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夫妇窃夺文物：343万仅付766元

　　　　——林彪当时是权倾天下,声名煊赫的副统帅、接班人,他本人是不可能亲自出面窃夺文物的。亲自出马的是他的老婆叶群和林、叶的秘书。叶群的地位也很尊贵,目标也太大,故来的次数也不多。来的最多的是林、叶的秘书。林、叶所窃夺的文物的数量在他们那个集团中是最多的。而陈伯达、黄永胜等人窃夺的文物则一般在数百件。林彪虽未亲自出面,但实际是窃夺文物的决定者、主谋。当他的秘书把那么多文物图书一次次地搬回毛家湾的时候,他不仅会完全知晓,而且一定会乐不可支,叹赏称好。林立果的兴趣似乎在新玩艺儿,他来文管所只对本不属于文保范围的唱片和八音盒感兴趣。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不但在政治上一致,皆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在窃夺文物上也惊人的一致,林、陈、黄、吴、叶、李、邱,竟一个不缺地肆意窃夺文物。这个集团中,除陈伯达是文人外,其他都是武人,论文化,除林、陈高一些外,黄、吴、李、邱的文化并不高,但他们却都一致对文物古书发生了兴趣。他们的一致,并不是一致要批判所谓“四旧”(当时文物被列为“四旧”),更不是一致懂得鉴赏(只有陈伯达算个内行),而是一致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宝物,很值钱,所以值得收藏。于是,这些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一个不落地都成了大贪官。

　　——林彪倒台以后,十大政治报告中有四句诗批判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差不多如此。陈伯达,一副左派大理论家的架式,成天高喊“革命”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提法就出自此人之手。黄、吴、李、邱,紧跟副统帅,“左”的出奇,红的发紫。但他们实际干的却是颠覆国家政权和窃夺国家文物的龌龊勾当。1967年到1970年,正是这个反革命集团“革命”口号喊得最响的时候,也是他们的“革命声威”最显赫的时候,但恰恰就是这几年,也正是他们疯狂窃夺国家文物的时期。这几年中,林、叶的秘书竟来了文管处300多次,有时一天来三四次,陈伯达及秘书竟来了139次,有时陈一周要来三四次,一天有时要来两次。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他们每日里好像是在忙于“反修防修”,而实际上却是忙于盗窃文物,中饱私囊。他们是一伙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极左派贪官。

　　——说林彪集团是窃夺文物或盗窃文物,一点不假。用“窃夺”和“盗窃”这两个词,并没有冤枉他们。窃者,盗者,皆偷也,夺者,以权势相威逼也。他们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势,为自己的偷盗行为做掩护。虽然他们拿走文物时也交了点钱,但那完全是象征性的。“书几分一本,文物几角一件”,“文物别超过20元,书别超过5元”,这不等于白拿吗？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珍贵古籍和文物呢？连陈伯达自己有一次都说:“我该(欠)你们(文管处)几百万了。”这伙人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属于穿窬之行,见不得人,因此行动起来鬼鬼祟祟。为掩人耳目,他们都有自己的代号,林、叶为不引人注意,派到文管处的秘书经常换人,“换过七八个经手人”,着装和乘车时也格外诡秘,他们的秘书有时一天来文管处三四次,“一次穿绿军服,一次穿空军服,一次穿蓝便服,车子也要换几次,有时坐上海,有时换伏尔加,有时换北京吉普,有时换骑自行车”。若不是“窃夺”、“盗窃”,何必要用这类诡秘、卑劣的手段呢？又何必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要偷偷摸摸地把一批文物退回文管处,并想拿回购买文物的底单,毁掉罪证呢？

　　——林彪集团贪占文物的胃口相当大,他们对小偷小摸不感兴趣,而是大批量地搜刮。北京市有若干存有文物的处所,包括府学、北海、琉璃厂、孔庙、马连道、工艺品公司等处的库房和文物商店,这些藏宝的处所都成了他们的目标,就像地毯式轰炸一样,这些地方都无一例外地被他们搜刮过。搜刮文物的数量和质量也是相当的多和好,看一看前面披露的清单就可一目了然。

　　——从林彪集团这伙贪官的心态看,他们窃夺文物时都抱着一种“我打下江山,江山就是我的”这样的心理。在“文革”中,他们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在他们眼里,既然“文革”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抄了那些“黑帮”、“牛鬼蛇神”、“走资派”的家,得来了大批文玩、珍宝,就该归无产阶级所有,而我林彪、我陈伯达、我黄永胜……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拿点抄来的文物岂不是理所应当？这些文物本来就该归无产阶级所有嘛,我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不拿谁拿？在他们眼里,文管处就像自家贮物的仓库一样,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随意支配,根本不受什么文物管理制度的制约。正像林彪的喽罗说的那样:“领导需要一些东西,……从你们这里拿,你们代办。”这伙人完全把文管处当成自家的了。

　　——我所收藏的这份《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窃夺国家及私人文物若干记录》中所记的这些贪官们的罪状,肯定是不完全的。比如林彪、叶群曾从某文物仓库窃夺唐朝褚遂良的手书真迹及毛泽东手书白居易《琵琶行》,在我收藏的材料中就没有记录。关于这件事,当事人官伟勋(时任帮助叶群学习的老师)曾在《我给叶群当老师》一文中这样披露:

　　不久,她(叶群)的兴趣又转移到文物上了。原来,“文革”期间抄了许多所谓“黑帮”、“牛鬼蛇神”的家,抄出许多贵重文物,胡乱堆在几个大库房里。康生对这些东西最有兴趣,康生拿,陈伯达也拿,叶群充风雅也要拿。这个任务就落到我和另外两个同志的头上并命我牵头。我说我对文物一窍不通,她说没关系,有“老夫子”(陈伯达)帮忙,并让我改名冒充陈伯达处的人。

　　有一天,我一进屋,工作人员就拿出两个大轴字卷,悄悄告诉我这可是好东西。打开一看,一幅是毛主席手书白居易《琵琶行》,一幅是唐朝褚遂良的真迹。我问这件东西值多少钱？工作人员说,“都破四旧了,还有什么价？”我说“文革”前呢？他说:“总得上万吧!”他还告诉我,这些东西放在这里也可惜了,应当放在恒温室里才能免遭损坏。东西是拿回来了,但从此也引起我深深的不安。我认为不该拿这些东西,就把我的想法跟军委办公厅来的一位同志讲了。没几天,林办秘书突然通知我们帮助工作的同志谈话,说要修房子,地方不够住了,让我们先回原单位,今天上午就走。我说,把手头需要交代的交代完就走,上午来不及了,吃完午饭就走!

　　一直到过了“9·13”十几年后我遇到了林豆豆,才揭开我离开林办的谜——她告诉我,审查期间,空军政委高厚良曾叫她交代官伟勋为什么离开毛家湾的？她说,就是因为我流露了对叶群拿文物的不满,有人汇报了,叶群火了,才下令叫我立即离开的!

　　又如叶群还指使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得了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63函另510册等。官伟勋的亲历记录和图们书中的材料可以与我收藏的材料相互印证,以见林彪集团窃夺国家及私人文物的贪婪和疯狂。

　　我藏有的这份原始材料,作者写于林彪倒台之后,四人帮倒台之前,故没有四人帮窃夺文物的内容。这是当时四人帮仍在台上掌权这一政治状况的局限所致。四人帮的魁首江青,也是一个窃夺国家及私人文物的大贪官,这在故宫的内部展览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据参观了这个展览的曾彦修同志介绍,“在江青的掠夺品中,有一批故宫中的御用大小毛笔,有些笔杆好像是象牙雕刻的,其精美豪奢,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些文物都是江青出钱向故宫“购买”的,每支笔多少钱呢？三毛钱!……”林彪集团“购买”文物的手法与江青完全一样,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贪占过文物,但从展览看,数量并不多,这种情况正如曾彦修同志所说,并不是张、姚多么廉洁,而是因为他们当时正忙于窃国,暂时无暇窃取文物,且因他们当时在北京尚有客卿性质,无固定的大公馆存放文物。

　　应当感谢写这两份揭发材料的经手人。是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顶住了林彪的秘书想要回窃夺文物的“购物底单”的行为——他说:“不行,应留下一份”,这才留下了物证,留下了统计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的原始材料,我们今天也才能知道那一段差点被抹掉的罪恶历史。

　　我手中的这份材料是在潘家园旧货市场的一个地摊上购得的。一年前,我逛潘家园市场,无意中在一个外地人摆的地摊上见到了这份材料,初看以为是信件,细读才看出里边的内容都是关于林彪集团成员窃夺文物的情况及清单。摊主见我有意购买,竟要价120元,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若分析一下这份材料的流散过程,我推测:大致是存放这些材料的单位(极可能是文物系统的单位)搬家(近年搬迁新址的单位甚多)或打扫卫生时将这些材料作为废弃物扔掉了,而后又被略有一点经济头脑的废品收购者清理后拿到了潘家园去卖,这份材料便到了我手中。

　　我拿着这份材料,看着潘家园里杂货云集、人头攒动的景象,不禁心头涌出无限感慨:世事变幻,白云苍狗,往昔天塌地陷般的“文革”乱局,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当初我们恭恭敬敬地颂祝过“永远健康”的副统帅也早已葬身辽远的沙丘,如今我们也可以给那些在文革中有着烈火烹油般煊赫权势的人物拉拉清单,算算老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