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d救援邮箱忘记了:张闻天4-马文奇 何宝昌 周环 毛丽英-读吧

鹤鸣合江

赴东北之谜

邓小平在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追悼大会上代表党中央 所作的悼词中说：

1935年1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 的亲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戴毛泽东商志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

陈云在1935年2月(或3月)《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载：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采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一次讲话中说道：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从以上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闻天当时已彻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王明左倾路线的一边毅然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一边，并且在以后的实际行动中证明他确实已经改正了错误。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后，对于自己30年代初王明路线时期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继续进行过多次诚恳的自我批评。

第一次是在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日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思想路线上深刻地总结了过去党内的分歧，深刻地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批评了理论与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错误，向全党提出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为即将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作了思想动员。7月和8月，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广大干部和党员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增强党的团结，遵守党的纪律。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遵义会议以前中央领导机关所犯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明确指出遵义会议以前，王明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并且指出这种错误的残余和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于党的许多部门、干部、党员之中而未能肃清。张闻天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央领导人之一，虽然他最早从左的中央领导中分化出来，在实践中纠正了错误，虽然他自遵义会议以后在中央负总责中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但是，他并不居功诿过，而是极其认真地清算自己的历史错误，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在9月10日和29日的会议上，张闻天相继两次发言，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并从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高度分析主观主义的危害，清算左倾错误，强调实际工作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提出，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犹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下层工作的，也要补课。他勇于承担责任，诚心诚意地检讨错误，表示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瘌痢头给人家看。左倾错误使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

张闻天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后，就主动要求下乡，经中央批准，于l942年1月26日亲自率领农村工作调查团，奔赴晋绥边区根据地，以向群众学习的谦虚精神和从实际中求真知的科学态度，进行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农村社会调查，开创了党的高级干部用较长时间深人实际开展调查研究的先例。

第二次是在1943年。l943年3月初，张闻天根据中央指示，中断调查赶回延安，参加了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正式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张闻天不再负总责，而担任中央组织委员会成员。

接着，张闻天于1943年10月参加了中央高级干部的整风运动和关于党内历史上路线是非的学习讨论，并于同年底写出了长篇整风笔记，又一次无情地解剖了自己的思想根源，实事求是地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发展，系统地、深刻地检讨了自己过去犯过的左倾路线错误，对曾经参与的历史事件都负责任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张闻天写完后，最先让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完后，立即到张闻天的住处，高兴地说：写得很好，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正是欲罢不能。

第三次是在1945年。张闻天出席了党的七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结合对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分析，又一次沉痛地检讨了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以及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使与会同志受到了极大的教育。接着于l945年11月，张闻天离开延安，赴东北革命根据地从事地方工作。

俗语说：茶壶嘴好塞，众口难掩。对于张闻天的三次自我批评和两次离开中央赴农村调查及赴东北从事地方工作，人们不免有许多猜测，何况毛泽东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还说：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于是流言蜚语四起。张国焘在他的《自传》中说：张闻天受毛泽东的利用，打倒了他。这实际上是把一场严肃的路线斗争歪曲成资产阶级政客之间的尔虞我诈。一些对政治学持资产阶级观点的人说：到1943年，毛泽东已完全站稳脚跟，就通过提拔刘少奇，将张闻天排挤出党中央；在文革中又鼓动林彪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伴君如伴虎，张、刘、邓三人都是开国元勋，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然而都被免职或打倒；古人云：共度患难易，共享荣华难。总之，中共党内的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的下场。张闻天的免职和下地方工作也成了一个谜，常常为人们所不解。

张闻天主动请求赴东北工作的原因和动机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这决不是不好理解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要我们把他一贯的思想行动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他的抉择有着深厚韵思想基础，并深深地为他那坦荡的胸怀、恢宏的气度，以及那隽永的修养所折服。张闻天既有为了党的利益，在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服从党的安排，勇挑重担，走上党内最高职位的胆略，也有只要革命需要，就可以让出职位的博大胸怀。张闻天曾两次主动表示愿意让出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就是生动的一例。

张闻天离开中央赴东北从事地方工作，完全是出于当时国内新的形势的需要。1945年，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开始向日本侵略者展开全面的反攻。从5月开始，我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各解放区的抗日武装对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收复了大片国土，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各解放区的联系，迫使日军龟缩到交通沿线和大中城市，处于被动挨打的孤立地位。在国际方面，l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为了彻底消灭法西斯侵略势力在东方的策源地，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并履行同盟国的协议，对日军正式宣战。8月9日，强大的苏联红军在总长4000余公里的战线上，从海陆两个方面，分东、西、北路进军中国东北，并迅速粉碎了日军的抵抗。与此同时，美国军队于8月6日和9日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造成大量伤亡，对日本形成了强大的核威慑。日本侵略者在苏联红军及美英盟国的沉重打击下，在中国军民的全面反攻下，迅速土崩瓦解。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于l5日，由日本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疯狂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其战略重点就放在东北。对丧失东北有罪、光复东北无功的国民党政府，此时却对东北垂涎三尺，竟把收复东北作为其最迫切的目标，向人民手里抢摘桃子。东北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区。那里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它邻接冀热辽、晋察冀和山东各解放区，而且境内有山区，有平原，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所以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我党控制了东北，便可使东北与华北各解放区联成一片，摆脱敌人对我长期包围的局面，并有一个兵源充足、物资雄厚的战略后方。因此，东北就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据此，党中央当机立断，决定迅速调遣2万干部和l0万大军火速进入东北；并派出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四位政治局委员和近20位中央委员挺进东北加强领导。

张闻天主动要求接受这项艰巨的任务。他在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后，如鱼得水，从l945年11月下旬抵达沈阳算起，在东北战斗了4年多时间，其中有整整两年在合江省，担任合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为建立东北根据地，建设东北的大后方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那深厚的理论修养、敏锐的洞察能力、满腔的政治热情、坚定的党性立场、高超的斗争艺术、踏实的工作作风、坦荡的人生胸怀融入茫茫的林海雪原之中，留下了一道火红的霞光。这一富于戏剧性的人生选择，使张闻天得以施展平生之志，成为张闻天一生中最闪亮的光点之日。

辗转宁安

张闻天于ll月下旬抵达沈阳，这时东北的形势已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先行部队在美国的帮助下已占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还欲继续北上，苏联为阻止美国势力直接侵入东北，依据中苏协定只能向国民党政权移交，并逐步退出东北。而我主力部队有的正在途中，刚到的部队尚未得到休整，群众基础缺乏，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作依托，一时难以集中兵力与敌作战。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和复杂斗争的局面，如何把中央夺取东北的战略决策和东北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适时地提出正确的东北工作方针，使我党能在东北站住脚跟，成为摆在东北全党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11月26日，张闻天到达北满分局所在地哈尔滨，会同陈云等领导人，根据他们对东北实际情况的了解，力排当时东北党内对东北工作方针和工作部署的不同认识，由陈云主持，张闻天起草的，并以陈云、张闻天、高岗的名义发给东北局并报中央的《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电报，及时地向东北局和党中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电报在分析了苏联在东北的基本政策和美蒋勾结与我必争东北的形势后指出：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与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我们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面的优势。《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的东北工作方针和中央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东北战略方针不谋而合，很快得到中央的肯定，表示完全同意。、《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比较系统地、客观地反映了东北的实际情况，为党中央制定《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提供了较为殷实的依据，也是把中央夺取东北的战略决策和东北复杂的实际情况正确结合起来的一个范例。它在重大转折时刻对东北根据地建设和东北解放战争胜利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已为实践所证实。它是我党历史上一份重要的、极有价值的宝贵文献。

张闻天坚持贯彻执行了根据东北实际情况决定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奔赴佳木斯市担任合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途中因勃列新编军队叛变，铁路交通中断而滞留宁安。在宁安，他以北满分局代表的身份进行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探索经验以指导全局。他对宁安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从而提出了没收满拓地、开拓地，分配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并变为他们的私产的政策主张，使宁安县在短短的四五个月时间内，成为我党领导下的较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对北满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如何尽快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宁安位于我国东北边陲，是北满东部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就对这一地区虎视眈眈。10月初，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委派了林廷奇到宁安，勾结伪警头目李庆云、柳羽清等人，成立了宁安国民党党务专员公署，组织三青团、兰星影，大肆污蔑共产党，印发反动宣传品。同时又委任郑云峰、马喜山为牡丹江省先遣军正副司令。这股土匪盘踞在宁安县以南的镜泊湖一带，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还伪装成革命队伍，以达到离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卑鄙目的。相比之下，我党在宁安的力量很薄弱。东北光复时，县里只有和党断了联系的6名党员。由于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党的影响还不大。张闻天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来到宁安的。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张闻天首先以最大的精力深入调查研究，进行了艰苦的发动群众工作。他有计划地找党员干部、烈军属、工人、妇女、教员、青年谈话，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了解实际情况，经常不顾个人的安危，走街串巷，不坐车不骑马，进行个别的家庭访问。他调查得很细致、全面，除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外，还了解当地历史、民俗和地理等各种情况，因而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宁安县的基本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有二次，他和刘英一起到孙光家里访问，从家里有几口人、生活怎么样到过去做什么工作、有几个人参加了工作、对我党建立东北根据地的认识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当他详细询问起几个教员的情况时，使孙光母亲感到十分惊奇。她无法想象，张闻天来宁安不久，怎么了解了那么多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张闻天对调查研究工作是何等的细致、深入。

张闻天通过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宁安县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再结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和《关于建立东北长期永久根据地给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宁安县正确的工作方针，紧紧抓住了开辟根据地的根本环节，分配敌伪土地，发动农民群众。宁安县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长期蹂躏下，80％的土地为其所霸占，除军用地外，都是交给日本移民使用的开拓地、满拓地。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被强迫赶出家园，迁移到边境黑河地区去开荒，光复后才陆续回到家园。但这些土地仍被汉奸、恶霸、特务、地主所霸占，他们把持农村政权，勾结土匪，欺压广大农民群众。因而要真正把农民发动起来，首先就要反奸除霸，把土地夺回来，重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帮助他们获得最起码的生活基础。

1945年12月底，经过充分准备，张闻天协助宁安县党组建立了约200人的日日反奸清算、分配敌伪土地工作团，他亲任总团长，下设2个分团。在工作团出发前的动员大会上，张闻天作了《关于下乡工作团任务要求和注意事项》的重要讲话，明确了工作团下乡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农村各地，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无偿分配敌伪占用的土地的运动，同时还殷切希望团员们要广泛接触贫苦农民，要善于和贫苦农民交朋友，并能利用乡土关系积极开展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要强调党的耕者有其田的基本政策，大力宣传我党分配土地的主张，要严肃、认真地做好土地、牧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调查，为分配土地做好准备。工作团下乡后，遵照张闻天的指示，与贫苦农民广交朋友，通过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广泛宣传，使他们有了分配土地的强烈要求。正当工作全面开展，向纵深进一步发展时，宁安反动势力开始了反扑。他们勾结郑云峰、马喜山的土匪势力，袭击工作团，绑架工作团员，并杀害了二区工作团副团长杨石农同志，给工作团进一步开展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张闻天和宁安县委针对出现的新情况，衡量利弊得失，果断决定暂时全部撤回工作团，一方面总结前期工作，交流各地经验，加强思想认识；另一方面强调要为分配土地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作出必要的准备。

为了保证分配土地工作的顺利进行，早日建立宁安革命根据地，张闻天意识到，必须先消灭盘踞在宁安县境内的已投靠国民党的郑云峰、马喜山等匪部。否则，局势无法安定，农民群众也就无法发动起来。因此，在工作团撤回后，县委便积极组织对郑、马匪部的全面进剿。张闻天在一次部队动员会上的报告中，强调了我军肩负着清剿土匪、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的光荣任务，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郑、马匪部，打出军威，提高群众对我党我军的信心，鼓舞群众的斗志。从1946年1月21日至3月14日，在仅仅50多天的时间内，经过21次大小战斗，活捉匪首郑云峰，毙伤敌军近千人，俘敌l200人，缴获迫击炮60架，轻重机枪27挺，长短枪3000多枝，解放了32个村屯，基本上消灭了宁安县内的土匪，取得了清剿土匪的完全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从根本上扭转了敌我力量对比，为全面开展反奸清算、分配土地、建立宁安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清剿土匪的同时，张闻天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再结合工作团下乡工作的实际经验，及时地制定了分配土地的基本政策。他在《关于处理满拓地、开拓地的意见》中提出：

一、被没收土地不应退还原主，而应重新分配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变为他们的私产。

二、分配土地按应得土地者每户人口之多少为标准，以达到平均分配之目的。

三、分配方法。

上面，可由政府颁发布告，派出工作团。下面，则组织以少地无地农民为主的分地委员会(即以后之农会)。在此基础上，他又起草了由宁安县临时参议会通过的《敌人土地没收分配条例》，明确规定：没收日本侵略者强占的一切土地(包括开拓地、满拓地、军用地等)，没收罪大恶极的汉奸的土地；凡属中国人的私有地，承认其私有权；敌伪占用地没收后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并按人口比例统一分配。在这些基本政策的指导下，宁安县工作团于l946年1月29日第二次下乡。在张闻天和县委的周密安排和精心指导下，分配土地的工作很快被打开了。到3月底，全县共分配敌伪土地67404垧，分到土地的人口102001人，平均每人分地66垧，胜利地完成了分配敌伪土地的工作。为此，延安新华总社于4月26日转发了《牡丹江日报》3月21日的消息，向全国各解放区播发了宁安县分配敌伪土地、广泛发动群众的新闻和经验。

宁安县委在张闻天的具体指导下，从分配敌伪土地人手，维护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为全国各解放区分配敌伪土地提供了经验。3月2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宁安县分配敌伪土地的成功经验，结合东北各地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以指导整个东北地区的土地分配工作。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给东北局的指示》，充分肯定了张闻天在宁安县提出的分配敌伪土地的做法。

张闻天在宁安期间，除了领导反奸剿匪、分配土地外，还积极开展重建党政群团组织、创办宁安学院、发展教育事业、紧密团结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的工作，使宁安县在短短的四五个月内，迅速成为当时北满地区58个县中发动群众较为深入、取得较大成绩的5个县之一。可以说，张闻天为开辟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建设东北的战略后方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林海雪原

1946年5月11日，张闻天到达佳木斯，正式就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当时的合江，形势还比较复杂，除匪患相当严重外，广大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张闻天到达合江后，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再结合他在宁安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和原省工委总结的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高瞻远瞩地对合江形势作了全面的客观估计。6月20日，他在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并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和合江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中心(即发动群众)、三项任务(即剿匪、生产、支前)的工作部署。一个中心、三项任务使合江根据地建设有了正确的奋斗目标，从而把合江根据地的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合江省位于东北边陲，三面与苏联接壤，中间是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流的三江平原。境内虽然群山叠岭、沟壑相连，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也较方便，且背靠苏联，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当时是比较理想的战略大后方。因此，建设巩固的合江根据地，对我党我军意义重大。然而合江省的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土匪武装最多时达1万余人。这些土匪武装大多接受了国民党的收编委任，政治上非常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他们配合国民党的正面进攻，强占县城，破坏交通，抢劫民财，使合江省一度处于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

张闻天到达合江之前，合江省在省工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剿匪作战，经过200多次的大小战斗，歼敌6000余人，初步稳定了合江的局势，结束了合江被土匪武装分割包围的局面。但是，在前段剿匪中，大股土匪只是被击溃，而没有歼灭，尤其是四大匪首(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张雨新，人称东北的四大旗杆)及其主力均未彻底消灭。当国民党军队继续北犯时，各股土匪重新纠集而起，对开展和建设合江根据地仍然构成严重的威胁。要建设根据地，必然要稳定局势；要稳定局势，又必然要全歼顽匪。

张闻天到达合江后，坚决纠正了前一时期对土匪采取收编加委、实行打捉政策、只击溃而不彻底歼灭等错误做法，深刻地剖析了土匪的反动本质，说明了全歼土匪的必要性。他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转化为中国人民大众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之间的阶级矛盾。合江地区的土匪实际上是地主和日伪残余的武装，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一股政治性很强的土匪武装。我们要建设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必然要遭到这些土匪武装的拼命反抗。因此，对合江这种政治性土匪武装，我们的方针不是争取，而是彻底消灭；不是击溃，而是斩草除根。要抓匪首，求全歼。同时，张闻天还强调了消灭土匪的紧迫性。合江的土匪武装只是被打垮、打散，而没有被消灭，随着国民党军队的继续北犯，他们又乘机进行扰乱破坏活动，杀害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合江根据地的建设已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要巩固合江根据地，要进行土地改革，必须先消灭土匪武装，从而明确了消灭土匪是建设根据地的基本前提。

根据张闻天的这一指导思想，合江省委在5月30日发出了《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不应以将土匪击溃或消灭其一部为满足，应不辞辛苦，穷追猛打，务期消灭大部或全歼。6月20日的合江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又进一步提出，把剿匪斗争作为建设合江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号召全省军民上下一心，协同配合，彻底歼灭土匪武装，从而在根本上纠正了前段剿匪工作中的失误，确立了剿匪斗争的正确方针。会后，合江军民在张闻天领导下同仇敌忾，日很快形成了以省军区和359旅为主力部队的强大军事攻势，连续重创土匪武装，有效地控制了局面，大大鼓舞了士气，稳定了局势。为了继续扩大战果，全歼土匪武装，l946年9月，在张闻天主持下，召开了合江省军区营以上干部会议。这是一次在合江建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会议要求剿匪部队认清形势，连续作战，并决定将省军区分为4个军分区，对土匪实行分区包剿，限期完成任务；并提出了强化政治攻势，实行优俘的政策；特别是提出了在整军中开展的士兵诉苦运动，创造了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式，极大地激发了部队的政治热忱。

会后，合江剿匪部队在新任军区司令员贺晋年率领下，同359旅和地方民兵密切配合，转战于深山老林和茫茫雪原之中，发起了向合江土匪的总攻击。11月20日活捉匪首谢文东，并将其股匪全部歼灭。当消息传封佳木斯时，张闻天感到异常兴奋，他以记者访问的名义，写了一篇《依兰剿匪经验》刊登在11月28日的《合江日报》上，及时总结了依兰剿匪的战术办法，并把以军事剿匪为主、以政治攻势为辅的剿匪方针作为经验加以推广。l2月6日，我剿匪部队又生俘惯匪张雨新12日再奏奇功，生擒匪首李华堂、吴长江等。在短短的3个月内，我剿匪部队接连活捉了四大旗杆中的三个匪首，基本上全歼了合江土匪主力，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受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的嘉奖。著名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就是以此为背景，描写了合江军民的剿匪斗争生活。《林海雪原》从开始写作到出版还凝结着张闻天的不少心血，始终得到他的关心和支持。

合江前期的剿匪斗争，基本上是以部队的正面进攻为主要形式。随着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土匪化整为零，遁人深山老林或潜入乡村，给大部队剿匪带来很大困难。面对新的形势，张闻天与合江省委不失时机地发动群众，趁热打铁，掀起了人民剿匪运动的热潮。1946年5月底，合江省委根据张闻天的意见作出决定，抽调干部组成民运工作团，深入各县，发动群众组成自卫队，配合部队剿匪。6月26日，张闻天在给桦南县太平镇工作团的信中指出，是否可以从工作团中派出一些过去在解放区搞民兵工作有经验的同志，率领少数自卫队，组成游击小组，袭击与消灭小股土匪，配合大部队的正面进攻；并且在斗争中，扩大民兵小组，扩大民兵活动范围，扩大人民自卫队，使小股土匪不能四处活动，到处受到我们的打击。这样的民兵活动是我们由被动转人主动的关键，是我们把单纯的军队剿匪转变为人民剿匪运动的关键。7月l8日，张闻天在为省委起草的《工作团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又指出，群众经过初步发动后，应该马上组织自己的武装，以穷追猛打的办法，消灭小股土匪，并搜缴汉奸特务及地主的一切枪支。8月6日，合江省委在《关于最近剿匪部署的决定》中迸一步指出，目前剿匪的关键在于军队与地方工作团的完全合作。9月，张闻天在省军区军政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形成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剿匪运动，是我们取得剿匪斗争胜利的基本保证。这些决定、指示，促进了合江群众剿匪运动顺利、迅速地开展起来。到l946年底，合江全省已有农民自卫队5万余人，其中基干队员也达l万余人。这些地方武装，积极配合主力部队打、抓、搜、捕，很快造成了人民的剿匪运动，使残匪无处藏身，陷入了灭顶之灾，取得了累累战果：桦南县大队在猴石山活捉了四大旗杆中的最后一个匪首孙荣久及副官彭治斌，鸡宁县自卫军生俘匪团长毕金奎、参谋长关荣久及余部，绥滨县大队全歼田九江匪部，桦川县悦来区中队击毙匪首姜大巴掌，桦南县大队成功地收缴了孟家岗关继善、闾家区艾德山200余人的地主武装。至此，主要匪首全部落网，所有股匪基本歼灭，残匪在我党政策感召下，纷纷弃械投诚。张闻天提出：发动和组织开展的人民剿匪运动，是合江剿匪斗争不断争得主动的关键。它加速了剿匪斗争的胜利步伐，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根据地建设创造了良好环境。

在剿匪斗争中，张闻天不仅亲自起草指示，制定作战方针，还依据前线作战的情况，及时地总结各地剿匪斗争的经验。他一再强调：首先要主动进攻，不给土匪喘息的机会，要求剿匪部队对土匪应经常采取攻势，必须是见着就打，打到就追，打散后立即配合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实行清剿，不使土匪有片刻喘息的机会，并彻底消灭他们。其次要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应灵活地集中与分散我之兵力：敌人集中为大股时，我则集中打敌；敌人分散为小股时，我亦分散打敌。要突出一个快字，采用奔袭、奇袭、穷追与伏击堵击等办法，去坚决地消灭敌人。再次要展开政治攻势，瓦解匪军。进行政治攻势，要将正面宣传和优俘政策相结合，给一般匪兵以出路；但对顽抗到底的土匪头子，则要依其罪恶予以惩办。张闻天提出和总结的剿匪策略对推进剿匪斗争，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张闻天还亲自参加和指挥剿匪战斗。1946年10月30日，匪首刘山东带领500余名匪徒攻打萝北县城风翔镇，战斗激烈。我部伤亡惨重，县长邵万才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萝北失守。张闻天闻讯后，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领分区直属部队火速赶往萝北县城附近的鹤岗，指挥部队分两路救援。刘山东得知这一消息后，丢下我大部被俘人员仓惶逃窜。张闻天这种身先士卒的模范行为，对部队的鼓舞极大，给广大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推动了剿匪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合江军民在张闻天的领导下，经过全面清剿和肃清残匪两个阶段艰苦的剿匪斗争，到l947年春，基本上肃清了合江的匪患，为巩固和建设合、江根据地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合江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土地斗争

1946年6月至l948年2月，张闻天组织、发动和领导了合江土地改革运动，这是全国最早开展土地运动的地区之一。在整个运动中，张闻天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及时排除了左的和右的干扰，保证了土改运动沿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土改运动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在农村根深蒂固的封建剥削制度，使广大农民真正获得翻身解放，从根本上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建设。

为了正确指导土改斗争，在土改运动一开始，张闻天就深入到桦县二区会山屯蹲点，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全面掌握了农村现状的第一手资料。7月，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七七决议，决定在东北广大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建立根据地。7月27日，合江省委召开了全省干部大会，贯彻落实七七决议精神，张闻天代表省委作了重要讲话，就决议精神和合江实际情况，提出了土改中的阶级路线、主要政策、基本任务和工作方法，并全面部署了合江的土改工作，明确指示合江地区土改要分两步走：第一步，集中力量进行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打击地主阶级的当权派，除掉骑在人民头上的南霸天、北霸天一类的汉奸恶霸；第二步，广泛发动群众，向农村封建势力展开全面进攻，达到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目的。这次会议是合江继6月会议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合江土改工作一开始就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合江的土改，是在东北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中进行的。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强于我军，不少农民由于长期受日伪统治，奴化思想和正统观念较重，对国民党抱有盲目幻想，对共产党存有观望疑惑心理，党在农村的影响比较薄弱。张闻天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把发动群众放在首要地位。他认为，没有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和正确引导，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充分觉悟要进行土改这样深刻的革命运动则是不可能的。合江土改的头等大事，就是使农民群众觉悟起来，为自己的牛羊、土地而斗争。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取得天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给农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使农民直接地无代价地取得敌伪豪绅、恶霸地主的土地、房屋与牲畜。为此，省委抽调了1500名干部，组成l2个工作团，分赴合江各地，广泛发动群众，着手进行土改。工作团的同志下到基层后，经过访贫问苦、个别谈心等耐心而深入的宣传工作，开始解除了群众的重重顾虑，并使群众了解了党的土改政策，切实体会到共产党是为广大群众谋利益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向日伪豪绅、恶霸地痞的斗争则是毫不留情的，很快打开了土改斗争的大好局面。

随着土改运动的全面展开，7月18日，张闻天为省委起草了《关于工作团工作的指示》，要求大家以最大的决心与热忱，不怕土匪，不怕困难，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发动群众不要包办代替，要根据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启发群众的觉悟；要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坚持贫雇农路线，团结广大群众一起与恶霸地主、反动势力撕破脸皮作斗争。要放手让群众去干，不要小手小脚。12月10日，张闻天又为省委起草了《关于深入土地斗争的指示》，提出深入斗争的关键是选择、培养、教育积极分子。要采取教育--斗争--再教育--再斗争的方式，使他们不断地得到锻炼和提高。张闻天的这些指示、要求，连同他多次亲临斗争现场、及时总结推广经验的工作作风，极大地推动了合江土改斗争的深入发展。在短短5个月时间内，全省农民已初步发动起来，普遍建立了农民组织，涌现和培养了5000余名本地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35万农民在斗争中获得了20余万垧土地，取得了土改运动中初步的但是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在整个土改运动中，张闻天凭着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多次及时纠正和解决了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偏差，这是合江土改运动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保证。

土改开始不久，张闻天在桦川县会龙山蹲点，发现地主洪玺亮虽被斗争，但没有交出地契。经进一步调查，类似情况在其他村屯也有发生。假分地、瞒黑地、转移浮财、收回被分青苗等情况普遍存在。如桦川县悦来区的陈家围子，虽然土地已经分了，但群众却不知道自己分的土地在哪里。地主的威风没有倒，群众就有顾虑，不敢要地。地主陈老八在清算中，利用亲戚和狗腿子出面组织假农会，搞假分地，公开分给群众的17匹马实际上还在地主手里。陈老八竟然还到处扬言：到时候东西还是我的。存在类似情况的村屯在桦川县的l69个村中有126个，占了74％。这一问题立即引起了张闻天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种右倾现象，必须彻底纠正，否则，很可能使土改中途夭折。因此，张闻天在1946年11月省委召开的群众工作会议上，郑重、严肃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他称这种现象为半生不熟的夹生饭，并分析了这种夹生饭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团在贫雇农中思想发动酝酿不成熟，群众没有下决心敢于撕破脸皮与地主作斗争，没有下决心与地主决裂，他们还有顾虑，再加上工作团的干部急于求成，采取包办代替的形式，因而造成积极分子队伍不纯，和地主斗争不狠、不深、不彻底。如桦川县会龙山的农会完全操纵在坏分子手中，胡子李焕章当上了区农会会长，地痞流氓于坤当上了村农会会长。李焕章勾串土匪，给土匪送弹药武器，送情报。于坤贪污腐化，打骂群众，暗中和地主洪玺亮勾结，逼迫群众把土地车马廉价卖还给地主。因此，我们必须加强领导，重新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的夹生饭问题。12月10日，张闻天又在省委《关于深入土地斗争的指示》中强调：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中心内容，是我们牢牢把握的斗争方向；要求各地应坚决消灭分地中假分地、明分暗不分以及瞒黑地等现象。l947年2月，张闻天在全省第二次群众会议上，提出了煮熟日日夹生饭日日的标准和根本方法。煮熟夹生饭的标准：一是恶霸地主真正被打倒，其威风也被斗倒；二是土地问题真正经过群众自觉的斗争解决了；三是群众有了初步的政治觉悟，农会和自卫队掌握在可靠的积极分子手中；四是有一定数量的好的积极分子主持工作。煮熟夹生饭的根本方法：一是正确认识和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和政策，消灭农村封建势力；二是深入发动群众，让群众自觉起来和地主作斗争。煮熟夹生饭的标准和根本方法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提出了深入土地斗争的具体政策，使纠偏工作有了具体目标。

为了推动煮熟夹生饭的工作，张闻天再次深入桦川县会龙山屯，组织工作团重新发动群众，公审了李焕章和于坤，彻底斗倒了地主洪玺亮，把他的黑地、牛马全部没收，分给了贫雇农，重新整顿改组了农会和自卫队，并及时总结了这方面的工作，将《桦川会龙山屯在争取成为模范村的路上前进》等经验性文章，发表在《合江日报》和《合江工作通讯》上。经过认真纠偏，重煮夹生饭的工作落到了实处，取得了显著成绩，改变了群众发动不深入、分地不彻底以及政权被坏人掌握的局面，使土改运动由初期的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发动。转入了深入细致、全面发动和教育巩固提高的阶段。

在反对夹生饭之类右的倾向的同时，张闻天还注意防止左的现象发生。当某些地区出现斗争过火的偏向时，他在1946年11月《五个月群众工作总结》中，对在斗争中如何把握农村各阶级、各阶层提出了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对犯有政治错误的中农，应实行政治清算，但不能侵犯其经济利益；对反动富农和犯有政治错误的小地主，实行政治肃清，经济酌情清算；对地主的清算，除罪大恶极者严惩外，一般应清算到中农地位为限度等，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农村封建剥削制度。当放手就是政策之风刮到合江时，张闻天不同意这种把放手发动群众与政策对立的看法。他认为，前一段时间出现的夹生饭现象，没有真正发动群众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强调放手发动群众是必要的。但是，放手发动群众不是不要政策，而是应该用党的政策去发动群众。执行政策是为了完成放手发动群众的任务，而放手发动群众的任务又要通过政策的实行来完成。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与执行政策的正确关系，两者是统一的，我们不能用一个片面去反对另一个片面。当贫雇农翻身坐江山的l3号在群众中传开时，张闻天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工农联盟，坚决制止这股风的蔓延。在一次会议上，佳木斯市的一个区送了一面贫雇农翻身坐江山的锦旗，他得知后，不同意将这面锦旗挂到会场上去，并用自己过去在苏区犯过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来谆谆告诫大家，使与会同志深受教育，备感亲切。

防止左的偏差，在正确对待中农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巩固地团结中农，是张闻天掌握土改政策时十分注意的一个问题。他对有关中农的政策讲得很具体、很明确，并及时纠正了各种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差。张闻天曾三下会龙山，对农村阶级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再综合全省各地的一些典型调查材料，得出合江省农村的阶级状况大致是：贫雇农占农村户数的75％左右，只占土地的3％左右；中农占农村户数的l9％左右，占土地的30％左右；大、中地主占农村户数的6％左右，占有土地的66％左右。他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指出：中农不仅在农村户数、人口和经济力量上处于重要地位，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农村中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应该实行完整的阶级路线，不能只讲依靠贫雇农，还必须紧紧地团结中农，组成农村反封建的革命大军，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斗垮封建势力。否则，乱斗一气，势必搞乱阶级阵线，削弱自己的斗争力量，不但土改搞不彻底，而且会导致失败。张闻天以他那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政策水平，站得高，看得远，预见到土改后由于解放了生产力，贫雇农势必会大量地上升为中农。他们和土改前的中农都将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如果土改中侵犯了中农，那就不仅会打击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会使贫雇农害怕劳动致富。这实际上是破坏了农村生产力，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这种结局正是我们土改所要极力避免的。土改的目的是要解放农村生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做到紧密地团结中农，张闻天强调仅仅在经济上不侵犯他们的利益是远为不够的，还必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使他们都能得到益处，充分体现了张闻天在掌握中农政策上的远见卓识。在他的主持下，合江省委曾作出规定：凡雇工或出租土地收入不超过总数25％者一律按中农对待，在平分土地上提出中间不动两头动，在分胜利果实上实行只进不出的原则，在政治上实行贫雇农大会或代表会吸收中农参加，基层政权要有不少于1／4的中农代表，表现突出的中农可吸收入党，等等。这些政策规定不仅有效地保护了中农的利益，而且使中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利可得，从而从根本上稳住了中农的情绪，使中农坚定地站在了贫雇农一边，集中力量打击了农村封建势力。

当然，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l947年冬，合江省也受到扫堂子风的影响，不少地方把中农当作土改对象斗争，桦川县曾一个夜晚就抓了10多个中农。张闻天听说后，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毫不犹豫地表示，扫堂子的做法是左的东西，不能搞。他除了指示《合江日报》坚决不登载有关扫堂子的报导外，还顶风冒雪亲自到农村视察，向干部群众做耐心的说服工作，讲述从长远看，伤害了中农，就是从根本上伤害了贫雇农自己的道理，教育干部识大体，顾全局，自觉遵守党的政策，顶住了扫堂子的风潮。随后，省委又发出指示，要求对划错的中农再改划回来，对斗错分错的中农，要求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得到了中农的极大信赖，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并对以后及时转入生产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闻天坚持团结中农的思想和做法，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对合江土改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还得到了东北局和中央盼肯定。l948年3月，东北局在《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的文件中，在分析了平分土地运动中各地发生的错误的偏向后指出：有些地区则掌握政策较稳，如合江省即是这样一个例子。合江的土改为全国土改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在张闻天的正确领导下，合江土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到1948年2月土改结束，全省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出现了家家有好地，户户有牲口，人人有衣穿，个个有饭吃的喜人局面，为东北根据地建立了一个巩固的大后方。张闻天在领导合江土改运动中，以其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坚持了党在土改中的各项政策，排除了左、右倾思潮的干扰，积累和创造了一整套开辟、建立、巩固、发展和壮大根据地的宝贵经验，并作出了重要的理论概括，对指导东北根据地建设，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有着重要的贡献。

二次重大决策

1947年冬，《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在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比较普遍地出现和发展了日日左日日倾错误。这股左的倾向也影响到合江省，出现了扫堂子、二次平分土地等错误做法。虽然在张闻天等人的坚决抵制下，左哆错误得到了及时的纠正，但对合江省土地改革任务是否基本完成的问题，不少干部的认识上还存在着分歧。为此，张闻天在1948年2月召开的全省群众工作会议上，对新形势进行了非常及时的分析，作出了合江全省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这一科学估计，并据此得出了农村工作重。心必须及时地、坚决地从土地斗争转入生产斗争，从平分土地运动转入到生产运动。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用一切力量，动员全体农民，发展生产。他认为，实现土地分配后，我们要在总的工作指导思想上避免循环斗争、永远斗争，而应及时地将土地斗争引向生产斗争，毫不犹豫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以引导农民发展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力。

之所以必须及时地、坚决地实现从土地斗争到生产斗争的譬移，首先是因为，土地改革的目的，原来也就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张闻天针对越穷越光荣、永远斗争、循环斗争日日等错误思想，说明进行土改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通过斗争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使农警取得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条件。现在这个目的既然已经达犁，就应当将斗争转入生产，在生产中发财致富。其次是因为，发展生产也是农民的基本要求。张闻天指出，土地改革皇，农民有了必要的生产手段，如何使这生产手段同劳动结合起来进行生产，这是农民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的基本任务。

他反复说明，农民现在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今后要过富裕幸福的生活，就得进一步发展生产。共产党员主张勤劳致富，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一切财富，才能进一步改善生活。再次是因为，为了巩固新的生产关系，也需要从土地斗争转入生产斗争。张闻天指出，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旧的封建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后，必须建设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就是农民与农民结合的互助合作的平等互惠的劳动关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由于没有封建剥削，所以能大大提高农村生产力。而巩固地建立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途径，就是通过大生产运动。

为了使生产运动真正地开展起来，张闻天根据中央的精神，结合合江的实际情况，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的方针和政策。第一，确定土地财产私有权。规定不管什么人，凡是靠劳动生产出来的财富，都归他们个人所有，任何人都不得侵犯。这个规定既把党的政策明白地交给了群众，解决了农民怕富了再分再斗的顾虑，又稳定了农民的情绪，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大胆的提法，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胆略和远见卓识。第二，组织互助合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张闻天认为，农民个体经济十分薄弱，不经过互助合作，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当缓慢。而这种新的互助合作，是在破坏旧的封建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之后所建立的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由于没有剥削存在，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成为农村发展生产的必由之路。第三，允许新富农经济存在与发展。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大胆的提法，张闻天预示到，在生产运动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有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这样，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部分新的富农。这种新的富农经济，对发展农村生产力有其特定的进步意义。但他也强调，这不是新民主主义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因而既要允许存，在，又要加以限制。在经济上，对于雇工决不能有封建性与半封建性的剥削，而只能有双方得利的剥削；在政治上，必须拥护民主政府的一切法律，不能有任何反动行为。凡是双方得利的新富农式的剥削，凡非高利贷的互利借贷关系，凡确由缺乏劳力而出租少量土地的平等互利的租佃关系，我们今后还是可以而且应该允许其存在。这对当时一部分领先发展生产、带头勤劳致富的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保护作用。

确定土地财产私有权、实行互助合作和允许新富农经济存在，是合江开展大生产运动中的三项主要政策。这些政策的实行，不仅为广大农民摆脱封建剥削、争取最后解放创造了条件，也大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合江省委、省政府根据张闻天的这些思想，在1948年3月15日发出联合通告，向广大农民交代党的政策。在3月25日又发出生产动员令，在春耕来临之际，号召人们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投入生产。在生产中又实行了禁止机关部队动用农村人力畜力、减少公派、奖励开荒、改造二流子懒汉等具体规定。还采取了将其浮产所得金银用于购买牲口、从城市移民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扩大银行贷款等积极措施。此后，全省共购入牲口15000余头，移民5000余户，发放贷款50余亿元，使生产发展有了可靠保证。合江全省在短时间内便掀起了大生产热潮，春耕面积达到693714垧，比上一年增加l65％；施肥面积达到l01943垧，比上一年扩大35％。广大农民积极投身于这场大生产热潮之中。

在大生产运动中，张闻天还十分注重发现、培养和推广先进经验和典型事例，及时表扬了全省第一个大型排水工程富锦致富大壕，推广了勃利县抢垦屯、桦南县王家屯、集贤县小明甲屯、桦川县四合屯等组织互助组，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经验。为了奖励先进，进一步发展生产，春耕结束后，全省各县都召开了总结大会和表彰大会。如桦南县召开了农民劳模大会，到会代表664人，会上奖励了勤劳生产、成绩显著的135名劳模，其中特等l0人、头等35人，二等48人，三等42人，分别授予奖状、奖品，还照了相。到会代表个个欢欣鼓舞，纷纷表决心、订条款，促进大生产竞赛，情绪空前高涨。会后还举行了庆祝游行。这些各具特色的先进典型，影响和带动了全省生产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由于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1948年全省粮食喜获丰收，总产量达742万吨。广大农民怀着喜悦的心情支援前线，把大批粮食、军鞋、军衣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仅桦南县就上交支前公粮23250石，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的需要。

张闻天领导的大生产运动，不仅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开展生产的积极性，改善了人民生活，巩固了根据地建设，支援了前线作战，更重要的是他在实践中摸索了一条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规律，为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为向社会主义迈进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作了有益的尝试和重要的探索。

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以后，必须及时地从土改转入生产，发展生产力，是张闻天在土改完成后所作的第一个大胆的战略决策。在这之后不久，他又作出了第二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即及时地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评价一个革命家、理论家的胆识，需要看他在革命转折的关头能否及时作出科学的估计，及时大胆地提出切合实际情况的新的战略方针，张闻天在这方面无疑是我们的楷模。

东北地区是我党领导城市建设工作的最早实践基地，从我党进军东北起，城市的接收管理工作，就成为东北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张闻天在东北工作的4年多时间里，在解决和处理土改中城市清算问题和城市工商业问题上，在大胆作出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时，在具体领导城市建设的工作中，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的探索，出色地领导了这一工作的开展。这些实践活动，为他的城市工作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理论依据，使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建树。

张闻天在合江任省委书记时，十分注意保护和发展工商业，使合江省的民族工商业在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大风暴中，不仅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反奸清算运动初期，在合江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东北受日伪统治l4年，并且实行了专卖配给制度，民族工商业和私人资本已不复存在，只有日伪财产，因而对城市工商业都应加以清算。张闻天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后认为，东北工商业的主要部分属于封建官僚买办资本是毫无疑问的，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民族资本，如小配给店、小加工业等。这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因此，在反奸清算运动中，没收的应该是属于封建官僚买办性质的资产，而对民族工商业应该采取有所区别、严格保护的政策。为了在思想理论和具体政策上划清二者的界限，他在对前一阶段城市反奸清算斗争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为省委起草了《城市清算运动中应注意事项》《佳木斯市反奸清算处理办法草案》等文件，强调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应有原则的区别。对后者坚决消灭其封建剥削，对前者则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并详细规定了对大中小配给店主、伪满官吏、恶霸地主、中小地主，以及以掩护反革命活动为目的的各类工商业的具体处理办法，从根本上划清了清算对象和保护对象的界限，纠正了不加区别、一律斗争的错误做法。文件中贯穿的注重政策、区别对待、打击少数、保护多数的思想，是张闻天结合合江实际，在对待城市工商业政策上的创造，完全符合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方针。

为进一步保护和发展城市工商业，张闻天在纠正了反奸清算中左的偏差之后，于l946年9月1日及时为省委起草了《在放手发动群众中应注意之事项》，指出在反奸清算的主要对象受到打击与清算之后，我们应把注意力适时地转移到工商业的恢复与繁荣上去。9月21日，他又在《关于恢复工商业的一些指示》中明确要求应迅速退还被占用的私人商店，调整税收政策，奖励必需品入境，银行发放贷款，减轻从业者负担，将申请开业的手续费由5％降为1％等。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工商业者对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想方设法，广开货源，经营积极性普遍高涨。到1946年7月底，中心城市佳木斯的工业由30家增加到580家，商店由158家增加到l036家，有力地促进了合江局势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在此基础上，张闻天对合江工商业状况作了全面分析，认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制定一套完整的工商业政策，促使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ll月7日，张闻天起草了我党最早关于保护和发展城市工商业的一份完整的政策性文件，即以省委名义下发的《关于发展工商业政策的初步决议》。决议对贸易、物价、工资、税收、信贷等各项政策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包括鼓励私人贸易的发展、酌情提高农产品价格、支持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取消不合理的杂税、制定有利于工业品输入与农产品输出的物价等。这些具体政策不仅对发展工商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表明张闻天保护和发展城市工商业的整体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张闻天在1946年11月就对保护和发展工商业作出如此全面、系统、明确、具体的政策规定，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是他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创造，是对贯彻我党保护工商业政策的重大贡献。由于政策对路、指导及时，合江工商业迅速回升。到1946年底，仅佳木斯的工业和商业就分别增加了213倍和67倍。全省普遍出现了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的再人局回。

1948年5月，张闻天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当时，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相持阶段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开始夺取中心城市。东北全境即将获得解放，老区的土地改革任务也已基本完成，在新的条件下，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到来。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张闻天高瞻远瞩，适时地提出了加强城市工作，把注意力向这方面转移的新思想。l948年8月31日，他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总结中，正式提出城市领导乡村、党的工作重心应由乡村转入城市的战略思想。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的问题，关系到如何从总体上部署力量，指明斗争方向，是一项全局性的战略转变。张闻天适时地、系统地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转变的必要性。他指出，过去东北党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不先把农村搞好，就不会有城市。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北全境即将为人民所有，城市在我们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我们要把城市工作看得和农村工作同样重要，有些地方还要看到比农村工作更重要。在新形势下，张闻天适时提出的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体现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理论家的胆略，说明他牢牢把握着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为全国解放后，及时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在新形势下，必须将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呢?张闻天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了回答。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到反攻的阶段，战争的形式也进入到攻坚战和大兵团作战，前线对军火、被服等的需要，靠乡村的小生产是无法满足的；军需品的运输，只依靠乡村也不行，必须要有城市工业的支持。这就是说，战争发展的进程要求大大发挥城市的力量。同时，土改完成之后，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也需要将工作重心转入城市。我党领导下。的城市，与殖民地的城市有质的不同，改变了时代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的关系，而呈现出互助合作的新型关系。农村提供粮食、原料给城市，但他们也向城市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要农具，要日用品，将来还要机器，要文化，要科学技术。只有加强城市工作，满足农村的需求，才能巩固工农联盟。以城市先进的工业去帮助分散落后的乡村经济，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为了繁荣城乡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必须发挥城市的力量，加强对乡村的支援，努力满足土改后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对工业品与科技文化的需求，以达到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东北处于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后方，仅靠农业小生产经济显然是不够的，它需要城市工业的充分支持。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之所以必要，从根本上说，是由城市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张闻天指出，城市代表更高的生产力，代表工业、技术、科学与文化，代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因而也应该而且有资格领导农村。城市领导农村的实质，就是工业领导农业、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应该看到，离开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业和城市无产阶级，社会就不能前进，社会主义也不能实现。对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像张闻天从理论上作出这样明确、系统的科学分析，当时在党内是不多见的。1949年3月张闻天提出的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思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得到了肯定。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司样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l949年5月，张闻天调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此时正是全党为贯彻七届二中全会路线，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际。当时的东北已全部解放，正逐步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系。张闻天一到任，下车伊始，就将贯彻七届二中全会路线，加快城市建设步伐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并自觉地把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经济建设作为城市工作的首要任务，努力探索一条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路线。

在辽东省第一届青年工作会议和辽东省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张闻天详细地分析了当时全国的形势和我们党所面临的任务，阐述了政治与经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全面地、详尽地论证了经济建设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城市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理论家，张闻天深刻地认识到，在一切社会因素中，经济是基础，经济稳定了，社会才能稳定，政权才能稳定。因此，他始终认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后，城市工作也有个重点问题。这个重点就是经济建设，要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进一步提出：要搞好经济建设，一要依靠经济政策的正确，二要依靠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三要依靠先进的生产技术。张闻天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的思想，是我党工作重心转移这一决策的具体化和实践化，为工作重心转移的顺利实现迈出了坚实而又卓有成效的一步。

张闻天在辽东期间，为辽东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表现在：第一，概括出城市中存在8种阶级和阶层，即工人阶级、资本家、独立劳动者、城市贫民、知识分子、游民、城郊农民、封建官僚买办。然后依据阶级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对比，提出了我党在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即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独立劳动者和知识分子，联合中、小资本家，反对和打倒封建官僚买办。第二，开展检查浪费运动，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使党的领导真正深入到工厂企业中去。第三，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调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用现代化手段领导企业、管理企业。第四，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私营企业里订立劳资集体合同，把私人资本主义纳入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之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闻天不仅建立了一系列城市工作的理论，而且在实践中，也创造出一系列管理城市的成功而有效的经验，并带有示范的意义。

东北城市工作在全国开展得最早，具有先行一步的实践意义。在这个进程中，张闻天以一个革命家、理论家的深邃目光，对城市工作较早地作出了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并在实际中加以探索。他关于城市工作的理论，形成于我党夺取全国政权，将工作重心转移之前，这无疑为我党全面开展城市工作提供了经验。从理论内容上讲，张闻天的城市工作理论，不仅正确地概括总结了东北城市的实际问题，而且提出了我党领导城市工作将要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工商业政策、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城市建设的阶级路线与经济路线等，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张闻天关于城市工作的理论，不仅在当时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而且对我党以后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在今天仍发出熠熠的光辉，给人们以新的启迪和思考。

以国营经济为领导

国营经济在张闻天的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把国营经济列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5种经济成分的首位，还提出了一条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是张闻天经济理论探索的基础，是他考虑各种经济形式之间的关系，把握经济发展趋208势的核心。张闻天是我党最高领导层内最先注意和论述国营经济的领导人。早在延安时期，即l943年4月20日，他在《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就提出了我党关于国营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的一些重要理论。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中提出以发展国营经济为领导的思想，正是他长期致力于这方面理论探索的结果，具有严密的理论依据和坚实的思想基础，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体现了张闻天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张闻天在《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这篇报告中，已经意识到发展国营经济是我们搞经济建设的一个长期的中心任务。一个政权是否能持久稳定，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看其经济上能否立得起来，能否独立而不依赖他方。而要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就必须要有工业的发展作为支撑。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期就是要看国营经济的发展情况。因而国营经济在经济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只有紧紧地抓住这一基本点，我们的经济建设才能获得独立的、健康的发展。当国营经济犹如一棵幼苗刚刚出土之时，张闻天就认识到了它的重要作用，并对它在经济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尤其可贵的是，他还先于别人探索和研究了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规律，在党内最早提出了国营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的一些重要原则和理论。其中最为突出的经济核算制和厂长负责制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成为国营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则，时至今日，仍不失为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原则。

张闻天把经济核算制作为国营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是基于他两个科学的认识：一是对经济核算制内涵的认识，二是对国营企业的性质的认识。对经济核算制的内涵，他认为，要办好一个工厂，必须很好地计算成本与利润，这样就能使工厂领导去认真考虑怎样最能节省地使用原料、材料，怎样最能合理地使用生产工具与保护生产工具，怎样最能发挥工人职员的劳动积极性，怎样最能利用一切生产工具上的改进以提高生产力等问题，从而使工厂产品不但数量多，而且价廉物美。这种努力就是企业的经济核算制。因此，经济核算制就是以计算成本和利润的经济核算方法为手段，促使企业通过最合理地使用生产资料，改进生产工具以提高生产力，充分发挥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提高生产率，以达到提高经济效益、发展生产的目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没有这种经济核算制，企业是决然办不好的。同时，还应进一步认识到，一个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必然会采用经济核算制的方法，以提高其经济效益，这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个普遍规律。由于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通过经济核算，计算成本和利润，以便采取一切方法来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从而攫取高额利润。所以，经济核算制往往被看成是资本家剥削工人、追求高额利润的最有力的经营手段，是一种被资本主义企业所采用的经营方式，从而掩盖了它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普遍规律这一本性，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我们应该对经济核算制要有个正确的认识，还其本来面目，即它是任何企业提高经济效益而必须采用的一条普遍规律。

那么，国营企业是否也要采用经济核算的方法呢?这就牵涉到对国营企业性质的认识问题。如果我们的国营企业仅仅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带着浓厚的行政机关内的供给部性质，企业的责任只是买进原料，雇佣工人制造生产品以供应本部门的需要，企业的一切费用则向本部门编制预决算，实行报销制，那么，企业就不用考虑成本和利润，也就不必采用经济核算制。而所属行政机关也只问企业是否完成生产任务。至于企业是否办得合理，生产是否经济，则无需考虑，其结果必然是企业生产成本比私人企业要高，价格比市场上买来的要贵，使用国营企业的产品，也就不合算、不经济，企业内部贪污腐化浪费的现象也就容易产生。显然，这样的国营企业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真正的企业，其存在和发展都是十分困难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社会实际情况和马克思设想的联合体的大联盟相差甚远。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现有情况下，国家和企业之间存在着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企业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国家和企业之间在经济上建立的是平等的互利关系。企业实质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因此，张闻天提出，为了办好企业，就必须实行经济核算制，它同样是我们国营企业的基本原则。只有实行这样的经济核算制，我们才能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引起生产合理化的竞赛，才能推动各企业创造出各种各样提高生产力的办法，如淘汰冗员，节省原材料，反对浪费贪污，加强工人教育，严明劳动纪律，改善管理制度，改变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等。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内部的奖惩办法也才能认真执行，全体职工的工作和劳动热情才会大大提高。为了贯彻实行经济核算制，张闻天进一步提出，国家必须保证企业以一定的自动流转的资金，在经济上同它发生平等的买卖关系，尊重它在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使之独立地发展下去。过去把企业看做行政机关供给部门的观点，是必须打破的，从而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在现有情况下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坚决否定了对国营企业性质的错误认识，强调了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必要性租重要性。

针对当时国营企业内部的管理比较混乱、各条线的关系和各自的职责不明确的情况，张闻天提出了在国营企业管理制度上要实行厂长负责制的思想，及时纠正了一些片面认识，为国营企业管理工作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张闻天关于厂长负责，制的思想有着比较广泛的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明确了企业内部的一切事务由厂长负责。他指出，在工厂内部，厂长代表政府，集中管理工厂内部的一切。凡有关生产上的一切问题，他均有最后决定之权力。而企业的中心任务就是组织生产，一切工作都应围绕着生产这一中心任务而展开。任何部门闹独立性的倾向，必须纠正。一切工人、职员，均应服从厂长领导，完成生产任务，反对同厂方对立的经济主义、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偏向。总之，我们在工厂内必须在厂长集中领导下团结一致地为完成生产任务而奋斗。这就明确了厂长在企业内的权威地位。国营企业是一种社会化的现代企业，需要许多人在一起协作劳动，没有集中的统一行动，没有权威是无法进行的。正如恩格斯所比喻的：一个乐队不能没有指挥，指挥就是乐队的权威，在演奏过程中，必须绝对地服从指挥的安排。厂长就是企业的权威，在生产过程中，必须绝对地服从厂长的安排。生产犹如战斗，必须有集中的统一的行动。张闻天在强调厂长对企业经营管理上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阐述了企业内党组织和工会的作用，提出了企业内民主管理的原则。他认为，企业内党的支部与工会工作也必须以完成企业的生产任务为其基本的内容。一切党内的、工会内的教育与活动，只有对提高工人的劳动热情与劳动纪律有帮助时，才有意义。一切违反这个方针的教育与活动，都是有害的，应该停止的。并要求企业内党的工作与工会工作有一个彻底的转变，要转到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的轨道上来，要支持和帮助厂长把生产搞好。关于企业内的民主管理，他认为企业厂长的集中管理，并不取消企业内部的民主，这是由国营企业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我们的企业是革命政权的企业，不是资本家的企业，它是属于全体职工的。所以，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只有依靠企业全体职工的积极性才能实现。厂长负责制决不能同官僚主义、家长制混为一谈。企业厂长必须善于管理企业，反对贪污腐化分子，反对浪费，提倡节约，具体教育工人和职员，关心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奖励积极分子，处罚消极分子，依靠企业内党的支部与工会的帮助，发挥民主精神，来动员全体企业职工为完成本企业的生产任务而奋斗。

张闻天提出的关于国营经济的思想，如实行经济核算制建立厂长负责制，以及企业民主管理、企业行政和党组织与其他群众的关系等问题，都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关键问题。他能先于他人在党内最高领导层中，最早而且较全面地认识这些问题，能在我国经济建设刚刚起步之际就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达到如此深刻的认识和研究，足以证明他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反映了他对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开拓与贡献。令人遗憾的是，张闻天这些经济思想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并未引起我们党内领导层的重视，出现了建国后我国国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体制方面长期走弯路的奇怪局面，并使得这种弊端累累的陈旧体制得以长期延续，压制和扼杀了国营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这一残酷的现实有力地证明了张闻天这些思想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对我们当前努力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探索也具有现实指导作用。

从供销合作到生产合作

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来临，如何把处于十字路口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引向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紧迫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张闻天凭着他对农民小生产者的特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准确理解，提出了对待个体农民经济必须注意的两条重要原则，即巩固其私有权和逐步引导他们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进而对中国农村合作经济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在基本构想、政策方针、理论探索等方面都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对我国合作经济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指导作用。

张闻天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基本构想，在理论上源于列宁的思想，同时，在实践的基础上，又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他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就是在生产上的简单合作，这种合作形式是由中国农村固有的特点决定的。中国农村长期以来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劳动力分散，农业机械、耕畜等生产工具严重不足，劳动形式相当原始。土改后，如果不组织起来，大部分农民即使获得了土地，也无法克服生产过程中大量存在的实际困难，生产无法顺利进行。而要提高生产力，增加农业产量，则更为困难。然而实际上，解放后的广大农民，尤其是东北老区的农民，对劳动互助并不感到陌生。由于东北地区的土质、气候和耕作习惯等原因，1947年时就普遍存在着自发的以亲属、邻居为联合对象，以一副大犁为生产单位的小型生产互助组。农民们在生产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互助合作的好处，有痛苦的经验，也有胜利的喜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民既有走互助合作的愿望，又不愿放弃对财产的私有权，因而不触及财产私有权的简单合作形式很自然地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张闻天到东北工作后，对中国农村已有了深切的了解，他看到了农民的这一要求，并明确表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通过大生产运动，积极引导、推动广大农民向这个方向发展，把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巩固地建立起来。当时党内有不少干部不了解中国农村的特点，无视广大农民的实际要求，在领导农民通过大生产运动组织起来的过程中犯急性病，片面理解组织起来的涵义，不承认农民自发的、小型的、季节性的、亲朋好友间的插犋换工也是组织起来，而是以为必须是参加户数较多、财产人股、劳力统一分配、评工记分取酬的合作社，才算组织起来。张闻天及时地批判了这种错误倾向，指出农民中自发地插犋换工，是当前一种最为广大农民所愿意接受的生产合作形式，我们应当承认它是一种组织起来的形式。虽然它只是一种组织起来的初级形式，但总是向合作化跨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不但不应当反对这种初级形式，还应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要引导和帮助没有参加这种组织的农民同样地互相组织起来。同时，还要认识到，这种初级形式的具体表现是多样性的，可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而不尽相同，因而也不能干篇一律地到处死搬硬套。得到张闻天热情支持和深切关心的简单合作形式，为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它不仅维护了农民的财产私有权，鼓励了他们的生产热情，使他们在个体的私有经济的基础上，努力生产，发家致富；而且还使大多数农民在土改后不再受到封建势力的剥削，避免了因封建剥削而存在的贫富两极分化。生产上的简单合作，能有效地组织生产活动，提高农业生产力，从而使大多数农民都上升为富裕的农民或富裕的手工业者，不去重走旧资本主义时代少数人上升为富农、资本家，大多数人陷于贫困与破产的悲惨境地的老路，而是促进广大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生产上的简单合作还提高了农民的集体意识，养成小生产者的劳动互助习惯，给未来的农业集体化准备了若干有利的条件。农民小生产者的主要特点就是分散经营，一家一户的单一的生产单位，这不单造成了物质上贫困，还使农民在观念形态上丧失了集体意识。在集体劳动过程中，成功的喜悦使广大农民逐渐产生和强化了集体意识，他们乐于接受这一劳动形式，为今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生产合作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生产的发展，又必然要提出供销方面的问题。由生产上的简单合作向供销合作的发展，是张闻天为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设想的第二步，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土改结束后，在城市居于国民经济领导地位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在农村大量存在的是农民小生产者的小商品经济，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私人商业经济。私人商业资本在市场上的投机操纵，兴风作浪，往往使市场物价波动，金融不稳，既使国营经济的发展受到破坏，又加给农民以高额的中间剥削，对国家和农民都是有害的。因此，为了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为了发展和改造农民小商品经济，就必须在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供销合作社，加强国营经济对农民小商品经济的联系和领导。由于农村封建剥削的消灭，城市工业的发展，农产品也必然大量地商品化，农民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必然要提出合理解决供销的迫切要求。因此，农村供销合作社必将成为农村商品生产的指挥机关，成为在经济上指挥农民小生产的司令部，成为国营经济与小商品经济的桥梁和纽带。我们在工作实际中，务必认清这一趋势，努力使它成为组织农村生产和消费的中心环节，成为土改后在经济上组织农民小生产者最主要的组织形式，用它去推进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活动，去保证农民的利益，免除商人的剥削，并在经济上实现对千千万万农民小生产者的组织和领导。

农民小生产者既是农业生产的生产者，又是产品的销售者，他们必定仰信于市场。日在当时国营商业还不发展的情况下，就势必去依赖资产阶级投机商人。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一根本问题，及时地在广大农民中组建供销合作社，那么，既可以免除中间商人对小农的盘剥，更重要的还在于，国家可以经过这种供销合作社，供给农民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借以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同时又能经过它去收买与运销农民的各种生产品，使国营经济有保障地得到各种农业原料、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给，而农民也可以有计划地用他们的农产品去交换他们所需要的各种所需品。总之，张闻天认为在生产上的简单合作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后，应及时组建供销合作社，国家通过供销合作社，在经济上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巩固工农联盟，并将他们逐渐引上社会主义道路。随着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张闻天设想了农业合作化的第三步，即完整意义上的生产合作社。张闻天认为，为实现生产合作社，必定要有日益增长的资金积累，要有新农具、新机器和新技术，还要有政府的扶助。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合作社由初级形式发展到高级形式，使供销合作社发展到生产合作社，最终走向农业集体化。如果不具备上面三项条件，而只凭着主观愿望，硬要提前进入第三步，即组建生产合作社，那么就是超越实际，结果必然是失败。

从简单合作到供销合作再到生产合作，是张闻天完整的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构想。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结合了中国农村的客观实际情况。中国农村以后的合作化过程完全证明了这一基本构想的正确性，以及对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准确把握，时至今日，仍然不失其指导作用。

张闻天对中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供销合作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认为，供销合作社是联结城市国营经济和农村小商品经济的桥梁和纽带，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活动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供销合作社的普遍建立和健康发展，既能巩固和加强国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又能引导农民逐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因此，供销合作社对发展和加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创造,要的条件。

巩固和加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不仅表现在控制大部分工业、交通等生产领导权上，而且也应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社会产品的流通过程，基本上掌握市场价格，把其他经济形式的主要经济活动初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而土改后的农村仍然是一种小生产经济，广大农民既是产品的生产者，又是产品的出卖者，因而或多或少带有小商人的投机性，并造成了资本家商人争取他们，与他们合作，来反对国家对于商品的资本主义进行管理与监督的可能性。因此，国家经济必须加强与农村经济的联系，控制农产品的流通过程，把农民的小生产逐步纳入国家的统一计划。问题是究竟用什么方法、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对农村经济的领导。张闻天认为，要在经济上去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要使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依照无产阶级的计划去进行生产，并在将来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无产阶级必须采用农民小生产者所能接受的经济上的办法，才能在经济上组织与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这种经济上的办法，就是合作社，就是供销合作社。这是因为供销合作社是由农村劳动者自愿凑集资金，为免除中间商人的盘剥而组织起来的群众性的商业组织。它既能满足农民保留财产私有权的要求，又能通过其购销业务，加强城市工业与乡村农业的联系，组织农民进行有计划的生产，逐步加强国营经济对农民小生产经济的领导。土改后的农村小生产经济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是分散落后、脆弱、很不稳定的，因而不能从根本上避免农村产生贫富差别的扩大和两极分化的现象。由于农民是私有者，但又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必然的、可靠的同盟军，因此，对农民不能剥夺，而只能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经过合作社引导他们联合起来，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只有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才能避免农村贫富差别的扩大和两极分化。然而，究竟应该如何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呢?在前期生产上的简单合作的基础上，首先应该组建供销合作社，这是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是由农民的觉悟程度以及农民对产品交换的需要所决定的。土改的胜利完成，农村几千年的封建枷锁被打碎了，农民得到了土地。他们十分珍惜这一胜利成果，希望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发家致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由于农民的农产品增加，副业生产收入增多，加之城市工业的发展，农民需要将多余的农产品进行出售，以及通过交换获取用于生产的工业品，因而这一时期，农民对流通领域内合作的要求最迫切，在这方面组织合作也最容易。张闻天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问题的关键，指出由于封建剥削的消灭，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必然大量地商品化，农民为了发展生产，必然提出合理解决供销的迫切要求。在今后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农民最关心的是供销问题。因此，张闻天提出发展合作社就必须首先发展供销合作社，通过供销合作社，为农民群众服务，扶助农民发展生产，并通过为农民提供便利的服务，提高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应以尽可能公道的价格供给社员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收买社员所生产的商品，再运输出去或卖给国家，免去了商人的中间剥削，从而在经济上为社员服务，保护社员的利益。尤其重要的是，供销合作社有了不断的日益增长的资金积累，将来就有力量为社员购买新农具，采用农业新技术，提高和改进农村生产的技术，最后结合国家的帮助，为社员采办购买农业机器。这样，才可使农村合作社由低级形式发展到高级形式，把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成为农村生产合作社。

张闻天关于重视供销合作社的思想，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积极探索和重要贡献，它有助于加强国营经济与小生产经济的联系，促进国营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也有助于引导农民逐步走向合作化的道路，从而不断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所以，在经济活动中必然会出现供销合作社与私人商业的竞争，而经济上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自己的经济实力。因此，在组织发展供销合作社的过程中，自然提出了赢利积累与分红的问题。当时有不少人认为，供销合作社只能力争不赔钱，平买平卖，起一个转手的作用，任何赢利与分红都带有剥削的性质；供销合作社既然是为群众服务的，就应该坚决取消赢利分红。张闻天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在1949年4月给东北局的一封题为关于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问题的信中，他明确指出，看一个供销合作社是不是为群众，关键不在于看它们是否赢利与分红，而在于办社的方向。赢利与分红只是一种经济效益与分配手段。合作社为了发展，为了完成其历史使命，它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在整个经济运行中要得以生存就必然要获得一定的利润，必须要赢利，不可能只起一个转手的作用。同时，它要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为农民服务，也必须要赢利，要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并以此发展自身的业务规模。当然，合作社不能像资本家那样靠盘剥农民赢利，而是坚持降低成本，节省开支，扩大经营，加速资金周转等办法，来增加赢利。因而这种赢利，是来之于民，用之于民，与为农民服务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剥削问题。如果一个供销合作社根本不赢利，仅仅维持现状，就会日渐萎缩，或者完全依赖于国家扶助，它本身所承担的国营经济助手的作用也因此消失殆尽。供销合作社通过赢利与资金积累，能把千百万个体经济的微小力量汇集起来，使其有能力购买新农具，采用新技术，提高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为农业集体化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能更好地为社员群众服务，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还能举办文化、卫生等社会福利事业；能进一步发挥国营经济助手的作用。在我国经济建设刚刚起步之际，张闻天就将赢利与服务的关系论述得如此清楚，不仅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可贵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说明他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水平和对中国农村实际的深切了解。

供销合作社有了赢利，就会产生赢利的分配问题，如何对待分红是当时党内一个颇有分歧的问题。张闻天认为，我们既要反对超越农民思想觉悟实际的左倾思想，又要反对平均主义思想。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使合作社的赢利用于增加合作社的公积金，以积累合作的资金，但原则上不应反对分红，而且应当确定目前还应分红。供销合作社既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分红不分红就完全取决于入股社员思想觉悟程度，对于一般从没有受过社会主义教育的农民来说，他们加入合作社的目的就是发财。如果他们入股的资金通过一定时间周转没有增值甚至贬值，那合作社就不会再对他们有吸引力，其结果必然是散伙。当然，我们要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并增强政治教育的经济基础。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分红的比例可以逐步减少一点，但决不能武断地决定。同时，张闻天还反对分红中的平均主义思想0他认为既然是合作社的社员，那在合作社兴办的文化卫生与其他社会事业上，就应享有区别于非社员的待遇，而不应人人均等。在合作社内部，应该使多入股者多分红，少入股者少分红，这样才能刺激入股者对发展合作社及入股的兴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是一种落后的农民意识，我们不能助长这种思想，应该坚持分配上的区别对待。从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实际情况来看，特别是初级社向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过快过急，超越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脱离了农民的思想实际，破坏了等价交换的原则。

一大二公更加滋长了农民吃大锅饭的思想，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的生产力。

张闻天关于农业合作经济的思想是极其丰富的，其中又不乏自己的理论特色。对当时的经济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即使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重视利用私人资本

保护和发展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我党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张闻天对此也给予了相当重视。

早在1933年，张闻天在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同博古就发生过分歧。他在1933年4月19日的《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和同年4月22日的《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一文中强调：苏维埃政权在目前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还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用许多办法来吸引与鼓励资本家的投资。他认为，苏区内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即是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不可怕，而且对于苏维埃政权是有利的；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是目前主要出路之一。同时他也认为要经过劳动法限制。资本主义剥削，要尽可能实行工人监督生产，要课征累进的工商税，但对于商人、老板、富农等，除了武装的威吓，压迫、没收与征发之外，还应该利用日利诱日与日让步日的办法；要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经济力量与经营经验，来发展苏维埃经济，流通赤白贸易。这两篇文章，发表时间前后仅相隔数天，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史上都是值得重视的文献。

张闻天进入东北革命根据地工作后，通过在该地区经济工作的实践和东北私人资本主义发展情况的调查，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限度内发展的必要性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 的限度内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不可以的。凡是国营经济或合作社经济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应发展，在生产与交换上都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决不可轻视，更不应该过早地采取消灭政策。l946年下半年，张闻天领导下的合江省已步入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阶段。当时的迫切任务是发展经济，包括发展民族工商业，以改善人民生活，支援前线，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党内存在的对革命性质的模糊认识，有不少同志错误地认为：现在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那时是被封锁，需要私人工商业，现在已有国营工商业和合作社经济，没有私人工商业也不要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地方又重犯了已被纠正过的对城市工商业的清算，不分青红皂白地分浮财，出现了严重损害私人工商业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张闻天及时发出指示，要求大家把注意力适时地转移到工商业的恢复与繁荣上面去。不久，他又系统地总结了实践经验，在1946年11月7日亲自为省委起草了《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新民主主义在合江胜利后，为了繁荣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承认，大量的吸收私人资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个文件正确处理了国营企业和私人工商业等方面的关系，恰当地规定了保护和发展私人工商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例如，要鼓励私人资本和国营企业实行经济上的自由竞争，禁止某些单位使用特权排斥私人资本；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方代表应有职有权；以及使税收政策、物价政策等有利于城乡商业交换，成为调节公私关系、促进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有力杠杆。《决议》还提出对私人资本的消极破坏作用进行必要的斗争，等等。合江省委在1946年11月就对私人工商业作出这样全面的、富有创见的政策规定，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材料，这个文件是解放战争时期，也可能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比较系统地总结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的一份历史文献。《决议》对保持和发展私人工商业起了重要作用。到1948年底，合江省仅佳木斯市的私人工商业就发展了60％，促进了合江省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全东北解放后，由于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部分私人工商业同过去比较起来，开始表现出了停滞与萧条的状态。私人资本主义向何处去?针对每一个资本家所要解答的这一严重课题，张闻天在1949年7月19日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报告》中指出：带有极大自发性的比较日自由发展日着的私人资本已经面临歧路，他们现在如果不循着新民主主义经济所铺设的轨迹走去，就不能求得他们自己的发展了。显然，如果我们不在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中给私人资本指定一定的活动地盘，在原料市场方面给以一定的照顾，并在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劳动政策、运输政策、借贷政策等方面给以一定的有利条件，逐步引导它使之循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发展，因而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附属的有机部分，那今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健全与正常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不如此，我们也不能利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使之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而服务。接着，在1949年8月2 日张闻天又主持起草了《关于贯彻公私兼顾方针的若干决定》，进一步阐明了私人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可以使国营经济集中于主要工业部门的发展；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可以解决人民生活中一些日常工业用品的需要；可以增加工人的就业及壮大工人阶级的队伍，对国家与人民都是有利的。因此，对私人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应该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要把私人工商业纳入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体系中，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发展，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张闻天在提出保护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冷静地看到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因其本身固有的特性，会暴露出它的无政府、无组织、投机钻营、惟利是图等问题，因而需要加以必要的限制，决不能让它放任自流。对于私人工商业的一切越轨活动，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也是不言而喻的。他认为，关于今后发展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方向与办法问题，我们必须从东北经济建设计划的全局看，加以根本解决，我们必须定出发展私人资本的计划，使之成为东北经济计划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并根据计划去定出各种具体的法令规定。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有关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的较为完整的理论政策。张闻天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指出：既然是资本主义，就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纵的本质，就包含有无政府无组织的带有破坏性的经济活动。对于资本主义的积极意义，决不可轻视，决不可过早地限制。但对于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和破坏性，则必须作坚决的斗争。这是今后经济战线上的经常任务，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的鼓励与限制、联合与斗争的政策。在具体做法上，一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将其中一部分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二是对国计民生不利的私人资本主义商业迫使其转入工农业生产方面。实际上，这里的引导与转入就是一种限制与斗争。当然，这种限制是限而不死，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仍将得到很大的发展。

张闻天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分析和由此而提出的对资本主义鼓励发展与限制的政策有机结合的思想得到了中央的赞同与肯定。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有关利用与限制资本主义的论述，就吸取了张闻天的有关思想，进而形成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原则。

此外，张闻天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还根据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科学地总结了东北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在中国首先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和出租制、加工制、订货制、代卖制等具体形式，阐明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最好形式，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

张闻天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按照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可以采取加工、订货、代销等几种具体形式，为资本家进行生产或交换提供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并给予原料、粮食及运输等等的便利，保证他们取得一定的利润。这样，国家就可以从人民的需要出发，吸引私人资本为国家服务，并把私人资本置于国家的监督和管理之下，充分利用它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方面，有力限制它的消极方面，使它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经过长期的、和平的经济竞争，过渡到社会主义。

基本建设方针

早在1933年，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一文中，就提出了中央苏区可以有5种经济成分的主张。但那时由于中央领导人对研究经济成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有分歧，因而并未引起党中央的重视。直到1948年，张闻天从东北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又重申了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相互协调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张闻天提出的这一主张，集中体现在他1948年9月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当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已先后解放并连成一片，人民革命战争即将在东北全境获得胜利。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任务也已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转向城市，在新的条件下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到来。l948年8月，东北局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张闻天受东北局委托作了会议总结。会后，张闻天即以他的总结报告第三部分《关于开展城市工作的方向》中的第三至第十个问题为基础，加以修改补充，写完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并经过东北局常委会通过，于9月30日报告中央。经毛泽东、刘少奇修改后，于ll月6日发回东北局征求意见，现在发表的是中央修改稿。中央指出：这个《提纲》日日很好，准备转发全党，进行教育，并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对中央这个修改稿，张闻天又有过一些修改。不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吸取了张闻天《提纲》中的一些思想。《提纲》的历史价值在于，它是我党最早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文件，而它提出的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相互协调发展的思想对于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提纲》首先提出，东北经济在解放后由5种经济成分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在此以前，在1948年7月18日东北局召开的各县委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联席会议上，张闻天就曾明确地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规定为以上几种。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首次提出。本来，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问题，很早就为党中央所关注。毛泽东l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曾提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因此，可以说，张闻天的《提纲》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提供了新的依据，它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

张闻天在这个《提纲》中全面、系统、深刻地分析了5种成分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及其相互关系，他写道：

国营经济。这种国营经济，在东北的总生产量中虽还未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但已占有很大的比重，并掌握了社会经济的命脉，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种国营经济，是当前支援人民革命战争，争取胜利的最主要的物质力量；是城市无产阶级同乡村农民在经济上结成联盟的依据；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是无产阶级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操纵，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当然，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处于对立地位的，它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在这个矛盾上的斗争，特别是在这个矛盾上的长期的经济竞争，将要决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抑或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合作社经济。现在的合作社，主要的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织。这种合作社就可以提高生产力，以增加生产品，增加小生产者的财富，养成小生产者的劳动互助的习惯，给将来农民的集体化准备若干有利的条件。把一切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组织在供销合作社中的工作，今天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只有生产合作社，而没有供销合作社，则在小生产者与国家中间，还缺乏一座经济的桥梁和一根经济的纽带，去把小生产者与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把小生产者的生产合作社与国家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如果没有广大的供销合作社为桥梁和纽带，去把小生产者与国营经济结合起来，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就无法在经济上对于千千万万散漫的小生产者实行有力的领导，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就会去领导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无法施行对于国民经济的领导。

张闻天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的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最可靠的有力的助手。国营经济没有合作社的帮助，它在经济上就会是孤立无援的。国营经济只有与合作社经济结合起来，并领导与帮助合作社经济，才能有可靠的经济上的同盟军，才能把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吸引到自己一方面，去和各种私人的投机操纵的行动作斗争，同无政府无组织的经济破坏活动作斗争，使新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取得优势。而合作社经济也只有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并取得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和帮助，才能使组织在合作社中的小生产者免除商业资本家的中间剥削，而大家富裕起来；才能使他们在将来从国营经济方面得到各种机器，而进一步地实现生产的集体化(合作化)；才能使他们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国家挲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形式，在东北已开始出现，而且以后还会发展。特别显著的类型如下：

(一)出租制：国家把自己现时还无力开发的林场、农场、渔场以至矿场，出租给资本家开发，同资本家订立一定年限的合同，规定双方有利的条件，资本家负责开发，取得利润，国家给资本家以一定的便利条件，并从资本家方面取得一定的租额。

(二)加工制：国家配给资本家以原料，订立加工合同，资本家为国家制造成品交给国家，资本家得到一定的利润。

(三)定货制：国家向资本家定购一定数量与质量的成品，资本家从此获得一定利润。

(四)代卖制：国家给一定的私人商店或公司以成品，由该商店或该公司推销，资本家从中挣得一定的商业利润。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国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给私人资本家以进行生产或交换的一定的必要条件，而私人资本家利用这些条件，从生产与交换活动中挣得一定的利润，是国家根据同资本家依自愿和两利的原则所订立的合同，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为这是从国家需要出发，吸引私人资本来为国家服务，并把私人资本置于国家的管理与监督之下，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有机的一部分。

这种经济形式，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承认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经济范畴；有意识地加以提倡和组织，特别是在开始时，还应给以有利的条件，并保证其原料、粮食等的供给以及运输的便利。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它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有利的方向。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我们目前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范围以内，除把一部分私人资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以外，其他私人资本都应使之为战争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各种经济政策，应该做到这样的程度，即凡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使之有利可图，因而都能生存与发展；凡属无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使之无利可图，因而被迫转业，特别是逼使商业投机资本向工业方面转移极为重要。

但一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即使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罢，既然是资本主义，就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纵的本质，就包含有无政府无组织的带有破坏性的经济活动，所以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投机性和破坏性的经济活动作斗争，是今后经济战线的经常任务。只有正确地坚持这种斗争，才能使私人资本向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减少它的破坏性，增加它的建设性。但是这种斗争是一种长期的经济的斗争，而且主要地是在经济上的和平竞争，而不应该不适当地采取行政上的办法进行这种斗争。

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主要的是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中，它在数量上还占优势。斯大林说：农民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农民经济按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小商品经济。小商品农民经济又是什么呢?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日的经济。它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情形那样，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像在我们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定要发生的情形这样。接着斯大林在解释农民经济这样不稳固、这样不独立的原因时又说：原因在于农民经济的散漫，无组织，依赖城市，依赖工业，依赖信用系统，依赖国家政权性质，最后还有一个大家知道的原因，即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农村都是跟着城市走，而且一定是跟着城市走的。

在小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将必然会发生在农民小生产者中争取影响与争取领导的斗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将要用一切方法，把农民小生产者组织在供销的与生产的合作社内，使之与国营经济结成巩固的联盟，以利于他们走向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则将在一切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的残余的协助之下，用一切力量去争取农民小生产者，使之向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农民小生产者呢?他们是劳动者，因而只要我们在政策上不犯错误，他们是愿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组织起来向合作经济的方向发展的。但农民小生产者同时又是小部分生产品的出卖者，因而带有或多或少的小商人的投机性，这就造成资本家商人争取他们并与他们合作，来反对国家对于商品的资本主义进行管理与监督的可能性。这种发展的危险性，是我们必须清楚看到并加以防止的。

所以，无产阶级对小生产者的各种特点进行必要的斗争与教育，并加以克服，实是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不可分离的部分。这种斗争，不但在合作社内，而且在国营经济内，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内，是同样存在着的。而要克服小生产者的这些特点，如果采取行政的强迫命令的办法，那是一定要失败的，只有采取毛泽东所指出的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办法，才能生效。

张闻天在对新民主主义时期5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后认为，上述的5种经济成分，现在都应加以发展，但在发展中，我们在经济政策上必须实行一条明确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路线。这条路线应该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这条路线是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必须力争其实现的。只有实行这条路线，才能顺利地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加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并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以便将来能够顺利地不流血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反之，我们如果把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等同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把一切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向资本家的要求表示无原则的让步，向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投降，我们就不可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能加强反而削弱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而在实际上则是建设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那时，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也将因为缺乏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不能巩固与持久，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也必将会因此而蜕化为旧民主主义的政治，而这在实际上就必然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这条路线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路线，这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有意识地在我们党内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在每一个具体的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左右摇摆。

总之，张闻天主张采取类似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坚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并逐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