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之战观后感:意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野

　　“意义哲学”一词来自于凯萨林的《哲学家旅行记》。凯萨林睿智地指出，人生的重点不是在“事实本身”，而是在“对于事实的意义的体认”。是意义决定了什么是事实，人生选取的意义与价值的不同，其所“相应”的人生的事实也就不同。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在作单纯事实层面的选取，实际上我们却是在作意义层面的抉择。[1]哲学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对人生的意义作合理的抉择与安排。对意义问题进行自觉的理智分析是哲学的本质要义，反之，意义问题的合理解答需要的是哲学思维方式。“意义”与“哲学”具有一种内在的“同构”关系。意义哲学，就是一种以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人生价值安顿问题为思想核心的哲学形态。综观中西哲学的发展史，意义问题始终是中西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面对哲学大融合时代的真正到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将在与中西哲学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中将意义问题突显出来，使意义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野。

　　外在条件

　　意义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野有其外在条件：一方面表现为当代哲学大融合的趋势为其提供了时代背景，另一方面表现为中西哲学有关意义问题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哲学提供了理论资源。

　　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面对全球化的趋势，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和交流日益凸显为国际哲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斗争与融合将继续深化，各方都试图吸收他方的积极因素以便发扬自身，哲学大融合的时代将真正到来。与这一发展趋势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在中西不同的哲学传统和不同的哲学个性之间的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中产生一种崭新的哲学形态。这种哲学形态不能仅仅停留于学科自身的反思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理解上，而是要超越学科的层面，超越对哲学的片面化、知识化理解而达到对哲学本身的重新理解，回归哲学作为对人类生命境遇与生存意义的自我觉解的哲学本性。符合这种趋势和特点的哲学形态，自然指向的就是“意义哲学”。

　　打开哲学史，我们会发现，中西哲学各有自己独特的哲学传统和哲学个性，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昭然若揭，它们之间的共性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但是贯穿中西哲学始终的只有一条线索，那就是对意义问题的共同关注，这为马克思主义意义哲学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中国哲学始终把人生问题或生命意义的安顿问题作为思想核心。儒释道作为中国哲学的主体内容，共同构建了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儒家以“人”为本位，重视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追求人生的崇高境界，赋予生命价值以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通过“仁”和“仁爱”的道德价值赋予人的生命以崇高的意义；道家重视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主张顺应自然，追求一种自然无为、淡泊恬静的人生境界，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滋润着人们的心田，给他们以柔弱胜刚强的精神支撑；佛家怀着对人的忧虑、烦恼、痛苦、死亡的真诚关怀，为人们指出了解脱的方法和途径，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宗教的精神依托，为那些身感痛苦、陷入困境的人们带去心理温暖和情感慰藉。佛教作为宗教的一种表现形态和其他所有宗教形态一样，为人们生活所注入的意义是一种虚幻的意义，并不能真正满足人们自我实现的需要。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使人们凭借对它的信仰，摆脱生活中的那些忧虑、烦恼和痛苦，获得克服自身有限性的勇气。儒释道三家在各自发挥自身理论价值优势的同时，又能弥补彼此的局限性。因此，它们长期以来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意义世界，为人们在不同的境遇下提供意义支撑，也使意义问题成为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核心问题。

　　对意义的关注贯穿于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始终。西方古代哲学通过对“本原”的追问，表达了人类试图以某种最深层的统一性的存在来确定生命存在意义的最高支撑点。如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所提出的“水，万物始基”的思想，就充分表达出了人对世界存在意义的一种终极关怀。近代哲学通过对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基础和根据的探究，试图以某种具有超越性的抽象观念来理解生命的意义。例如，黑格尔就把意义与超验的精神实体相联系，强调意义就在于思想借助于语言表达了实体的本质结构。现代哲学则十分鲜明地把“意义”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其中对意义问题作比较系统、深入思考的哲学家包括实用主义哲学家、分析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家、释义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符号学家等。他们从语言的意义、生存的意义、文本的意义、心理现象的意义和符号的意义等角度，对意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西方后现代哲学以批判、解构、颠覆的方式试图消解人的意义，以“非”、“反”、“无”等形式，攻击一切对“确定性”的追求，使“不确定性”成为“无意义”的象征。然而，后现代哲学恰恰在消解意义的同时，突出了“意义”的重要性，并为人们去追求和创造意义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总之，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追寻和探究生命存在“意义”的历史。

　　意义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亦贯穿于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始终，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始终关注人类的命运和人生意义问题，三者对意义问题的共同关注和思索，使意义问题成为三者的融会与贯通之处，也为意义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显性形态提供了必要条件。

　　内在依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关注人生的意义问题，这为意义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野提供了内在依据。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明确提出“意义哲学”这一概念，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已包含了对意义问题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把人类的发展和命运作为其理论宗旨，为人类构建了一个“意义世界”，并通过其共产主义理论表达出来。

　　马克思曾睿智地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才能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才能体会到生存的真正意义与价值。

　　首先，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建构的“意义世界”的美好前景。人和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依赖于人和社会之间矛盾的解决，二者互相制约、相辅相成。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贯穿于社会历史的全过程，其矛盾的真正解决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人类的一切活动才能按照人的本性和自然界的规律合理地加以调节，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要解决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就必须消灭阶级，要消灭阶级，就必须首先消灭私有制，扬弃私有财产。而“共产主义是扬弃了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3]。只有扬弃了私有财产，人才能真正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社会的人。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了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实现了人和社会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由此可见，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为人实现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保障。

　　其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实现了自由全面的发展，生存的意义得到了全方位的彰显。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全面发展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生存的真正意义与价值。而人的全面发展是通过对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而实现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克服人的发展的片面性，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4]也就是说，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真正体会到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最后，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是人生意义的最高境界。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就意味着为整个人类的事业而奋斗，意味着为他人、为社会、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而奋斗，这是一种最高尚的境界，是人生意义的最高体现。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者而言，人生的意义就存在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过程之中，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是人生意义的最高境界。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及对人生意义与价值安顿问题的关注，这为马克思主义意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内在依据。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完整的意义哲学体系，但在与中西哲学的交流与融合中会不断地建构、充实和完善。

　　现实价值

　　意义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野有其现实意义与价值。意义哲学的研究将使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理论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这将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当前中国社会主导意义系统的地位提供理论基础和前提条件，一旦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导意义系统的地位，将对中国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意义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野有助于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意义系统。意义哲学通过对人的生存意义问题的关注，将使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理论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从而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主导意义系统的地位提供前提条件。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个意义系统，它是现实社会的超验的纽带，作为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它起着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建立一套意义系统，在精神上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加以引导，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意义重大。没有意义系统，没有对一定社会制度合理性的认同，一种社会制度是难以维系的。人们通过社会意义系统，赋予有助于问题解决的行为模式、价值取向以合理性、正当性甚至崇高性，从而为人们按此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处理自己与他人、与社会这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提供精神动力和意义支撑，使人们通过按此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处理各种关系而获得道义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愉悦。反过来说，一旦社会意义系统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每个社会成员就会感觉不到来自整个社会的精神上的支撑，从而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是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的。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丧失意义就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5]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儒家作为传统社会的主导意义系统的地位衰落了，而新的社会主导意义系统尚未建立起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正处于这种茫然困惑的局面之中。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导意义系统的地位，将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意义系统，除了有其内在理论依据外，还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的要求。任何一个社会的主导意义系统都是一条精神的纽带，是引领人们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意义系统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要求，能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上的支撑。其次，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意义系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同的经济体制对意义系统、文化心态等有着不同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内在精神因素与之互动。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种变化的、精神的因素与之相互推动。美国学者霍华德·谢尔曼也指出：“一种制度如果其自己的思想辩护不居支配地位，那么这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下去。”[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它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意义系统的配合和支撑。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富有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的精神因素，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并为其提供意义支撑。第三，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导意义系统，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认同。作为社会的主导意义系统，它的主体和承担者肯定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只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它才能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否则，如果只为少数精英认同，那么这种超越性就失去了群众基础，成为抽象的、可欲不可求的东西；反过来，如果只为少数普通大众认同，那么同样也是没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从实践中来的，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掌握和认同，并成为社会精神财富的重要源泉。第四，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导意义系统，能够引导人们追求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不断地从世俗走向崇高。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意义系统既有其内在依据，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导意义系统，其重要作用表现在：从社会角度而言，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导意义系统的地位，有利于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从而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真正意义与价值奠定坚实的基础。从个体角度而言，任何一种理论或思想对社会历史的作用必然现实地反映在个人身上，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关注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也对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个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选择、个体意义的建构具有根本性的引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必然要以微观的形式反映出来，这种反映从个人生活的角度看，则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多种多样，但从大的尺度上看，主要有两种形式，即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与非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代表的就是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具有批判和抗拒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个人的侵蚀和影响的作用，有利于引领个人走向正确的生活道路。

　　总之，对意义哲学的深入探究将有利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导意义系统的地位，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稳定、繁荣与发展，为个人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实现指引前进的方向。

注释：

　　[1] 参见刘述先《新时代哲学的信念与方法》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2][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第7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页。

　　[5]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7页。

　　[6] ［美］霍华德·谢尔曼《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3页。

［作者单位］山东工商学院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