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房网北京:中国钱币美学赏析——凝文化于一体

        厌胜钱只是借助钱币的形制为载体，表达一种厌禳和祈求吉祥的寓意，不像正用品那样正统、规范。因此它能够运用各种各样的形制，铸造各种纹饰和铭文，纹饰多以花草、虫鱼、蜂蝶、瑞禽、瑞兽、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为内容，反映社会生活的思想、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从而大大丰富了古代钱币文化的内涵。而且，厌胜钱多是民间铸造，这让民间艺人有了充分自主的发挥空间，所以，厌胜钱能够体现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审美情趣和创造性。
        从内容上看，厌胜钱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佛神保佑”的信仰文化、“忠孝双全”的儒家伦理以及“趋吉避邪”的民俗观念。
        一、“佛神保佑”的信仰文化
        信仰是对某一自然事物、某一种学说、某一种宗教或某一个人物的崇拜、信奉，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理想、对美好操守德行的崇仰。长期处于困顿生活中的老百姓，因为不能正确的认识自然、社会现象，找不到穷困、非命的原因，所以，只好借助宗教来寄托，把生存的希望交给了神佛。比如，为了求得平安、团圆和幸福，除了到庙宇进香、捐钱物、捐造像外，还要禳祷邪神和鬼祟，以期得到神、佛、天地的保佑和恩赐，得到邪神和鬼祟的宽宥。对那些通过道士、巫师可以压服震慑的邪祟则要书符或铸制辟邪品进行镇压（厌禳），而钱形饰物就成为既方便又理想的厌胜品。这使得厌胜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把它作为沟通人与神的法物，用它来祭祀祖先神灵，并相信它能祛疫辟邪，禳出灾祸。
        “一般说来，宗教艺术首先是特定时代社会的宗教宣传品，它们是信仰、崇拜，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它们的美的理想和审美形式是为宗教内容服务的。(65)”当然，作为一门艺术形式，宗教艺术也“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富有情感专达的艺术创造，是以可视可闻的形式语言来明确揭示宗教教义的艺术。(66)”在封建宗教信仰的时代，厌胜钱的功能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人们的一种信物，它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鬼神的替代品，特别是在一个经济生产落后、社会动荡不安、自然灾害及战争骚扰的愚昧时代，厌胜钱在传播信仰方面的作用会显得更加突出。
        汉代已有使用星相方位、制作器皿及祝诅等厌胜之术，用来威慑镇压对方。早期的厌胜钱，就是以厌禳为目的而特制的钱形物，相当一部份是佩饰物，有文字，还铸有各种如星斗、宝剑、四灵等图案。“何谓四灵？麟、凤、鱼龙谓之四灵。”(67)
        魏晋南北朝时期，真正具有道教性质的纹饰已经开始出现的厌胜钱上，这标志着道教厌胜钱的产生。唐代统治者，自称为“老子”的后裔，奉行崇道政策，由此，道教厌胜钱也逐渐流行起来。但是道教内容在厌胜钱上的反映相对滞后，直到宋朝道教厌胜钱才丰富起来。
        宋朝道教盛行，创造了“本命”说：凡本人初生年月在六十甲子干支之年，叫“本命元辰”，也叫“本命年”，又把六十甲子星宿化，六十甲子成为六十尊元辰星宿神，塑像供奉，又据此铸造了12枚一套的“星官钱”，每枚一个属相，一个星官，称之为“本命星官”，供人配戴。后来又将十二辰铸在一枚钱上。这些钱流传至今颇多。
        元朝厌胜钱铸有“天师”钱，钱面右侧张天师按剑而立，左侧两小鬼，作相呼奔逃状，穿上有荷座莲牌书“张天师”；钱背三环，内环铸十二地支文字，中环铸云雷纹一轮，外环铸十二生肖动物形。“天师”钱还有其他品种。张天师，字辅汉，本名张陵，得道后称张道陵，东汉沛人。永平时拜江洲令，后弃官归隐，入江西龙虎山习炼丹符咒之术，从学者颇众。道陵死，子衡传其道。后唐玄宗册赠为“太师”，道教尊为祖天师。
        明朝盛行八卦钱，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也。《周易·系辞下》：“古者疱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68)” 钱面八卦卦象及卦名绕圆穿一周，背面作十二生肖形及十二地支名绕圆穿一周。此类钱是八卦和生肖钱结合，种类甚多。还有一种八卦钱的背面为道家符录及敕文：“雷霆雷霆，杀鬼降精、斩妖辟邪，永保神清。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左右符文为：“雷令杀鬼”。这类钱也称为“雷霆钱”，所谓雷霆钱即源于古人对雷电的自然现象一无所知，便编造了雷煞、雷神、雷公、雷师的天话，塑造了雷神的形象—鹰嘴、毛角、肉翅，左手执斧右手握捶，为雨师开道。遇到妖怪和恶人，挥锤击斧，震其死命。古人还认为雷神是惩恶扬善之尊者，“雷”是惩恶辟邪的法宝。因此古来道家用雷霆钱为人驱邪、震慑鬼魅。明朝民间以为钟馗能驱邪降福，因而也铸有钟馗降鬼的厌胜钱。八仙也是明朝常铸的厌胜钱，或将八仙铸于一枚，或仅铸八仙所持法器于一枚，谓之“暗八仙。”
        “躯邪降福”钱，黄铜质，熟旧。面左为“躯邪降福”，右边一人手托法物前举，接一蟢子。背“五毒”，蟾蜍、蜥蜴、虎、蛇、蜘蛛。蟢子为室内一种短腿小蜘蛛。蟢子从天而降，取“喜从天降”之意。“五毒”对人极为有害，因此人们认为应该驱除。
        及至清朝，民间铸行的厌胜钱的道教内容更为丰富，根据钱面文字和纹饰来看，综合了前朝各代生肖、符咒、降魔、避毒、八仙等内容，图案更加精细。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比起道教而言，显出更强的包容性和通俗特征，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唐宋时期，厌胜钱就已经开始在佛教场所中被运用，钱文上多有“阿弥陀佛”之类的吉语。辽宋夏金元时期，佛教厌胜钱数量开始激增。钱面上一般铸有佛名佛像，“文殊普贤”、“阿弥陀佛”、“慈悲方寸”等钱文，甚至铸有唐玄奘取经故事图。元朝还有庙宇供养钱，即礼佛供品的专用钱，也称“香火钱”。
        凡宗教信仰，大都具有专一性和排他性，然而中华民族具有博大的包容精神，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并未有太激烈的争斗。特别是在民间，佛、道更是区别不大，人们求佛拜神都是为了求得心灵的抚慰，行善积德，以求来世的幸福。因此，在厌胜钱中，既有本土的道教内容，也有外来的佛教内容，后期还有将“观音佛祖”与“天后娘娘”等铸为一套的，已经属于佛道不分，佛道大同了。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现象。
        二、“忠孝双全”的儒家伦理
“忠”和“孝”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父子之间的“孝”是社会中中人与人的关系里重要的一环。《说文解字》对“孝”的解释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69)” 子女能够对父母、长辈的顺从和敬养，善事父母，关系必然和谐，这是一种尽善尽美的人伦关系。儒家通过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五伦”思想将传统社会中的基本人际关系纳入到一个人伦坐标系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封建家长制的家庭是以家庭为本位、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不仅有着家庭这一物的层面上的意义，而且也有着社会学上的意义，即包括父、母、兄、弟、子五个基本要素及父子、夫妇、兄弟三种关系，其中以父子、婆媳延续为主轴。早在周礼之中，就制定了一套完备的维护家庭伦理和社会等级关系、严格上下尊卑秩序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其中首先推重的便是家庭。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外，还有对“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70)” 等做人义理的礼法强调，这些礼制规矩的制定形成了严格稳定的家庭结构。
厌胜钱中最常见的就是二十四孝故事钱，从宋代开始流行。“二十四孝”是中国封建社会所褒美的二十四位孝子、孝女事亲的故事。除了虞舜为传说人物外，其余均为春秋、战国、汉、晋至北宋时期的现实人物，他们分别是郯子、老莱子、曾参、仲由、闵损、刘恒、郭巨、董永、江革、黄香、姜诗、丁兰等。厌胜钱经常表达其中的四个孝亲故事。
        以一枚厌胜钱图案举例说明：第一组系“郭巨埋儿”故事：西汉隆虑人郭巨，早年丧父，家贫，但奉母至孝。每单供母饭，母必分与孙。巨对妻日：“家贫不能供，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与妻商议埋儿，节食供母。掘地三尺，得黄金一锅，上有丹书十二字：“天赐郭巨，官不得夺，人不得取。”钱图中举镢者为郭巨，梳髻着裙扛锹者为郭妻，头下脚上者为郭巨之子。将钱顺时针旋转，出现一鱼，鱼上为一仰卧人物。这一组图案为“王祥卧冰”故事。魏末晋初，临沂人王祥，事继母笃孝。母病欲食鲜鱼，时天寒地冻，河水坚冰，王祥脱衣焐冰，冰解，有双鲤跃出，母食鱼后病愈。顺时钟旋转则看到第三组图案，一人跪拜，面前一丛竹笋，此为“二十四孝”中的“孟宗哭竹”故事。三国时吴人孟宗，事母极孝，母嗜好笋，而冬时未生，宗入竹林泣祷、笋忽逆时而出，宗采为母食。后宗作监池司马，做鲊寄母，母寄还之曰：“汝为渔官，何不避嫌？”闻母亡，犯禁弃官而奔丧。第四组图案是一人肩担重物前行，有匆匆之感，此图当是“二十四孝”中的“曾参樵采”。战国时人曾参，事亲至孝。一天，曾参上山砍柴，曾母一人在家。家中来了客人，其母无法招待，焦急之中咬了一下自己的手指。曾参仍在山中，突然感到心疼，急忙挑柴回家。到家后，见状，便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母亲说：“家中来了客人，急盼你回家，将手指都咬破了。”曾参说：“娘啮指儿便心疼。”曾参至孝，感天动地，遂使母子啮指心疼。此钱当为劝善用品，为孝子、孝女所佩带。
        古人以“聚族而居”、“家大业大”为荣耀，而以分家析产，大家化小家为耻辱。如能“四代同堂”、“五代同堂”，不仅会被世人所溢美，甚至还会得到皇帝的嘉奖—旌表其门。因此，古人希望“多子多孙，多福多寿”，“夫妇齐眉，儿孙满堂”，希望儿孙能够有“五男二女”，且能够“五子登科”、“一举夺魁”、“状元及第”。《宋史·窦仪传》记载：宋代窦禹钧的五个儿子仪、俨、侃、偁、僖相继及第，“仪学问优博，风度峻势。弟俨、侃、偁、僖皆相继登科。冯道与禹钧有旧，尝赠诗，有‘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缙绅多讽诵之，当时号为窦氏五龙”(71)。 后人演绎为“五子登科”，借以期翼家族中子弟都能如窦氏五子一样高中科举、建立功名、光宗耀祖。这一类厌胜钱钱币上的图案，多是五个小孩嬉戏各作惊喜状，寓“五子登科”，也寓意连生贵子，所生五子皆能贵富，钱面方穿上一小儿独折桂，喻庆贺首先折桂之意，如窦仪一样为兄弟们表率。
鱼龙变化，在我国民间传说中，河鲤若能跃过龙门，便成为“龙”，脱身鱼界，上天入渊，来去自如。因此在科举时代，人们常用鲤鱼跃龙门来比喻科举中第，未取得功名前就如同一条鲤鱼一样渺小而不为社会所重；考取功名后如同蛟龙一样不可一世。后世以“鱼龙变化”来比喻考取功名后的身价改变。
        中华民族以儒家文化为精神支柱，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颇深，因此，在每一位知识分子心中都有出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壮志。《礼记》所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72)”“忠孝两全”是他们的愿望。《吕氏春秋》曰：“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73)” 厌胜钱上反映的“状元及第”、“连中三元”、“独占花魁”、“一品当朝”等表现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渴望功名一展个人才能抱负的强烈愿望，也表达了他们希望以科举求官职继而为君主尽忠、为国家效力的志向。
        三、“趋吉避邪”的民俗观念
        吉祥观念将万事万物加以区别，即相信一些物事能获致吉庆祥瑞，另一些物事则可以躲避灾祸邪祟，其终极思想就是趋吉避邪。“趋吉避邪”是人类从古至今的心理欲求。
        吉祥观念的产生实际上是来源于古人对生活的不安定感，这种自然界与人世间的吉凶瓜葛，是人类创造厌胜钱并以之趋吉避凶的客观基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常常会碰到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或困难，给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增加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只好借助某些特定的事物作为解决这些困难，减轻心理负担的依靠，从观念上相信利用这些特定事物可以战胜困难。一方面，人们希望求致、获取、掌握有利于人的事物，如财源广进、福寿康宁等，一方面希望能够抵御、驱除、镇辟不利于人的物事，如“永绥百禄”、“祓除不祥”等。
        压胜钱表达人们的“趋吉避邪”情感和愿望，主要从祈福、辟邪两个方面来实现的。吉祥的内容首推“五福”。“五福”之说始见于《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74)。 显然，“五福”具体指五种人间幸福，民间“五福”说，又指“福、禄、寿、喜、财”。作为这种“趋吉避邪”观念的物质依托，厌胜钱被认为具有特殊的神灵力量，能够产生使人信服的功效。因而人们把厌胜钱当作生活中的随身物品来携带，作为讨吉祈利的心理寄托和追求美好事物的依靠。
        这类钱分为几种：
         1、吉语钱，又称口彩钱、祈祝钱。多用吉祥语，以祈求吉利、平安、如意、长寿、高官、财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为主题。常见的祝寿钱、撒帐钱、上梁钱都属这个类别。吉语钱的内容丰富，涉及到历史、地理、风俗、宗教、经济等多个方面，是古代社会意识的反映，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人们的思想面貌。
         2、吉祥图纹钱。多描绘各种物象来表达图案的寓意。民间有“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说法。这类钱习惯用谐音表意和用象征手法表达吉祥寓意，这些吉祥主题纹饰构成了厌胜钱上图案的题旨，它既是对生活中各种事物的概括，又寄托着铸造者希望通过抽象概念得以准确表现的愿望。如佛手之延寿、萱草之宜男、石榴之多子、牡丹之富贵等。这些图案运用象征性的表述方法，将祈福纳祥、趋吉避邪的思想观念，通过谐音、悬念、借代、比喻等方法，曲折含蓄地表达出来。
         3、祥禽瑞兽钱。动物与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动物形象以各种形式渗透到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中，它们成为人们祭奠祖先与神灵，祈盼平安幸福，寓意、象征人类完美理想的祥禽瑞兽。厌胜钱中常见的动物有龙、凤、狮、鱼、鹿、鸟、羊、龟、鹤、蛇、蜘蛛、蝙蝠等，如龙凤钱、双凤钱、双鱼钱、鱼龙钱、双狮钱、双鹿钱、龟鹤齐寿钱等。
        表现“趋吉”意思的题材有“刘海戏金蟾”，钱面描绘了憨态可掬的刘海手持一条彩线在戏弄一只大金蟾，大金蟾不断地吐出一枚枚铜钱，刘海用彩线将铜钱一一串起来，象征财源不尽。钱背为一头鹿在树荫下，象征福禄。
        中华民族还把中国固有的趋吉纳福思想与佛教追求来生幸福、财富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并加以崇拜，将自己的愿望寄托在了随身携带的厌胜钱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