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雪纺裙:[转帖]毛泽东时代对外工作的辉煌历程 - 『 探索争鸣 』 - 中国战略网论坛

我们伟大祖国即将庆祝她的六十华诞。喝水不忘挖井人，对毛泽东等老一代领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耗尽毕生心血的丰功伟绩深深怀念，永志难忘。

毛泽东时代，新中国是怎样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走向独立自主，以崭新的雄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个时代的外交活动，波澜壮阔、叱咤风云，建功立业、辉煌璀璨、永载史册。

但是，有人说，那个时代，中国闭关自守，是一条封闭僵硬的老路子；有人说，那时中国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为了回答这些奇谈怪论，有必要拿出真实的史料。

新中国建国头三十年，即毛泽东时代，在外交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众所皆知，旧中国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和压迫的半封建半殖民国家。自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以后，美国、法国、沙皇俄国、日本、德国、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奥地利等国群起效尤，接踵而来，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协定等共达一千多个，给中国带来一场又一场的深重灾难。

民国以后，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山河破碎，人民遭殃。

蒋介石时代，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加上日本侵略者的疯狂屠杀，人民同样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累累疮痍，斑斑血迹，这就是新中国建立以前，一部不堪回首的近代史。

弱国无外交。1949年11月8日周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讲：“满清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下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外交也掀开了全新的一页，开国头三十年，新中国的外交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陈毅等老一辈直接领导、参与下，在外交战线群星璀璨的老一辈外交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的外交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和霸权主义的不断挑衅的严峻考验，为捍卫共和国的独立自主、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贡献。

要了解新中国的外交，就必须记住毛主席的教导：“高层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一定的国际环境，或者说国际政治。国际政治是一种复杂多变的世界范围社会现象，它反映了国际社会中各种政治力量在不同情况下的组合和矛盾、联合和斗争。国际政治涉及到国家的独立、主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共处、互助合作或与之相反的渗透颠覆、干涉侵略，等等。从而形成一个时期的战略格局。

毛主席等老一代领袖，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南，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高瞻远瞩通观全局地正确地分析和把握了当时的国际战略大局和变动的国际形势，避害取利，绕过险滩暗礁，确定了每个时期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方针政策，精心具体地创造性指导了外交实践，言传身教地培养了一代外交队伍，创造性地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风格。

老一代领袖们虽然已辞世，但他们创建的新型外交的基本原则、制度基础，至今仍然是我们外交工作的财富。

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历时近三十年，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其实践可圈可点，可歌可泣者无数，只能略举一些大事，勾划一下大致的轮廓。

毛泽东时代的外交三个历史时期为：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中期（1949—1955年），我国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开创建立新型的对外关系，进行艰苦卓越的复杂斗争，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能够站稳脚跟，在遭受百年凌辱之后，站起来走向世界舞台。

这一时期，在国际舞台上，于二战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严峻对峙。美国在中国支持的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失败后，仍然不断进行战争挑衅。

新中国外交开国壮举以“三大决策”为主的六项方针任务：即“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周总理在1949年11月8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和1952年4月30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对这些都作了详细说明。

对“三大政策”中的“一边倒”政策，有些同志存在不同看法，认为：“‘一边倒’就是自己不要独立自主。”

对这个问题需要讲清楚。

“一边倒”政策在当时面临内战尚未结束、帝国主义战争挑衅和严密封锁的状态下，是毛泽东等老一代领袖们雄才大略做出关系国家危急存亡的正确选择。

《孙子兵法》讲：“夫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国之大事，不可不察也。”当时，中国外交上的重大决策，正是如此。

对这个问题，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齐·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美国《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是中国一个“惊人的胜利”。

美联社说：“中苏条约拆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后台”；

一位美国参议员说：“这个同盟严重打击了美国在亚洲的地位”；

法新社则说：“这个条约必然成为反殖民主义的强有力的武器。”

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否使新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

当然没有，这个条约的主要条款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制止日本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均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精神，遵照平等、互利、互助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与这个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的协定；关于苏联货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苏联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交给中国；苏军从旅顺口撤退，并将该地区设备移交给中国；苏联给予三亿美元货款作为中方购买苏联机器设备，以及苏方放弃其在新疆一些合营公司的权益等等。

有人以“一边倒”政策和后来“一条线”战略构想为依据，石破天惊地扬言：“关于建国后我国的外交政策，许多人在事后都概括为：‘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实，这是极不确切的。因为在建国后头30年，我国执行的并不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直到1982年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才有明确表达。”

这种说法，荒唐透顶。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早有官方文件可查。1949年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上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毛主席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充分证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历史的真实。

新中国建国后，开始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迅速走向国际社会。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同时，同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原则上是先谈判后建交。

新中国开国伊始即面临一场大规模战争的严峻考验，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6月25日，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把战火烧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要维护巩固中国的独立和安全，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一场伟大英明的战略决策。

这场战争对我国的威胁极其严重，决不能坐视不管。但如何应对，却是一个极端为难的问题。

当时，我国的国内解放战争，尚在向南方挺进；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濒于崩溃的经济使人民无法生活；已解放大片国土秩序有待整顿。真可谓是百业待兴，用当时高层的话就是：好比前后挑了两筐鸡蛋，弄不好都砸了。

面对这样的困局，毛主席和中央毅然下定决心，出兵抗美援朝。1950年10月13日，毛主席给当时在苏联的周总理去电说：“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可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打到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抗美援朝突出地体现了新中国在对外事务中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崇高精神和不畏强暴、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抗美援朝既是军事斗争，也是外交斗争，在这两条战线上，党中央都做出了经典的决策。

在进行了几次重大战役，使美军受到重大打击之后，如何审时度势，捕捉和谈机会，结束这场战争？

对此，张闻天同志提出重要建议。张闻天同志1951年春出任驻苏大使，也正是中朝军队在朝鲜战场上扭转了局面，国内抗美援朝热火朝天的时候，对于这场战争中央原先的思想准备是坚持长期作战，而广大群众在战争胜利开展中，普遍关心的是如何取得更大的胜利，有的甚至希望一举把美军赶下海。张闻天虽远在莫斯科，但根据对各方面材料的分析，认为美国不敢冒世界大战的危险，无在朝鲜打赢的信心；而朝中也很难把美国军队完全赶出朝鲜，根据战争状况和世界舆论，他提出和谈的最好时机，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报告》，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深思熟虑后，果断决定打到三八线以后停止不前，抓住机会，以谈判结束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企图利用台湾这个不沉的航母牵制中国。从此以后，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些年来，有人认为抗美援朝得不偿失。如果我们不出兵朝鲜，美国就不会侵占台湾。他们的理由是，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曾发表声明说：“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美国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的途径。”其实美国这种姿态，旨在离间中苏关系，哪能当真？美国早已卷入中国内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就是证明。

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和前后，新中国还受到另外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有同志指出，整个毛泽东时代历时二十七年，老一代领袖都是在这种险恶严酷的环境中度过的。这种险恶严酷的环境中有冷战：中苏、中美关系之间的斗争；大战：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小战：舟山群岛之战、万山群岛之战、上海反大轰炸之战、海南岛之战、东山岛之战、一江山岛之战、炮击金门、挫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图谋，“八·六”海战与崇武以东海战、西沙之战，以及国内剿匪、西藏平叛、中印边境保卫战、中苏边界冲突等等。历经艰险，争取新中国的独立和和平来之不易，评价毛泽东时代的内政外交，就不能脱离当时的这个处境。

朝鲜军事冲突停止后，远东国际紧张局势依然存在，朝鲜停战协定规定的政治解决程序遭到破坏，战火随时可能再起。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战争随时有扩大可能。为此，有关各方提出在日内瓦开会，寻求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举行。

会议对于第一项提议，关于朝鲜问题，由于美国的破坏，未取得任何结果。

关于会议的另一项议程，解决印支问题，于5月8日开始谈判。由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谈判非常艰难。5月初开始，直至6月中旬，尚无实质性的突破。这就是耗时近三个月的世界著名的马拉松式的日内瓦会议。

会议表现出的错综复杂矛盾，主要表现在：法国八年前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财力耗尽，想扩大战争，难以支撑；想脱身，但需要一个体面的下场。美国对印度支那虽想插手干涉，但当时影响有限。英国力图保持在马来半岛的传统权益，害怕美国渗透介入印支、马来等地区，希望印支局势能稳下来。这是与会几个西方大国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印支半岛在法国入侵后，情况比较复杂。历史上的安南（越南）曾多次把柬、老纳入自己的统治下。法国为了分而治之，也让越南人参与柬、老的管理。其后，在印支抗法战争中，越南军队已有一部分进入柬、老，不想迅速全部撤出。而柬、老在战前虽在法国统治下，但原来的高棉（柬埔寨）、寮国（老挝）均为政治实体，有明确的边界，想在法国撤军后独立。

于是在印度支那又存在另一种分歧。越南以胡志明为首的共产党希望法国早日撤出印支。越南独立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撤出柬、老军队则希望逐步解决。而柬、老并没有出现推翻王国政府的力量和诉求。

以上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各有各自的诉求，使会议陷入僵局，难以取得成果。以周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这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为世界瞩目。周总理以其超人的政治敏锐，看出与会各国在法国撤出印支这一点有共识，可能达成协议；至于越军撤出老、柬有些实际问题需要逐步解决，因此，对撤军问题存在分歧。

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抓住主要矛盾和各方的共识，提出一个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当然也包括越南从柬、老撤出的总方案；至于越南人撤出柬、老，尚有军队集结和边界问题，可另有细则方案，逐步解决。

周总理会外主动拜会英国与会代表艾登和法国代表、外长杜尔酝酿这个方案。终于在6月19日后会议通过这个方案，即著名的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使印度支那恢复了和平。

日内瓦会议，使人们看到周总理超人的智慧和魅力，使新中国的新型外交在全世界得到充分展示，取得了荣誉和赞赏。

周总理1952年4月30 日在《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一文中，特别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战略战术思想。他说：“国际统一战线也像国内一样，仍然是毛主席的战略；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至于战术：“针锋相对”、“弯弓不发：做出姿态，箭并不射出。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惜不发（韩愈《雉带箭》）“见机而作：有机则提出，无机则等待。有机则提出，静如处女，动如脱兔”；“细水长流，功到自然成。”

周总理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营养，提出一套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外交战略和外交艺术，形成中国新型外交的特色。

五十年代中期，通过朝鲜停战谈判，围绕台海的斗争和日内瓦会议，新中国经过坚韧不拔的斗争，打败了美国从朝鲜、台湾、印度支那三个方面同时逼来的军事威胁，稳定了南北边疆的局势。

中国在同苏联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又经历了在朝鲜、台湾、印度支那同帝国主义国家直接或间接进行较量以后，开始腾出手来，把积极开展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新领域、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