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长江大桥酒店:易苇航:作为现象学现象的钱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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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苇航:作为现象学现象的钱云会作者:易苇航来源:作者赐稿来源日期:2011-1-30

  以为每个人所看到的事物和世界都像它们展示给他的那样,这种单纯的自明性,如我们所认识到的那样,遮盖住了一个巨大的,特别的真理的视域。

  ——胡塞尔

  邓玉娇案件之后,对于特定公民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离奇遭遇有的人已经漠然了。把人作为人们这样的群体概念加以叙述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悖谬的方式。假如一个个个人是无关紧要的,由他们组成的群体的价值又在那里呢?所以良心就不安起来。

  与作为世界知名的刑侦鉴识学者李昌钰不同,胡塞尔考虑的问题不在于寻找特定人物与某件具体事情的关联。在司法鉴识领域证据的重要性只是揭示一种需要被揭示的特定事实,正如在辛普森案件中李昌钰博士所经历的那样,证据本身有时候也是一个需要被鉴识的事物,而一当证据被破坏,真相就是一个谜团。在钱云会案件上,公民的热情是一个需要被鼓励的方面。但是在这种场合,李昌钰博士所具备的刑侦鉴识学识似乎更为合适。

  钱云会案已经结束了,105万的赔偿已经给钱云会案画上句号。这个巨额赔偿对于生命来说或许一文不值,然而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邓玉娇案后,原本以为这个国家的司法会朝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朝向司法独立的方向进展,种种事情表明这只是个人一厢情愿的遐想。

  钱云会究竟怎样死在车轮下,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钱云会,这个南方村镇的曾经的小村长或许像所有大大小小的“长”类一样曾经贪腐过,不过他生命最后几年的经历包括他的死亡已经超越了他死在车轮下那一瞬间所蕴含的意义。

  作为一个上访的村民,在这个国家土地流转混乱的法理、学理和蛮横的公权力操弄面前,留给他的路是不多的,上访或死亡或许都是其中之一。

  经济发展的车轮轰然碾过钱云会居住的那个村庄,作为硬道理的经济发展在不受约束的公权力手里是一部更为给力的工程车。他可以公然违反这个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在没有通过合法的审批之前,项目开发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在不合法征地的提前下,征地合法地进行并不是没有可能,然而谁能指望不遵守程序正义的公权力维护法律的实质正义呢?

  置身这场征地信访旋窝中心的钱云会,即使他果真意外地死在一场交通事故里,也会引发人们无限联想。置之死地,与把他关押起来或送进精神病院只是程度不同,而没有本质差别。而第一种情形对问题的最终解决来说,是相当干脆彻底的方式。

  所有质疑的声音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公权力的社会信任危机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陈行之先生所看到的,没有什么在这个过程中爆发。因为它还在酝酿,火山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出口,或者说形成那个出口的板块断层还没有成形。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民众还没有意识到有些权利是属于自己的,是任何人不能剥夺的,他们委托治理国家的公权力的职责是建立一套体制来保护属于他们的权利,而不是在公权力放任这个社会上的另一些人损害他们应有的权利后再向那些加害于他们应有权利的另一群人追讨回他们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权力放任社会上的少数人损害多数人的权利,然后再动用公权力本身向那少数人追讨回他们所损害的多数人的权利,这只能是一种狭隘的博得多数人信任的算计。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奇异的景象,国家经济滚滚向前,个人权利却碾于时代的车轮之下,这是繁荣的贫困。一个正常的社会,个人的富足应该是权利的结果,而不是权利的前提。这是马克思思考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全部核心,而那自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现在所做的是公然的背叛。

  钱云会死了。无论是意外还是谋杀都已经不再重要。作为现象学的一个可能对象,钱云会案件所揭示的本质将会持续下去。滚滚经济洪流面前,个人权利的塌缩将会把我们的时代引向何方?在有着13亿人口基数的国度,公权力还有很多可以闪转腾挪的余地,当很多人呼唤法律国家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想过,法律国家是否存在一个必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