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千骨2015现代穿越剧: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未来企业创新思路

来源：政法网络学堂    时间：2008年8月7日14:1
编 辑：yyq
站在国家创新体系的综合高度分析和认识企业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显得十分突出的是：(1)借助知识创新实现技术创新进而推动新一轮的知识创新。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经济时代创新的主要区别，是创新的核心从“技术”、“组织”、“制度”等拓展到了“知识”。此处所述知识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知识，还包括人文社科知识，商业知识和工作中的经验知识等。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主要表现为知识创新，这种创新强调创
新是来自未来竞争的要求，创造新思想并转化为市场前景广阔、具有发展潜力的商品，为未来持续增长奠定基础。(2)将知识形态的发现、发明借助商业化机制“知识化”，将能带来更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创造和创新。发现是知识的新的增加，一项发明则可以构成一个新的人造装置或工序，可以获得专利，但不能为经济社会带来利益，只有创新才创造或执行一种新方案，构成达到具有经济或社会目标导向的行为。实现此种行为的只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产业企业组织，当然包括正在努力将科技力量转移到改变为企业组织形式的高科技产业企业。
为着构建面向21世纪的知识经济的国家创新体系，也为着给正在改革中的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朝着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迈出坚实的步伐，我们必须也只能循着“知识正在成为创新的核心”的轨迹，去探索改变现有企业面貌进而建设未来企业的创新思路。这种以“知识”为基本原材料，并置于国家创新体系之中建设的企业创新，至少应该包括企业文化创新、企业制度创新、企业技术和企业功能创新。
1　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企业文化创新
同处在现代市场经济阶段的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出现美国垄断主导型有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国计划指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同样在进行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和俄罗斯，为什么中国选择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渐进式改革模式，而俄罗斯则选择了全面实行私有化的激进式改革模式，究其因，无不与一个国家的国情、传统和文化有关。从泰罗开始经历了近百年的企业管理讨论劳动的实质是劳动者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们的认识却经历了由“机器人”到“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文化人”的深刻过程，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经济人”是与雇佣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而“文化人”则是与团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企业现阶段的文化创新是否应主要注重“文化力”的开发：①通过企业物质文化、企业制度文化和企业精神文化的建设，以文化纽带、精神纽带和道德纽带联结企业的内外行为，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粘合力，进而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开拓力。企业在进行CI设计时，应努力做到企业视觉识别系统和理念识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的统一。②通过培植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增加商品的文化含量，提高商品的文化附加值。其中，起载体作用的商品文化包含了商品的构思、设计、造型、款式、装璜、包装、商标、广告等。商品凝结着一定的文化素养，文化个性和审美意识，展示着一定的文明水平，已经引起人们关注的“土豆现象”、“烤鸭现象”，即是知识经济的前奏。③通过形象营销和服务增值，促进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企业力仅靠商品力是不够的，必须加上销售力，再加上形象力，同时注重服务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对于企业来讲，产品要不但创新和开发，服务同样有永远开发不完的潜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的员工有无不断开发新产品的智慧、能力和动机，有无不断改进服务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即有无持续不断的“文化力”的开发。
我国企业未来阶段的文化创新主要是“文化人”的养成。必须设法使企业的人们认识到，知识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其中的知识基因至少包含两个以前不曾有过的因素：一是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知识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包含了科学固有的道德因素，这种理性意识有助于市场行为的自律和有序，现代科学精神是求实的、友善的、合作的，过去一个人的暴力只危害一部分人，今天进入网络的个人一旦失控，后果则不堪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知识的“文化人”，既是学校教育的天职，也是“学习型组织”企业文化创新的蕴底。
2　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企业制度创新
我国的企业改革从1994年起其思路已从扩权让利调整为制度创新，即国有企业这些“特殊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然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这种企业制度创新的实际效果尚不理想，原因是这种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明确，但具体实现和操作形式模糊，难怪有的实际经济工作者说：“只有不具体做企业工作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那么，是不是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没有什么意义，而企业制度创新就需要寻找什么别的途径了呢?不是的。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刻意义远比提出一种确定的具体的企业改革方案要大得多，如同现在提出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比提出某项具体的创新方案意义重要得多一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借助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新思路，去完善和实现有利于国家创新体系构建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成果。
制度是一种文化，管理的文化模式是整合的结果。从本质上讲，制度是不可移植的，但却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管理的文化模式与创新模式往往又是交叉的，由于一个民族文化对物质利益和取得物质利益手段的特有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化价值观既可以成为企业制度创新的基础和推动力，也可以成为阻力。管理的创新模式是一种“加入”，而管理的文化模式是一种“否定”，我们现在似乎创新的勇气倒有，但否定的勇气不足。我们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刻含义在于：我们并不是要谋求建立某种人类现代史上不曾出现过的企业制度，而是要选择已被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方向。至于哪种具体的企业制度更符合国家创新体系的要求，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则可以在实践中大胆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不是某种具体的企业制度安排，而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相匹配的一种“微观制度框架”，现代企业制度是参照“国际惯例”，适合中国国情的多种实现形式，多种组织形态，多种管理模式的“企业共生生态系统”，但作为一系列契约联结点的单个企业必须具有独立的民事和商事行为能力。当前国有企业改建的公司制企业亟待解决的是国有资产的“经营者群体承托经营”、“经营者群体持股担保”，以及使企业内部的交换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换交易成本的科学管理问题。
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制度创新的作用还表现为：通过提供信息和博奕规则，以减少不确定性，如技术服务体系和知识产权法；为创新资源的流动提供便利，如风险资金的建立；对冲突和合作进行管理，如官产学的合作可协调科研部门和企业，用户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在引入新技术之后所产生的新旧体制的冲突；提供创新激励机制，激励创新的企业，淘汰不创新的企业，为创新企业提供资源等。总之，国家创新体系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将有助于我们处理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在知识的生产、流动与使用之间的关系。
3　构建国家新体系的企业技术创新
人们都明白，蒸汽机技术、电力技术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曾数次推动人类社会的进程，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想找准推动经济社会更快和持续发展的所谓“四两拨千斤”的支点，没有技术的持续创新，没有作为技术创新核心力量的企业的技术创新冲动，仅有提供理论和思想的知识更新，显然是无能为力的。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气氛日浓的情况下，科技进步，技术创新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为可喜的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意识增强，投入加大，1996年企业投入科技开发的经费达122.4亿元，1997年全国科技机构、高等院校、大中型产业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经营达368亿元，全国百余家企业建有技术开发中心，海尔、轻骑、春兰等16家轻工行业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已被确认为国家级技术中心。同时，有一批企业与大学联姻，如上海黄浦集团公司投资1.2亿元与复旦大学携手合作进行人类新基因研究、开发和产业化；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投入千万元在上海交大建工程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与国内68家企业和28家跨国公司合作，成立了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当然，这些仅仅只是个开始，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任重道远，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企业技术创新一要形成有效的创新机制；二要明确创新的主攻方向；三要注重技术支撑服务体系建设。　　形成企业有效的技术创新机制，首要的是要改变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现状。当前我国大部分企业的精力放到求生存的问题上去了，求发展只是后话，大部分企业围着“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打圈圈，无暇顾及技术创新。少数经营状况比较好、创新意识比较强的企业，往往因技术创新投资巨、风险大，好处又不多，费了很大的劲，自己的“正宗”产品尚未上世，冒牌的“水货”产品业已打入市场，因而大多不愿劳这个神。透过上述现象究其深层次原因，还是企业、政府、乃至整个社会对知识经济所带来的压力和紧迫感认识不足，到了不创新将会被开除球籍的时候，可能也得背水一战了。诚然，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利益驱动、氛围从众的问题。保罗*罗默提出的“新增长论”认为“垄断力量是有用处的，它能刺激和引导各公司去进行技术创新。”为此，应该通过市场法则和政府制定的政策，去有力地促进技术创新，使企业不光是有产品，有销路的产品。对我国的企业来说，当前头等重要的是要跳出困扰自己的“资金”和“冗员”怪圈，换一种思维，变一个视角，向科学技术要出路。
明确企业技术创新的主攻方向，当前主要是通过有实际效果的重点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去有效地创造市场。站到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高度认识问题，即应尽早瞄准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管理(软科学)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和动态，以及给本企业所有行业带来的影响。
4　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企业功能创新
一项由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于1980年创立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由8大要素，41个领域，224项指标(其中包括152个硬数据指标和72个软数据指标)及29项评价理论原则依据构成，已有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这一评价体系，1996年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水平世界排名第26位，总体水平列转型国家首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项评价体系的指标中有近2／3涉及到企业，由此可见，在工业经济时代尚且如此，到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地位与作用将会显得更加重要。故我国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到了由“扩权让利——制度创新——功能创新”转变的时候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从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出发，提出了企业“发展生产力”和“协调生产关系”的两大功能论。德鲁克则认为企业的功能表现为：一是取得合理利润；二是满足职工成就感；三是承担社会责任。实际上可以认为企业是一个资源配置装置，在工业经济时代指挥这种配置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另一只看得见的手——政府，在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构建中很可能会出现一只心中的手——知识，为此，企业必须进行功能性创新。
由于国家创新体系是分为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的，而上述四个系统中企业在技术创新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中是起核心作用，唱主角的，在知识创新系统和知识传播系统中也是起辅助作用，唱配角的，因而企业的功能性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知识流动的加速，组织含量的增大，将有利于克服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且现在还在奴役人类的拜金主义，重商主义，知识将价值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层面，人们将在知识沟通的基础上进行文明的货币交换，这样将有利于培育协作性“商业生态系统”。二是以知识的有效生产，加工和流动，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认同问题，发挥知识催熟的作用，以减少摩擦，增强协调，降低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企业内部部门与部门，人和人之间的某种形式的交换交易成本，这样便有利于培育出“整体增长型组织”。
所谓协作性“商业生态系统”是指由客户、供应商、主要生产家以及政府、社会其他有关人员构成的从事商事往来的群体。知识经济时代，一个成功的商业生态系统应该展示这样的经济功能：一家公司拥有一种或几种可能给最终用户带来巨大价值的基础的核心能力；一种体现此种能力的核心产品或服务的推出能带来大量的销售，并建立起强有力的规模经济；顾客和用户从这种知识含量十分高的产品或服务中最终会得到一种“全面经验”。这种营造商业生态系统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本身就是知识涵养和文化品位十分高的“知识人”或“文化人”，他们决不会把自己企业成功的赌注放在造假、剽窃、偷税、走私等这些不文明的商业手段上，他们是一个“专家集团”，他们当中不乏博士、硕士、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为我们构筑知识型人才高地，为企业由生存性、博奕性、无序性竞争步入合作性，互补性和成熟性竞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所谓“整体增长型组织”实际就是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中提出的“学习型组织”，这种组织的结构模式不那么严格，重视放权；其制度不那么正规，使各部门能自主胜任自己的工作，创造出一种敢于承担风险去创新的创业性文化氛围；这种组织不太强调等级和权力，鼓励组织内外的人员交往和沟通；这种组织提倡员工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协调与一致，允许员工进行职业生涯设计；这种组织结构中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起着核心作用，强调学习，主张员工和组织整体增长，共同进步。这样一种组织的生命基因看来只能是知识，知识的不断创新，会带来此类组织的不断“蜕变”，不断地“分家”，既然此类组织会出现功能性创新，因而包括企业构建模式，财产组织形式，承担的法律责任，公司治理结构，企业领导班子，企业考核指标体系等都应作革命性的变革。比如企业应该有更多的硕士、博士，有条件的可建博士后流动站，企业领导班子应该是拥有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高级工程师和律师的“专家集团”；企业考核指标体系中应考核企业有无拥有自有产权的权利，专有技术和商标；企业在理念上要改政企分开为政企协同，改生存性竞争为合作性竞争，改职工分流为企业分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