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打一场“公车改革”的长期监督之役

四一 知名网友

公车改革再成关注焦点。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1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切实降低行政成本。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则下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省部级官员配车8年一换，不管升职还是平调，“车随人走”；对于省部级以下单位，除规定排量和价格外，还要求按人员编制定车辆数量，且车辆不能固定到人。财政部据此出台《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从预决算关口加强对公务用车的管理。

在交通日益堵塞、公车消费日益膨胀的今天，出台上述管理办法显然是切中时弊的，但其效果如何还悬在空中。多年来，人们发现，凡是涉及减少普通人福利的，譬如国企改革、医改、教改和房改，都推进神速，而凡是涉及遏制体制内特权的，譬如公车改革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进展缓慢。

如果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公车改革已近17年；如果从2003年正式启动“公车拍卖”、“公车货币化”等措施算起，深度公车改革也已近8年。然而，在政府采购中汽车始终位列前三，公车购置费年均增长率也超过20%，与近10年来的财政收入年均增幅大致相当，是GDP增速的两倍。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公务用车总量超过200万辆(尚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2009年公车消费高达1500亿元-2000亿元。巨大的公车消费数字中又蕴含着巨大的浪费，据统计，私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约0.82万元，党政机关单位公车则高达3万元以上。

如何破解公车消费难题？公车改革涉及的利益群体成员之多，面临的现实状况之紊乱复杂，我们同样应做好长期监督的准备，一辆公车一辆公车地监督。

两会提案是目前国情下公民代表参政议政的最直接而完整的机会，应该积极参与。像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自2003年起开始“一个人的公车改革”，自购私车自行驾驶，单位每月补贴1000元，出武汉公干则实报实销，每年可省8万-10万元。基于个人的亲身实证，叶青连续8年就公车改革提交议案，虽然在体制内收效不大，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树立了公车改革的个体典范，形成积极的舆论气场，可说“功不唐捐”。如果代表委员对公车改革问题能够持续、集中、有建设性地提案，则叶青“一个人的公车改革”终于不会孤独，势必汇成天风海雨。

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财政预决算情况必须向人大报告，获得人大批准方可实施。人大可以且应当要求政府将公车采购及运行费用逐项细化，再对之进行事先审核与事后复查。针对民间反映的公车滥用情况，人大还可以组织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进行查处，这也是有法可依的。

更多的舆论压力来自民间，譬如，公民完全有权向政府申请公开公车信息。去年4月，北京市相关部门发文通报，目前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总量4.9万辆。但在去年11月，央视披露北京公务用车已达70万辆，占北京市机动车总量的近15%。北京市民不干了，到底谁说的是真话？于是，北京市表示，3月底后北京将摸清全市公务用车数量，并通过“谁申请向谁公开”的方式实现透明化。

除了捍卫知情权，要求政府公开公车信息，民间能够做的事情还很多，譬如举报。去年，宁夏财政厅斥资近900万元一次性采购25辆豪华奥迪A6，就被细心市民从政府网站公车中标公告中窥出破绽，旋向媒体举报，引发社会关注。不只靠传统媒体，在WEB2.0时代，民间还能通过自媒体来“曝光”公车违规，比如继“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之后的“随手拍公车违规”行动。在我看来，随手拍公车比随手拍乞丐意义大多了，前者是针对公权力的公共参与，后者看似悲天悯人其实很容易就流于恃强凌弱。不过，“随手拍公车”要能广泛成立，还有待于公车喷上标识或核发专用车辆牌照。几百万辆公车都被标识出来，不会滋生特权，反而是权力走进笼子的第一步。至于给公车装GPS以防止公车滥用，一则投入不小，二是可预计效果甚微——监控这么多公车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纯由内部监督，缺乏透明度，动力也不足，还有利益共同体的背景，最后极可能变成走过场。

其中举报之后又会如何呢？在很多时候，可能哼哼哈哈就过关了，这也是目前公车腐败难以遏制的极重要原因，既然违规成本很低，甚至为零，人们当然就会兴高采烈地继续违规下去。但在不少国家，公车私用或滥用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官员因此可能被罚款、下课，甚至会入狱，譬如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与妻子外出旅行，私自使用公车到达游船停泊的港口，就被判了6个月监禁。

欲真正公车改革，首先必须公开现有公车信息，以及年度公车消费预算，让我们知道政府在公车上花多少，是怎么花的；然后必须有一个监督约束机制，来自法律法规、管理办法，来自人大政协，更来自民间社会；最后必须有一个惩罚机制，明确公车使用者的违规乃至违法成本，并由相关机构严格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