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猫蓝兔顺序:周慧来：“匹夫兴亡，国家有责”

周慧来：“匹夫兴亡，国家有责”

——浅谈如何看待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政府角色

（2011-03-12）

联合早报网

● 周慧来

　　民生问题是正在举行的中国“两会”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与重点，其议题涵盖税收分配、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农村农业、环境资源、教育事业、物价监管等诸多方面。从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到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表态，让世人看到中国政府致力于改善民生的决心。然而，从以往的经验看，如果政府角色没有摆正，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效果就不应有太多的乐观。

匹夫兴亡，国家有责

　　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所遭到的境遇，使得过去百多年来，中国人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话语耳熟能详。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久而久之，国人也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国家利益自始至终高于个人利益，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理所应当。因此，很长时间以来，一些政府官员只强调民众对国家利益多做贡献和牺牲，却很少想到应该怎么主动去保障和维护民众的正当合理的利益。

　　事实上，仅仅是在面临外敌侵略或爆发大规模战争，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才是值得提倡的。而在和平建设时期，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更应该提倡和践行的是“匹夫兴亡，国家有责”这个观念。因为与皇权专制时代不一样的是，在民族国家，国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代表国家的政府应该由国民或国民代表选举而产生。国家既是国民生活的共同体，更是保障和维护国民利益的工具。换句话说，在现代民族国家，政府存在和维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是由国民赋予的。因此，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观念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除了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以外，中央政府能够比较好的从执政合法性和正当性角度来考量民生问题，因此对改善民生之困相对有更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政府官员的任免与升迁都取决于上级政府，因此，地方政府官员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问题上历来比较被动，都是为了政绩和上级考核的需要而为之。特别是，由于普通民众对官员乌纱帽的存留和升迁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很多地方政府官员认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完成上级政府安排的一项任务，因此经常以一种施舍和恩赐的心态来做相关工作。

政府须扶持市场的健全发展

　　在现代民族国家，政府固然要对保障和改善本国民生负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需要对民生问题大包大揽。那么，就中国来说，政府到底怎么样才能扮演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责任者角色呢？

　　首先，政府角色要放在市场之后。民生的内涵很丰富，但最基本的莫不过于就业与合理收入的保障和提高上。但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市场的作用比政府要大得多。以农民工的境遇举例，长期以来，“三农问题”困扰中国各级政府，广大农民必须在忍受低福利和缺乏各种保障的情况下外出务工，并且还时常欠薪。前几年还发生过温家宝总理替民工讨要工资的问题。这两三年，用工荒的出现，却帮了农民工的大忙，不但找工作更加容易，而且待遇收入比以往也高了很多。这其中的奥妙就在市场经济规律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的功劳。

　　还有，比如大学生就业问题，政府不可谓不费苦心，但至今仍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从根本上说，大学生就业难是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结果，是由于第三产业发展没有跟上教育大跃进的结果。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政府的角色是次要的，仍然需要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实现经济转型来予以有效解决。

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府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有财力基础的支撑，而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有效发育和经济发展，政府就很难做无米之炊。整个改革期间，政府曾对农民作了减少勒索性征收和随意征税的无数许诺，也出台了许多措施，但地方政府的勒索性征收和随意征税仍旧很普遍。有学者统计过，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在一些地方，政府各有关部门向农民索取61种不同类型的收费。前几年，中国政府取消了绵延几千年的农业税，这的确是一项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但人们没有注意到，这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通过融入世界经济圈，实现了经济快速的巨量增长，政府有财力进行财政转移的结果。

政府权力应受到监督和制约

　　其次，有限权力的民主政府才能更好地做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从逻辑上讲，在权力监督和制约缺失或不力的情况下，政府很难有连续的动力甚至是压力来改善民生。相反，作为一个利益团体，如果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政府就会通过资源的控制和垄断，无限扩张自身的利益，经常与民争利，或者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己，民生会因此受到侵蚀甚至剥夺。

　　从经验中看，无限的政府权力与民生呈现一种负相关关系。在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政府不但不能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反而还时常成为破坏民生的源头。当年斯大林体制下集体农场的惨景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大跃进，都见证了这点。

　　即使在今天，中国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努力在很多程度上也是来源于各级特别是高层领导的个人价值和道德认知，而远没有实现制度化和民主化。客观的说，近几年来，中国中央政府对民生给予了高度重视，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但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并不理想。由于民主机制不健全，管理和操作过程中信息不透明，在保障和改善民生过程中，却时常出现反民生或社会不公加剧的现象。比如经济适用房、低保等方面出现的问题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从目前的迹象来看，无论在树立“匹夫兴亡，国家有责”的观念上，还是在摆正政府角色的问题上，中国都任重而道远。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竞争中，在公民意识的不断觉醒中，人们还是应该持有合理的信心。

　　作者是中国独立评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