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爆壮丁丁贴吧_:“中国下一站”研讨会纪要（一） - FT中文网

（编者按：1月8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北京市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经济观察报》在上海举办了“中国下一站：机遇与选择”学术研讨会，对未来一年的世界与中国形势进行前瞻。FT中文网获授权发表本次会议的发言纪要，此为第一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发表时有删节。）

中银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再平衡下的世界经济

我们知道，这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世界经济是不平衡的，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新兴市场国家消费水平很低。在2009年伦敦20国集团峰会之后，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世界经济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复苏。去年下半年又暴露了新的问题，就是美国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就使新兴市场国家遇到了新的不平衡因素，原本不平衡的世界经济又出现了管理政策上的不平衡。

从今年来看，至少有三个风险需要提醒：第一个是，无就业增长复苏意味着金融机构的复苏和去杠杆化，但实体经济并没有开始杠杆化，于是去杠杆化造成了巨大的流动性。加上美国推出的政策，使流动性更加充足，可以预期今年会发生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了问题。欧洲人更强调实行财政计划，如果不实行的话，欧洲主权债务问题今后还会有更大的问题出现。美国则希望刺激经济，可见，不同发达国家的政策存在着矛盾。我们特别关心欧洲主权债务还会不会出现问题，尤其是西班牙。西班牙的GDP占了欧盟的16%。如果西班牙出了事，对于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都是很大的影响。其债务在明年三月到期，资金流向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第三，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可以预计，各国的汇率会波动不已，尤其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如果美国继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汇率就会波动不已。再平衡的问题在今年会比任何一年都更突出。其实在这次G20峰会上，各方表达了再平衡的愿望，我们要关注，是不是今年再平衡会走出一个很重要的步伐。否则的话经济的全球化将难以维持。我们特别担心的是，不要因为金融危机的去杠杆化，导致世界经济的去全球化，贸易摩擦不要演变为金融摩擦，然后变为政治摩擦。目前这种迹象不是没有。

第二个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做什么。

“十二五”规划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将扩大内需作为首要任务，这是一个全新的表述。规划称，要让中国市场逐渐位居世界前列。也就是说，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不仅要扩大出口，更重要的是要扩大进口。贸易顺差的解决不是靠减少出口进行，而是通过扩大进口来进行。同时，中国市场的扩大要靠居民收入的提高来解决，通过居民收入提高来扩大消费，这是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如果民众收入扩大了，13亿人的市场，可以带动全球经济复苏。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自然收入差距就会缩小，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是长治久安的一个必然要求。从这一意义上讲，“十二五”规划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国有企业必须分工，而且分工必须要有大的提高。这不仅是要为今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未雨绸缪，也有助于克服经济过热，有助于经济的和谐发展。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维护全球再平衡，也要体现在G20峰会这个论坛上。在去年的峰会上，美国曾提出要不要将贸易顺差和GDP挂钩的问题，是不是贸易顺差不能超过GDP的4%。会议没有完全接受这一要求，但我们也要评估，是不是需要建立新的规则。对中国来说，我认为4%的顺差是中国可以承受的，而且中国的顺差正在逐渐减少，这4%的条件也不是很苛刻。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实质上可能会逐渐形成新的国际平衡的规则，就是贸易顺差与GDP挂钩的规则。这是恢复全球治理结构的一个步骤。

第三，从这个角度来看，WTO对世界很重要，对中国也很重要。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得到飞速发展，其中一个要素就是加入了WTO。WTO也正面临种种危险，比如像农产品法始终没有颁布。现在是国家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好像在挑战大国的权威。WTO的目标是投资贸易自由化，现在则出现了反其道而行之的趋势。捍卫WTO的权威性和完整性都很重要，中国可以对此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例如促使多哈回合尽早达成协议，包括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协议，也可以从新的角度进行讨论安排。在这方面中国做了工作，会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总之，由于世界经济在过去一年中复苏，与2009年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了。现在的问题是复苏过程中出现了摩擦，而这又凸显出原先的世界经济不平衡。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应该再平衡做出积极贡献。

渣打银行大中国区研究主管王志浩：长期与短期的下一站

我先来介绍渣打银行最近做的超级经济周期研究。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已经进入第三轮超级周期中。超级周期是什么呢？是全球经济相对快的增长周期。我们认为第一个超级周期应该是从1870年开始的，美国就是那个时期的“新兴市场”，美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带动了全球经济增长。这个周期结束于20世纪30年代。二战之后，欧洲经济开始重建，然后台湾、日本、韩国、香港这些较小的国家和地区，GDP增长地比较快，世界经济再次进入一个超级周期。我们认为新一轮超级周期是由一些比较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带动的，例如中国、印度、巴西等。

在目前的全球经济中，欧洲和美国所占的比例差不多是50%左右，中国在10%左右。按照我们的预测，20年之后，即2030年的时候，全球GDP应该会超过300万亿美元，而且最重要的事，中国所占比例会达到23%，印度所占比例将从目前的3%涨到10%，而亚洲、拉美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所占比例也都会涨。在未来20年终，新兴市场的增长带动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引领全球GDP的扩张。

为什么会有这一轮超级周期？有很多种原因。第一是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比例，到20年之后可能达到70%。当然城市化过程中有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例如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农民工进城和他们的生活条件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通常情况下，民众进入城市，他们的教育水平、医疗水平和生产效率都会提高，这是推动GDP增长的一个重要趋势。目前中国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也都在走这一条路，对于GDP和生产效率都会带来很多好处。

同时，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会带动其收入的提高，从而带动消费的提高。未来中国的人均汽车拥有量将会大增。20年后，每一个中国城市都会堵车。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这代表中国未来的消费空间是非常巨大的。还有贸易。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将快速增长。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是35%，20年之后可能会超过50%。然后就是城市化消费，这些都是长期的趋势。

这是20年之后中国的“下一站”，那么今年的“下一站”是什么呢？渣打银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看法：上半年通胀是最大问题，下半年房地产问题会突出一些。目前中国的CPI水平很像2007、2008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时出现了全国经济过热的问题。所以短期内我们比较担心通胀。现在中国货币政策转向了，但我们不是特别清楚转了多少，今年上半年央行是不是能够加息，是不是真能控制信贷，人民币是不是真的要升值，这些问题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短时间内真的需要一个实际的、紧一点的货币政策，否则中国经济可能会有问题。

下半年的主要风险是房地产。这张图表显示，在今年4月的政策出台之后，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有所下降，开发商变得谨慎了一点。但从7月开始，又开始上涨，尤其是下半年第四季度的出让金非常高，和2009年的情况一样。这说明什么呢？开发商的信心没有问题，资金没有问题，市场非常热。我们知道，房价没有跌，下半年人们仍有买房的意愿。另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是，开发商的投资增长率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一直在30%以上。所以我们认为下半年很可能中国会面临一个问题：在很多地方，新房的供应量会非常大，因为在下半年新房的库存会比较多。而下半年的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我们认为将会发生非常明显的放缓，在这个过程中，GDP增速也会有所放缓。在北京、上海的房价不跌的情况下，中央怎么办？中央如果看到GDP放缓，可能放松政策，所以北京、上海的房价可能还要涨。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风险社会如何应对

从20世纪80年代“风险社会”这样的概念提出之后，这已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在中国，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我今天特别想强调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治理方式还不能与这一变化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与制度建构犹豫不决，甚至出现宪政上的停滞与倒退，那么我们下一步怎么走，就会变成非常重大的问题。

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相对来讲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影响，也比较脆弱，属于比较危险的社会。在这3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制度和治理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的治理方式和制度正在分崩离析。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我们越来越进入风险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对社会各种细节变化的监控，是一种基本的应对方式。

从治理方式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三种选择，第一是加强政治治理，也就是说以行政手段压抑各种各样的风险现象，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化解矛盾，解决各种治理问题。这种选择的问题，我们可以以一个例子来考察，就是2009年开始的叫停透析事件。大家知道，癌症患者到了晚期要进行透析，而透析成本非常高，一般患者难以承受。通常可以通过医疗保险等制度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中国这方面的法制不完备，于是患者就面临非常艰难的选择，要么人亡要么家破。被逼无奈之下，他们会用非常低廉的价格购买二手机器进行救治，而这必然伴随着感染的风险。这就说明了人的行为方式及社会行为方式的一些变化，人们用一种新的带有风险性的对策来应对现有的风险。这构成了对现有法律规范的挑战，因为这是医院禁止的、非正式的治疗，也可能带来新的危害。于是行政部门就禁止这种自助透析的做法。行政部门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却造成了更大、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况在很多领域都有表现，行政强制的手段带有局限性。其结果是，法律和社会出现了相互忽视的状况，人们开始规避法律，不遵守法律，完全按照另一套规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种做法导致社会整体实际上忽视法律，在法律之外形成另一种秩序。

那么对于这个社会，就可以有另一种应对方式，一方面是立法，当出现法制问题时，司法部门主动介入，另一方面是强调调解。中国传统上一直重视通过调解手段来解决纠纷。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展，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成为一种普遍选择。但依然可以通过调解来克服、弥补现行法律制度与迅速变化的复杂社会之间的缝隙。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一种拟制的恢复共同体关系，通过传统的规范秩序资源的动员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风险社会的各种问题，在制度层面上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会在风险社会中带来一系列后果，这在中国原有的制度逻辑中，在强调行政强制力的情况下，往往会伴随着对决策者行为、决策后果责任的追究。这里面还有一个风险分散问题，就是把决策风险分散给当事人，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导致这个社会更加缺乏法律，并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对这个结果负责，但人人都要回避责任，实际上就变成了无人负责的局面。所以这就是第二种纠纷处理的方式。

第三种方式就是让那些受社会决策影响的人参与到决策之中。比如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拆迁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进行决策，而这些决策是牵动不同利益阶层的决策，要考虑如何做得更公平，如何通过决策参与权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也说明，在风险社会，由于社会的复杂化、多元化，其实问题变得很复杂，很难从一个角度、按一个标准进行处理。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国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随着利益群体的分化，随着价值观的多元化，公共决策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复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何把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问题都纳入公共决策的视野，是很重要的。这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参与，也包括风险社会不同选项的讨论，这就意味着公共决策的程序被民主强化。

当时拆迁条例的起草从第一稿可以看出，确实有这方面的变化，包括开始规定听证会的方式，取得被拆迁户的同意。公共决策方式确实在变化，在社会风险增大的时候，决策方式科学化、民主化，是一种不可回避的选择。但在这个过程中，当人们开始强调程序正义的时候，社会突然发生了一种逆转。大家知不知道，不久前公布的第二稿的拆迁条例，强调司法强制拆迁，也就是说本来行政或立法部门要解决的很多问题，现在都转移给司法部门了。而司法部门在面对这样的压力时，其反应也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司法部门在进行公共政策方面的考虑时，是有局限性的。这就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目前为止中国对于风险社会化的态势所做的应对，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都在回避责任、分散责任，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过程。

我们强调的事围绕风险社会的决策，应该进一步加强沟通，应该以程序正义为前提。我们要设计一种制度条件，使它能适应这样一种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强调的司法强制拆迁，其前提是不具备的，就是司法独立是不具备的，虽然司法独立在宪法和法律中有明文规定。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司法强制拆迁并不会出现我们所想象的情景：严格按照法律规范，在程序正义的条件下做出适当的决议。结果只能是新一轮的博弈，而这种博弈最后会取决于力量对比关系，最后伤害的只能是司法部门。

进入风险社会后，中国面临的下一步是如何重构我们公共决策的制度方式，而在这个过程中，最可怕的是出现一种以民主的名义推卸决策责任的状况，而这一状况已经在出现，这就是我想指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