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房姑娘韩磊:中国钱币美学赏析——聚乾坤于方圆

        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传统。在制器尚象思想的指导下，对自然的观察和抽象，首先反映在器物造型上，主要是对外形特征及神韵的模仿，来表达借助自然之力辟邪、崇拜、吉祥等的美好愿望。古钱币的形制稳定为方孔圆钱，固然有它便利实用的功能性优点以及对称美观的整体形式美，同时也是因为方孔圆钱符合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认知的缘故，而且因为和玉琮的形制比较相近，而被赋予了沟通天地的特殊功能。
        一、制器尚象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动，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尚其占。(43)” 圣人对“道”的理解，在造物制器方面是通过对外物的模拟以及用具体的形象来象征事物而实现的。“制器尚象”主张通过对自然事物形的模仿，将器型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引起人们对自然的联想，对“道”探求的渴望。
        “制器尚象”的“象”的含义具体细分有三层：首先，形于外的形状、征象，是对生命万物的注视及人类自我内心的审视。其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于外的形状征象在“地”成为“形”，在“天”才称为“象”。象，主要指天象，即天体的现象和变化的征兆。对宇宙图案的热衷，在早期主要体现在对天象的关注，多以抽象的几何符号反映，如圆、涡纹等。并由此得到卦象。第三层含义，即由具体事物（自然万物）及抽象规律（卦象）中得出的事物的象征意义。
        “制器尚象”要尚“象”，象源于物，则需要通过“观物”而取万物之象。把大自然与社会事物和现象作为“观”的对象，作为创造的原型，并且，“观物”的目的不是简单的照搬“物”本身，模仿“物”的物理性状和属性，而是“取象”，捕捉“物”的整体形象和内在规律。如果说“观物取象”是制器的第一层次，那么，“象形取意”造型则是第二层次，即打破自然物象的束缚，按照从“形”取来之“意”重新塑造物之形。
        在商周时期，“制器尚象”主要表现在“铸鼎象物”的层面上，即模仿自然存在的万物制作仿生形造型。《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庄王问九鼎的回答中提到：“昔复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智神奸，故民之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体。(44)” 通过在鼎上饰以图案花纹，如兽面纹、龙纹、凤鸟纹、火纹、蝉纹、蚕纹等象形纹，表达对自然神灵的崇拜，祈求借助神灵的力量，获得吉利、辟邪的作用。
        中国古钱币的形制发展进程便反映出了由“观物取象”到“象形取意”的历史进程。第一枚金属铸币铜贝因天然贝供不应求而产生，以补贝之不足，它模仿原始贝币形态。因为金属冶炼技术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对生产工具的崇拜，青铜劳动工具成为人们渴求的商品，本身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可以用来交换其他商品。“某一地区，某种生产工具用得最多，这一生产工具就变成这一地区的货币。(45)” 由于频繁地交换，为了携带方便，人们把这些劳动工具的形体改变得更轻巧。布币，是一种形似铲形农具的金属铸币，是我国先秦时期主要的货币之一。其前身就是铲形农具。因铲形农具在商品交换中逐渐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而最终取得货币的资格。刀币，由实用刀“削”转化而来，形如刀状，柄端有环。早期圜钱起源于纺轮或璧环，形制为圆形圆孔。先秦较为广泛使用的三种货币都以自然存在的原始劳动工具为模板，带有很浓的自然物的痕迹，体现了简陋的特征，处于“观象制器”的初级阶段，是对普遍存在的事物的写实模仿。
        由“观物取象”得到的对于器物造型的创造也是有不同的层次和发展阶段的，随着人们对事物的理解、认知程度的加深而不断深化。马克思认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46)。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根据实用的原则自然选择制造功能性占首要位置的器物，然后才按照美的规律开始人为的设计，“Design是实用生产与审美创造的统一体，(47)” 钱币形体演变的过程正体现着人的创造性的发展以及美观精致的尺度的变化。
        在铸币工艺的改进与简化中，人的创造性的审美特征开始占据显要地位，平首布是在空首布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春秋晚期的空首布，在造型上是原始工具的翻版，装木柄的首已经被范芯土所填满，失去了它作为生产工具的使用功能。而体型变小重量减轻的平首布的出现，使其作为生产工具的实用功能完全消失。边线的造型也由多直线、厚实发展到多曲线与纤细，这一点体现了铸币工匠的审美创造。人们逐渐认识到长形布币、刀币的携带不便和易折易碎的缺陷，所以才开创性的采用了外圆内方的货币造型。在造型上由对纺轮与礼器的模仿发展而来的圆形钱，可分为圜钱（圆孔）和圆钱（方孔）。这一造型体系的出现，造成了使用携带的便利。外圆内方钱不但可减少钱体磨损，还便于加工（可穿上方木修整钱廓）。并且这种“钱圜函方”的形制与古人“天圆为张盖，地方为棋局”的宇宙观相适应，并符合“天圆地方，其国乃昌”和皇权神授的封建政治理念。创造出的器物自外视之是模仿事物，却又能于仿象之形中溶融自然界的规律，宇宙秩序、生命伦理、道德观念等，使器物之形具有了象征意义，散发出精神性的意蕴。因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半两”钱统一了全国货币。并且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进程中，尽管改朝换代频繁，但每个朝代都选择了方孔圆钱作为最基本的法定通货，少数民族和各农民起义军都不例外，甚至还影响到了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方孔圆钱无论在时间长度还是空间距离上都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二、器以载道
        “制器尚象”主要通过对自然事物形的模仿，将器型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引起人们对自然的联想，对“道”探求的渴望。器以象征的手法体现“道”的深意，“器”则成为解读和传承宇宙间之道的载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48)” 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表征的“道”，分别通过对万物具象的模仿和在观念上抽象的象征两种手法，在“形而下”的器型里展露无遗。
        方孔圆钱无论在形象的模仿上，还是在观念的象征上，都直接指向“天圆地方”之道。一枚小小方孔圆钱成为了整个宇宙的微型模版，凝聚着古人对天地的认识，也是古人试图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种探索。
天、地之分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开始。对“象”考察，同时也会以“象”的形式去反映对自然世界的认识。这是古代世界各国文化所通有的思维方式。如古埃及有天与地对应的壁画，古巴比伦有恩利尔是天地之主的形象，在玛雅的传世圣书中，天是穹顶形，地如圆盘。中国的造物设计则是以“天圆地方”为出发点。“人法地，地法天”(49)， 模仿天地四方，将天地四方的宇宙概念引入到人类的一切活动中来，这种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
“天圆地方”是古人“仰观象于天，俯则视法于地”，经过对客观自然的观察，再根据想象推测出来的宇宙认知。在先秦史料的记载中常见关于天地的论述，如：《庄子·说剑》云：“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50)” ；《淮南子·天文训》云：“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51)”等等。在古人看来，天道为圆，地道为方，（人们行为处事应该）法天象地。
        天圆地方观并不能尽窥天地之奥秘，或用以指导人力来调节寒暑阴阳之变、制止风雨霜雪之灾。因此，人类对天地之间、天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依然迷茫，对探究天人关系充满渴望。在周代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52)” 之说，即所谓圆器礼天、方器礼地。新石器时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见插图1），设计为外方内圆的形状和柱形中空贯通的形式，其“实际形象是兼含圆方的，而且琮的形状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把方和圆相贯串起来，也就是把地和天贯通起来。专从形状上看，我们可以说琮是天地贯通的象征，也便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53)”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琮的基本功能正是助大巫由琮所模拟的通天之路来通天。并且推测，在良渚社会中，只有特定的玉琮才有能力、有权力通天(54)。 良渚文化也以大型祭坛遗址为其文明特色。这些祭坛一般都建在山顶上，都呈方形，大多由三层方台逐层建成。发掘报告指出，祭坛建在山顶上，又台上加台，具有“高上加高”直至“通向上天之意”；而“坛作方形，和传统的‘地方’说也许不是偶然的巧合”，因此，这些祭坛应当是“以祭天礼地为主要用途的祭坛”(55)。 玉琮的方圆造型与它的通天能力以及天坛方圆结构的建筑学特征和它的祭天功能，都透露出将“方圆”与“天地”结合起来的意蕴，并赋予其神秘的内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贯通性的核心命题。



         陕西临潼姜寨式建筑格局是原始农耕聚落的典型形态。其居住区外环一道圆形围沟，建筑物呈环状布局（见插图2），房屋背面都被围沟，面向位于中央的一块大广场，呈明显的外圆内方的形式。姜寨之外，陕西宝鸡北首岭、甘肃秦安大地湾甲址，以及国外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中也有类似的情形(56)， “这种内聚式的环形向心布局将成为史前聚落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典型规划(57)。…但它在精神生活上使得每个小家庭和各个家族群的住房都与社会活动的中心—广场有着极强象征性的精神上的和实际上的直接联系。它是聚落内聚力极强的标志”(58)， 意味着具有共同始祖（祖宗）的宗族结构的出现。仰韶文化后期从姜寨聚落形态中滋生出“中心聚落形态”(59)， 与当时已经分化了的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的社会等级和宗教神权相适应。中心聚落形态建有以“太庙”、“太室”为核心的庙堂建筑群，他们具有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的中心圣殿的象征性意味。《史记·封禅书》记载当时的明堂：“明堂图中有一殿，四周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入之，以拜祠上帝焉。(60)” 王国维的《明堂庙寝通考》认为辟雍或明堂建筑群以“太室”为中心：“太室者，以居四室之中，又比四堂绝大，故得此名”(61)。 这是周天子或诸侯行册命之礼的神圣之地，故可称为“太室之廷”，金文中多以“中廷”称呼。中廷位于四周宫室之中。汉时还称呼太室为“通天屋”。中廷位于四周宫室之中，而且拥有“通天屋”的称谓。因此，四面环水的辟雍和位于中央的中廷，似乎也蕴含着通天的神秘功能和中心聚落的神圣意义。(62)
        《吕氏春秋·圜道篇》云：“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63)” 据此可以明白，这里所说的“天圆地方”不仅是指天地的外形，而是强调其“道”，强调精神实质。他们对天道圜、地道方的解释糅合了上下对应、万物殊分的观念，并归结为“立上下”、分主臣的圣王意志。这种思想对秦汉两代统治者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于是天地之道便成为王权神授的依据，而铸钱的外圆内方，也具有了王权的象征意义。“中国造物设计以‘天圆地方’为起点，动态地把握相似性原则，通过一系列类比，将自然空间上下四方由思维推演为中央优于四方，并延伸到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中央帝王领属四方藩臣的政治结果的神圣性与合理性的依据。(64)” 正基于以上的原因，秦始皇将钱币形制固定为圆形方孔钱：外为圆肉（即钱体），所以象天；内为方好（即钱的穿孔），所以象地。于一钱以中，法备天地，天覆地载，万宇一通。一方面有表达探究天人关系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外圆代表天命，内方代表地上皇权，天命与皇权在一枚小小的钱币上得到了高度统一。
        秦汉时期的天圆地方的观念在钱币铸造形制上赋予了钱币以天命皇权的神秘蕴含，这是古人宇宙认知模式在“象天法地”的思维引导下运用于实践的结果，也是追求“天人合一”理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