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腰椎棘突炎怎么治疗:当工人的日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11 11:37:07
父亲善梦，他的梦可以像电视连续剧，上半夜的梦，午夜醒来，下半夜再做，情节人物居然连得上。我传承了父亲的基因，华发早生，也喜欢做梦。光顾梦乡的，多是过去的光景，其中有我当工人的日子。从1971年秋进厂报到，到1978年夏办离厂手续去上大学，我当过整整七年的工人。上世纪90年代，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主任Sherman Cochran教授听说此事，问一位旅美华裔学者（他曾是我在厂里的一个同事）：钟教授为什么要去当工人？回答是：这不是他的选择，我们那时的工作都由学校分配。老外这下更糊涂了。记得40年前的分配原则是，兄弟姐妹一工一农，近郊外工，插队市工，互相搭配，待遇均等，规则透明，对号入座。“一片红”期间姐姐去云南军垦农场，让我有机会留在上海，这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公平”。
当工人的日子，正是懵懂的年龄，走进社会这个大课堂时，我才17岁。那天班组召开的迎新会只有短短几分钟，我表态说要好好向师傅们学习，热爱劳动，安心工作，在厂里干到退休。有位闷头抽烟的老师傅冷不丁冒出一句：年轻人，思想不要那么简单，干到退休有几十年时间，中间的变化多着呢！不确定性现在是我理论研究中常用的术语，而最初，就是由这位文化不高的工人师傅传授给我的。
我所在的班组是干起重运输的，工人师傅大都身强体壮，性格豪爽，露天作业，风吹日晒，使他们像极了罗中立油画《父亲》的主角，看到他们在干重活，会让你联想到威虎厅里的八大金刚。但是他们质朴善良，吃得起苦，有时候恶声恶气训斥你，内心倒是在呵护你。厂里也有人年纪不大，却老于世故，笑容可掬，做事圆通，目的就是调到科室，鲤鱼跳龙门，两相比较，使我懂得人不可貌相，样板戏里的脸谱化教条被颠覆了。几年后，班组里传说要挑选几人当驾驶员，在那个年代，开汽车是个让人羡慕的职业，自然展开了或明或暗的竞争。我工作表现不错，结果榜上无名，没有解释，没有劝慰，但挫折给我的失落感很短暂。过了两年，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忽然明白了两条人生哲理：其一，求人不如求自己；其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锱铢必较和大处着眼之间必须选择。
当工人的日子，虽然离开了学校，对文化一直没有疏远。厂里流行起绰号，班组里的绰号千奇百怪，什么土八路、乔老爷、阿福林、小犹太、“尼赫鲁”等等。与我一道进厂的一位由于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特务，被起了雅号“掐死他”。我的别名叫“假如若是”，这是《列宁在十月》中革命导师批评“可怜的悲观主义者”孟什维克的话，我模仿得惟妙惟肖，这个绰号有点学术色彩。工友们干活累了，聚在一起喜欢讲粗话，喜欢恶作剧，后来他们发现我能侃《三国》，便都文雅些，嚷着“来一段”，于是我就从桃园结义说起，董卓进京，捉放曹，长坂坡，定军山，隔几天一出，把听众的胃口吊足，尽管免不了张冠李戴，添油加醋，师傅们仍然听得津津有味，静静地抽烟，一脸的陶醉。遇到空闲，我会在旧图纸的背面练速写。起先画些厂房汽车等静物，逐渐地，人物肖像跃然纸上。师傅们知道我在画他们，很配合地充当模特，临了到我的作品前，说，蛮像。车间里和班组里出黑板报，有时稿子不够，我就边想边编，美工、撰稿一起上，师傅们围着看，很买账的样子。
按规定，厂里上班不能看书，可以读报，于是我经常往厂门旁的传达室跑，那里不仅有《解放日报》《红旗》杂志，而且有《参考消息》《人民画报》。班组订有《文汇报》，多年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我就是在报上看到的，那天在卡车的驾驶室里，读得我心潮澎湃，激起了考大学的念头。我还热衷于看外电的新闻报道，这些文字思路开阔，写法活泼，完全不同于国内报刊的千篇一律，久而久之，自己的写作风格也受到影响。我进厂后，就知道厂里有图书馆，但我借书不多，因为觉得《虹南作战史》和《朝霞丛刊》不如家里的《红岩》和《叶尔绍夫兄弟》好看。上世纪70年代，五角场有一家新华书店，开在淞沪路上，我下班路过不时走进去，店里书不多，顾客也少，显得空旷。起先几年，我买根据高尔基小说《童年》《我的大学》等改编的连环画，后来对历史感兴趣，就买《活页文选》，买《甲申三百年祭》，翻《李白与杜甫》，翻《柳文指要》。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也是那时买的，浅绿色封面，一元多一册，今天还在用。
当工人的日子，勾勒了我生活方式的基本轮廓。计划经济不仅物资短缺，机械化水平也有限。我们搞汽车运输，很多活靠体力。搬生铁，锹焦炭，背水泥，扛机器，夏天一身汗，冬天穿单衣。我干活不偷懒，不调皮，渐渐习惯了吃苦耐劳，习惯了粗茶淡饭。师傅们看在眼里，嘴上不说，目光中常有认同和赞许，我感受得到他们的真诚和温情。70年代上海的乘车难已很严重，头道桥后狭长的四平路只有一条55路公交线，上班挤车要用吃奶的力气，下班乘车排队老长。于是我除了厂里到五角场一段坐车外，从赤峰路到五角场，索性步行看风景，尽管我有公交月票。那时，同济大学两边还是郁郁葱葱的农田，三道桥下尚有鱼儿遨游，清晨，薄雾缭绕，黄昏，稻香阵阵，赶路的紧张，工作的劳累，仿佛都被冲淡了。就这样，我一步一步地融入社会，融入自然，续写着风格简约、性情直率的人生。
1997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妻女同行，需要和一家广东去的share（合租）一套公寓。对方听说我们是上海人便有些犹豫，担心上海人太精明。相处半年，他们一家先回国，分别时，那位心直口快的广东学者的太太说，钟老师，你不像上海人。我的一位老领导也曾当着别人的面告诉我，有的人刚来几年就像个上海人了，可是你这个上海人怎么看都不像个上海人。我无言以对，心里明白，因为我当过工人。
http://whb.news365.com.cn/bh/201101/t20110108_2929054.htm
当工人的日子，正是懵懂的年龄，走进社会这个大课堂时，我才17岁。那天班组召开的迎新会只有短短几分钟，我表态说要好好向师傅们学习，热爱劳动，安心工作，在厂里干到退休。有位闷头抽烟的老师傅冷不丁冒出一句：年轻人，思想不要那么简单，干到退休有几十年时间，中间的变化多着呢！不确定性现在是我理论研究中常用的术语，而最初，就是由这位文化不高的工人师傅传授给我的。
我所在的班组是干起重运输的，工人师傅大都身强体壮，性格豪爽，露天作业，风吹日晒，使他们像极了罗中立油画《父亲》的主角，看到他们在干重活，会让你联想到威虎厅里的八大金刚。但是他们质朴善良，吃得起苦，有时候恶声恶气训斥你，内心倒是在呵护你。厂里也有人年纪不大，却老于世故，笑容可掬，做事圆通，目的就是调到科室，鲤鱼跳龙门，两相比较，使我懂得人不可貌相，样板戏里的脸谱化教条被颠覆了。几年后，班组里传说要挑选几人当驾驶员，在那个年代，开汽车是个让人羡慕的职业，自然展开了或明或暗的竞争。我工作表现不错，结果榜上无名，没有解释，没有劝慰，但挫折给我的失落感很短暂。过了两年，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忽然明白了两条人生哲理：其一，求人不如求自己；其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锱铢必较和大处着眼之间必须选择。
当工人的日子，虽然离开了学校，对文化一直没有疏远。厂里流行起绰号，班组里的绰号千奇百怪，什么土八路、乔老爷、阿福林、小犹太、“尼赫鲁”等等。与我一道进厂的一位由于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特务，被起了雅号“掐死他”。我的别名叫“假如若是”，这是《列宁在十月》中革命导师批评“可怜的悲观主义者”孟什维克的话，我模仿得惟妙惟肖，这个绰号有点学术色彩。工友们干活累了，聚在一起喜欢讲粗话，喜欢恶作剧，后来他们发现我能侃《三国》，便都文雅些，嚷着“来一段”，于是我就从桃园结义说起，董卓进京，捉放曹，长坂坡，定军山，隔几天一出，把听众的胃口吊足，尽管免不了张冠李戴，添油加醋，师傅们仍然听得津津有味，静静地抽烟，一脸的陶醉。遇到空闲，我会在旧图纸的背面练速写。起先画些厂房汽车等静物，逐渐地，人物肖像跃然纸上。师傅们知道我在画他们，很配合地充当模特，临了到我的作品前，说，蛮像。车间里和班组里出黑板报，有时稿子不够，我就边想边编，美工、撰稿一起上，师傅们围着看，很买账的样子。
按规定，厂里上班不能看书，可以读报，于是我经常往厂门旁的传达室跑，那里不仅有《解放日报》《红旗》杂志，而且有《参考消息》《人民画报》。班组订有《文汇报》，多年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我就是在报上看到的，那天在卡车的驾驶室里，读得我心潮澎湃，激起了考大学的念头。我还热衷于看外电的新闻报道，这些文字思路开阔，写法活泼，完全不同于国内报刊的千篇一律，久而久之，自己的写作风格也受到影响。我进厂后，就知道厂里有图书馆，但我借书不多，因为觉得《虹南作战史》和《朝霞丛刊》不如家里的《红岩》和《叶尔绍夫兄弟》好看。上世纪70年代，五角场有一家新华书店，开在淞沪路上，我下班路过不时走进去，店里书不多，顾客也少，显得空旷。起先几年，我买根据高尔基小说《童年》《我的大学》等改编的连环画，后来对历史感兴趣，就买《活页文选》，买《甲申三百年祭》，翻《李白与杜甫》，翻《柳文指要》。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也是那时买的，浅绿色封面，一元多一册，今天还在用。
当工人的日子，勾勒了我生活方式的基本轮廓。计划经济不仅物资短缺，机械化水平也有限。我们搞汽车运输，很多活靠体力。搬生铁，锹焦炭，背水泥，扛机器，夏天一身汗，冬天穿单衣。我干活不偷懒，不调皮，渐渐习惯了吃苦耐劳，习惯了粗茶淡饭。师傅们看在眼里，嘴上不说，目光中常有认同和赞许，我感受得到他们的真诚和温情。70年代上海的乘车难已很严重，头道桥后狭长的四平路只有一条55路公交线，上班挤车要用吃奶的力气，下班乘车排队老长。于是我除了厂里到五角场一段坐车外，从赤峰路到五角场，索性步行看风景，尽管我有公交月票。那时，同济大学两边还是郁郁葱葱的农田，三道桥下尚有鱼儿遨游，清晨，薄雾缭绕，黄昏，稻香阵阵，赶路的紧张，工作的劳累，仿佛都被冲淡了。就这样，我一步一步地融入社会，融入自然，续写着风格简约、性情直率的人生。
1997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妻女同行，需要和一家广东去的share（合租）一套公寓。对方听说我们是上海人便有些犹豫，担心上海人太精明。相处半年，他们一家先回国，分别时，那位心直口快的广东学者的太太说，钟老师，你不像上海人。我的一位老领导也曾当着别人的面告诉我，有的人刚来几年就像个上海人了，可是你这个上海人怎么看都不像个上海人。我无言以对，心里明白，因为我当过工人。
http://whb.news365.com.cn/bh/201101/t20110108_292905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