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他与毛泽东紧密合作，战胜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领导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之后，北上和南下两种战略方针存在严重分歧。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坚持北上的正确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的逃跑主义方针。张闻天主持了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要求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两河口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和军委翻越大雪山，耐心等待，团结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上。但是，张国焘玩弄两面派手法，拒不执行北上计划，竟在9月9日发密电命令右路军“南下”。面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张闻天与毛泽东等断然决定撤离险境，立即北上，9月10日发布《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9月12日，张闻天主持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张闻天与毛泽东一起带领党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19日进驻吴起镇，结束了一年来无后方、流动作战的状况，胜利完成了长征。

　　此后，张闻天领导中共中央又同公开打出分裂旗号、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同时又是富有策略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于1936年10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至此，以张闻天为总书记、毛泽东为红军最高统帅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

　　6、他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党和红军，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以及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红军进入陕北以后，在吴起镇中央政治局会议(1935年10月22日)上，张闻天就指出：现在面临的新的任务是“把反帝与土地革命直接联系起来”，将土地革命战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率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后，张闻天又召开中央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成为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心。他指出：“目前陕甘苏区党前面最迫切的任务”，是“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是由反蒋战争进到反日战争”；“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的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

　　此后，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问题”，主持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建立“反对最主要敌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紧接着，他又作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等一系列纠正过去“左”倾政策的实际步骤。这就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这一伟大转变的序幕。

　　1935年12月17日至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起草并通过了瓦窑堡会议决议，确定并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路线。会后，张闻天同毛泽东密切配合合作，采取转变白区工作方针、联合地方实力派(首先是东北军)等一系列具体步骤，组织各条战线实行政策策略的转变，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又很快地进行了政策调整，适时地把“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的方针，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并开始了同国民党再次合作的接触和谈判。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3日上午，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从对西安事变矛盾性质与发展趋向的正确分析出发，提出我党处理事变的根本战略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对蒋的处置，张闻天明确主张“对妥协派(指蒋介石)应尽量争取”，“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19日的会议上，张闻天赞成处理西安事变“分两手”的策略，并把这两手概括为“和平调解”和“防御战”，确定为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途径，还明确表示，不能采取苏联的立场。会后形成的两个重要文件(分别由张闻天和毛泽东起草)，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纲领和具体方案。21日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进而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一着——“放蒋”，即在六项条件下“成立和平”、“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在“放蒋”、“扣张”后西北上空战云密布的复杂惊险局面中，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采取正确对策，一方面用各种办法策动各方调停，维护国内和平，一方面令红军出陕南，与张、杨方面团结一致“真正地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不仅如此，张闻天还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亲自来到十分险恶的西安，与周恩来、博古，与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杨尚昆等共商对策，同时与在后方的毛泽东、朱德等电报往来商量，最终决定改变打起来也不参加的方针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争取最后的和平的方针。中共中央的决策使友军深为感动。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终于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国策，表示在此前提下中共愿作出四项保证。此后，国共两党正式重开合作谈判。张闻天同毛泽东一起领导了持续半年、跌宕起伏的谈判。张闻天不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讨论谈判的原则、条件和具体方案，而且在谈判开始前和进行中，还根据形势的变化和谈判的情况，就谈判的立场、方针、内容、策略、条件(例如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组织领导、指挥系统、人事安排、经费、防地、作战方针等)给前方的周恩来等及时去电作出明确具体的指示。其间，许多电报绝大部分系“洛毛”签发。谈判结果，不仅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设总指挥部的协议，还达成将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在南京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协议。谈判取得的成果，在红军、苏区方面，保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共产党既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又保持了独立性。这就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张闻天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他一生对党和人民、对中华民族作出的最大历史贡献之一。

　　7、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深刻地检讨“左”倾错误，成为自觉开展自我批评的榜样

　　在上世纪40年代党内全面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之前，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九、十月间召开扩大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明确提出要在全党内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张闻天在当天会上就发言表示拥护，并自觉地提出“还账”和“补课”的请求。他诚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不仅如此，他还付诸实际行动，于1942年1月亲自率领农村调查团，深入陕北、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不仅写出大量高水平的调查报告作为中央决策参考，而且写出《出发归来记》那样深刻的总结。他表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应该“真心诚意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长期努力下去”，“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他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同志做出了接触实际、联系群众和自觉开展自我批评的榜样。

　　8、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科学地分析了东北经济构成，提出了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对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方针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张闻天在1946年5月至1948年5月担任合江省委书记期间，就注意研究东北的经济构成，思考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1948年9月，张闻天为东北局写成《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以下简称《经济提纲》)。他指出，东北经济由六种经济成分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经济(苏联在东北开办的公司称“秋林公司”。秋林经济是当时东北所有的外资经济)。东北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应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和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和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6页)

　　张闻天写的《经济提纲》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肯定这个提纲说，问题提得很好，内容正确，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刘少奇对提纲作了仔细修改，毛泽东又披阅全稿并作修改后写了批示。随后，这份《经济提纲》即印发东北局、华北局和部分领导同志征求意见。194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肯定这份提纲“很好”，准备转发全党，进行教育，“并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随后，毛泽东在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和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都吸收了张闻天这份《经济提纲》的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