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批金融战阴谋论：不搞无谓争论中国没垮反而越强大

从中国情绪到中国精神

有自尊心也有平常心，有尊严也讲理性；超越了情绪，中国精神才能真正崛起

橡子

越是岁末年初的寒冷季节，人们越是会聚在一起，用思想交流的热度回应风霜冰雪的温度。

从2010年12月到2011年1月，第一财经在京沪两地举办了几场高端论坛。但不对外的研讨和餐桌上的争鸣，其实更令人回味。

作为这些餐会的亲历者，记者感到有责任与读者分享，不仅因为发言者或是现任或曾任中国财经领域的部长、副部长(级)，有权威性；更重要的，这些观点折射出开放与转型时期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发人深省，又让人充满希望。

中国情绪，“要少一些火药味”

北京，2010年12月11日，第一财经年度金融图书品赏会。一位有学者背景的财经官员致辞。

“很希望在媒体和网络的空间里，少一些火药味，少一些斗争气息。”他的开场白。

“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这是我们历史上，‘文革’那段时期的斗争哲学。1978年，小平同志搞改革开放，‘不争论’，不搞无谓争论，我们垮了吗？没有。中国一直在发展，越来越强大。现在，我们有很多方面要和国际打交道，很多问题要研究，要理性，要有逻辑地讨论，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又来‘斗争哲学’。”

“也许改变这种情绪很难，我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点点滴滴的工作中，在和国际打交道的过程中，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让他们更了解我们，知道中国是有文化的、文明的、可信赖的。”

致辞所指是清楚的。近年来，在涉及对外开放和对外交往的经济、金融、产业领域，公共话语空间弥漫着“阴谋论”、“贱卖论”、“战争论”、“国民待遇歧视论”等气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声讨，波及到不少经济学家、财经官员和金融机构，怀疑和指责他们“挟洋自重”、“讨好国外洋主子”、“里通外国”、“损害中国利益”，也不鲜见。

怎么看待全球化，怎么看待WTO，怎么看待国际游戏规则？“一种思维方式是‘阴谋论’，另一种思维方式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应该说，‘阴谋论’是一个很有市场的看法，如果你要写一本‘阴谋论’的书，它的销量会很大，你要写一本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书可能会卖不出去，但这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在2010年陆家嘴[17.30 1.05%]论坛上，一位财经官员如是说。

在他看来，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继续改革开放和引进外国的先进理念、制度和方法，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这都是对中国有利的。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对中国也是有利的，但是，“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应对这个局面。很多国际组织都希望中国人能担任专门小组、技术小组、提出方案小组的牵头人，牵头人可以协调各国意见，拿出方案。问题是，我们有多少的人才，能够在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平等讨论，拿出自己的见解？”

不过，在网络为代表的话语空间，上述这些观念似乎得不到什么掌声。“对‘金融战’与‘阴谋论’视而不见，主流经济学家在为虎作伥。”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断言，而类似这种声音，网上往往叫好一片。

这些争论蔓延到几乎所有财经领域，从汇率变化到外储运用，从知识产权到外资并购，从转基因粮食到铁矿石谈判，从观点争鸣到道德批判。

忽视民间话语的诉求，或视之为“歪理”，就会忽略这些诉求背后的某种历史合理性。本报2009年1月发表的社论《美国危机的必然与中国财经界的使命》，倡导“既开放包容又自尊自强的新精神”，提出“中国必须始终坚持在全球视野中，以足够开放和兼容的态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但是，新一个30年，我们一定要从‘被动接受’迈向‘主动参与’了”，就是对上述民间情绪的一种回应。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情绪不能解决问题，过度的情绪会把问题复杂化，甚至导致问题无解。经济活动的变量众多，特别是涉及到国际市场，没有“有利无弊”的答案，理性的选择是，在利弊之间、长期短期之间权衡，朝着长期向好的方向努力。

在第一财经的北京餐会上，财经官员的致辞之所以得到共鸣，其实反映出知识精英们对当下一些问题上，情绪泛滥、非理性判断流行的忧虑。

“一个人在论述科学的时候，很可能是少数派，很可能是不得人心的，很可能是不迎合大众口味的，但这并不能够否定科学。我想慢慢受众会越来越大。”精英的声音有些孤独，但其对理性的坚持，弥足珍贵。

“处于当今全球化时代，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中国人的理性心态应该像陈寅恪所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达到费孝通推许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这是知名文史学者虞云国最近一篇文章的观点。他指出，目前，中国正在走出近两百年来的梦魇与低谷，尤其应该警惕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论穿上偏执狂热的华衮卷土重来。

中国精神，争鸣中的自尊和逻辑

上海，1月8日，2011第一财经上海浦东新年论坛，会前茶叙，会后餐叙。

美国学者来自哈佛商学院，中方有两位嘉宾从北京来，一位已退休，老部长；一位现在金融投资机构，曾是副部长，英语流利，表达一流。

双方都很客气，友好，但茶叙时分，在两个问题上，已经弦外有音。

美方嘉宾谈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中方嘉宾回应说：“从我个人的观点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会有所松动(relax a little bit)，现在已经有了些变化，例如夫妻都是独生子女的话，可以生二胎。”接着他说，政策松动一点，也不代表中国人口数量会有很大变化，因为在农村，即使有限制，还是可能多生；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你让他们多生也不会多生，甚至一个都不生。

又谈到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中方嘉宾之间议论起来，“中国要节能减排，但也有人均排放量问题。美国人均排放量多少，中国多少？总不能说中国不再发展了吧，这是中国的人权问题。你们不是爱讲人权吗？我们就谈人权，不用谈历史上美国已经排放了多少存量，就谈现在，就谈人人平等的排放权。”

几个小时后，午餐餐桌上。

哈佛教授问：“人民币明年这时升值到多少？”他语气很温和，看得出，只是作为学者想了解。

中方嘉宾也很温和。但也许是这个问题他们听得太多了，也许凡见外宾就被提问，所以他们开始“反击”。

一位嘉宾说：“这个问题，美国当年也向日本和德国提出过，日元升值了，马克升值了，美国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反而连日本的经济也出问题了。我并不认为日本经济的问题是日元升值造成的，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但同样的，美国的问题，是不是外部条件变一下，就能解决了呢？我看主要还是要找内因。”

另一位嘉宾补充，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比较多，但主要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就是给跨国公司代工，自己并没有多少利润。同时，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很大程度上又回流到美国购买了美国国债、美元资产，帮助了美国的再生产，这个量平均每天可能有30亿美元左右。如果美国不进口“中国制造”了，它也不会自己生产，还是要向外国采购，那么你能保证那些国家会购买你们的国债吗？

这其实是双方都需要的一枚硬币。中国有劳动力成本优势，适合加工业；由于全球没有比美元更大、更深的金融市场，中国外汇的主要配置方向也只能是美债。无论是产业调整还是投资配置调整，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双方彼此需要，无法真的脱离。

轮到英语流利的中方嘉宾向哈佛商学院教授提问：“要降低美国的逆差，有一个方法，就是多向中国出口。我想问一句，你是否认为美国向中国出口哪怕是两三代以前的高技术产品，也会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威胁？”几乎没有停顿，回答“是的”。

中方嘉宾回应：过去我们和法国谈进口时，也遇到过禁售，他们也是说什么什么不能卖给你们。我告诉他们，In ten years time, we will sell these products to you.(十年时间，我们将把这些产品卖给你们。)

另一位中方嘉宾说，中国有很大市场，政府也有个采购清单，不只采购中国企业的产品。温家宝总理说，在中国注册的外资企业也是中国企业，所以政府也采购外企的产品。“可是假如你们就是不愿意让我们采购的话，结果是什么呢？中国本地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非常快，他们的产品会越来越多地占据清单上本该是你们位置的地方。”

这个午餐会就这样变成了沉甸甸的讨论会。一位中介人居中调停，“我是1981年到美国去的，我觉得问题主要出在中美双方还不够信任上，这就需要多沟通，多做教育方面的工作。”

但中方嘉宾并没有停下来。

一位说：“谈到信任，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毕竟中美建交也才几十年，在相互了解和建立友好关系上，双方都越来越成熟。否则，怎么可以想象，一个国家有4艘航空母舰已经停在离另一个国家海域不远的地方，已经在这个国家附近的地方与其邻国搞军事演习，双方的国防部长还可以见面沟通？！”

另一位经常出国的嘉宾说：“要彼此信任，关键是要以身作则(Lead by example)，不要搞双重标准。中海油要收购优尼科，美国说是威胁，美国公司到中国，要独资，要51%以上的股权，说这是市场经济；中国为了让世界了解自己，到海外办‘孔子学院’，美国说是文化渗透，美国有那么多教育项目在中国，包括托福考试等等，又如何理解呢？美国把中国公司对外的正常商业并购搞成政治事件，也就难怪凯雷收购徐工也变得和‘国家安全’有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5.27 -1.86%]也不行。一个果汁有什么所谓呢？当然我们有些部门也有保护主义，但是，这不都是美国的一些做法所带来的结果吗？”

……

记者理解哈佛商学院教授一脸的无辜：“我只是问问汇率，怎么谈了这么多问题？”

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中方嘉宾如此直抒胸臆。也许，他们都有过以洋为师的经历，直到今天也在不断学习，但当他们发现“老师”的价值观是两套体系，己所不欲却施于人，他们内心的世界，无法不掀起波澜。

从情绪的高涨到精神的升华

一个复杂的时代，也是争论的时代；一个转型的时代，也是嘈杂的时代。

在众声喧哗中，有情绪是正常的。正如一位财经官员所说，让老百姓知情有利有弊，但是利大于弊，这样有利于稳定，有利于国家持久的发展。

这是一种信心。相信信息透明的力量，相信人民的自主判断能力，相信即使有些情绪，也孕育着新的精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有争论，有矛盾，并不可怕。

在问题的另一面，倡导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性和平和，也不是为了遮蔽什么，抑制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探讨和发现。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批评也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不要轻易地，轻率地，把什么都当成“假想敌”，当成“阴谋论”，而应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以仁心说，坚持理性和逻辑，释放善意，减少敌意。李瑞环说过，“许多人并不是鬼，是我们自己疑神疑鬼，结果把人变成了鬼。”这样的教训，不应重演。

在北京的餐桌上，记者听到的是知识精英型财经官员的厚德载物，理性平和。他们相信，吃苦耐劳聪明的中国人最适合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对中国有利，改革开放对中国有利，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有利。因此他们希望，中国要有更大的包容心和气度，而不是让盲目的情绪渐成主导，“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向你的家人，向你的同学、亲戚、朋友，在各种场合传播文明，如果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的话，中国的面貌就会不一样。”

在上海的餐桌上，记者听到的是实战实践型财经高管的自强不息，自尊自信。他们相信，在全球化的舞台上，虽然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创新不足，但假以时日，中国企业必将大放异彩。

世界正在深刻的变化之中，正处在经济结构的调整期，治理机制的变革期，新兴产业的孕育期，新兴市场国家的力量上升期。一个国家国力的上升，必然带来民族情绪的高涨，但从民族情绪的高涨走向民族精神的崛起，还有漫长的道路，还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伟大复兴的根基，与其说是物质的雄厚，毋宁说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成熟、坚强、开放、理智的精神。

在北京的餐桌上，记者听到了，为了中国好，要理性平和地面对世界的良苦用心；在上海的餐桌上，记者听到了，为了中国好，要坦率勇敢地进行争鸣的自尊自强。没有自尊心，中国精神不会崛起；不超越情绪，中国精神无法升华。

他们发言，在此刻，为中国。“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此刻的中国，看问题可说问题丛生，看未来可说潜力无穷。要解决问题，开创未来，端赖精神的崛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