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

　　□程中原

　　编者按：近年来，实事求是原则得到弘扬，张闻天研究成果极丰。本刊2010年12月27日第19版刊发的《2010年我国理论学术新见要览》一文中，有一段简短文字披露了近年史学界发掘的张闻天重大贡献的史实，给读者留下了意犹未尽之感。连日来，不少读者致电本刊编辑部，热切希望本刊能详细披露张闻天历史贡献的史实。为此，本刊特约请张闻天研究专家程中原研究员撰写了此文。

　　张闻天(1900—1976年)是从遵义会议到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他毕生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功绩，他的理论创造，曾一度被埋没，他本人更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事实上，张闻天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铸就了他在中共党史上应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高度评价他在中共党史上的作用，肯定他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笔者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张闻天，这里根据多年积累的资料，简要评述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的重大贡献和理论创造。

　　1.在五四运动中，他是青年学生中自觉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邓小平称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

　　在五四运动中，张闻天是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最活跃的学生之一。1919年8月19日至21日，他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50号至52号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进窥”(即观察)中国社会的变迁，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途径。他还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四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的学说来分析中国当时社会的“四大变动”，指出辛亥革命取得的进步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废弃了，中国依旧退回到了封建专制时代。他明确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革命”，“革命的目的自然是去士大夫阶级”，革命的方式“大约是同欧洲旧式的革命差不多”，“不过起革命的要是劳农界人(就是工人和农人)。”不仅如此，张闻天还明确论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他说：“劳农界人去士大夫阶级的革命”取得胜利，“实行普选的民主政治”，“这是吾们第一步的办法”，在民主革命成功之后，“再讲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他进而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涵义。此文还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突出地宣传了共产主义理想。

　　我们知道，载有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因印刷延误是在1919年9月问世的，而在张闻天公开摘录“十条纲领”之前，只有成舍我于同年4月在《每周评论》上摘译、谭平山于同年5月在《新潮》上择要介绍过《共产党宣言》，因此，张闻天的全文摘录“十条纲领”是中国早期介绍《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文献之一。

　　在五四时期，张闻天在文学创作、翻译、理论方面均有突出建树，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革命文学家之一。他首先以翻译家现身文坛，先后在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报刊《小说月报》、《民国日报·觉悟》、《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译述《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泰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等。在当时，张闻天就是有名的“少年文学家”。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又同萧楚女、杨闇公等共产党人一起，在重庆传播新文化，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邓小平在1979年召开的张闻天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赞扬张闻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这是很恰切的评价。

　　2、他积极参加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取得胜利的奠基人

　　正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的血泊中站起来，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组织工农红军，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时候，取消派却提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污蔑土地革命运动“只是冒险和高调”，指责在农村组织红军、创立根据地是“官僚的冒险主义政策”。他们还著书撰文论证中国社会性质是处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作为其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张闻天连续著文，批驳取消派的谬论。他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在目前的情势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的前途是没有的”，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因此，“目前中国的革命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针对取消土地革命的主张，张闻天特别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不可超越性，指出，“在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的之中国无产阶级，绝对不能跳过这一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谁想跳过这一阶段，谁就会使中国目前的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谁也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张闻天的论文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最完整而且较深刻的著作，可以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取得胜利的奠基人。

　　3、他是“左”倾领导集团中起来反对“左”倾错误的第一人，率先在某些局部否定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临时中央的“左”的策略

　　在1932年10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在“目前形势”报告中首先提出：“党内‘左’倾情绪的增长，自北方会议之后，的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容易发生的。”会后三四天，他即写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批评文艺战线上“左”倾错误的两种主要表现：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论，指明“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接着，他又发表了《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尖锐批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毛病，并用“党八股”一语加以概括。

　　上述两篇文章，说明张闻天开始了从犯“左”倾错误到反对“左”倾错误的自觉转变。从政治上看，表明临时中央内以张闻天为代表，在文艺、宣传等局部开始对“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并开始承认中间力量的存在及其进步作用，开始在某些局部否定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临时中央将中间力量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实行“打击中间力量”的策略。这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转变的开端。

　　4、他在遵义会议上首先站出来作反报告——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对第一次历史转折的实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央苏区，张闻天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方面，在关于统一战线、关于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战略、策略和对于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的方针等方面，同“左”倾中央主要领导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并逐步同毛泽东走到一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这篇社论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提出并阐明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其是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方式，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这篇社论被称为宣告进行长征的“战略社论”。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组成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张闻天语)。

　　在长征途中，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进行了争论。在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上，李德、博古坚持原议，认为只有到达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中央红军到达湘西通道地区时，张闻天了解战局变化后，即与毛泽东商量，提出转向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建议。到达黎平以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战略方针问题同李德、博古进行了激烈争论，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在黄平橘林同王稼祥谈话时，张闻天又提议由毛泽东担任军事指挥。

　　在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反报告——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他预先按照“中央队三人团”讨论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观点)起草了一份“提纲”。张闻天的反报告旗帜鲜明而又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决定推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1935年2月5日晚，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域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附近的小村庄花房子，中央常委讨论分工，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张闻天临危受命，担任总书记后，立即担负起完成历史转折的重任。他在毛泽东等的支持下，团结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在前往扎西途中，一路行军，一路开会，及时贯彻遵义会议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完成了遵义会议预定的任务，为全党全军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确立了基本的组织保证。

　　二占遵义以后，张闻天提议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以后，张闻天又采纳毛泽东的意见，组成周、毛、王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指挥军事，使毛泽东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红军军事统帅。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经过三渡、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等战斗的胜利，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5月上旬，张闻天又主持会理会议，肯定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赞扬新“三人团”指挥有方，克服离心倾向，使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为大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