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弯道恐怖吗:现代经济哲学研究的视阈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7:10:03

作者:张雄   目前阅读314人次       《光明日报》访谈,记者李瑞英             李: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令人注目的现象: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主流学派经济学研究范式,作出了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并从中引发出许多发人深省的哲学问题;与之相适应的是,另有一批学者推出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经济哲学力作,如J·鲁宾逊的《经济哲学》、F·哈恩的《哲学与经济理论》、M·霍利斯的《理性经济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哲学批判》等。对此,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经济哲学发展最辉煌时期。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理解。         张:经济哲学严格地讲,并不是一门新学科。思想史上色诺芬、亚里士多德、洛克、休谟、蒲鲁东、马克思、熊彼特等都对此学科有过贡献,只不过明确把它作为独立的学科来研究,是近现代的事。20世纪现代经济哲学的复兴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它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传统面临着发展的困境,研究范式蕴育着结构性转化密切关联。自斯密以后近两百年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其主流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把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加以泛化和曲解,夸大理性假设的逻辑意义,并上升为一种思辨因素,从而筑起了现代经济学唯理性主义方法的窠臼:单纯注重经济理性逻辑演绎的方法;仅把理性经济人高度抽象为数学符号并视为唯一可取的方法;用最大化原则来衡量经济人的一切行为。所有这些,都受到了当代经济世界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事件的撞击与挑战。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主动地与哲学家展开了对话,诸如库恩的“范式革命”、拉卡托斯的“经验不能证伪”等科学哲学原理成为经济学前沿研究的一种时髦。经济哲学在工具主义批判、抽象前提的批判、逻辑符号主义批判、实证主义批判、行为主义批判、人本主义批判等方面显示了哲学牵动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张力。其研究的视阈鲜明地定位于理性经济人模型所暴露的三大哲学矛盾问题上:(1)自在与他在、人性中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矛盾问题;(2)市场的单一目标与群体目标的“合力论”问题;(3)经济理性预期能力究竟有多大,它涉及到康德哲学关于认识能力的批判问题。         李:可以看出,现代西方经济哲学研究的视阈有着强烈的学科变革性。联系到近几年来我国现代经济哲学研究的现状,我们应当怎样正确看待它们之间的不同呢?        张:国内经济哲学研究方兴未艾,学者们研究的视阈却大相径庭。总体感觉,我们的视线不够高。有不少人把经济哲学理解为哲学原理在市场经济中的“推广和运用”;有的认为则经济哲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还有的认为经济哲学应关注经济学家的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问题。我以为,以上观点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尤其是那种简单套用斯大林的“推广运用”的方法,把经济哲学变成“贴标签”哲学,似乎只要把一些哲学原理前面加上经济学名词术语就是经济哲学,这是对经济哲学研究宗旨的背离。记得近代史上英国哲学界也曾有过类似现象,在某个哲学杂志上,重点讨论化学、农业、肥料等技术知识,甚至把物理学的仪器,如风雨表和寒暑表都称为哲学的仪器。黑格尔为此嘲讽过:“在这里,哲学只是一个开玩笑的名词。”应当说,经济活动中的哲学理念,不应是哲学家外在给予的,更不是用一种前定的逻辑体系先验演绎的。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在人类经济行为内部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心理过程本身就实存着哲学道理。经济哲学的理论生长点应在经济理论与市场实践中去寻找,而不是在它的外面。        当然,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经济哲学研究的视阈应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经济哲学理应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规律中人的发展问题。经济学家马歇尔说过,“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尽管经济学研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但经济过程又是人们的现实实践过程,人的市场行为、精神因素、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不能不反过来影响现实的经济进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趋向的变化,对改革的深化和顺利进行,对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围绕着人的发展问题,经济哲学应研究的课题有两大类:从宏观来说,应研究经济增长、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三者协调发展的理论机制;由经济体制转型而引起的社会总量波动向行为主体传递并引发的诸矛盾分析;市场经济的人格模式、价值趋向的历史定位。从微观来说,应研究现代企业制度的主体定位,它包括利益主体的多层性关系机制以及利益主体向素质主体的过渡等问题;产权界定与转换过程对人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个人经济行为中能动性作用范围和条件等等。           李:看来人的问题的确很重要。可是,国内经济哲学的研究是否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经济学范式转化和方法论建设方面那种广阔而又重要的视阈呢?        张: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以为,这方面研究的视阈不仅不可少,而且是重中之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中人的发展问题可以有诸多学科来共同关注它,而当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范式转化问题,经济哲学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 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化,形式上看似乎较简单,它只需从原有的计划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向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模式过渡就行了。可是在实际过渡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观念转化和方法论变革的经济哲学问题。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前提--“经济人”如何定位。从哲学的角度看,现实的经济人就不可能是单一地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它也有非理性地偏离最大化的一面。两者如何统一于市场行为者的现实活动中,它需要经济哲学的论证。   (原文载《光明日报》1997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