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中航华东光电招聘:苏小和：张维迎的经济学语境

苏小和：张维迎的经济学语境

　　张维迎卸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算是近期国内经济学的大新闻之一。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必然是猜测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以至于他在官场上栽了跟头。这样的想法看上去有一些道理，但却不符合事实。了解一些内情的人想必知道，张维迎这个人应该不属于官瘾很足的人，当年他就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事实上北大方面是有意让他出任北大副校长一职，但张心里一直有教授治校的梦想，他可能是考虑应该把光华建设成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发源地，想把光华管理学院打造成真正具有大学精神的学院之一，所以他放弃了副校长的官位，选择了光华院长的工作。

　　中国人成堆的地方，问题总比思路更多。谁能想到一个书卷气十足的高校，其实人际纠纷可能一点也不亚于庭院深深的官场。凭心而论，张维迎这个人其实不谙官道，甚至可以是不擅长管理。由此，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的确没少得罪人，没少过分彰显自己的教育理念和经济学理念。相关的故事就没有必要再一一道来。一个必须在这个时候反复强调的主题是，无论是作为院长的张维迎，还是作为教授的张维迎，无论是当年在莫干山会议上年仅24岁、青春气四溢的张维迎，还是今天已经是人满中年，头发花白的张维迎，他矢志不渝的学问，从来就是自由市场。

　　大概是2年前，我在一次有高层官员在场的座谈会上，听见张维迎直陈中国正在兴起一种反市场的倾向，必须加以足够的警惕。张的意思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显然是市场化的结果，未来的发展，必须也是由市场主导。

　　客观地说，对市场经济绝对的坚守，正是张维迎学术思想最重要的主题。如他所言，市场等于价格加企业家，仔细揣摩他的这个定义，我既能看到一种静态的学术概念，也能看到一种历史的变迁。进一步说，这样的学术定义，既呈现了中国市场经济30年的历史变迁，也呈现了张维迎教授学术思辨的历史轨迹。熟悉张教授的人们想必知道，80年代，他和其他几个意气风发的年轻经济学人，找到了双轨制这样一个名词；而进入90年代之后，他的学术重点则主要集中在企业家的维度上。毫无疑问，双轨制思考的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计划经济浓厚的国家体制下引入一定程度的自由价格体系，双轨制既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建设。因此有人认为，张维迎和他的朋友们倡导的价格双轨制，终于在沉闷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撕开了一道自由的口子。可以这么认为，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张维迎的自由价格理论建设显然无法深度发展，因此他的企业家理论体系呼之欲出。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世纪的前5年，张维迎几乎所有的思考，都与企业家有关，尤其是与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企业家有关，由此，张维迎教授甚至被冠以“中国民营企业代言人”的头衔。

　　现实的问题在于，当价格理论和企业家理论都遇到制度障碍的时候，张维迎教授应该怎么办？有朋友看了他的《市场的逻辑》，跟我说，关于自由市场，张维迎这些年一直在努力说尽常识，而且是用一种决绝的姿态说尽常识。那些散布在各地，少数一批真正理解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读书人，纷纷赞美张，认为他才是真正的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我以为这句话道尽了张维迎此时此刻的学术状态和生活境遇。当一个市场体系的价格理论处在一种半拉子的状态，当一个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理论也处在半拉子的状态，那些不事阅读、不思进取的既得利益者竟然形成了对半拉子理论的路径依赖，他们觉得改革已然成功，他们活在已经形成的幸福中，乐不思蜀，但张维迎教授却看到了太多的瓶颈，太多的不足，他要越过这些障碍，奔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去。

　　大概在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张维迎一直在奥地利学派的学术框架之内掘进，他把诸多的中国经济问题放在米塞斯、庞巴维克、哈耶克和罗斯巴德的学术维度上思考，使得一批真正的市场派人士眼睛一亮，也使得那些存有严重路径依赖的人们如听天书。吊诡的是，这些完全无法理解张维迎新兴话语的人们，主要由官员和企业家组成，过去，他们几乎是张维迎的盟友，现在则是张维迎的陌路人。

　　由此，张维迎几乎在一夜之间，由一个万众倾听的改革派学者，变成了一个寂寞的经济学家。或者说，那些曾经拥抱改革、拥抱市场的官员和企业家，今天很有可能正在成为市场的敌人。有一次，我甚至听见他说，真正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寂寞的，如米塞斯，一辈子没有大学聘用他，只能靠一些私人基金支持来做研究，这是人类经济学史的悲哀，可却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张说这些话的时候，明亮的灯光正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我看到了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无奈与决绝。张维迎是不会妥协的，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整全的市场经济风景，如同当年的米塞斯一样。

　　许多年后，我想我还会愿意回忆这样的场景。从米塞斯到张维迎，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终于开始气象万千，中国人终于可以沿着市场经济的通道，对历史，对当下，对未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是的，我们正在成为市场的敌人。张维迎所景仰的米塞斯，一辈子坚守他的“个人主观主义行为学方法论”。他总是从个人的自由选择出发，始终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整个经济学世界的出发点。个人主观自由是经济学的起点，也是经济学的终点。因此，米塞斯的经济学建立在行为学的基础上，从来不对目的加以评价，而只对达到目的的手段进行详细分析。按照这样的学术原则，米塞斯认为集权社会主义制度、通货膨胀政策、国家法西斯主义、政府干涉主义、民粹公平主义等等思潮，都是在手段范畴之内出现了巨大的错误。因为“他们所宣称的美好目标无法通过他们自己主张的手段来实现，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甚至还会加重人类社会的灾难。”

　　事实上，米塞斯为中国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论参考。可以肯定地认为，百年中国经济的错误，首先是一种方法论的错误。历史作证，无论是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还是毛泽东的“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也许还包括眼下正在蔓延的“国进民退”、“收入分配福利调整计划”，都在经济的方法论上出现了巨大的谬误。人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在世界上行动的人，不能像工程师处理非生命物质的技术那样来处理人，那种试图通过统计方法来找出所谓经济规律的经济学，是误入歧途。目的看上去美轮美奂，但通向美好目标的手段，却反市场、反自由、反个体，这样的手段在过去已经给中国人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人们必须在这样的灾难历史中走出来。

　　张维迎读对历史里的经济学错误可以说是烂熟于心，因此他说起话来可能是坚持他看到的风景，而丝毫不给听众留下余地。有一次我还听见他说，奥地利学派是一个完美的经济学逻辑系统，真正的学术，是在理论的层面将世界解释得清楚、通透，让人恍然大悟，而不是在已经形成的错误事实面前，降低理论的纯粹性。我想这才是张维迎的底气，他是尊重市场的逻辑，而不是尊重事实的逻辑，他是尊重理论的纯粹，而不是尊重人性的不确定性。也正是这种经济学的趣味，才让他大声说出他内心的风景，即使被所有人误解，他似乎也在所不辞。

　　我至今还记得在2009年的2月8日，张维迎在一堆企业家中，第一次公开提到了奥地利学派，他用他那浓厚的陕西口音，晃动着他的白发丛生的头，提醒人们：政府可能是愚蠢的，凯恩斯主义可能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陷阱。此前，对于中国人而言，奥地利学派可能只是极少数读书人书架上的装点，而现在，张维迎在大众广庭之下，大声呼吁中国经济必须要走到奥地利学派道路上去。在现场听张维迎演讲的人们不下500人，网路上还有更多的人在听、在看。我知道人们还将一如既往地陷在简单的情绪里，很少有人能听懂张维迎在说什么，更多的人破口大骂，像过去无数次的骂街一样，把一个经济学家的言论当成理所当然的敌人，把所有糟糕的、恶毒的言辞从自己的胃里吐出来，发泄完了，也疲倦了，转身走到床上，在一片呼噜中开始筹备第二天的生活。

　　我曾经就张维迎多年来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问过柳传志：为什么张维迎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体依然那么迷恋政府操控？柳先生略带忧虑地说，“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我想这就是张维迎的经济学语境。他的知音少之又少，他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既没有真正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也没有大面积启蒙民智。他仿佛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一个人卖力地表演，而亿万观众却背对着他，正在观看另外一场乌有的闹剧。场面是如此宏大，可是张维迎却体会到了孤独。这一时刻，他看上去已经不太像一名经济学家，而是一名行为艺术家，一个人在喧嚣的大街上独立演绎着自己的经济学艺术。

　　此时的张维迎，看上去甚至有一些急躁，有一些偏执，因为他看到了常识，所以，他的言辞显得不留余地，他似乎把一个企业家云集的商业活动场地当成了教室，似乎把所有的行人当成了学生。

　　他以《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为题，直指凯恩斯主义是政府最喜欢的策略，所有政策都是不考虑长期的后果，只看到目前的利益。由此，他直接扒下了政府短视和自私的面皮。

　　面对高西庆先生面对面的商榷，张维迎甚至说，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事实上，高西庆先生高居中投公司总裁官位，掌管着令全球眼热的万亿外汇储备的运作，这种政府利益诉求是非常明显的。而这，刚好是奥地利学派反复阐述的课题，官僚体制与反市场心态，所以，张维迎不仅没有被高西庆先生的商榷说服，反而进一步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勇气和证据。

　　对于听众的哄堂大笑，而且是一种完全不理解的大笑，张维迎板起了面孔提醒大家别笑，企业家要学一点经济学知识，不可做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瞎子。

　　可是众人的笑声并没有因此停止。有人在讥笑张维迎太不懂中国国情；有人在讥笑他过于象牙塔，有人讥笑张维迎的这些演讲，充分暴露了他的极右本质；有人愤怒了，在下面低声骂道，张维迎彻底忘本了，没有党和政府，能有他张维迎的今天么？

　　张维迎的努力言说，让人们想起一个历史的逻辑：21世纪开端的中国经济格局，可能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40年代前的欧洲大陆存在某种类似。当时，整个欧洲差不多被一种看起来伟大、光荣、正确的全能政府所统辖。这种全能管理最明显的地方，是在大学里。大学的产权完全属于政府，因此理所当然地由政府来行使大学的管理职能。所有大学都接收教育部的管制，就像警察局接受警察局长的控制一样。而所有的教授同巡警和海关人员一样，都是国家的公务员。政府管理的方式直接从任命大学校长开始，他们通常只任命那些值得政府信赖、可靠的人，任命那些与政府观点完全一致的、相信政府万能的人。为数稀少的自由主义学者们试图从教育部的全能权力中捍卫知识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但政府权力在手，社会约定俗成，他们的声音被视为大逆不道，并迅速被埋没。

　　米塞斯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度日，并最终决定逃向美国。美国得以享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巨大成果。但是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排斥。教授们把视野局限在狭隘的领域，大家都不关心政策的未来后果，而政府对这样的行为和立场竟然予以奖励。人们的工具理性上升到了偏执的地步：劳动经济学家只研究劳工政策的后果，农业经济学家只研究农业价格的上升。他们都只是站在政府压力的角度看问题，根本不关心最终的社会后果。他们已经不是经济学家，只是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

　　我显然没有要把张维迎类比成米塞斯的企图，但他的确在沿用米塞斯的观点说话，张维迎建议“中国经济学家要重新看待凯恩斯主义，按照奥地利派的观点，目前美国、中国的救市政策是只能延缓危机，把危机的时间变得更长，而不是变得更短”。由此，我们似乎能够谨慎地认为，张维迎应该不是那些“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不是御用性质的“宫廷经济学家”，他是一个能够独自表演的行为艺术家，是一个站在市场经济的常识之上，一直说实话的教育家。刚好，奥地利学派中的大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不是商业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在自由社会的角色是纯粹教育性的，只有当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使用暴力的机构干预市场时，经济学家的用武之地才会扩展开来。”是的，张维迎就是这种纯粹教育性质的经济学家，尽管他可能有很多盲区，在名利场上纠结，不够开阔，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蔓延之时，他的种种言说，的确有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当年之风。有人说，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历史。未来将怎样演绎，我相信今天的张维迎是在基于历史说话，因此我也相信，未来可能就在张维迎的教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