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尊战神主角女人有谁:毛泽东感人肺腑的生动典范2--西陆网

　　那妇女呆呆地睁着大眼，泪水小河一样哗哗往下流。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哭叫着：“菩萨啊，救命的菩萨啊！”　

　　毛泽东两眼泪花迷离，转身吩咐朱医生：“你用后面那辆车送这母女回家吧。再观察一下，孩子没事了你再回来。”　

　　后来，每当谈到那个孩子和流泪的母亲，毛泽东眼圈总要泛红：“也不知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把她带来治疗一段就好了……”他多次感慨：“农民缺医少药，闹个病跑几十里看不上医生，要想个法子让医生到农村去。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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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50年代，毛泽东就针对当时广大农村缺医少药、治不起病的严峻情况，尖锐批评了“城市卫生老爷部”，提出要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大决策，这与当年他接触、观察到的事实，恐怕都是不无关系吧？至少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决不是一种领导人居高临下的“亲民”和“恩赐”，而是”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么！”

　　若干年来，这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不是早已经被“赚钱是硬道理”所淹没了呢？“救死扶伤”，是不是早已经被“赚钱牟利”所取代了？我们当前医疗工作的重点，到底已经放在哪里了？它所“代表”的，已经是谁的“利益”呢？十分明显的事实却是，广大贫穷劳苦大众的病痛，已经很少有人真正关切了！“缺医少药，看不起病、买不起药，”小病苦熬，大病等死”，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和解释的客观现实。我们该不该倾听一下这方面的声音，体察一下劳苦大众在这方面的疾苦和困境呢？这难道是不值得关心的“小事”吗？

　　下面，我想特别介绍一个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发生在延安的一个更加动人心魄的故事。 摘要如下：

　　1941年6月3日，陕北地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开会中突然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雨来。一个炸雷爆响，雷电穿入会议室，造成数人死亡。

　　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四邻八村。当时，延安尚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枪炮声不时传来；再者，延安附近的村子里，又混进了一些敌特坏人，于是不久便借此传出了谣言，说这是老天爷对共产党、红军的惩罚。

　　对此，中央社会部认为是一件重大事件，不可掉以轻心，因而派出好多人到处调查，追查制造谣言的坏人。

　　延安城北面有一个村子叫傻村，村里有一个女人叫伍兰花。她的男人又呆又傻，生了三个孩子却活蹦乱跳，一个也不傻。傻男人领不了家，一个六口之家（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婆婆）的担子全落在了伍兰花肩上。

　　陕北本来就是很苦的地方。加上三十年代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伍兰花是怎样把一家人养活，其中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只是红军到了延安，实行土地革命，她家才分得5亩坡地。

　　陕北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风调雨顺，农民所产的粮食尚可果腹，遇到天旱雨涝，就只有挨饿的份了。到四十年代，偏偏连年大旱，加之这里突然来了几万人的红军，都要张嘴吃饭，因此粮食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在前方天天打仗的红军战士，不吃饭不行，粮食问题再突出，边区政府也得派人到各村催要公粮。

　　伍兰花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第一年公粮任务公布后，伍兰花实在无力完成任务，就找村干部诉苦。村干部知道她家的情况，但又不敢开免缴公粮的口子，经研究答应把缴公粮的期限推到下一年。

　　谁知第二年又欠收。伍兰花别说缴上年的公粮，就是当年的公粮也难缴上。

　　每年秋天，县、乡、村三级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催缴公粮。一天，乡里的几个干部来到傻村，检查公粮上缴情况。村干部们汇报说，别的人家都好说。只是伍兰花家不好说，求乡里的干部们出面去动员。

　　村干部领着乡里的干部来到伍兰花家。伍兰花正盘腿坐在炕上飞针走线纳鞋底，见村里、乡里的干部找上门，不问也清楚是催缴公粮的，就板着脸不理睬，仍然纳她的鞋底。

　　乡干部们对着伍兰花，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启发她为革命做贡献，主动上缴公粮。可乡干部们说得口干舌燥了，伍兰花仍一声不吭，像乡干部们不是跟她说话一样。

　　村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抢上去把伍兰花手中的鞋底夺过来，扔在炕上，然后气狠狠地说：”人家乡里的干部跑了几十里路来找你谈话，你怎么能这样？”

　　伍兰花是个烈性女人，手里的鞋底被村长夺去后，一股怒火直冲脑际，“唬”的一声站起来，从炕上跳到地上，嘴里说一声“缴吧，缴了我就等死！”然后气呼呼地从地洞里提出一小口袋粮食。

　　她把粮食扔到门边，用颤抖的声音说：“拿去吧，这是我们一家人一年的口粮……”

　　乡里、村里的干部见伍兰花从地洞里拿出了粮食，认为这是“私藏粮食”。一个乡干部生气地宣布：”马上把粮食没收充公！”

　　一直蹲在地上的傻丈夫，听说要把粮食没收充公，立刻“哇哇哇”地嚷叫开了，人们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心里明白，他是在替妻子伍兰花辩护。

　　伍兰花也猛地扑到粮食口袋上，用双手紧紧抓住粮食口袋，生怕别人抢去。

　　“你真是一块榆木疙瘩！”一个乡干部怒不可遏地训斥道，“前方的部队为咱们穷人打仗，已经快断粮了，可你们还忍心把粮食藏起来……”

　　伍兰花嘴里讲不出多少道理，但她心里清楚，这一小口袋粮食是她全家人的命根子，粮食一旦被没收，全家人就得被饿死。想到此，她再也忍不住了，就脱口高声说道：“天哪……黑啊…… 没了粮食我可怎么活啊……”

　　她说着眼里流下两行凄楚的泪水。

　　“你……你敢骂我们的共产党和红军！”村长大声质问。

　　“骂了又怎么样！”伍兰花收住眼泪不服气地说，“骂了共产党，还骂毛主席哩。－－前一阵打雷，咋不把他打死哩……”

　　“好，你骂毛主席！”一个乡干部火扑扑申斥一声，然后命令村干部说，“你们还呆着看什么，快把她给抓起来！”

　　伍兰花被抓起来后，问题逐级上报，一直报到中央保卫部。

　　事有凑巧，当时正赶上中央社会部大张旗鼓追查谣言，伍兰花便被定为典型，问题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中央保卫部给她定了一个“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决定枪毙她。

　　当时，中央办有一个内部刊物叫《情况汇报》，是送给中央首长看的。伍兰花事件被登在《情况汇报》上，康生看到后就报呈给毛泽东看。

　　住在枣园办公的毛泽东，日理万机，每天要看很多电文、文件和材料，但当他看到《情况汇报》后，还是抽时间把保卫部决定枪毙伍兰花的那篇文章详细地看了一遍。当他发现伍兰花是因为骂了他而被判死刑时，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觉得这件事他必须过问。于是，他喊来他的秘书，吩咐把伍兰花带到枣园，他要亲自问问情况。

　　伍兰花被带来了，她并不知道坐在自己对面的人是谁，只好低头不语。

　　“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毛泽东微笑着问。

　　听口气，伍兰花已明白，坐在自己对面的人就是毛主席。她慢慢抬起头来，不满地瞥一眼毛泽东，想说什么，但只是嘴唇动了动，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出口。

　　“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毛泽东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它，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他想了想，又接着说：“要我死嘛，很简单，可你总得说出一个要我死的道理来嘛！”说罢，他倒一杯水，送给伍兰花。

　　伍兰花气犹未消，不喝水，双目怒视着毛泽东，恶狠狠说：“雷打不死就让火烧死，火烧不死就让水淹死，反正咱活不下去嘛！”

　　“活不下去？”毛泽东似乎从伍兰花嘴里听出了什么问题。就坐下来，用极认真的口气说：”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

　　伍兰花见毛泽东并没有生她的气，就把她缴不上公粮，一时气愤骂了毛主席的情况诉说了一遍，然后又把村里的老百姓因负担过重，生活苦不堪言的情况也说了不少。

　　毛泽东认真地听完伍兰花的话，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他满脸怒气，像有什么事惹恼了似的，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大步向窑洞外走去。

　　保卫处长钱益民一直站在窑洞外，见毛泽东生气地走出来，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想问又不敢问，只好拉开一定距离，悄悄跟在毛泽东的后面。

　　毛泽东一直走到延河边，眼望着翻滚的延河水，嘴里大口大口地吐着气。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扭头把站在远处的钱益民叫到身边，若有所思地问：“益民，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是我爹给我起的。”钱益民立刻回答说。

　　毛泽东又问：“你爹为什么给你起这么个名字？”

　　钱益民弄不清毛泽东为什么要问这个，想了想还是如实回答说：“家父当年给我起这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长大能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吧。”

　　“是啊，”毛泽东重重地点了点头说，“连一个老父亲都知道让自己的儿子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何况我们一个党呢！”稍停片刻，他又吩咐钱益民说：“那位叫伍兰花的妇女，马上护送她回去……”

　　钱益民不解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解释说：“她是好人，敢讲真话，是为我们提意见的好同志。把她送回去，请你告诉地方政府，在生活上要照顾她。她家的生活是很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