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朝非怠政：给遗臭万年的万历皇帝平反

　　四、无为而治

　　万历十五年，为了躲避群臣的骚扰，万历宣布实行“静摄”，从此不上朝。许多人认为万历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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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三大征”指的是平定宁夏蒙古哱拜之乱、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以及抗倭援朝战争。这三场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困难重重，但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在君主专制的政体下，如果没有万历皇帝的运筹帷幄，就不可能决胜千里之外，可以说万历的战功远超康乾。

　　在现代社会，政府决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召开会议决策； 二是批示公文决策。对于会议，我们现在强调要开小会、开短会，涉及到的人参会，无关人员没有必要陪绑，大范围的全体会议一年也开不了几次。

　　在明代，上朝就像是召开全会，人多嘴杂，并不适合问政，尤其是在口水满天飞的时期，上朝只能是给大家提供吵架的机会，对于政务的处理，没有什么益处，将其取缔，对于遏制不正之风，倒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渠道，跟今天有相通之处，也是召开小范围会议，召见相关人员或是通过公文(奏折)等渠道。

　　打开《明史？神宗本纪》可以看到，关于万历十五年以后朝政的记载，与万历十五年以前的并没有区别。赈济荒灾、整顿吏治、平定叛乱、治理河道、发展经济、对外交往等工作，一个也没有少，私毫也看不出怠政的样子，反而能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增长，许多疑难杂症得到妥善处理，尤其是“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尤其来之不易。

　　工人喜欢把活干在明处，老板则愿意在幕后控制，万历作为明朝最大的老板，每天不上朝，改为“静摄”，其实质也是在幕后操纵。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有制度的保证和道家理论的支撑。

　　明代完善的制度，为万历实行“静摄”提供了条件。朱元璋夺得天下以后，为确保皇权不受威胁，子孙后代长治久安，在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和自身统治经验的基础上，精心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法令，集中体现在《皇明祖训》、《太祖宝训》中。在祖训中，朱元璋不厌其烦地加以训诫，事无巨细，几近叨絮，在制度法令、机构设置、皇帝的基本言行、百官的行为规范、后宫的操守等方面，都作了十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建构了权力运作和制衡网络。

　　应该说朱元璋在制度建设上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各项制度不仅全面，而且完善，大多数制度从维护皇权的角度看，极具合理性。以至于清朝几乎全盘照搬明朝的制度，而康乾更是对朱元璋佩服得五体投地，发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

　　人治社会也可以有法制，朱元璋的制度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以法制取代人治，无论皇帝在与不在，政府官员各司其职，各项政务按部就班，社会运转有条不紊，形成了“神明自运”的统治局面，皇帝无须事必躬亲。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明朝灭亡以后，社会还在有序运行，四川官兵在无政府状态下仍在组织抵抗张献忠大西政权，使得大西政权在四川无法立足。

　　万历的“静摄”还是以道家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一种执政理念，其精髓就在于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明代道教盛行，朱元璋曾多次寻访张三丰，朱棣更是为之大兴土木，修建武当山供奉真武大帝。来自湖北的嘉靖更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问政风格颇为“老道”，一方面是深居简出，多年不上朝；另一方面却做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万历不上朝，很可能就是受到他爷爷嘉靖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的，汉代初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策，这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汉代的国力在此期间迅速增长，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创造了条件。万历的“静摄”，同样有利于在“三大征”之后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人们常说万历怠政的另一个理由是“不任免官员”， 导致“官曹空虚”，造成政务荒废。这个问题同样也应该放到党争和无为而治的大背景下去看待，这么做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那些空缺的职务大都是言官(御史或是给事中)，并非干实事的官员，在党争的背景下，言官是党争的先锋和口水战的主力，将其裁汰对于抑制党争和口水战，十分有效。此外减少言官数量，对精简机构，裁汰冗员，节约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通过分析我们弄清了万历“不批”、“不朝”以及“官曹空虚”的真实原因，以此作为怠政的依据是不合理的。万历的“静摄”不仅不是怠政，相反，它是一种十分高深的、太极拳似的执政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