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港湾美食街:张闻天的十大贡献及张申府的消失、石仲泉之党史学法要指

党史第二卷细述香港贡献 至少8处大量叙述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高度肯定香港作为转口港对祖国外贸工作的巨大贡献。图为香港葵涌货柜码头\资料图片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近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香港在1949年至1978年期间对祖国的贡献做了大量评述，高度肯定香港在这一期间作为转口港对祖国外贸工作的巨大贡献，也披露了“文革”之后中央派团考察港澳，对于内地改革开放、建设经济特区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该书编写历时16年，记述了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间的中共党史。该书由中央高层亲自审定，是向建党90周年献礼的一部权威性党史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这29年间香港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做了大量叙述。据大公报记者统计，至少有8处涉及香港。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建国之初中央审时度势，制定了港澳“暂时维持现状”的战略决策。二是从建国初直至1976年“文革”结束，香港发挥了转口港的作用，众多港人倾力付出，为祖国外贸和经济发展贡献卓著。三是“文革”之后至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中央多次派团赴港澳考察，对于建设经济特区的决策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转口贸易打破西方封锁
　　《二卷》第一章在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巩固新生政权时提到，到1950年6月，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海岛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香港和澳门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因属殖民主义侵略中国而造成历史遗留问题，情况很复杂，需要采取另外的方式解决。中共中央确定了“暂时维持现状”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其基本点在于利用两地尤其是香港原有的地位，发展海外关系和对外贸易，以利于新中国的经济恢复与工业化建设。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谢春涛认为，这些决策为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央的长远决策很快收到效果。该书第四章指出，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和禁运，中央主要利用香港“暂时维持现状”的转口港地位，香港对内地在外贸出口换取外汇、进口所需建设物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书中披露，中共港澳工委领导设立的贸易机构积极组织货源，港澳爱国工商业家鼎力襄助，内地建设所需的大量物资包括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急需的药品、油料、轮胎等“禁运”物资，被秘密运往大陆；内地出口货物大都通过香港转口。在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时期，港澳成为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转口贸易的重要通道。
　　香港经验助推改革开放
　　《二卷》第三十一章即全书最后一章，讲述了“文革”结束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伟大转折。在这段时间，为了尽快发展经济，中央组织了多批代表团和考察团赴欧美国家及港澳地区考察，了解发展经济的先进做法和管理经验。这其中，香港成为一个重点。而对港澳考察，也实际上推动了中央酝酿改革开放及设立经济特区。
　　据该书披露，1978年6月3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到：内地供港澳的商品，同当地市场需求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供应香港的商品占香港总进口的比重，已经由1966年的27.4%下降到16.6%，远远落在日本之后。要夺回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必须下决心狠抓出口商品生产。为此，建议把靠近港澳的广东省宝安(即后来的深圳)、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利用港澳的有力条件和贸易渠道，大力发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争取经过三五年努力，把这两个县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港澳游客的游览区。”
　　《二卷》还披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先召开了准备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印发了一批介绍国外和香港、台湾迅速发展经济的材料，许多领导干部看了都提议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这对三中全会的决策也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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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hkl 3^# 中 小 发表于 2011-2-20 22:58  只看该作者 　3、他是“左”倾领导集团中起来反对“左”倾错误的第一人，率先在某些局部否定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临时中央的“左”的策略　　在1932年10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在“目前形势”报告中首先提出：“党内‘左’倾情绪的增长，自北方会议之后，的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容易发生的。”会后三四天，他即写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批评文艺战线上“左”倾错误的两种主要表现：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论，指明“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接着，他又发表了《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尖锐批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毛病，并用“党八股”一语加以概括。
　　上述两篇文章，说明张闻天开始了从犯“左”倾错误到反对“左”倾错误的自觉转变。从政治上看，表明临时中央内以张闻天为代表，在文艺、宣传等局部开始对“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并开始承认中间力量的存在及其进步作用，开始在某些局部否定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临时中央将中间力量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实行“打击中间力量”的策略。这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转变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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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 小 发表于 2011-2-20 22:59  只看该作者 　4、他在遵义会议上首先站出来作反报告——反对   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对第一次历史转折的实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央苏区，张闻天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方面，在关于统一战线、关于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战略、策略和对于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的方针等方面，同“左”倾   中央主要领导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并逐步同毛泽东走到一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这篇社论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提出并阐明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其是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方式，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这篇社论被称为宣告进行长征的“战略社论”。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组成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张闻天语)。
　　在长征途中，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进行了争论。在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上，李德、博古坚持原议，认为只有到达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中央红军到达湘西通道地区时，张闻天了解战局变化后，即与毛泽东商量，提出转向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建议。到达黎平以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战略方针问题同李德、博古进行了激烈争论，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在黄平橘林同王稼祥谈话时，张闻天又提议由毛泽东担任军事指挥。
　　在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反报告——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他预先按照“中央队三人团”讨论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观点）起草了一份“提纲”。张闻天的反报告旗帜鲜明而又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决定推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1935年2月5日晚，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域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附近的小村庄花房子，中央常委讨论分工，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张闻天临危受命，担任总书记后，立即担负起完成历史转折的重任。他在毛泽东等的支持下，团结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在前往扎西途中，一路行军，一路开会，及时贯彻遵义会议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完成了遵义会议预定的任务，为全党全军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确立了基本的组织保证。
　　二占遵义以后，张闻天提议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以后，张闻天又采纳毛泽东的意见，组成周、毛、王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指挥军事，使毛泽东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红军军事统帅。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经过三渡、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等战斗的胜利，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5月上旬，张闻天又主持会理会议，肯定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赞扬新“三人团”指挥有方，克服离心倾向，使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为大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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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 小 发表于 2011-2-20 23:00  只看该作者 　5、他与毛泽东紧密合作，战胜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领导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之后，北上和南下两种战略方针存在严重分歧。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坚持北上的正确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的逃跑主义方针。张闻天主持了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要求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两河口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和军委翻越大雪山，耐心等待，团结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上。但是，张国焘玩弄两面派手法，拒不执行北上计划，竟在9月9日发密电命令右路军“南下”。面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张闻天与毛泽东等断然决定撤离险境，立即北上，9月10日发布《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9月12日，张闻天主持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张闻天与毛泽东一起带领党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19日进驻吴起镇，结束了一年来无后方、流动作战的状况，胜利完成了长征。
　　此后，张闻天领导中共中央又同公开打出分裂旗号、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同时又是富有策略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于1936年10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至此，以张闻天为总书记、毛泽东为红军最高统帅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
　　6、他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党和红军，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以及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红军进入陕北以后，在吴起镇中央政治局会议(1935年10月22日)上，张闻天就指出：现在面临的新的任务是“把反帝与土地革命直接联系起来”，将土地革命战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率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后，张闻天又召开中央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成为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心。他指出：“目前陕甘苏区党前面最迫切的任务”，是“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是由反蒋战争进到反日战争”；“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的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
　　此后，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问题”，主持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建立“反对最主要敌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紧接着，他又作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等一系列纠正过去“左”倾政策的实际步骤。这就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这一伟大转变的序幕。
　　1935年12月17日至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起草并通过了瓦窑堡会议决议，确定并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路线。会后，张闻天同毛泽东密切配合合作，采取转变白区工作方针、联合地方实力派(首先是东北军)等一系列具体步骤，组织各条战线实行政策策略的转变，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又很快地进行了政策调整，适时地把“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的方针，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并开始了同国民党再次合作的接触和谈判。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3日上午，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从对西安事变矛盾性质与发展趋向的正确分析出发，提出我党处理事变的根本战略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对蒋的处置，张闻天明确主张“对妥协派（指蒋介石）应尽量争取”，“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19日的会议上，张闻天赞成处理西安事变“分两手”的策略，并把这两手概括为“和平调解”和“防御战”，确定为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途径，还明确表示，不能采取苏联的立场。会后形成的两个重要文件(分别由张闻天和毛泽东起草)，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纲领和具体方案。21日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进而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一着——“放蒋”，即在六项条件下“成立和平”、“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在“放蒋”、“扣张”后西北上空战云密布的复杂惊险局面中，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采取正确对策，一方面用各种办法策动各方调停，维护国内和平，一方面令红军出陕南，与张、杨方面团结一致“真正地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不仅如此，张闻天还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亲自来到十分险恶的西安，与周恩来、博古，与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杨尚昆等共商对策，同时与在后方的毛泽东、朱德等电报往来商量，最终决定改变打起来也不参加的方针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争取最后的和平的方针。中共中央的决策使友军深为感动。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终于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国策，表示在此前提下中共愿作出四项保证。此后，国共两党正式重开合作谈判。张闻天同毛泽东一起领导了持续半年、跌宕起伏的谈判。张闻天不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讨论谈判的原则、条件和具体方案，而且在谈判开始前和进行中，还根据形势的变化和谈判的情况，就谈判的立场、方针、内容、策略、条件(例如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组织领导、指挥系统、人事安排、经费、防地、作战方针等)给前方的周恩来等及时去电作出明确具体的指示。其间，许多电报绝大部分系“洛毛”签发。谈判结果，不仅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设总指挥部的协议，还达成将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在南京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协议。谈判取得的成果，在红军、苏区方面，保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共产党既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又保持了独立性。这就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张闻天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他一生对党和人民、对中华民族作出的最大历史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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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 小 发表于 2011-2-20 23:00  只看该作者 7、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深刻地检讨“左”倾错误，成为自觉开展自我批评的榜样　　在上世纪40年代党内全面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之前，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九、十月间召开扩大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明确提出要在全党内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张闻天在当天会上就发言表示拥护，并自觉地提出“还账”和“补课”的请求。他诚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不仅如此，他还付诸实际行动，于1942年1月亲自率领农村调查团，深入陕北、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不仅写出大量高水平的调查报告作为中央决策参考，而且写出《出发归来记》那样深刻的总结。他表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应该“真心诚意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长期努力下去”，“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他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同志做出了接触实际、联系群众和自觉开展自我批评的榜样。
　　8、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科学地分析了东北经济构成，提出了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对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方针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张闻天在1946年5月至1948年5月担任合江省委书记期间，就注意研究东北的经济构成，思考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1948年9月，张闻天为东北局写成《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以下简称《经济提纲》)。他指出，东北经济由六种经济成分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经济(苏联在东北开办的公司称“秋林公司”。秋林经济是当时东北所有的外资经济)。东北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应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和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和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6页)
　　张闻天写的《经济提纲》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肯定这个提纲说，问题提得很好，内容正确，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刘少奇对提纲作了仔细修改，毛泽东又披阅全稿并作修改后写了批示。随后，这份《经济提纲》即印发东北局、华北局和部分领导同志征求意见。194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肯定这份提纲“很好”，准备转发全党，进行教育，“并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随后，毛泽东在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和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都吸收了张闻天这份《经济提纲》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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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 小 发表于 2011-2-20 23:00  只看该作者 9、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深刻、科学的理论总结　　1959年7月21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系统批评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深入分析了产生错误和缺点的主观原因，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重要理论问题。张闻天的庐山会议发言，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深刻、科学的理论总结，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的科学概括。这篇发言又是反对个人崇拜、争取党内民主的光辉篇章，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方针的代表，它不仅在当时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有指导和警戒的意义。张闻天在这篇发言中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更是为所有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树立了榜样。
　　10、他在“文革”中所写的肇庆文稿，是批判“左”倾错误的光辉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受到错误打击，在“文革”中又遭到迫害，但仍然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事业，坚持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他在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报告和读书笔记，他在“文革”中写的肇庆文稿，是批判“左”倾错误的光辉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他的理论创造，说明他是一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者，是一位杰出的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上述十点，主要是着眼于张闻天的丰功伟绩和理论建树来讲的。在此，我想套用古人关于“三不朽”的标准——“立德”、“立功”、“立言”，来概括张闻天的作用和历史地位。这“三不朽”被视为伟大人物的标准，张闻天达到了这三个标准。张闻天令人景仰，让人钦佩的，不仅是他的功和言，还在于他处于逆境中的德——在庐山会议形势逆转时，他的忠言直谏；在“文革”狂潮中，他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独自承担责任；在流放生活中，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肇庆文稿”。从庐山发言到肇庆文稿，张闻天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高尚品德和坚定信念，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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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张闻天的评价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经对中央苏区时期的张闻天有过这样的评论：“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
　　邓小平在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上致悼词中说：“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号召学习张闻天同志“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1985年4月给《回忆张闻天》一书题词说：“毕生勤奋，坚持真理，严于律己，诲人不倦，是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同志最突出的优点，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杨尚昆(时任国家主席)在1990年8月28日纪念张闻天九十诞辰时发表纪念文章，称颂张闻天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
　　王震在1985年5月撰文，称张闻天是“我党历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革命家”。
　　江泽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90年8月在给张闻天夫人刘英的信中说：“他对共产主义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他的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和学问家的谨严风范，他为人民利益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崇高品德，他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学者小传
　　程中原，1938年生，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闻天研究专家，长期从事党史、国史及现代文学研究。上世纪70年代后期，涉足张闻天研究，参与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工作，撰写的《张闻天传》于1993年出版，获得学界高度评价。在此先后还出版了《张闻天与新文化运动》、《伟人之初：张闻天》、《说不尽的张闻天》等著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参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胡乔木传》等。□程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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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 小 发表于 2011-2-20 23:02  只看该作者

揭秘：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为何从党史上消失了？

　　张申府何许人也？今天说起张申府，知道的人可能已不多。他曾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也是他向廖仲恺推荐的。1917年至1919年，张申府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并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1921年，张申府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利用赴法讲学的机会，在巴黎建立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
　　我收藏有一封1949年张申府写给周恩来的信，信是用铅笔竖写的。信中反映他因写《呼吁和平》一文遭受“诽谤”后极其苦闷与不解的心情。
　　恩来吾兄：
　　十二月一日在津曾交在此间工作的陈先生(广东人)转上短笺，后于二十日陈君让人传来兄之口复，嘱我安心，并从事保卫北平文物工作，心感知己!现在北平幸获和平解放，通信已得自由，甚愿将先后情形，再为兄详尽陈之。文过饰非，意图狡赖，那绝非弟之为人所愿为。所以琐琐不能自己者，遂表明事实，略白心迹而已。当以三十年友情察之。
　　弟实在万没想到，此次竟受到这样严重的误会与打击。照此情形，天地虽大，实无弟容身之地。误会之发，固由于《呼吁和平》一文，而连带的当有解散民盟华北总支部，联名登报为唐某竞选伪立委，及向自由批判投稿之事。所加罪名，则有民主叛徒，反人民反民主，伪装民主，坏人，卖身投靠，军统走狗，特务小卒，伪自由主义分子等等。今愿在分条声叙之前，先就一般情理申述之。
　　弟自幼倾心革命，半生穷困生活。此情为兄所素知，谅亦我兄可深信。天天盼望人民革命成功。天天诅咒蒋政权崩溃。何至在革命成功的前夕，在反动统治垂垮之际，乃出而变节，乃谋为之救驾。人非至愚，何至出此三尺童子不为之事，而谓弟独为之乎？弟为革命已忍了三十年，何至一年半载再不能忍受，果不能忍，也应早归明路，何至甘趋黑暗，自取毁灭。弟固天天反对狂妄，自信尚非丧心病狂之人。何至竟有此放弃革命民主主张，背叛人民的狂悖之举。
　　去年(一九四八年)九月后我曾公云，兄等所干的乃是惊天动地的事业，深恨自己为书所累，不能前来轰轰烈烈地共同奋斗。此云至少清扬曾亲耳闻之……
　　张申府何许人也？今天说起张申府，知道的人可能已不多。他曾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也是他向廖仲恺推荐的。
　　1917年至1919年，张申府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并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1921年，张申府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利用赴法讲学的机会，在巴黎建立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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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 小 发表于 2011-2-20 23:11  只看该作者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2/13/c_121071241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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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 小 发表于 2011-2-20 23:12  只看该作者

　　1923年冬，刘清扬与张申府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一道从德国途经苏俄回国。回国后，刘清扬参加了邓颖超等人领导的天津妇女进步团体“女星社”，创办《妇女日报》，并担任报社总经理。
　　1924年，张申府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他向廖仲恺力荐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在此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张申府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之一，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同心同德，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懈努力。
　　张申府一生中的两次重大行动，对他人生影响极大。一次是1925年，党的四大在上海举行，与会的共有20人。在争论某个问题时，张申府说，同意我观点的就留下，不同意的就滚蛋，大概别人没同意他的意见(也有的说是与陈独秀意见不一致)，他就一甩手走了。当时作为四大代表的周恩来极力劝他不要一气之下离党，但他却没留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党内。他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4年被推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
　　再一次就是1948年共产党节节胜利之时，他于10月23日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指出：“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消极地说，就是打破现状；积极地说，就是恢复和平。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尽了元气，丢尽了脸。”
　　张申府发表的这篇文章，公开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恢复和平，被认为“不合时宜”，被批判为“伪装民主，坏人，卖身投靠，军统走狗，特务小卒，伪自由主义分子等”。这也使民盟开除了他，他的妻子刘清扬与他离了婚。
　　新中国成立前后，周恩来总理并没有忘记张申府，亲自安排他到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工作，并为他亲批了住房。
　　1973年，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先生逝世。在追悼会上，张申府见到了周总理。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当时很多人争着问候周总理，张申府没有机会和周总理说话，但周总理委托罗青长与之打了招呼。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张申府获悉后，心情非常悲痛。这可以从他1月9日的日记中看出：“约七点前(或六点半)醒听广播，突闻周翔宇故友(恩来总理)，已于昨早九时因癌病医治无效不起!七点多起床后，一直感到震动悲伤，心神不安!”“早起即拟一挽联。上联：‘为人类为革命奋斗一生’，下联：‘无名心无私情当今完人’。”“上款拟作‘翔宇总理同志兄万古不朽’”。
　　张申府虽然最终没能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但他始终深深地怀念周总理。在亲友的劝慰下，他的情绪逐渐平静，并开始着手撰写回忆周总理的文章。
　　1986年6月，张申府逝世。7月，《人民日报》刊出一条讣告，指出他“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贡献。1920年在北京随李大钊同志筹组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建党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1921年在法国巴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旅法、旅德支部的负责人之一”，称他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文章摘自《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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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 小 发表于 2011-2-20 23:13  只看该作者 石仲泉：党史宣传要让青少年信服2010-07-30 18:31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大 中 小】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做客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7月30日电 （记者 陈叶军）今天上午，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共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石仲泉做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以“学习贯彻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为题进行访谈，并与网友交流。石仲泉表示，党史宣传要灌输不要说教，要活泼不要胡侃，要客观全面地讲，让人信服，尤其是让青少年信服，因为青少年是中国的未来，是中国的希望，会承担中国的责任。
　　做好党史、革命史，包括军史的优良传统教育非常重要。那么，面对神圣的党史，如何避免过于平铺直叙，而像一个演说家、论战家一样用富有激情、表现力和鲜活力的方式展现党史，尤其给现在“80后”、“90后”进行党史的宣传教育？如何使党史宣传深入人心，起到效果，把死的资料变成活的教材的难点在哪里？
　　对此，石仲泉表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既要加强党史工作，同时又要改进我们这方面的学习、教育的宣传方法，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过去我们在宣传方面一直很重视，但是我们的宣传方法没有改进得很好，所以效果受到影响。要把握好几个关系。
　　一、要灌输，但是不能说教。党史教育要进课堂，要进高校。但是，这种灌输不是说教，不能把灌输看成是说教，我说你听，板着面孔说话不行。既要说，但是又要运用比较活泼的方式，比如讲故事，把党史一些具体的情况使青少年，特别是“80后”、“90后”听得进去，要适合“80后”、“90后”这些青年人的特点，讲给他们听。有些党史，重要历史是可以变成故事来讲的，这样听起来效果就不一样了。要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
　　二、要生动活泼，但是不能戏说、胡侃。不活泼也不行，要不然大家不爱听。但是，现在有些讲党史的戏说、胡侃、乱来，那就不是真实的了，就是一个变形之后的一种党史，扭曲之后的党史，和历史对照就差很多了。既要生动活泼，但是还要忠于事实，不能胡编乱侃。
　　三、讲党史还是要全面客观地讲，要可信。成就要讲充分，但是我们的失误、我们的挫折也不要回避。这样讲出来的党史就可信。现在为什么“80后”、“90后”的年轻人对党史不爱听呢？他们觉得是简单的一种宣传，为宣传而讲的。和他们从其他渠道得到的信息，差别很大，反差很大，他们不相信。要想使年轻人对党史有兴趣，一定要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地讲党的历史，正面的成就、我们的成功经验要讲，同时；我们经历的曲折、失误也不要回避，也要实事求是地讲清楚。
　　石仲泉表示，前进过程总要付出代价，任何时候，历史的发展都是曲曲折折的，不可能是笔直又笔直的，没有任何成功是不付出代价的，同样我们中国要搞社会主义也要付出代价。这就是学费嘛。我们知道有这笔学费，因此我们以后此路不通就不再走了，红灯我就拐个弯。这不就是经验教训嘛。我们以后就可以少犯错误了，就可以更加顺畅一点。这样一讲，效果会很好。就是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讲，把为什么发生这个曲折、失误，把原因说得很清楚，让人家服。这样的话，人家会接受，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今后把路走得更好，不再摔跤，不再摔跟头。这些人会有这样的使命感的。
　　“要充分地相信青少年，他们毕竟都是中国人，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未来成才的脊梁，把曲折、挫折讲清楚，他们会承担这个责任的”，石仲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