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车加速排行 2016:经济和法律史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家庭（2）

　　                                      【1】

    结论

　　中国现代家庭的历史所 揭示出的是与西方十分不同的发展型式。中国的手工制造业的发展没有像西欧的原始工业化那样带来其与农业的分离，也没有导致 城镇的蓬勃发展、核心家庭户的兴起以及更早的婚龄。正因为其农场平均面积过小而不足以维持生计，家庭生产单位必须紧密结合农业和手工副业生产，同时从两者 获得其部分生计。这样的结合在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生产中仍然一直强韧持续。后来的改革时期的乡村和城镇工业化，也没有带来新生产和旧农业的分离。它依赖的是 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大量剩余部分，所构成的是半工半耕的小农家庭。

　　结果，形成的是一个新的国际化现代经济部门和旧的农村家庭经济部门紧 密结合的经济体系。多被人们称道的中国新兴起的“中产阶级”，事实上只占到 全人口的10~15%(虽然其绝对数仍然十分可观);伴之而爆发性地扩增的是为新经济部门服务的城镇半农民非正规经济，以及乡村本身的半工半耕家庭经济。 所导致的是两个不同经济体的紧密结合，一是现代的，一是半现代和传统的;一是以个人和核心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一是以家庭和三代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一是由移 植而来的法律所支配的，一是在正规法律范围之外或其变通之下而运作的。这是由两个经济和法律上不同的“中国”搭配所组成的体系，虽然两者是紧密结合和相互 依赖的。这样的结合正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外资和做到快速GDP增长的部分秘诀。

　　当今的中国家庭单位依然挑战和否定普通经济学的 核心“经济人”建构。我们需要认识到家庭经济单位的十分不同的逻辑——它的特殊劳动力组合以及它 对待劳动、投资、房子、老人赡养、婚姻和孩子教育的不同态度——才能够建立更符合当代中国多方面的实际的社会科学。改革期间的简单的、不带批判地使用西方 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理论，实际上导致了许多误识。我们需要的是更多从实际和历史出发的理论，无论是为了理解过去和现在还是未来。

　　在 对未来的前瞻中，一种图景是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一样的中国。这是许多现代主义者所提倡的，甚或简单认作给定前提的图景。在那样的设想 中，中国城镇化将会达到90%以上的极高比例; 农业生产将像工厂一样地产业化;社会将几乎全由核心家庭户组成;价值观和社会结构将会高度个人主义化;而中国文化将完全溶化于全球化的、以美国为主的西方 现代文化。

　　一个不同的图景是，中国的经济也许将会是部分社会主义式和继承中国革命原来的部分理念的，要比过去三十年更多地关心社会公 正。伴之而来的也许会 是一种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不是回到原来僵化的计划经济，而是为大多数的人民提供同等的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此外，家庭单位也许仍然会在现代化的农业和 服务业中起重要作用，不仅作为现实，也被认可为值得保留的未来。当然，有的人可能会把扩大家庭视作中国一言堂家庭以及政治威权主义的根源，但本文已经澄 清，家长权力实际上已经明显弱化。更重要的议题可能是，在家庭化的经济和法律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伦理观对现代的适应和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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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同时，韦伯指出，(古希腊的)王侯般的奴隶主大家庭(Oikos)也不是资本主义型的组织，因为它的目的在于满足主人的欲望而不是资本主义性的获得。

　　[2] 这里要说明，内卷型的商品化可以支撑高度繁华的城市，哪怕农村人口仍然处于糊口的生活水平。这是因为，在前现代的运输条件下，假定农村所产剩余相当于其总 产的10%，一个容纳一千万人口的地区便可以支撑一个一百万人的城市(中世纪的长安?)，而同一大小的地区，如果其生产剩余是总产的30%，但所容纳的人 口只有一百万，只能支撑一个30万人的城市(中世纪伦敦?)(理论讨论见Boserup 1981:第6章;亦见黄宗智2006[1992]：332)

　　[3]使用“副业”作为国家统计局的指标始于上世纪60年代。其前“副业”所指只是一般主要生产之外的其它生产事业。(诸桥辙次，卷2：297;亦见“家庭副业,” 百度百科)

　　[4]这些亲子关系中较为细致的变化不容易从宏观的数据来掌握;王跃生所做的微观历史人口工作是比较能够接近这些细节的研究。它能帮助我们理解曾毅和王政联的似 乎不好解释的经验发现，即1990年到2000年间65岁以上的父母亲和子女同住比例的显著下降。王跃生的研究所提示的是一个简单合理的解释：1990年 时65岁以上的人口在1950年已经达到25岁成年年龄，而2000年时65岁以上的人口当时才15岁。两组人正好处于解放前后的社会期望分界的两边。

　　[5]应注意，曾毅、王政联(2004：4，表1)给出的数字稍有不同。

　　[6]对于这个变化，曾毅、李伟、梁志武在1992年的论文章中已经预期到(1992：12);王跃生2006年的文章中也提到(2006：135)，但曾毅、王政联2004年的论文的分析倒反而不那么清晰。

　　[7]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待轮养家庭，把它们算入三代家庭，还是像王跃生争论的那样，把它们看作“虚拟”的三代家庭而排除在其外(王跃生2010)。

　　[8]实际上，生育行为并没有受“自然”因素主宰，而更多地取决于国家的政策，诸如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集体化、70年代的晚结婚运动以及70年代以来的独生子女政策。(王跃生2005)

　　[9]当然，独生子女政策所促成的新人口结构，长时段中到底将会如何影响家庭结构，还是个尚待观察的问题。上世纪70年代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在本世纪10年代后进 入中年之后，将会成为老人的赡养者。在城市中，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4：2：1倒金字塔型家庭，即由4个老人，两个中年子女，一个孙子女所组成的家庭。(在 农村，由于人们一般坚持并且须要生个儿子，有一两姊妹的独子并不罕见，因此情况不一样。)那样的情况肯定会在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间造成更多的矛盾(由哪一 对老人和孩子们一起居住?)，也会对双亲和子女的关系造成更多的压力，并加大对西方式的养老院的需求。但是，同时也可能更加强化一些老年人对三代家庭户的 期盼。

　　[10]以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权作为抵押物的实验才刚刚在重庆市起步(黄宗智2010a: 151)。

　　[11]但只适用于“户婚田土”“细事”;涉及“刑法”的重案则要求国家正规制度的介入。

　　[12]此外，还应该提到，恰亚诺夫基于家庭周期(假定其它因素不变)的“人口分化”概念：当生产人员与消费人员达到1对1的比例时(孩子长大后参与劳动)，一个 家庭将会处于其顶峰经济时期，而在1对2(或更多)的比例时(孩子小的时候或双亲年老不劳动的时候)，则相反(Chayanov 1986[1925]:第1章)。这种现象可以见于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当时劳动成为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村庄中经济条件最好的家庭一般是劳动对消费人员 比例最优越的家庭。

　　[13]正因为棉花和蚕桑是长江三角洲当时的商品化的主要推动力，我把整个过程称作“内卷型商品化”(黄宗智2006[1992])

　　[14]这样的农场上每头猪只需要原来的劳动力的1/3，但它们养殖的数量是原来的10倍。(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8：255 [表10-4])

　　[15]恰亚诺夫和国内的用词，不是科斯本人的用词。

　　[16]美国房价的上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由上世纪50、60年代之后核心户广泛由单职转为双职而支撑的。后来，凭借不实际的次级按揭以及对市场增值的盲目信念 (以至贷款者普遍用增值部分作为收入来支撑分期付款)，形成了房地产“泡沫”。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则部分是无穷的需求以及地方政府有意识地提高地价(因为 “土地财政”是他们预算外经费的主要来源)而导致的结果。(黄宗智2010a)

　　[17]不同地区对新娘子“价值”有不同的标准;譬如，根据一位来自陕西的北京农民工，当前陕西农村对恰当的聘礼的概念是10万元。

　　[18] Gary S. Becker使用新古典经济学来分析家庭行为，所作出的努力有它一定的优点，例如使用了更宽阔的“效用最大化”概念来替代简单的“利润最大化”，把经济学延伸到诸如配 偶选择、子女教育等非经济议题，并讨论到诸如历史环境、态度、感情、内疚等非经济因素;但是，归根到底他的目的是要证实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理性抉择”理 论完全适用于解释家庭行为。他的分析最终是成本/收益的分析，例如把成本/收益看作对子女教育(他称作对“人力资本”)投入的抉择的决定性因素 (Becker 1991, 1992)。因此，他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家庭经济单位是如何与个人不同，以及如何影响和约束个人的抉择。他的一套分析尤其忽视了中国家庭组织中的三代 家庭和强烈的亲子关系， 以及与其结伴的伦理观念。譬如，他的方法绝对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今天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家庭中，子女仍然相当普遍与已故去的父母亲保持某种形式的象征性通讯 ——无论是用食品、纸钱、酒、烧香甚或是直接诉告的方式，无论是在墓前还是在家里的某种形式的“灵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