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少的野蛮交易:散木：中共党史上的“林家三兄弟”

散木：中共党史上的“林家三兄弟”

　　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林家三兄弟”，林育英“虽死犹荣”，林育南“死不瞑目”，林彪葬身异国——他们的故事余音袅袅，让人沉思、感悟……

　　俗话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中共党史上的著名兄弟，一一道来，就有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毛泽东和他的弟弟毛泽民、毛泽覃，杨闇公烈士和他的弟弟杨尚昆、杨白冰，方志敏和方志纯兄弟，沈雁冰和沈泽民兄弟，惠浴宇和周惠（惠珏）兄弟，王树声和王宏坤兄弟，邹韬奋的公子邹家华和邹竞蒙兄弟，以及叛徒和烈士兄弟的奇异组合——张国焘和张国庶兄弟等。当然，还有一例更为人们熟知的，那就是“林家三兄弟”——林育英（张浩）、林育南、林彪（林育容），他们当中，一个是让人尊敬的中共元老、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是因反对党内左倾错误，而被“内鬼”假敌人之手杀害的革命烈士，另外一个军功辉煌但晚节不保。这三兄弟的人生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他们的伟业和事功、壮烈和喑哑，几乎伴随了中国革命的完整历程。

　　“林家三兄弟”的故乡湖北黄冈，地处鄂东和大别山南麓，位于长江中游北岸，是鄂东通往武汉的咽喉，可谓锁钥之地。

　　历史上从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黄冈（朱元璋曾在这里击败过陈友谅），在中国革命的风云时代，曾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红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并爆发过著名的“黄麻起义”。而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除了“林家三兄弟”之中的林育英、林育南外，曾有44万黄冈儿女为革命牺牲，其中5.3万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共党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如董必武、陈潭秋、李先念，以及众多的解放军将帅如王树声、韩先楚、陈再道、陈锡联、秦基伟、周希汉等，多达200多名开国将帅都诞生在这里。

　　【林育英：毛泽东为他守灵】

　　黄冈团风的林家大，今有由当地群众自发集资修缮的“林氏三兄弟”故居。“林氏三兄弟”是黄冈白羊山林氏家族的第八代，在他们的父辈时代，这还是一个殷实的家族，有水田，有染铺，还在武汉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布行。论辈分，林育英是林时朗的侄孙，林育南和林彪（林育容）则是林时朗的孙子。“林氏三兄弟”是堂兄弟关系。

　　年长的林育英（1897—1942），后来化名“张浩”，是中共元老之一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林育英年龄最大，“出道”却在堂弟林育南之后，他是受了后者影响才走上革命道路的。而林育南又是在中共元老之一恽代英的引导下参加革命的。

　　当林育南从黄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之后，结识了教务主任恽代英，随即加入了由恽创办的“互助社”。1921年7月，恽代英、李求实和林育南、林育英在他们创办的“浚新小学”内发起成立了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共存社”——这也就是中共正式成立之前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渊源了。

　　恽代英后来让林育英去上海熟悉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922年2月，林育英在武昌由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的中共把全部精力用于发动工人运动，林育英也成为中共早期的“工运”骨干。当“二七”大罢工发动之后，他奉命去长沙开展工作，热烈地鼓动人力车夫开展要求降低租金的工人运动，1500名人力车夫在他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在长沙街头示威，高喊着“老板不减租，我们不罢休”的口号，最终迫使人力车行老板答应工人的请求。

　　1924年5月，苏联为了援助正在萌动的大革命运动，接受中国同志去苏联学习，林育英被组织选中远赴苏联，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翌年7月，林育英化名“林春山”回国，不久即参与领导了上海的工人运动。其时正值北洋政局动荡，是年12月，上海总工会举行万人集会，提出“反奉倒段”的口号，引起当局的镇压。在军警围殴中林育英头部被戳伤，留下了严重的脑伤后遗症。

　　大革命失败后，林育英潜伏长沙，负责恢复中共湖南省委和组建工会。湖南反动军阀何健闻讯广为搜捕，林育英无存身之所，索性剃去头发，化装成僧人，以化缘和乞讨为生，跋涉月余，潜入党中央所在地上海。1930年4月，组织上派林育英去东北筹组中共满洲省委，林育英为省委书记。不久由于叛徒出卖，林育英被当地日军逮捕，敌人对他严刑逼供，非要他承认是“共产党大头目林育英”，但他始终没有吐一个字。

　　1932年1月，林育英经营救出狱，但身体已遭受严重伤害。翌年1月，林奉命赴莫斯科，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这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转变之际，也是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关键时刻。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在海外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其时由于左倾中央导致红军反“围剿”战争失利而被迫长征，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已失去电讯联系。为了尽快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共产国际指派林育英回国。于是林育英化名“张浩”，扮成商人，带着密电码，牵着骆驼，跋山涉水，月余后穿过茫茫无际的沙漠，终于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和毛泽东等相会，并与弟弟林彪团聚。

　　“张浩”的到来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由此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随后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浩”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为之后的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础。“张浩”的到来还解决了此前中共党内和军内严重的分裂问题，即红军长征过程中，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围绕“北上”和“南下”产生争论。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一再拒绝中央的北上进军路线，而“张浩”行前已得到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意见，认可中央的政治路线，于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请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让张国焘改弦更张，不使红军发生分裂。

　　1936年1月22日，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会后毛泽东对“张浩”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报，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会听。”“张浩”自知使命重大，随即致电张国焘和随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并多次致电要求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的计划，尽快率队北上，并希望一、四方面军消除分歧，共同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张国焘不敢背负“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于是被迫宣布取消拟议中的“第二中央”。后来张国焘写《我的回忆》，称其时他“对张浩极为看重”云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张浩”调停的功劳。

　　接下来的西路军事件，“张浩”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西路军事件是与东北“抗联”、南方游击战争并列的中共党史上三大曾经蒙受重大损失、挫折的事件。对它的表述，《毛泽东选集》新版中有新的注释，即：“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这样的表述应该是合乎实情的。当然，整个西路军的事件绝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从陈铁健等研究者的文章中寻找来龙去脉。

　　这里笔者只谈与“张浩”有关的一些材料。就在原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并陷入困境后，当时进入祁连山的部队首长连续给中央发电，请求中央派部队救援。至1937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抽调部队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就在“援西军”日夜兼程西进时，突然收到了西路军发来的电报，电报称西路军已陷入绝境，经过数次血战，迭遭挫折，干部和战士大部分牺牲、被俘，余下的人员被迫上了祁连山的康隆寺，也已弹尽粮绝，在这种情况下，“援西军”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也就不必渡河了。此时中共中央也来电要求“援西军”暂时屯兵于当地，一面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一面进行整训。这一期间，“张浩”与朱德、张国焘等不断致电前方的徐向前、陈昌浩等人，转达中央和军委对西路军行动的意见。而由于全国形势的急速变化，以及通讯手段的极端落后，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之前，处在河东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也自顾不暇，至于对河西的遥控指挥，可能并不完全正确。此后，西路军以失败告终。根据中央的决定，“援西军”随即展开了对张国焘错误行为的批判，这一批判由于牵涉长征途中和渡河后的种种是非，以及山头等问题，未免在批判中出现某些偏差。有人就认为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是一回事，相关争执非常激烈。“张浩”则很快发现了这些倾向，他致力于统一认识，把批判张国焘的斗争引入正轨，并深入各军、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向干部、战士作报告，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对基层官兵进行教育，引导他们深刻认识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同时按照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严格区别开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林彪为115师师长，林育英为129师政委（先以政训处主任的名义）。据说毛泽东曾不无调侃地说：“假如林育南还在，干脆八路军这三个师都由你们林家包了。”然而此时“张浩”积劳成疾，加之两次入狱给他带来的身体伤害，已经很难担当艰苦的军旅工作了。当时刘伯承看到他发病时的痛苦情形，心情极为难受，只得向中央如实报告他的病情，请求让他去延安治病，并另派人来接替政委一职。1938年春，“张浩”被调回中央，接替他的是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

　　在延安，“张浩”一边养病，一边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和延安“工人学校”就是由他创办的。当时他还任中共中央“工委”副书记，并曾主编《中国工人》月刊，还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在陕北时，“张浩”还曾多次应邀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写了数万字的讲义《党的建设》，内容包括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转变、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等。这本《党的建设》几经作者修改，后由“抗大”用钢板刻印，成为广泛使用的一本理论结合实际的优秀教材，并成为后来整风运动中的一本学习读物。

　　意外的是，《党的建设》于1938年被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发现，核定后抄送呈报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顿时“如获至宝”，因为这是他们的特务机关在抗战中获得的第一本中共的“秘密文件”。而蒋介石看后也竟然颇有会心之处，他还用红铅笔加注了一些眉批，“足资参考”，“所见甚是”，以及“吾人亦可采用”等。1938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共党教育与经验是由其国际百年来秘密苦痛幽囚中所得之教训而成，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任何党派所不及。读共党之《党的建设》一书，深有感也……”

　　蒋介石还让幕僚长陈布雷将此书及蒋的眉批翻印千册，分送国民党高级干部阅读，并嘱咐陈果夫参照此书，起草关于国民党组织和训练的教材，即后来撰成的《党员调查工作须知》（1945年在国民党“六大”上散发），一时风行于国民党内部。

　　1941年8月，“张浩”病情恶化，被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翌年2月，林彪在苏联养伤痊愈后取道新疆回国，刚刚抵达延安，得知兄长病危住院的消息，匆忙赶到医院，总算得以在林育英生前相聚。其时林育英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还是艰难地叮嘱林彪向中央反映林育南等人的冤案。

　　1942年3月6日，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享年45岁。治丧期间，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他守灵。毛泽东还为他题写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并为他的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几个大字。

　　毛泽东为人守灵、题写挽联、抬柩、题碑，大概只有过这么一次，这也说明毛对“张浩”是极为看重的。

　　【林育南：到底谁出卖了烈士？】

　　林育南（1898—1931）是“三林”中的老二，他比林育英小两岁，比林彪大八岁。

　　林育南在党内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及代理省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红旗日报》主编、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等。

　　林育南是“三林”中最早的革命者，而他的革命启蒙人是恽代英。林育南很早就成为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甚至还参加过北京的五四运动。就在中共一大成立时，1921年7月，他还与恽代英等在林家大重新成立了旨在“企求阶级斗争、劳务政治的实现”的组织。待董必武、陈潭秋这两位中共一大的湖北小组代表返回武汉后，林育南随即庄重地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成立之后的一个“大手笔”——“二七”大罢工，林育南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林育南后来曾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和《中国青年》的主编，若干年之后又重返武汉领导湖北工人运动。在大革命的高潮中，1927年2月，他和刘少奇、李立三等发动了数十万群众，召开反英示威大会，并一鼓作气收回了汉口的租界。然而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明显走向低潮，继瞿秋白的“左倾”之后，李立三并未吸取教训，“左倾”迅速升温。难能可贵的是，此时的林育南头脑清醒，他对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颇有忧虑，并多次与李谈话，希望李能客观和实际地分析形势。可是被苏联城市革命模式冲昏头脑的李立三听不进意见，林育南只得转而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罗章龙、林育英、张昆弟等交换意见，以取得共识，借此抵消李立三错误的消极影响，结果竟受到李立三的指责和批判。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所谓“立三路线”的错误已形成，党的事业面临严重危机。林育南继续向李立三进言，同时又与观点相同的何孟雄、李求实等向中央反映情况，并建议重新改选中央领导机构。是年9月底，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这年冬天，中共中央决定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区举行，通知林育南赴中央苏区做大会的筹备工作。就在途中，国民党对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通往苏区的道路被封锁，林育南等人被迫潜回上海，他失去了在根据地继续革命的机会，也失去了与弟弟林彪会合的可能。

　　林育南返回上海后，1931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来人们称之为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次“小文革”，当时有相当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未到会或被排挤在会外。就在这次会议上，“立三路线”迅速升级为“王明路线”，还得到了莫斯科的青睐。与“立三路线”斗争过的林育南，又要面临一场更加残酷的党内斗争了。

　　深怀着对中国革命的责任感，林育南等人不能听之任之，在党内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另外召开党的会议，并联名多人发表了反对王明的《告同志书》。王明等人则把当时在苏联甚嚣尘上的“大清洗”式的残酷党内斗争经验带了回来，认为不如此则是不革命或反革命，他们不容许有任何反对和质疑的声音。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何孟雄等分别在上海汉口路的东方旅社和天津路的中山旅社开会，就在会议进行中，他们几乎同时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和逮捕了（前者还包括龙大道、欧阳立安及“左联”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等）。这就是著名的中共党史上的一大谜案“东方旅社案”。一次事件竟使如此之多的中共机关遭到破坏，使如此之众的党内干部（皆为反对王明派别的人）遭到逮捕（其中数十人被秘密枪决），不可不谓蹊跷。

　　原来，那天下午，一个租界的巡捕化装成茶房，走进了东方旅社的第31号房间，当他断定在里面开会的7个人都是共产党之后，马上向守候在外的巡捕发出信号。数十名巡捕一拥而入，将毫无防范的7人抓住，随后密探们又抓捕了后来到会的李求实（即李伟森）等人。与此同时，何孟雄及另外7人也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被抓捕。这次大搜捕整整持续了一夜，翌日共有36名共产党人落网。他们很快被移送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

　　这是国民党特务在1930年代破获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杰作”，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陈立夫前来劝降和处理。结果陈立夫费尽口舌，没有一人愿意改变自己的信仰。失望之余的蒋介石见劝降不成，指令就地处决。1931年2月7日深夜，何孟雄、林育南以及“左联”五烈士等共24人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鲁迅闻讯后悲愤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

　　“东方旅社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后来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当时苏区反“围剿”捉到了国民党大官张辉瓒，国共双方曾就此有幕后的谈判交易，国民党给出的条件有换人（以中共在押政治犯交换）及20万元，同时张的眷属也私底下加紧进行交易。不料后来事情有变，张被斩首且人头被钉在木匾上沿赣江顺江而下，以此作为对国民党“围剿”的警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张辉瓒被处决后第10天，“龙华二十四烈士”英勇就义，这难道是巧合么？抑或是国民党对张辉瓒之死的一个报复？（详见《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陆茂清《“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文）多年后，陆续披露的史料表明，这一案件与当时王明等宗派主义者的阴暗和狭隘心理有关。王明等人当时已获知国民党特务在东方旅社密布网罗，与会者随时会有被捕的危险。不久又确有与会者被捕的消息传来，王明等人竟无动于衷。在有人提出应予营救时，王明指示静观其变，让江苏省委和中央都不要插手，他甚至不无幸灾乐祸地说：“这是他们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在林育南等人壮烈牺牲后，王明仍然毫无悲悯之意，继续向烈士身上泼污水，说他们虽然死了还是要清算他们的错误云云。（据陈修良在《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回忆：林育南等被捕后，“大家听到这消息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说什么这是‘咎由自取’，说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幸灾乐祸的表情，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汉年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在相关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同陈绍禹谈话记录》的文件中，也有当时中共江苏省委给狱中支部书记的指示，赫然写着：“别把反对派列入自己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