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感人肺腑的生动典范

　　这大概不算是一种无根据的说法吧？最近我们的中央就领导人出国迎送的惯例，作出改革，得到人民普遍的首肯、赞同，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证实了这种严重脱离人民的现象的客观存在和它在人民心目中的评价。在这方面多听一听人民群众的心声，重温毛泽东当年进北平时的批评，观察他终生极其简朴的生活（这方面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的），恐怕不是多余的吧！

　　上述这些小故事，不是比一些充满套话的大块文章，更能反映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和人民观，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吗？

　　毛泽东能够做到这一点，恰恰是他始终把劳苦大众的痛痒、疾苦、愿望，放在自己的心上，真心实意与他们“融为一体”，把他们看作革命和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和服务的对象。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前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他确实是这样说的，更是终生这样做的！现在有些人对这个根本问题是不是淡忘了、模糊了，甚至背离了呢？

　　《国际歌》不早就是这样唱的吗？“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大众”。解放后，在《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曲中，也曾唱过：“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得世界变了么变了样……为什么？为了求解放……！”在《翻身道情》的歌曲中，也曾这样唱道：”旧社会，咱们受苦的人，人下人呀。共产党，领导咱，翻身做主人呀！……”

　　“人民的领袖，就是那毛泽东”这首歌的歌词所表达的论断，决不是毛泽东所自封的，更不是他本人硬性强加于广大人民头上的，而是人民群众经过长期、亲身的实践检验和体察，作出的发自内心的选择、感受和论断、心声。

　　我一直深信，在影响、推动中国的历史进程、改变中国的历史地位和面貌，引起社会和精神变化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一个“世纪伟人”、“千年伟人”，而且堪称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旷世伟人”。什么“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三国英雄”、“梁山好汉”，以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先贤哲人，都是不能和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业绩相比拟的，都是不能和我们的共产党相比拟的。在世界的历史上，也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历史越发展将会越来越证明这一点。这又是与他一生中植根于广大劳苦群众，时刻为劳动人民着想，为他们谋利益，密不可分的。

　　也就是说，答案早就找到了，而不是现在才被什么人“找到”或“发现”。毛泽东早就指出了：人民，只有人民，特别是劳苦大众，才谈得到是我们共产党真正的“力量之源、立党之本、执政之基”。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共产党及其掌握的权力，主要的依靠和服务的对象到底应该是谁？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农劳苦大众，是不是仍然是我们继续依靠、关注，并为之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不是应当把改善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疾苦和命运，使他们享有表达自己的意见、要求、愿望和知情的权益，置于最优先地位？

　　可是，若干年来，这一点，在理论和实践上是不是却越来越模糊起来，被忘却或淡忘，受到了质疑，甚至发生了颠倒呢？我们的有些“理论家”的所谓“理论新发现”，是扩大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还是缩小，以至摧毁、颠覆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即立党的“基石”呢？

　　当今，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为什么越来越坠入了今天社会的最底层，成为名副其实的“臭老八”、“臭老九”、“臭老十”，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被遗忘的群体”、“被漠视的群体”？当今涌进大城市的成千万、上亿的“民工”：“打工仔”、“打工妹”、流浪汉，和城市里的普通工人，特别是“下岗”、失业职工，他们的真实生活状况到底如何？苛捐杂税，负担过重，被层层敲诈、勒索、盘剥、欺压、驱赶、防范、鄙视，其中不少人，食不果腹，缺衣少食，上不起学，治不起病，这是不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难道这是一种“必然”的“正常”的，不值得关注的现象吗？

　　不久前，在报道中看到春节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冒着天寒地冻，深入农村、地下矿井，和普通劳动人民嘘寒问暖，访贫问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新气象和良好的开端。但是，他们是不是能够看到工农群众状况的完全真实的情况、生活的状况，真正充分地听到他们的心里话呢？对此，人们是无法不有所存疑的。因为许多年来、许多地方，无视人民大众疾苦，报喜不报忧，掩盖真实情况，甚至制造种种假象，欺上瞒下，早已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顽症和惯例。

　　锦涛总书记今春到西柏坡学习考察时，曾语重心长地告诫：要坚持“两个‘务必’”，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民”，也首先指的是最广大的的工农劳动人民。因为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曾经把“扶助工农”，放在最突出地位。我认为，这样一种新的表述的可贵之处，就是在于把“人民”置于一种“主体”、“核心”的地位。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也一直是把人民大众置于“主体”、“主人翁”，甚至“上帝”（见《愚公移山》）地位的。而决不是把个人（不管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居高临下，导致“本末倒置”，出现“‘主人’和‘公仆’错位”的状况。既然人民是“主体”、“主人翁”和“上帝”，那么，任何的革命政党和革命党人，是否真正做到、做好了“为人民服务”，“为”的怎么样，是否真正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愿望和要求，做到什么程度，成绩如何？就都需要接受我们为之服务的“主体”－－人民大众的“检验”、“监督”、“议论”、“评价”、“选择”、“认同”和“批准”，　而决不是相反。更决不是“当然”的，或可以任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的。而是应当真心实意把自己和人民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与他们真正融为一体，真正心中装着人民，体察他们的疾苦和喜、怒、哀、乐，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愿望，接受他们的监督和检验，真心实意、全心全意为他们着想和服务。

　　几年前曾经出版的《我向总理讲真话》、《向农民道歉》两本书，反映了一点农村劳苦大众的真实情况，它的两个作者，不是就受到了当地的打击和排斥吗？有些真正关心人民疾苦的人，不是没有进行过实地调查、反映过这方面的真实情况，有些劳苦大众，也不是没有反映过这方面的困境和要求。但所有这些，是否得到了足够重视和认真解决？有的地方不是连反映这方面的情况，也被视为“大逆不道”，“危害安定团结”吗？2002年春，我们又一次来到河北的西柏坡。返京路上，在石家庄附近的公路边，就极其醒目地看到一幅大字标语：“坚决打击越级上访！”这不是已经把劳苦大众反映自己的疾苦和不平，视为一种“不安定”因素，当成重点严加防范、打击、禁绝的对象吗？实在令人感叹不已。在这里，“为民”，竟变成“畏民”了！“为人民服务”，变成“人民为我服务”了！“人民当家作主”变成“少数掌权者高踞人民之上为民作主”了。人民的监督，民心民意，不仅受到遏制和防范，有时简直成了一种“罪行”了！

　　现在难道我们最缺乏的不正是表达广大人民群众，也包括党内普通党员心声，反映他们真实生活状况和境遇的正常、畅通的渠道吗？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农民的代表实际占有多大的比重？有多大表达自己意见和知情的余地和空间？

　　现在，流行“以法治国”的提法。在我看来，人民不应当是“治”，即“统治”、“整治”的对象，而恰恰首先应当是“服务”的对象。讲“贴近”人民，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光是讲“贴近”，是不够的，而应当真正和他们“融为一体”，把他们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最近，李昌平在一篇自述中说：“法律是个好东西，但如果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比较容易利用法律和司法机制去剥夺和阻止穷人平等使用或不得不放弃使用法律的权力，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欺负穷人的工具”。（见《我向百姓说实话》，发表于《半月谈内部版》），这是非常发人深思的。

　　党和政府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关系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使命的重大问题。高高在上，居高临下，闭目塞听，自吹自擂、严重脱离群众，听不到、听不进劳苦大众的意见，不关心劳苦大众的疾苦，才是一种最要不得的，最危险、最要命的“不稳定因素”。这应不应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呢？

　　这恰恰也就是我们在今天纪念毛泽东这个历史巨人诞生110周年时，所不能不认真思考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忘记了人民，无视他们的疾苦痛痒，凌驾于他们的头上作威作福，才是一个革命政党最大的腐败，或最大的腐败温床，甚至会导致一种最要命的“变质”。

　　最后，我想引用几段令人深思的对话和谈话，也许并不是多此一举的吧：

　　1、1924年孙中山在一篇名为《反对假革命》的演说中说过：“……不可学革命成功后的这种假革命党，借革命来图个人的私利，借革命一条路来做终南捷径，升官发财。自从革命成功后，这假革命党充满全国，冒革命之名，所以把革命成绩都破坏了……”。

　　2、“1945年7月5日，毛主席在延安曾同黄炎培先生作过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那时的黄先生似乎还囿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旧历史观里，担心中国共产党也会‘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最后走上‘人亡政息'的道路。毛主席听后信心百倍地回答说，我们共产党能够脱出这种始兴终亡的周期律，因为我们有人民群众的监督。”

　　3、1949年，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傅作义同戎子和同志对话时的提问：“我们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你们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

　　当时，戎子和同志的回答是：“我们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精华，别说30年、40年，就是50年、60年以后也不会腐化。”

　　“傅作义将军摇了摇头表示不信！”　

　　……

　　这近80年前、近60年前、50多年前的三次谈话和对话，在今天，特别是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深思呢？值不值得我们继续作出历史的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