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中共党史发生大转变时起的作用

    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和西安事变，这三大事件的前后，是中共党史发生大转变的极其重要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是张闻天走上中央负责人的重大时期。在这三大历史关口，张闻天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遵义会议前，危急时刻带头支持毛泽东

    遵义会议前夕，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是这样的；根据1934年1月中央在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选出政治局委员12名，分别是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张国焘、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康生、毛泽东。其中，常委四名，分别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

    此时，毛泽东尚被排斥在领导核心之外。究其原因，是因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泽东那么高的威信，所以就“调兵遣将”，夺取了毛的军权、党权。

    因为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党和红军已处于生死存亡的一个严重关口，当时，红军一方面在刚渡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已经遭受了惨重损失，另一方面，在明知敌人已经在红军北进的道路上布下大罗网的情况下，掌握军权的李德、博古却仍然要坚持向北进军，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如果真按这条路线走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世人皆知，红军后来实际是按毛泽东提出的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才扭转了危局。可是此时，毛泽东正遭受打击，在中央尚处于无权地位，他的建议为何会被接受？这就要说到党内的一个关键人物，张闻天。

    李德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提到过一次“飞行会议”，说在这次会议上，他的主张遭受到拒绝，而毛的主张却“不仅得到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李德所说的“飞行会议”，实际上就是在湘黔边境召开的一次史称为“通道会议”的中央紧急军事会议。也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的军事主张获得通过。

    张闻天能在“通道会议”上带头支持毛的主张，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背景。在“通道会议”召开前，张闻天曾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单独谈话，主要内容就是当时的紧急形势，敌人已经发现红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以及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包围红军。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张闻天明确提出了应该放弃原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而张闻天也通过与毛泽东的相处，认定毛泽东思路完全符合当时苏区实际，开始倒向毛泽东一边。

    不久，在贵州乌江边的一片橘园里，停着两副担架，一边躺着张闻天，另一边则是王稼祥。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就说，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就是张闻天的这两句话，当天便传了下去，促成了后来的黎平会议和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张闻天当时是中央常委，被视为仅次于博古的党内二号人物，所以，他说的两句话才能有那样大的作用。

    瓦窑堡会议前当机立断，提出战略改变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变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金（凯丰）。会议增选毛泽东、陈云为政治局常委；这样，就形成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陈云五位常委。名义上博古还是负总责，但实际上已无人听他的了。

    当时大家提议毛泽东负总责，但毛泽东说服大家让张闻天负总责。理由是张闻天在苏联学习过，与王明、博古是同学，共产国际信任他，因而也好得到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的认可。

    遵义会议后，长期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按照毛泽东的定义，“为首”就是召开会议会议，可见毛泽东并不“为首”。而且，《毛泽东年谱1893—1949》对于出席和参加中央会议，与主持和召开中央会议，有较严格的区分，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毛泽东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用“主持”。

    作为中央的实际领导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所做的第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就是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

    众所周知，瓦窑堡会议，在《毛泽东选集》上被称为“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中央会议”。关于这次会议，背景有二：一方面，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不久，日本加紧了侵略，民族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另一方面，会议之前，共产国际派的代表张浩（即林育英），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瓦窑堡后，在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的窑洞中同张彻夜长谈，首次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建立国际反法西统一战线。

    那时，毛泽东还在前线指挥作战。针对局势，张闻天当即在瓦窑堡，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等重大问题拟好了方案，通过电报征求毛、周等人意见，并建议“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很快，张闻天接到毛泽东回电，称“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于是，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聚集到张闻天的简陋窑洞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负责人着重研究了如何团结国内各阶层一致抗日。当时红军在陕甘战场的主要对手，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流落关内、又被蒋介石驱赶到“剿共”前线充当炮灰的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于是，这支部队便成为红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同时，会议还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

    很快，历史便验证了瓦窑堡会议新政策成果。1936年4月，周恩来进入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同张学良在教堂中秘密会见，不仅促进了东北军、西北军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而且不久，便促成了以“兵谏”捉蒋逼其停止内战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闻天独持冷静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一直被看成是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一个枢纽。毛泽东、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说是尽人皆知。但张闻天的功绩，却鲜有人提起。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活捉了蒋介石，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却举棋不定。于是，张、杨把寻求对策的目光投向了共产党。

    西安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西安事变，地点在陕北保安城（今志丹县）东南张闻天的窑洞里。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人。

    那时，中央会议的习惯做法是会议开始时，由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人作报告，因此，这次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报告（注：毛泽东当时负责军事外交）。

    毛泽东的报告从事变的意义，到形势发展的可能，都表明了中肯的看法和分析，但报告对蒋介石的处理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意见则是“审蒋”和“除蒋”，即“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毛泽东还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在西安成立一个名义上不叫政府的“一个实质的政府”。

    毛泽东的发言基本上得到了与会者的同意。只有张国焘认为，张、杨举动第一是对蒋，第二才是抗日，从而低估了事变的意义。张国焘发言之后，张闻天作了发言。

    张闻天的提议，有几点与毛泽东的报告明显不同，一是通篇没有一个“除蒋”、“审蒋”的字眼或意思；第二，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第三，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自此，张闻天的意思就非常清楚了。他不同意“以西安为中心”结成统一战线来控制南京的主张，而应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张闻天同时预测说，西安事变是一次好的时机，“党要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

    由于张、毛意见不一，两人争吵得很激烈，会议最后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以至于15日还发表了毛泽东领衔署名的红军将领致国民党政府的电报，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直至周恩来17日到西安将外界情况用电报发回保安之后，12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才在认识上取得一致，会议才正式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

    后来，形势的变化实际上间接印证了张闻天的观点。由此可见，党中央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是有一个过程的。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谈及西安事变中央决策过程时，也说，不能认为过去自己所作的宣言是对的。

    故事

    毛泽东纪念馆里的张闻天雕塑

    现在，无论是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是上海浦东张闻天生平陈列馆，观众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部分时，都会看到一座四人雕塑，其所列四位历史人物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四人。

    说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这一雕塑，据称还有这样一个曲折故事。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该馆对原陈列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后新设计的遵义会议部分的这一雕塑，原来只有毛、周、王三人，没有张闻天。在新馆尚未正式开放的该年10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了纪念馆。胡锦涛看到这一雕塑时，向纪念馆的负责人提出，这里怎么没有张闻天？那时候他是总书记呀。接着，他指着雕塑说，这里应该还有张闻天。纪念馆于是根据胡锦涛的指示进行了修改，将原来的三人雕塑补上了张闻天，成为现在四人的正式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