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d停用了怎么办:张闻天7-马文奇 何宝昌 周环 毛丽英-读吧

高尚的风范

二次让位

在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后度过的时日，像钝刀子割肉一样 痛苦而又漫长。夜间在村边、地头露营的战士们，不知道一夜冻醒几次，白天又为辘辘饥肠骚扰得片刻不宁。尤其是与居民远离所产生的寂寞，使人难以忍受，更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在与张闻天热恋中的刘英也像大家一样焦躁不安，一有工夫，就跑到张闻天那里闲谈一回。

一天早晨，两人正围着火塘闲坐，警卫员递过一封信来，说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政治委员陈昌浩派人送过来的。张闻天打开信一看，上面笔迹颇为潇洒：

闻天同志如晤：

你我天各一方，多年相违，每思同窗之谊，悬念殊深。前日匆匆一面，未及深谈。如能来我处一叙，则不胜欣幸之至。 端此

即致

布礼!

陈昌浩 即

张闻天看后，微微点了一下头，对警卫员说：你告诉来人，我一会儿就去。

警卫员下楼去了。张闻天仍然拿着那封信在品味着，脸上渐渐出现了微笑。

刘英凑过来看了看，不解地问道：你笑什么?

张闻天收起信，把近视镜往上推了推，说：这是要给我做工作哩!

刘英撇撇嘴说：都是老同学了，好几年不见，也可能想在一起谈谈。

这倒是。张闻天说，可是，你不知道，前几天张国焘就派人到彭德怀那里送东西，弄得彭德怀啼笑皆非。

那你也给他做点工作嘛!刘英说，现在连一个松潘也打不成，气得毛主席没有办法，眼看着我们非在这里困死不可!我们和陈昌浩都是老同学，他在张国焘那里很红，张国焘很信任他，你去劝说劝说，恐怕还是会起作用的。

张闻天连连点头道：我也是这个意思。前几天，泽东同志就跟我说，人家已经来说客了。闻天同志，你是不是也学学苏秦、张仪，争取早点打松潘哪?

刘英满有信心地说：那你就去吧!我们在莫斯科，同陈昌浩还是很不错的。张国焘这个人老奸巨猾，陈昌浩比他还是单纯得多。

你是不是同我一起去?张闻天笑着问。你们是谈军机大事，我去干什么!

张闻天略作准备就下楼去了。陈昌浩住在另一个小寨子，相距并不甚远，张闻天带着两个警卫员沿着田问小路不慌不忙地走去。

四方面军总部现在已经作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张闻天刚走到门口，个子高高的陈昌浩已经笑嘻嘻地迎了出来。张闻天记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陈昌浩还是一位年轻的小弟弟，现在已经是威风凛凛的高级将领了。

两人沿着小木梯上了藏族人的小楼。室内布置得相当整洁，一面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桌上铺着一条军毯，颇有一点司令部的严整气氛。两人在椅子上坐下来，警卫员端上茶，就下楼去了。

自然，寒暄话旧占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们的确为革命的友情，为共同经历的同窗生活所陶醉了。张闻天从眼镜里亲昵地望着他这位英俊的伙伴：

昌浩，那时候你还不过十八九岁吧?嘲8里，还刚刚l7岁。

是嘛，那时候大家都把你当成小弟弟看，想不到几年工夫，你已经纵横疆场，指挥l0万大军了。

陈昌浩的脸上立即呈现出一种红润耀目的光彩和踌躇满志的笑容。这是那种青云直上、一帆风顺的人所常有的。他略微谦逊几句，就滔滔不绝地说道：

是的，我到鄂豫皖任少共省委书记时还不到24岁，后来肃反，国焘同志撤了曾中生的职，就要我去当红四军的政委。接着，他就得意洋洋地讲，他和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时间不长，由于贯彻了四中全会的路线，局面很快就起了变化。到l931年底就发展到3万余人，成立了红四方面军。接着就进行了四大战役，消灭了敌人6万多人，日还活捉了敌人的总指挥和几个师旅长，其中歼灭成建制的敌军就有40个团。鄂豫皖苏区的总人口已经发展到350万以上了。

陈昌浩神采飞扬，颇露出得意之色。张闻天笑着问：听人们传说，打黄安时你还亲自坐了飞机去扔炸弹，这事可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陈昌浩微笑着，显得更兴奋了。他说，在战斗中我们缴获了一架德国容克式双翼飞机，飞机师经过教育转过来了。我们将这架飞机油漆一新，取名列宁号，机身上写了日列宁日两个大字，机翼上还有两颗闪闪的红星。打黄安时，敌人的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被围了几十天都不肯投降。我们就决定让日列宁日号直接参战，在总攻之前给敌人点厉害瞧瞧。那天正是雪后初晴，阳光灿烂，下面看得非常清楚。成千成万的战士看见自己的飞机真是激动极了，纷纷跳跃着，把帽子扔上天空。我们飞到黄安上空，敌人傻乎乎地以为是他们的飞机，我们把翅膀一歪，一串迫击炮弹丢下去了，下面升起了一团团浓烟。飞了一圈，又把翅膀往另一边一歪，又一串迫击炮弹像饺子下锅似地丢了下去，还扔下了大批的传单。整个黄安上空红绿传单满天飞扬，他们才知道是红军的飞机在他们的头上。敌人绝望了，时间不久就进行突围，被我们全部消灭......

张闻天听得津津有味。他的这位年轻同学如此勇敢和富有朝气给了他强烈的印象。

不过，这种行动，毕竟太冒险了，你作为一个方面军的政治委员......他微笑着说。

不然!陈昌浩笑着反驳道，战争本身就有一点冒险的味道，一点不冒险的事是没有的。

张闻天笑了笑，不再争辩他刚想转换话题，陈昌浩又兴致勃勃地讲下去。

他说，自从离开鄂豫皖，经过三千里转辗，部队确实吃了一些苦头，最后剩下14万人。可是，迅速开辟了川陕新苏区，兵力呼啦一下子发展到8万多人。全苏区人口拥有500多万，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最大的根据地了。在这期间，他们先后进行了反三路围攻，三次外线进攻和反六路围攻，歼灭敌人13万人。其中特别是反六路围攻，面对四川军阀的20余万兵力，经过l0个月的艰苦奋战，歼灭了敌军8万人，终于把敌人的围攻粉碎了!

陈昌浩目光四射，神采奕奕，流露出一种战胜之军的不可抑制的自豪感。张闻天也连连点头称赞道：

确实成绩很大!四方面军的同志确实打出威风来了!

陈昌浩得到总书记张闻天的称赞，满面是笑，稍停了停又接着说：这些成绩的得来，是同国焘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公正地说，国焘同志确实很有能力，很有魄力，是足以肩负大任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断听到一点闲言碎语，说什么张国焘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

他到底把问题提出来了!张闻天从眼镜后面望着陈昌浩，心里暗暗地想！然而，他作为总书记又不能不坚持党的原则，就笑着说，这样说，自然不好，可是国焘同志也是有缺点的。大家都清楚，在严重的历史关头，他往往是掌握得不大稳的。

什么地方不稳?陈昌浩觉得很不顺耳。

张闻天觉得今天显然不宜辩论这种问题。可是为了使当年的这位小弟弟清醒一点，略略说几句也有必要，就以和缓的语调说：我说的不大稳，指是在根本路线上，有时日左日了，有时又偏右了。他举出大革命时期，张国焘开始反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后来统一战线实现了，他又跑到陈独秀右的一边去了。

陈昌浩年少气盛，立即打断张闻天的话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我觉得，首先应当看到一个人的成绩，应该看到主流。国焘同志是拥护共产国际的，是忠实执行四中全会路线的。从实践结果看也是这样，他领导的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这一点比别人并不差嘛!我可以大胆地说，即使让他担任军委主席，也并不过分!

张闻天沉默了。脸上的微笑尚未退去，又出现了几丝冷酸的表情。他扶了扶滑下来的眼镜暗暗想道：今天的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如果说得过分反而影响大局，还不如谈点实际问题。

这些问题还是留待以后再讨论吧!张闻天带着几分勉强地笑着，国焘同志现在已经在指挥全军岗位上了。我看英雄已经有了用武之地，还是研究一下早点打松潘吧!下面指挥员早就急了......

我心里何尝不急!陈昌浩的语气有些硬，我和徐总指挥都向国焘提过。国焘说：打松潘没有问题，只要组织问题解决了，就立刻打!

组织问题不是已解决了吗?国焘同志不是已提任了红军总政委吗?张闻天的语气也硬起来了。

张闻天说着，不禁回忆起了这段事情的经过：

那是l935年7月18日，陈昌浩致电红军总司令部，公然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当时，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博古等正围在中芦花住房里的火塘旁议事。大家看了电报都很激愤，你一言我一言，气氛显得十分凝重。张闻天虽然也很不平静，但还是认真地倾听着大家的发言，苦苦地思考着，突然，传来了毛泽东的话声：张国焘是实力派，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就打不成松潘......

是呀，现在的关键是一定要北上，否则......他想着想着，就站起来面向毛泽东用商量的口吻说，

为了不延误战机，摆脱目前的困境，我看还是让国焘同志负中央总责吧，争取他能早日北上夺取松潘......

不等毛泽东表态，张闻天接着又说：

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如果在人事上对国焘同志不作出适当安排，对于团结红四方面军将产生不利影响。

不行!他要抓军权，你让他在中央负总责，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位置，可就麻烦了。总书记是全党的事，如果他利用这名义搞起意料不到的事，那影响可就大了。毛泽东沉吟了一下，异常果断地说：让他当总政委吧。

泽东同志说的有道理。王稼祥从沉重的思虑中抬起头来说。

其他人也纷纷点点头。张闻天权衡利弊，觉得张国焘确有野心，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也就表示同意了。事后，同担任总政委的周恩来商量，周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同意。

可以说，中央对张国焘已采取了特殊的、十分忍耐的方针。可是今天，在毛儿盖，陈昌浩又替张国焘作说客，提出了什么组织问题。现在中央既已作出决定，就得执行中央的决定，不能再忍耐、让步了。他望了望这位同窗，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这时双方的意思都已表达，双方最重要的话--争取对方站到自己一边--都没有讲出日来。即使讲出口来也不会发生作用。于是，双方都放弃了努力，重新又谈起在莫斯科学习时的生活，那个一开始就谈了颇长时间的话题。

午饭是棒子面饼子和几样简单的蔬菜，这在当时情况下已经是最高的规格。吃饭时各人想各人的心事，交谈的都是无关紧要的话，不过避免冷场罢了。最后分手时，陈昌浩捧了一块当地出产的粗呢衣料，笑着说：洛甫同志，你把这个送给刘英吧，再往北去还是用得着的。张闻天也不推辞，让警卫员接过去了。

张闻天在归途上心中不免十分懊丧。他一路想着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一路走回到了索花寨子。毛泽东正在村前踱步，手里拿着树叶子卷起的烟。

怎么样，洛甫，谈得如何?毛泽东停止脚步，带着期待的神情。

不佳!张闻天摇摇头，叹了口气，有些人就是这样，只晓得追随个人，心目中没有党，没有真理。

毛泽东的心凉了半截，急问：打松潘的事，他可同意?陈昌浩说，打松潘他是同意的，但是，要等中央调整了组织再说。

毛泽东一听急了，他把烟蒂一甩，露出了怒容：张国焘不是总政委了吗?他还要调整什么组织?他们的意思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都要调整。

说他不是为了个人地位，是要整个组织与现实的情况相适应。毛泽东激怒了。他习惯地卡着腰怒气冲冲地说：

这是讹诈!是利用党的困难进行讹诈!这自然是讹诈，是政治讹诈。

张国焘不打，让一、三军团打!北进是谁也挡不住的!毛泽东的性格，正像棉里藏针。他平时谦恭温和，具有较强大的克制力；但是也有克制不住的时候，那时就如火山爆发，要大燃烧一场。今天他的双眼闪着火星，样子也很怕人。张闻天从旁劝慰道：泽东，我看还是从容商议吧。回头同恩来讨论一下再说......

张闻天从党和红军的根本利益出发，表示愿意让出自己的职位，以求得矛盾的解决，但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对张国焘则半步也不让。8月上旬，在沙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有力地然而又是策略地抵制和批评了张国焘西进、南下的错误战略方针，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破坏两个方面军团结的行为，以及避战退却逃跑的左倾机会主义动摇，协同毛泽东创造了在特殊情况确处理党内矛盾的一个范例。

张闻天曾两次主动表示要让出他在中央的最高职位，除这一次外，后来他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也曾首先向毛泽东提出，推荐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前一次是为了照顾全局，后一次则是主动让贤。这两次让位虽然都因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而作罢，但他在处理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的重大问题时表现出来的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淡于个人名位、能上能下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给全党同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开明君主

张闻天历来严于律己，谦虚谨慎、待人平等、处事民主是他的一贯作风。尽管他曾是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但他始终保持学者惟真理是从、不盛气凌人的谦谦君子风度。凡是接近他的同志，都为他平易近人、接近群众的作风所感动。他这种虚怀若谷的品质，是同他具有高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分不开的。

在中央苏区时，张闻天是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又是党中央常委，由于他谦和、善于与群众打成一片，使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感到毫无拘束。毛泽东当时虽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但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歧视，而张闻天对他却十分尊重。张闻天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要请毛泽东来参加和指导，特别是关于对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领导。张闻天非常重视毛泽东的意见，经常叫下面的同志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由于工作关系，两人曾就许多重要问题进行过多次细谈。张闻天每次都很认真地听取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诚恳地接受意见。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当时他经常主持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一讨论就是半天，不适应于紧急的军事行动，容易贻误战机。在抢渡乌江之前，张闻天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组成新三人团，专司指挥军事。当时，党中央的许多会议是他具体主持的，许多文件是他参与起草的。他虽在党内负总责，但他认为毛泽东是我们党的真正领袖，因而从思想上、行动上真诚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工作中，他总是非常尊重毛泽东，重要事情都事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在当时，由于他处处维护和支持毛泽东，曾受到一些人的讥笑。但他总是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毛泽东曾同王震谈到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张闻天知道此事后，高兴地说：这是对我的最好评价。

张闻天作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从不摆架子，他总是认真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仔细阅读下边同志的报告。他每次主持中央会议时，都能够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他让与会者充分发言，自由讨论，从而将问题讨论深入、透彻，以便真正达到思想认识上的一致。l935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议开始，毛泽东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接着博古发言，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分析，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由于两种意见完全对立，一时相持不下。张闻天没有立即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总结下结论，而是使会议继续自由讨论。第二天，毛泽东又作了发言，反驳博古的意见。会议最后，张闻天作了总结，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很称赞张闻天的这种民主作风，说他主持会议能让人知无不言，这样才能明辨是非，还曾经开玩笑地说：洛甫真是位开明君主。

张闻天在佳木斯、合江工作期间，对于下乡工作团在土改中提出的具体问题，他都认真加以研究，并给予正确指导。例如，l946日年7月他给在合江桦川下乡工作团工作的陈勉同志的信中写道来信收到，关于分地的方法，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过去在宁安采取以人日为标准。在无地与地少的农民中实行平均分配的方法，对特别贫苦者略略照顾，使之得到较好较近的土地，但不特别强调。这里分地的办法，则很强调农民中的各阶层的区别，正式规定最穷的人分最好的地，富人分坏地，即人分几等，地分几等，然后一等人分一等地的原则。对于这个办法的优缺点，我想加以研究。接着他以探讨问题的平等口吻写道：这个方法是否影响大多数农民内部(主要为佃中农及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团结，是否会使佃富农(自己有地韵中农、富农当然没有资格分地，有资格分地的为无地或地少的佃富农、佃中农)积极反对我们?我们今天在农村中的政策，还是在团结大多数农民(其中包括中农、富裕中农)同汉奸、特务、豪绅、恶霸、买办奸商做坚决的斗争。当然，雇农与贫农在合江各地农村中大体说来是占多数。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们就取得了多数，但要争取大多数，我们还必须紧紧抓住中农。特别强调农民中各阶层区别的分配土地的方法，是否有缩小农民阵线的缺点，请你们在实际工作中加以研究，并告诉我们为盼。后来，在合江土改中，并没有按人分几等，地分几等，然后一等人分一等地的原则进行分地。

在合江工作期间，军区领导机关内部还发生了一个案件。一个锄奸部副部长的妻子被新来的通讯员打死了。副部长从个人感情出发夸大歪曲了事实真相，从而蒙蔽了省内几个有关的负责干部。这几个负责人有的调查研究不够，有的出于义愤，逼着这个战士说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陷害，通讯员被逼得无奈，乱供一气，牵连了一些部、处长和一般干部和战士。这些人竟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卓雄听到此事觉得很突然，心想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多多年受过严峻革命考验、表现都是很好的同志，怎么会一下子变成反革命了呢?经进一步调查和研究案件发生的过程和观察现场，原来通讯员是个新兵，执行任务回来不慎走火，子弹透过那简陋房屋的墙壁误伤了人命。他把调查结果向张闻天如实地作了反映。张闻天仔细地分析了前后情况，认为卓雄反映的情况属实，随即将这一冤案推翻了。这个案子原先也是由张闻天批过的，正像卓雄所说：他这样高的领导人能够虚心听取下级意见，实事求是，不顾个人面子，而且在下面的意见几乎是一面倒的情况下仍能维护真理，纠正错误。这件事增强了领导机关内部的团结，稳定了后方，实在是难能可贵。

还有一件事很能表现出张闻天的平等待人和民主作风。有一次，张闻天参加机关支部会，讨论一个同志入党问题。他没有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就忙着插断了人家的话，引起发言人的不满。对此，他当场就专门作了检讨，说：这从思想上看，还是以领导者自居。事后他又多次以此为例，作了自我批评。他这种平等待人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使大家深受感动和教育。

1951年4月，张闻天出使苏联。到任伊始，他就深入群众，做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使馆的工作作了全面了解。在这个基础上，他拿出他的果断精神，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大胆地改进使馆工作。他采取的第一步是进行思想整顿。他主持民主会议，亲自记录，让大家畅所欲言，把心中的意见全盘托出。然后针对大家反映的情况和问题，对过去的经验实事求是地总结，做出公正的结论，使大家心悦诚服，很快取得思想一致，实现了全馆的团结。第二步，是建立干部政治学习制度，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加强干部之间的团结。他亲自制定学习计划和学习内容，亲自参加学习讨论会，倾听干部的发言，了解干部的思想情况，并且结合干部的思想实际作启发性的发言。他还亲自制定调研工作计划，征求大家的意见，在大家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实施。即使在写工作报告时，也是先与使馆工作人员交换看法，然后再动手写。例如有一次他向外交部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指出各使馆的成绩，提出了应改进的各项建议。他特别指出，要正确认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防止和克服大国主义，端正业务指导思想，积极开展对外工作；改变看守门面的被动应付局面。在内部工作中，则强调加强调查研究，要求各馆都设立研究室或研究组，并调动全体干部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写完这个报告后他又征求曾涌泉的意见。这个报告深受外交部赞扬。

庐山会议前后。张闻天更加深切地感到党内生活过分紧张，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右倾，甚至当成白旗拔掉。对此，他对党内民主问题从理论的高度作了阐述。他认为：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产生于认识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两种不同世界观产生的。可能是由于同一世界观、但也有差别而产生的。即使两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从而发生争论。又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许多问题的争论，并非属于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把一切争论都归为这种斗争，就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利于党内民主，人民内部的民主。如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否能长期共存?有的人可能认为要长些，有些人则认为要短些，在这里尽可展开争论，各抒己见，做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不能说，说长些的，就是右倾，而说短些的，就正确得了不得。再比如高速度与按比例。有的可能主张速度快些，有的主张慢些。这里，也尽可以争论。不能说，主张慢些的，就是少慢差费，快些的，就是多快好省。......这类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大量存在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多方面提出意见，交换意见，提供材料、证据，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决定。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郑重提出民主问题，强调党内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而张闻天本人就是在上下级关系中善于平等待人、听取不同意见、以理服人的表率，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江青的愤怒

江青对张闻天恨之入骨，在文革期间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江青刻骨记恨张闻天，事出有因。

1937年，江青抵延安后，经常听毛泽东讲课。江青总是借机接近毛泽东，问这问那，百般献媚，暗送秋波。不久，江青要与毛泽东结婚了，这在延安高级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知道江青历史的许多中央委员纷纷写信给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表示强烈反对，要求党中央责成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刘晓进行调查。，并向中央报告。

刘晓的调查报告送到了延安，如实反映了江青在上海的那段丑史。

和江青同时代的人都知道，江青30年代原是上海的一个影星，艺名蓝苹。l934年主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一举成名。接着，因与唐纳的爱情纠葛和婚姻变故而名噪一时。江青于l933年2月在青岛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去了党的关系。l933年秋，她从山东到上海，开始与托派有接触，后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10月，她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l934年12月，她在狱中写了声明说我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也决不参加共产党，还填写了自首登记表，才被保释出狱，出狱后，她继续混迹在上海十里洋场，并于1936年9月参加蒋介石五十寿辰的庆寿活动，在金城戏院演出话剧《求婚》。她的那些风流事主要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

江青迁怒于张闻天，就因为他代表党中央责成上海地下党刘晓查明了她在上海的丑史，使反对她与毛泽东结婚的人有了充分的把柄。

不仅如此，张闻天还出于对毛泽东的礼貌和尊重，没有把中央委员反对毛、江结婚的信原封不动地送交给毛泽东，而是归纳了几条，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中大意无非是劝阻。这就得罪了江青，愤怒之火就烧到了张闻天一个人身上。她说：那些王八羔子，不同意我和毛泽东结婚的人，统统会倒霉的。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中央做出三条决定。大意是：结婚后江青只管好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活动。

毛、江结婚时，分批邀请客人，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都去了，只有张闻天和其夫人刘英未接到邀请。为此，刘英很不高兴，几天闷闷不乐。张闻天却安慰她说：去不去有什么关系，主席不是一直对你很关心么!然而，难以预料的是，张闻天的这种秉公办事的作风，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却给他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顺便说一句，文化大革命前江青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三条决定。但江青这个人喜欢出风头，热衷于当明星，她当然不会安于现状。江青怀着成为政治舞台上明星的欲望，借助于文化大革命，开始投身于公开的政治活动中。1966年11月28日，中央军委宣布江青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给予了她直接插手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从此，江青开始了她一生中最不平凡、最惊心动魄的生涯。可以说，她是一个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政治明星，是一颗政治灾星。

古人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l986年11月21 日下午3时整，江青因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走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1968年2月16日，年近70的张闻天照例拖着病躯，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换两次公共汽车，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去接受批斗。

不料，张闻天刚出门，就被杀气腾腾迎面赶来的天津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劫持回到寓处。

张闻天，1936年春日六十一人出狱日是怎么回事?这个不难回答、但又不便公布于众的问题，突然提到张闻天面前。

原来，所谓61人出狱案的情况是这样的：l931年至l936年间，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关押了几十名中共高级干部。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均在此列。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扩大，形势变化很快，我党急需干部。l936年，刘少奇和北方局为营救他们出狱，向中共中央打了报告，经中央讨论，决定同意这一建议。

根据中央的决定，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立刻向徐冰(当时叫邢西萍)布置任务说：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关着我党一批同志，中央决定营救他们出狱。你手下有个叫孔祥祯的，他同狱中的同志熟悉，让他与狱里同志联系。

1936年6月，柯庆施代表北方局对北京市委书记李葆华说：何梅协定，北平很可能被日本占领，要想办法把监狱中的同志救出来，否则他们会被日本人杀害。，日他让李葆华转告徐冰，抓紧办这件事。

这时，徐冰的公开身份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孔祥祯的公开身份是伪满洲国一个大汉奸家的家庭教师。孔祥祯通过魏文伯(因病保释出狱)，找到魏的侄子魏茂林--他常给狱里送书报。魏茂林答应帮忙。

于是，由徐冰口述北方局指示，孔祥祯记录，以孔祥祯的名义给狱中党支部写了一封信。狱中支部书记薄一波接到信后，疑是敌人设的圈套，决定拒不执行。

过了一段时间，北方局看狱中没有动静，又写了第二封信。信的内容是：

上次去信后，不见你们的动静，现在再作如下指示：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平津危在旦夕。在此情况下，华北人民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一全国人民已将抗日救国的希望转而寄托在我党身上......你们必须争取早日出狱，担负党分配的实际工作。第二，你们在狱中所进行的各种斗争都是正确的，是有成绩的，也是党所需要的。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你们不应该只限于在监狱的狭小范围内进行斗争，而应该出来在抗日运动的大天地中做工作......第三，你们中的许多同志进行反对敌人反省政策日日的斗争已有五年多了......你们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和对党的忠诚......中央是完全信任的......但是今天尚无法迫使敌人无条件地释放你们，只有采取应付敌人的策略手段，履行出狱手续，才能出狱为党工作。这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措施，不是常例。中央认为，你们不但可以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如果你们见信后仍拒不执行，就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第四，对这次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中央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负责。

这时，狱中支部已经改选，支部书记是赵博，支委是杨献珍、张友清。他们对第二封信进行了认真研究。为证实这封信的真实性，他们又通过另外途径，得到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中除重申上述内容，又强调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狱中支部正式向全体党员作了传达，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同意执行中央指示。

这一切，康生不仅一清二楚，而且还在1943年亲自参加过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

1944年的一天，康生向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曾经说过：同志们!薄一波等同志从北平草岚子监狱被营救出来了。这些同志在长达5年的监狱里，敌人用过硬的一手，这就是各种刑法，也用高官厚禄诱骗过，他们都没有动摇，做到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事。后来，被中央营救出来，这些同志在各个战场上，也表现得很好。

然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为了置刘少奇于死地，又鉴于营救61人时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任北方局书记，康生竟然不顾事实，颠倒黑白，不择手段地进行阴谋活动，企图把61人打成叛徒集团，把刘少奇咬成这个叛徒集团的黑后台。

1966年8月l8日，北京的气温上升到摄氏34度，文化大革命的热浪也一浪高过一浪。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也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上百万的红卫兵。忽然，他看见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代表也在城楼上，就走进身后的休息室，掏出自来水笔，给他们写了一张条子：你们要尽快地查查各单位、各部门的叛徒。

南开大学红卫兵的头头们十分兴奋。他们为能直接接受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指示而倍感荣幸。他们像对待圣旨一样，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贯彻康生的指示。他们争分夺秒，日夜奋战，很快组织起一个七八十人的抓叛徒战斗队。他们空口无凭，又怕各单位不买他们的账，于是马上把康生的指示大量印制，发给每个战斗队的成员。

这伙抓叛徒战斗队队员，狐假虎威，手持康生的指示作为特种证件，横冲直撞地到各单位去查阅、抄录档案，把过去国家规定的保密制度，统统置于脑后。康生还向抓叛徒战斗队作了明确布置，清查的重点是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不久，红卫兵果然把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呈送到了康生手里。康生喜出望外，自己筹划的一切，让红卫兵小将们给一件件地办到了。这天下午，他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里接见了冲锋陷阵的小将们。你们立了大功，康生像一位受人尊重的长者，拍着小将们的肩膀，笑眯眯地说，这是一个大叛徒集团，是埋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把他们揪出来，这才是开头，还要继续努力。红卫兵们有点不明白地望着康生神秘莫测的脸：还有谁没有揪出来呢?

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顺藤摸瓜、紧追不放。这天，他们便杀气腾腾地赶到当年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寓所，向他追问六十一人出狱的事。

那已经是30多前的事，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人都是记得很清楚的，而且在中共七大代表资格审查时，薄一波等都是被审查过的，对他们的出狱认为没有问题，都让他们参加了大会当代表。

可是，在这个当口重提这桩历史陈案，该怎样回答呢?张闻天很是踌躇。当时，以批《清官秘史》为由头，引发了全国上下大抓叛徒的运动，斗争矛头直指刘少奇。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文章，批判、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这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指的就是指刘少奇。如果对六十一人出狱推卸责任，那么刘少奇大叛徒的罪名就更重了。何况，事实并非如此，张闻天怎么肯为一己的安危而使刘少奇蒙冤受害呢?再说，六十一人出狱，本来就是那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策略，无可厚非；六十一位同志本身都是在狱中坚持长期斗争的好同志，当然不应为此而蒙冤受屈。但此刻如果明说此事是经党中央研究批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也担待不起。张闻天对六十一人出狱事，仔细追忆了三天三夜，多次对老伴刘英说：六十一人出狱的确是中央批准的。但如何回答追问，张闻天考虑再三，为慎重起见，曾把他回忆的情况先写信给知道此案经过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并请他转呈毛主席。信上，张闻天用了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说此事回忆的结果是经中央批准的，这样回答是否可以，请他查查文件。张闻天连去了两封信，却不见回音，以为当时中央不便表态。可是，红卫兵小将催得急，于是他采取避免涉及中央的说法，独自承担责任。他答复：61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人，并非刘少奇同志擅自作主。并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请中央特别讨论。

小将们欣喜若狂，又揪出了一个大叛徒--张闻天!他们在中南海贴出了大字报。

张闻天倒有一种轻松之感，这个门坎总算是迈过去了，虽然又多了一顶帽子。

可是，阴谋家的卑劣远远超出了秉公者的意想之外。

其实，康生之所以要揪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最终目的是要把刘少奇连上。这是他不可告人的阴谋。

1966年9月16日，康生在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上说：薄一波等61人有坚决反共叛变行为，而刘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

报告是写了，也作为中央的决定发了下去，但要完全实现他的心愿，并非易事，因为众所厨知这是由中共中央批准的，不是由刘少奇一个人决定的。于是，康生立刻指使人围攻当时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张闻天。

你当时是总书记，专案人员奉康生之命，连夜审讯张闻天，并诱供说，你应该知道这一案件的始末，是不是刘少奇一手背着中央策划的。

不是，张闻天肯定地回答。他心中非常明白，如果顺水推舟说假话，自己就立了功，很可能因此得到解放。但他想，难道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个人的安危，就可以违背党性，出卖别人吗?因此，他据实对专案人员说：如果实事求是的话，这件事是刘少奇提出的，但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我是同意的，毛主席也是参加了这一决定的讨论的。叭，专案人员听到这里用力一拍桌子，威胁说：闭上你的嘴，不准你讲毛主席知道此事，老实告诉你吧，你讲了毛主席，对你没有好处。

主持正义的张闻天，并没有在这种威胁利诱面前低头，仍然坚持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老奸巨猾的康生对张闻天的表现十分恼火。敬酒不吃吃罚酒，等着瞧吧，他暗暗地发着狠心。

康生是想借刀杀人。如今，张闻天对于南开大学红卫兵的答复，为他们打倒刘少奇和一大批老革命家设置了障碍，这怎么了得?

1968年四五月间的一天，康生再次指使人提审张闻天。他们斥责张闻天在六十一人出狱案问题上企图把水搅混。他们说：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他们暗示张闻天重写材料，把责任推给刘少奇。张闻天当场拒绝了他们，并说：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这天，南开大学红卫兵又受康生指使，追逼张闻天里通外国的事。所谓里通外国，是指张闻天与郭肇棠的一次会见。1957年郭曾应周恩来的邀请，带着全家访问过中国，并在当时交通部部长滕代远的盛情邀请下，与张闻天、李富春、陆定一等中国领导人一起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滕代远在莫斯科时叫李广，郭肇棠和他同是1935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的代表。l958年郭曾由苏联科学院派遣访问过中国。1986年，他又应我国对外友协邀请来华作过访问，受到了中国领导人胡耀邦、杨尚昆以及刘英等的接见。

1958年郭访华时，张闻天受周恩来委托，曾在家中接见过郭，以示友好之意。当时郭不过是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由于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与周恩来、杨尚昆、张闻天、王稼祥等都很熟悉，因此在苏联的处境并不好。康生知道，只有给张闻天加上一个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的罪名，才能置张闻天于死地，永世不得翻身。于是唆使红卫兵对张闻天进行逼供。l958年张、郭的那次会见，周恩来是完全清楚的，现在要硬逼他承认里通外国，张理所当然要正言陈述，矢口否认。

当天，张闻天回家后，向老伴刘英转述了上述情况，觉得压力很大。他轻声地对老伴说：我可能会被逮捕。

果然不出张闻天所料，隔不了几天，：5月16日，北京景山后街甲一号张闻天寓处开来了一个排的武装，宣布对张闻天夫妇实行监护，就地隔离审查。他们把张闻天夫妇分别关在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屋子里。门窗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门上挖了一个小方洞，警卫人员日夜窥望监视。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张长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张闻天的办公室贴满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对敌斗争的标语，、有几个军人对他们轮流审讯，反复逼供。张闻天夫妇住的小屋子只俩一堵墙，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被错开，不让他们碰面。

张闻天夫妇就这样被分隔拘禁、受审，长达523天之久。

为人师表

张闻天长期倾注心力于干部教育事业，真可谓殚精竭虑，确实是党的教育家。他对青年和广大干部谆谆教导，循循善诱，纯然师长之风。他曾作过的《论青年的修养》和《论待人接物问题》两篇演讲，内容非常深刻，把革命的坚定性同一个革命青年应具有的道德、品格、作风、生活等各方面的修养讲得非常深入细致。讲话充满了长者真挚由衷的启迪，是发自肺腑的热切期望。他教育青年要有坚定高尚的理想，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要学习实现理想的办法，要同群众在一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待人接物方面，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要有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对人要有很好的态度，要适当地对付坏人等。这两篇演讲不仅对革命青年，而且对所有党员和领导干部，都是极为有益的教诲。他不仅这样教育别人，而且自己首先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张闻天富有远大的理想和包容一切的宽大胸怀。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在我党建立初期，积极地参加过反对陈独秀、托洛茨基主义、李立三路线的斗争；在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上，他毅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勇敢地站到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一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却丝毫没有动摇过他那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持马列主义的决心。

张闻天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学而不厌，他不管工作多忙，时间多紧，每天都要坚持读书学习；有时为了解决一个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常常要翻阅大量经典著作和资料。他说：犯教条主义错误，并不是因为书读得多，而是因为学习态度和方法不对头，未能把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不懂理论怎么行呢!他在向书本学习的同时，更重视向实践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他说：领导者个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人民群众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智慧才是无穷的。我要老老实实地拜他们为师，向他们学习。他每到一地，就同当地的干部和群众作调查。他每做一项工作，就千方百计地学习有关知识，很快成了内行。他是江苏人，在东北工作，群众不易听懂他的话，他就努力学习方言土语，尽量使自己的话讲得通俗易懂。他还经常说：我们不能老当日万金油日式的干部，要钻进去，逐渐成为内行。这种刻苦勤奋、一丝不苟的学习精神，纵然是在逆境中，他也一直保持着，直到病危不能握笔的时候依然如故。

张闻天对人热情恳挚，委婉细腻。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称赞他的美德修养。他学识渊博，能力很强，却厚道谦和，虚心诚恳。他身居高位，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丝毫没有架子。正如曾涌泉所说，他说起话来，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当他听说曾涌泉从新疆来，就向他打听新疆各方面的情况，并做了笔记。他这种亲自做笔记的习惯，一直保持着。他在驻苏使馆、外交部主持各种会议，听别人发言，总是亲自做笔记。即使在庐山会议以后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时，他也一如既往。在批判他的会议上，他也保持冷静的态度，听着那些不实之词及难听的发言，还不时地在他那永不离身的笔记本上做记录。

张闻天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在个人的生活上极其俭朴，持身严谨，对国家财产的一分一厘都很珍惜。他对搞特殊化，对损公肥私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到驻苏使馆时，带的行李很简单，一些日常日用品也都是必需的。正好使馆仓库里还保存有国民党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衣物和用品，负责行政工作韵同志就请他从中挑选自己需要的东西，他却拒绝了。他了解了一下仓库存物的情况，发现这些东西不迅速处理就可能腐烂变质，便同大家商量，决定经过评议和批准，削价卖给使馆同志，而他自己却一件也不要。他在列宁格勒参观，兼有看望留学生和筹办领事馆任务，本来是可以由公家报销一切费用的，但他全部自费。大使本配有专用车，可他非公外出，大都步行。为了节约汽油费和司机加班费，使馆的同志外出参加宴会或晚会，有时就挤坐在他的车上。这在有的人看来，大概是很有损于大使尊严的。那时，驻苏使馆的馆址还是原来国民党时期的，颇小，也颇旧。一部分主要馆员，也都或是住在原先堆放什物的四面无窗的阁楼里，或是住在地下室。张闻天夫妇住得也不宽敞：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他们就分别在书房和卧室办公。他还一反旧例，建议向国家交付房费。而他们所交的房费，按住房和工资的比例来说，都比别的同志多得多。生活中的有些小事，本身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有时又往往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有如黑夜中迸射的火花，骤然一闪，照彻了人的内心世界。一个早晨，雾蒙蒙的，张闻天在院子里散步，旁边的车库，大门紧闭，但库内却亮着灯光，他望了望，大概由于他两眼高度近视，又加有雾，没看清仍旧来回地散步。可过了一会儿，他蓦然转过身，径直向车库走去，仔细看了看，伸手把电灯灭了。当时恰好在场的罗焚说：这时我也在旁，目睹这一情景，既很感动，又很惭愧，因为我是分明看见亮着的灯光的。

1975年9月，张闻天住的无锡汤巷的房间里没有暖气设备。入冬后，为了防止发生感冒而加重他的心脏病，工作人员给他装了一只木屑炉取暖。可是灰尘多，还经常弄得房里烟雾腾腾，但他并不在意。木屑炉的燃料照理是由招待所供应的，可他坚持自己付钱。搬到新生路招待所后，医务人员为他装了一只取暖电炉，并到医院领了一副闸刀开关。他知道后，就打听价格，要付钱。医务人员说：不要紧，用过后还给医院就是了。他不肯，第二天，叫炊事员到电料商店按原样买了一只，送还医院。电炉用的电费他自己付钱。中医处方上开了点人参，他也如数交款。

张闻天在病情稳定时，经常到街上走走。外出时他不让派小车接送，还风趣地对工作人员说：生命在于运动，不运动就没有生命了。每次外出散步，从菜场商店到街头巷尾，他都十分仔细地体察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情绪。有次散步回去后，工作人员无意中向他谈了有些干部开后门，群众反映很强烈，以及排长队买菜等情况。他听后，心情非常沉重地说：过去，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是很高的，可这几年......他叹息着，没有继续说下去，随后把炊事员老黄叫来，对他说：今后不要到招待所拿菜了，你每天到菜场去排队吧，有什么吃什么。张闻天始终不忘党的光荣传统，时刻想着人民群众，甘愿和普通百姓同甘苦的模范行动，不是对那些有了地位，便有了特权思想的人的无情鞭挞吗?

贤妻益友

1935年4月间，红军长征途中，时任地方工作部部长的刘英，忽然接到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写来的一张便条，要她立即到中央队报到，接替邓小平的工作。

刘英感到很突然一骨碌骑上马奔驰到总政治部，开门见山地对李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

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李富春笑着调侃，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嘛!

刘英年轻活泼，性格直爽，那口湖南话说得铿锵有致，平时有什么讲什么，分配的工作再难也不推辞，有点小辣椒的泼辣劲，所以李富春笑她谦虚；后一句话，刘英知道是暗指张闻天。因为李富春和蔡畅两口子也觉得她与张闻天合适。

张闻天时年35岁，刚任党中央书记。红军二占遵义城后第二天，吃过早饭后，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邀了刘英等一帮子青年干部去遵义城逛街。邓小平是乐天派，谁都愿意和他在一起，只要和他一起，就来劲。聊起天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红军刚打了胜仗，大家情绪高。遵义城街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好一派喜庆景象。此时，张闻天带了警卫员也来到遵义街上看看，迎面见到邓小平、刘英等一帮青年干部又说又笑地在街上走着，他低头招呼，喊道：刘英，过来。刘英听到喊声就过街走到他眼前。

到我那儿去聊聊，好吗?张闻天指指中央队住地说道。好啊。刘英说着，跟着张闻天到了中央队住地。

二占遵义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同住在遵义城一个大户人家的平房院子里，相当宽敞。刘英到了住处，不见毛泽东，忙问：主席呢?

他到前方去了。张闻天说着，招呼刘英到屋里坐，并吩咐警卫员彭健去煮一点醪糟给刘英吃。

早春季节，天气相当阴冷。屋子里生了一盆炭火。张闻天和刘英在炭火旁边的椅子里坐下后，交谈了起来。他们谈话一向比较随便，可这次谈着谈着就冷场了。刘英预感到张闻天有什么要紧的话要对自己说。此刻，他们吃着甜中带点酸昧的醪糟，沉默着。

我们互相都了解，我希望我们之间不仅是一般的同志关系......张闻天打破沉默，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刘英小巧机灵，一听就明白了。可她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她对张阐天早有一种敬爱的感情。1929年，刘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张闻天已进入了红色教授学院。那时，张闻天常来中大讲课，同学们背地里都称他同沈泽民、王稼祥、郭肇棠是4大教授。但刘英从没有往恋爱两个字上想过。从敬爱到恋爱，毕竟有一段距离。何况，长征开始，每天累得要死，有时连绑腿都不松，倒下去就睡，哪里有工夫想到恋爱两个字呢?我早有打算，5年不结婚!直爽的刘英生硬地回答。

刘英这么一说，张闻天只好把这个话题搁到一边，接着谈起了战争、工作，气氛又恢复了常态。张闻天要留刘英吃饭。刘英说：罗迈抓得可紧了，出来久了怕不好。这样，他就让警卫员送刘英回去了。

实际上，刘英的话虽然说得很绝，但她的内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一幕幕往事都涌上了脑际。

1933年6月到中央苏区不久，刘英就接到张闻天的一个电话：尤克娜(刘英留苏时的化名)，今天我们要打你的日土豪日!从外国来苏区时，组织发的路费，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叫打土豪。刘英知道这个规矩，就说：好啊!劭快吃晚饭时，刘英就高高兴兴地到他们那里去了。张闻天、博古、小开(即潘汉年)等同志，加上少共中央盼同志，约10来人都一道簇拥着刘英。她看邓颖超同志没有动，就去拉，邓颖超说：小杰(刘英原名叫郑杰)，我不去打你的日土豪日了。原来，那天雨后路湿，她没有雨鞋，刘英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给邓颖超留下买鞋。其余同志就一道又说又笑地走了10来里路，到县城馆子里吃了一顿，把剩下的将近20元钱花光了。

在中央苏区时，平时每天吃过晚饭，总要搞点体育活动。张闻天和陈云、播汉年爱打乒乓球。当时宣传部和组织部在同一个小楼房里办公。楼下客堂间里用方桌子拼了一个长方形的台子，就算是乒乓球台，中间用绳子一拉，便是球网了，球拍是木板的，上面打了圆眼子。刘英去看热闹，张闻天他们总要喊她：刘英，来一盘!

1934年5月，刘英被任命为于都扩红突击队队长。当时，她在扩红中碰到了一个肃反问题。日上级打来电话，要求3天内找出反革命。县里抓了一些人，说他们破坏扩红，是反革命。刘英同县苏维埃主席、扩红突击队副队长张振芳去看了审讯，觉得许多人是冤枉的。正在为难的时候，刘英却及时收到了时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阐天亲笔写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祝贺她扩红胜利，并提醒她肃反不能乱来，群众中对扩红不积极的，主要要进行思想发动，不是抓反革命。这样一来，刘英的为难解除了，很快把原来抓的一批人放了，进而大力进行思想发动，扩红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后来，项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夸奖她扩红搞得好，报纸也予以登载表扬。

同年10月初，刘英去于都第二次扩红不料，毛泽东在于都打摆子，高烧不退。赣南省委给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打电话求助，他立即派苏区名医傅连啤星夜赶往于都，把毛泽东的病迅速治好了。

这一桩桩事情，当时刘英并不在意。这时她回想起来，觉得张闻天确实可亲可爱，不能否认，敬爱的感情确实在向恋爱转化。她不断警告自己，要把爱情的种子深深埋藏起来，现在可不是谈恋爱、结婚的时候。当时婚后怀孕，对于女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孩子生下来，又没有法子带，对于做母亲的感情上无异是一种酷刑。她看得多了，贺子珍怀了孕，谁也没告诉，跟着队伍走，在长征路上生了，孩子只能撇在老乡家里。廖似光(凯丰爱人)在长征路上生了孩子，也只能撇下(这些孩子后来没有一个找到的)。刘群先(博古的爱人)说得更俏皮：行军中骠马比老公好!这句话，说得实在。她认准了：在征途上，要做工作，就不能结婚、生孩子；要生孩子。就别想工作。她决定不选择后者。

当时刘英怀着这种心情，揣着调令，到中央队报到。恰好只有毛泽东和王稼祥在。

毛泽东是刘英的老乡，早已闻名。可刘英真正认识他却是自己1933年6月到了中央苏区以后。一次刘英在张闻天那里碰到毛泽东，由张闻天介绍后，交谈起来，才知道刘英在长沙女师读书时的老师周以粟(当时在中央苏区任内务人民委员)跟毛泽东是同学。因此，毛泽东对她格外关心。

王稼祥在莫斯科时给刘英他们讲过《党的建设》课程。1933年有一段时间，他同毛泽东住在《红色中华》编辑部，靠近少共中央局(当时刘英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后改任组织部部长)，散步时常到刘英她们那边去。

此时，毛泽东问刘英：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李富春呗。刘英脱口而出。

是我提议你来的。毛泽东说，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毛泽东提议刘英到中央队当秘书长确是实情，是他关心刘英和张闻天，为他们在长征路上谈恋爱创造的一个条件。

刘英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毛泽东和王稼祥两个一迭声地说：你做得了。他们向刘英解释，前方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正这么谈着，张闻天回来了。你完全能做。他凑过来说，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时做个记录。

那就试试看吧。刘英开始当中央队秘书长了。开会时做记录是她的一项工作。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写文件做记录是用毛笔、土纸。长征路上一般都是用铅笔。钢笔那时是稀有的宝贝。张闻天有一支钢笔，开会要做记录了，他就把他那心爱的宝贝给刘英。会后，他总是与刘英一起将记录再审查一遍，把记得不确切的地方改一改，然后将记录本放在他的文件箱里。

刘英当了中央队秘书长后，与张闻天在一起工作，两人相互了解更多了。张闻天处处关心刘英。他没有给刘英另外配警卫员，就在自己的警卫员中分一个照顾刘英。行军时两人常常走到一起，骑着马并辔而行。

一次夜行军，警卫员彭健搞了一盏小马灯，在前面引路，张闻天和刘英并肩而行。刘英见景生情，说：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挺亮的。

这是刘英(意即流萤)嘛!张闻天立即接过去说。说得刘英怪不好意思。

毛泽东工作起来太不顾自己，尤其是他那头发长得叫人不能忍受。刘英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之一，又出于女同志那种对人的特别关怀，曾几次提过要他理理发，都回说没时间。有一次，刘英失望地问：那什么时候理呢?

我跟你坦白地说吧，毛泽东指指自己的头发，既像开玩笑又不像开玩笑地说，要不打一个漂亮仗，就是白发三千丈，我也不理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天气又特别好，明媚的阳光照得人们暖洋洋的。刘英让理发员烧了满满一壶热水，守在那里。然后，她到屋子里找毛泽东。

怎么样，你那头发可不能不理了吧!她笑嘻嘻地说。

毛泽东把电报推到一边，抓了抓他那实在长得不像样的头发，笑着说：刘英，你抓得倒很紧哪!

不，是你自己说的。你说不打胜仗你就不理发了，现在消灭了敌人好几个师，日这该履行诺言了吧!

好，好，听你指挥!毛泽东收起电报，随着刘英来到后院，坐在一张木椅上。从江西来的理发员，一边给他围上白罩衫，一边笑嘻嘻地说：日日主席，要是都像你这样，我们这当理发员的就失业了，我要求下连队了。

不会，不会。毛泽东笑着说，我一年理上六七次，别人理上20多次，一平均还是差不多的。

理发员哈哈大笑，就拿起推子理了起来。

毛泽东望着刘英，笑微微地说：刘英，你们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刘英知道他说的是她同张闻天的关系，脸一红，装做不明白的样子，说：你说的么子事呀!

我说的是你同洛甫的关系嘛!我同他没有关系。刘英一笑。没有关系?毛泽东笑着说，告诉你，我们已经成立了

一个检查促进委员会，我是委员会的主任。我要不检查督促，就是失职了。

刘英咯咯笑了一阵，说：我早就说过，我是不结婚的。像贺子珍，路上生了孩子多受罪呀!

当然，不一定马上就结婚嘛!

刘英急欲转变话题，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条事先准备好的新毛放在洗脸盆里，说：主席，我真得向你提意见了，你洗脸，洗脚，洗澡，都是那么一块毛巾，叫人看着多难受呀!这次发你一条新的，你干脆把那一块专门洗脚、洗澡算了!我也早说过，这是一种偏见。毛泽东笑着说，其实，认真说来，手、脸一天到晚露外面，还是脚要干净得多。

不大一会儿，毛泽东的头发终于理完了。刘英和理发员都像打了一个胜仗似的露出了喜悦的微笑。

毛泽东爱说笑，张闻天和刘英成了他经常打趣的话题。红军转战湖南时，毛泽东和张闻天等红军统帅部的几位领导人为红军去向问题，一路开会讨论。张闻天的肠胃不太好，时时作痛，常常睡不好觉，实在太累了。一次行军张闻天骑在马上打瞌睡，突然失去了重心，从山坡上跌下来。幸好，马没有跌死，人没有受伤。毛泽东做了一首打油诗开玩笑，说张闻天四脚朝天滚下山。他把这首开玩笑说张闻天当时狼狈样子的打油诗，念给刘英听，引得刘英咯咯咯地直笑。

刘英默默地感受着张闻天的爱和毛泽东等人的关心。长征路程的缩短，到达陕北落脚点越来越近，她已经由敬重张闻天变为爱张闻天了。但她打定主意，一心工作，不能结婚，同张闻天保持适当距离。这可急坏了毛泽东。

这一天，红一方面军到达了接近陕北落脚点的哈达铺。毛泽东等人被迎接到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院子里放着不少凳子。大家就坐下来喝水、休息。毛泽东点着一支烟，正在谈笑间，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刘英，还有其他几位红军女干部进来了。毛泽东笑着问：你们这些女将怎么都来晚了?

我们让这里的妇女们拉到家里去了。贺子珍细声细气地笑着说，他们没有见过女兵，待我们可亲热了。

亲热是亲热，刘英接过话笑着说，就是有点不相信我们是女的，还摸我们一把。

你说什么?毛泽东没有听清楚。

你问问她，一个妇女看见她头发短，不像个女的，就朝她的胸脯摸了一把，才相信了。

这位红军女干部涨红着脸，毛泽东望着她笑着说：人家也要搞调查研究嘛!

人们轰地笑起来。毛泽东又瞅着刘英说：刘英。我的任务快完成了吧?

什么任务?刘英笑着问。

促进委员会主任哪，你就忘了!毛泽东抽了口烟，·洛甫一再向你发出信号，你硬是不理，非要长征结束。现在怎么样，长征快结束了吧?

刘英抿着嘴只是笑，最后说： 到时候，我自然会处理的。

是嘛，我就是要你这句话嘛!毛泽东笑着说，可是到时候，可别忘了请客哟!

不久，张闻天率领中央队来到瓦窑堡。这地方石窑洞、砖瓦窑洞比较多，瓦窑堡之名由此而来。到了瓦窑堡，张闻天征求刘英意见：这下有了家，可以了吧。

好吧，可以了。

于是，张闻天和刘英就结成了终身伴侣。他们分到一孔石窑洞，挺漂亮。他们结婚没有请客，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祝贺，只是志同道合，互相爱慕，环境许可，住在一起就是了。他们成了一个家，大家都很高兴。熟悉的同志，如邓颖超、博古等，都到窑洞里来坐一坐，说几句祝愿的话。这就是最好的祝贺。

当时，毛泽东在直罗镇。他率领中央红军同十五军团合作打了一个大胜仗，情绪很高。到了瓦窑堡，听说张闻天和刘英结婚了，他就来看望他们。一进窑洞，毛泽东就笑着叫嚷：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

张闻天碰到这种开玩笑的场合，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一时呆了。

拿什么请客呀?机灵的刘英马上接过话，为难地说，又没钱，又没东西!

那--不承认!毛主席笑着说，我倒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接着他就念了起来。意思是夸张闻天讲民主。

从那以后，革命有了家，张闻天和刘英也成了家，结成了终身伴侣。走南闯北，同战沙场；同甘共苦，共商良策；共度患难，同受迫害；坚贞不屈，同道革命；志同道合，形影不离；自始至终，共同生活了40年。

特别党费

张闻天病重时，要刘英坐到他的床前，对刘英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一再重复：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刘英默默点头，强忍住一眶泪水。他没有听到刘英回话，还一定要刘英拿纸过来，写下保证，签上名字。刘英眼泪夺眶而出：难到你还信不过我?他这才放下心来。

1977年5月，刘英向中央办公厅递交了张闻天的特别党费4万元。这笔钱，大部分是张闻天被监护时被扣发的工资，还有一部分是他在任驻苏联大使时用国内发给的工资积蓄下来的。

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张闻天一贯的生活作风。他衣着简朴，一件黑色云纱衬衣穿了多年，变成褐色，他还是舍不得丢掉。那件任驻苏联大使时买的黑色呢大衣，穿了20多年，已经十分陈旧，但到了冬天，他还是照样穿在身上。两条衬裤已经破旧，补后再穿。他冬天戴的一顶帽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帽檐儿已经有点折断下垂，黑色的呢绒由于经常磨损已有点灰白。他爱穿布鞋，不穿皮鞋，直到临终时，穿的还是亲属给他做的那双家乡布鞋。看他平时一身普通打扮，使人难以相信他是一位行政3级的高级干部。平时警卫员周福涛和他一道外出时，有些认识周的人还以为张闻天是他乡下来的亲戚呢!张闻天一家每餐吃的饭菜十分简单，青菜、豆腐、鸡蛋是他们的常年菜谱，每隔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买一次鱼吃，有时还到军区机关食堂买饭菜，吃机关工作人员同样的伙食标准。他十分爱惜粮食，从不随便浪费，常说：粮食是劳动人民的汗水。他有时外出参观中午赶不回来，就在外边吃饭，每次都要带上二个空饭盒，把吃剩的饭菜带回家。有一次，他与刘英到肇庆的星湖参观，并在那里请陪同的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吃饭。这顿饭吃剩下半条鱼和几只饺子，他舍不得丢掉，装进饭盒带了回家，留下顿饭热了再吃。

他的家具也十分简陋，迁居江苏无锡时，随带的家具寥寥无几，除了两个旧书箱，一张自制的茶几和书架外，再也找不出其他像样一点的大件家具了。

张闻天不仅自己克勤克俭，而且对下一代的要求也很严格。对子女严格一点好--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侄子昌麟听说苏联的照相机质量好，就写信给他要买一架照相机。张闻天马上回信批评道：不要玩这种东西。你的经济条件不允许，还是不去想它的好。现在我们国家经济正在恢复期间，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较低，干部的生活也不要脱离工农群众，否则，我们的干部同旧社会里的日官员日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干部是人民勤务员，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工作的，立足点和基本观点是不能忘掉的，切望牢记。而在第二军医大学读书的外甥马文彬需要一本俄文版的《外科学》时，他马上从苏联寄给了他，并要他刻苦钻研医学技术。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也是张闻天生前一贯奉行的原则。张闻天的独生子虹生在回忆父爱和家教时写道：从我记事起，无论他是省委书记还是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他从未利用过手中的权力为我这个独生子谋过一次私利。l957年党中央第一次发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他就鼓励我带头到河北茶淀农场劳动，一去就是两年，直到l959年农场撤消改为农技校，我才获准报考了大学。报考前，我请求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父亲给外交学院打一下招呼，以便在录取时有所照顾。父亲不但不肯，反而对我说：你有本事就去考，没本事别去上。为避免我再次纠缠，在我临考前他和妈妈一起离开北京疗养去了1，直到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回来。

1962年我又在父亲的支持下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在那里，我挖大渠、割麦子、拾棉花、喂牛、赶马车，艰苦的环境，艰巨的工作，最低的工资(农工下延级每月3180元)简陋的医疗条件，使我患上迁延性肝炎，久久未能痊愈。为此，我曾向父亲请求回北京治病。我想这次既不用他求情，又不要他开什么后门，为了治病，总可以通融了吧!谁知父亲回信却说：你不要老是以干部子弟自居，有一点病就想往大城市里跑，新疆有几十万人民群众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他们生了病不都是就地治疗的吗?为什么你就不能就地治疗呀?父亲随信寄来一百元钱，要我在新疆安心养病，再适当增加营养，争取早日痊愈......我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鼓励帮助下，在新疆整整工作了l5年，并在那里安了家，还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直到老人家去世时，我还在那里。

不要向领导伸手，日给领导添麻烦。--张闻天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告戒自己的亲属。

1950年，外甥马文彬在沈阳东北医科大学念书。北方天气寒冷，南方人过不惯。而且文彬穿着单薄，浑身冻得发抖。于是就自作主张，闯进东北局，向一位干部自我介绍，希望能得到一双毛靴和一件大衣。不料这件事被张闻天知道了，就写信批评他说：有什么困难可以写信给我，为什么要去找东北局麻烦?文彬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擅自开口了。张闻天的外孙女张秀君于1955年至l959年在北京张闻天身边读书。当时她以为可以享福了，事实并非如此。她一到北京，张闻天就把她送到北京八一学校过集体住宿生活，这年她才10岁，真是一个严格的考验15年的住宿生活比较艰苦：大白菜、窝窝头，有规律的起床铃声、晚自修钟声......5年里，她逐步地学会了料理自己的生活。在学校里，她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特殊过。学校里有些同学是高干子弟，他们星期六回家和星期天返校时，家里派小车接送，而她一次也没享受过。他曾经向外公哭闹过，但从未得逞。每个星期六她都是一一一个人换三次公共汽车回家的。在穿的方面，她也极简朴。张闻天为此意味深长地说道：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像人民一样的生活。

1972年，他的侄孙女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做清洁工，感到不乐意。张闻天得知后，就写信给侄儿说：人家子女能去做，剩门的子女为什么不能去做呢?不论是什么工作，只要是为人民服务，就都是光荣的。他还把当时报上刊登的两则介绍掏粪工人先进事迹的报道剪下来，附在信中一并寄去，侄孙女为此深受教育，愉快地做了清洁工。

张闻天1925年离家参加革命后，对自己的子女、妹妹未 承担过任何物质上的和道义上的责任。出任驻苏联大使前，领导上为了能让他在国外安心工作，对他的亲属做了些安排，将大女儿唯英安排在一家托儿所洗衣服，将三个妹妹(爱琴、水琴、新贞)安排在一所小学和一家医院做清洁工。这在情理上都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却成了庐山会议后对他长达一年半审查所能找出的惟一罪证，仅此而已。张闻天在接见亲属时一再叮嘱：不要去麻烦市领导，不要搞特殊化。上海的亲属，明知潘汉年等都与他非常熟悉，但都遵照他的嘱咐，从未给市里领导写过一封信，提出过一点要求。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抚今追昔，虹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父亲去世后，母亲遵照遗嘱，将父亲生前的4日万元存款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了，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金钱和物质的遗产。但我明白这是父亲为弥补他被日四人帮日剥夺工作权利后，为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最后一份心意。父亲的坚强的党性，对真理对共产主义的执著追求，为党为人民奉献一切的精神，催我自新，促我奋进，这是最敬爱的爸爸留给我们全家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它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再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