令，米士奇才知道王洪文已经被捕。命令说：“王办”工作人员要参加学习班进行学决不准对外联系。米士奇当即表态：“拥护中办命令，执行中办命令。就这样，米士奇度过了那个难忘的夜晚……第二天，米士奇就写了一份揭发“反党分子王洪文”的材料，交给中央办公厅。

（三）姚文元束手就擒

在王洪文被捕之后，又顺利地在怀仁堂拘捕了姚文元。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常委，所以汪东兴在起草会议通知时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姚文元也收到了10月6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列席会议的通知，他也就去开会了。然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赴会！姚文元是怎样度过他“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1976年10月6日的呢？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问：主席去世后，你和江膏有什么接触？姚：除了几次在会议上的接触外，我同她没有单独接触过。哦，就是主席的灵（遗体）从中南海到大会堂的那天晚上，江青打电话通知我去，在主席的遗体前照了张像。问：去照像的都有哪些人？姚：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问：有汪东兴吗？姚：我记得没有汪东兴。问：你是怎么知道要去照像？姚：先是江青打电话叫我找新华社的杜修贤，他是摄影记者，我想找他就是要照像。江青让我找到杜修贤后一起到中南海去。到那里后，几个人就一块照了像。后来，江青又和毛远新单独照了几张。问：江青找你去照像说明了什么问题？姚：如果是为了加强团结，应当找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照，或是政治局常委一起照。江青叫我、毛远新、陈锡联去参加，这几个既不是全体常委，也不是全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不正常的。问：10月6日下午，你同张春桥谈完话还有哪些活动？姚：我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里。我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这话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我当时也没有多做解释。今天回忆起来，我的这些话，我的这种不安的想法，虽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响，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坚决相信党，相信人民，同“四人帮”彻底决裂，就不会说这种话的，由于我没有彻底决裂，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尽管想把毛主席逝世后的工作做好，因为有这种心情，就不能不出错误。那天晚上，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离开家的。就这样，10月6日晚上，姚文元离家时，连帽子都忘了戴。当妻子金英拿着帽子赶出去的时候，姚文元已经上车走了。当姚文元到达怀仁堂的时候，张春桥和王洪文已经落网。

汪东兴回忆在抓了张春桥和王洪文之后，是怎么样抓姚文元的：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戊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姚文元解决后，我就打电话给吴忠，让他回家去了。据行动小组腾和松回忆：“晚上八时多，姚文元来了。我们一下子就抓住了他。姚文元连声喊：：小朱！小朱！’小朱是姚文元的秘书。”就这样，姚文元也被顺利解决了。姚文元这位“舆论总管”刚刚被捕，叶剑英便选派了他最信得过的将军——耿飚，去夺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领导权。1984年6月，耿飚在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采访时，回忆了1976年10月6日那个不平常的夜晚的不平常的经历：我正在家等着，华国锋果真来电话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我知道开始行动了，放下电话就往怀仁堂赶。大概是九点左右到的。一看叶帅也在那里。我问：“解决了吗？”叶帅点点头：“已经解决了。”我高兴地说：“太好了！”华国锋走过来说：“斗争刚开始，还不能太乐观。”于是，他就让我去占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叶帅伸手指着我，严肃地叮嘱道：“快去！一定要赶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问：“人呢？我带谁去呀？”华国锋说：“我这里没人，等一会儿卫戊区的邱卫高同志和你一块去。怎么接管，你俩想办法。”说完，他又俯在桌上写了张条子，递给我说：“你把这个交给邓岗，就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我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广播电台的领导，现派耿飚同志前来负责电台工作，你们要服从他的领导。最后是华国锋的签名。仅仅就这么几句话，向我交待完任务，华国锋和叶帅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北京卫戊区副司令邱卫高来了。我把中央决定接管电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随后我问：“你带武器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不带枪不行，你马上找两支手枪，咱俩一人一支。”他答应一声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着两支手枪回来。我俩把枪挎在身上。邱卫高有些担心地问：“就咱们俩人行吗？”我问：“你下面有部队没有？”他说：“卫戊区在电台大楼有一个营。”我又问：“这个营属于那个团？”他说：“三团。”我说：“你马上把这个团的团长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行动。”于是，邱卫高又立刻打电话把一个姓王的团长找来了。我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带着他们两人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车上，我把考虑好的行动方案说了一下，他俩都同意。近十点钟，我们赶到了电台大楼。那个王团长先把警营的营、连、排干部全部召集起来，下令听从我指挥。我就说中央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伙特务要破坏电台大楼，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从现在起，没有我签发的通行证，谁也不许出入电台大楼。大伙一听，情绪都很高。我挑选了二十名战士，十名由邱卫高带着控制直播室；我带着另外十名战士直奔党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邓岗在值班。这个人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曾一起在抗大学习过。“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打成走资派，我们又一块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七四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由周总理提名他才出任广播事业局局长。虽然他工作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唯恐出一丝差错。但姚文元对他仍很排斥，公开声称要“撤换”他。我走进办公室，邓岗站起来吃惊地望着我。我就把华国锋写的那张纸条交给他。他仔细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着我，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说：“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想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他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说：“那好，那你就把电台的党委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先开个紧急会议。”邓岗照我说的办了。等把这些人都召集到会议室以后，我又在会议室门口放了两名卫兵，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我对他们别的没有讲什么，只宣布说，我和各位一起在此办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屋子。吃饭、喝水，部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了？这些人都忙不迭地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就这样过了三天。一看情况还不行，我说：还要加两天。一共关了五天。到第六天，我就允许一部分党委委员回家了。临走之前，我对他们说：“这几天这里发生的事，你们出去以后一个字也不准说，谁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来，什么后果我不说你们也该懂得。”这些党委委员都点头表示：“我们懂！我们懂！”

从10月6日晚上开始，我和电台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这十几天内，我鞋袜不脱，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与此同时，另一个行动小组在中南海拘捕了江青以及毛远新。就这样，不费一弹，未流一滴血，四颗“火星”被一举扫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