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日语怎么说:我的工人协会梦

我的工人协会梦

张治儒回忆录之组建工会

    1993年3月初，我跟几个老乡一起来到广东惠州矮陂镇的一个石场打工。因那个石场是刚刚开起来的，生意不是太好，经常是做做停停。因此，一个月下来除开吃的和其他开销也就没有多少收入。加之石场旁边的其他几个石场经常发生安全事故，在东莞打工的三姐知道后就写信给我，让我去东莞进她们那个工厂。因此，在矮陂石场做了不到两个月我就离开了那里来到了东莞。那时找工不太好找，很多工厂都是内招，特别是比较好的工厂和好的工作岗位需要关系才能够进得到。由于我三姐她们那个工厂的老板跟我三姐夫的舅舅是朋友，加之我三姐夫也在里面做管理人员，我一过去很快就进了厂还被安排到一个技术工岗位。这个工厂叫祝合鞋厂，有三千多人，旁边还有两家分厂，当时在东莞属于大型企业。我进去后就被分到成型线前段学习前帮机，这是鞋厂成型线最有技术含量的，也是工厂中最看好的工种之一。基本工资虽然只有147元一个月，并且还是按30天算的，但相比其他岗位来说，工资还是高一些。感觉那个时候工厂的订单特别的多，车间墙上的生产进度表上写得密密麻麻的，工作起来没完没了，没有休息日，加班特别多，每天晚上几乎都是12点后才下班，工作确实十分辛苦，只有发工资那天才有半天休息。这样辛辛苦苦算起来每个月能够拿到300多元，吃住不需要花钱。因此，那个时候一个月开支不会超过30元，剩下的就往家里寄。

    虽然早有理想，立志要干一番事业，但一直并没有找到明确清晰的目标。在祝合鞋厂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因接连发生的两起劳工事件，使我坚定了目标，走向了今天劳工维权的道路，并因此将其定为我终身奋斗的事业。

    1993年10月18日，这天是祝合鞋厂发工资的日子，按惯例会放半天假的。因在前几天旁边有一个工厂起火了，被烧得干干净净。因祝合鞋厂是做鞋子的，不管在车间还是在仓库，都有大量的皮革，如果发生火灾，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这次工厂就准备在发工资这天上午搞一次全厂的消防演习。由老板即一个姓吴的台湾人负责这次演习，我们平时都叫他老虎。他是一个退伍军人，个子不高，人却是一个十分凶狠的人。他每次下车间，看到谁不顺眼或工作偷懒，他就一脚过去或就是几巴掌，打人下手特别狠。在他眼里不分管理干部还是普通员工，稍有不顺和怠慢就会挨打。全厂员工一看到他到车间或一听到他的声音，个个立马全神贯注的做好本职工作，大气都不敢出一个。所以，在这种氛围下，全厂的管理方式就形成了一种打人文化，上司打下属，管理干部打员工非常普遍，这在那个时候在东莞甚至广东地区应该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当天的消防演习早上7点30分就开始了，有的工友以为上午发工资会休息半天，所以，很多人知道情况后才陆陆续续赶过来，还有一些没有起床。因此，老虎就站在路边，后面赶来的从身边过一个就打一个，女孩子就打巴掌，男孩子就用脚踢。最后他发现宿舍里还有一些人没有出来，就叫了二十多个保安，去宿舍一间一间的搜，不肯参加演习的全部抓下来站在草坪上一字排开，用高压的消防水龙头对准他们不断的冲，以这些人做为演习的靶子，冲了一个多小时，被高压水冲倒的要他们站起来继续冲。虽然是10月份，但那个时候的东莞10月份的天气好像可没有现在这么热，加上当时是早上7点多，很多人才刚刚起床，用消防水冲一个多小时，谁都受不了。我看到倒下去的那些工友有的还在不断打颤，3000多人就站在周围观看，大部分都笑着看着那些工友被冲倒后又站起来，我发现很少有人有愤怒的表情，我心里十分气愤且不是滋味。当时顾不了那么多，冒着风险跑回宿舍，拿出照相机跑回去拍了几张相片，当时我们线的课长就在我身边。问我是不是不想干了，要求我立即把相片删掉，但我没有听他的。不知道是因为我三姐夫的关系还是我是生产线上的技术骨干，课长就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报告上去。后来，我把这些相片冲洗出来后，想寄给广东的媒体，希望通过报道虐待工人的事件，以影起社会关注，谴责这种违法行为，达到保护工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但当时怕工厂通过关系知道是我弄的，所以，我先寄回给在邵阳读书的同学，要求他再转寄到广东的媒体。后来听他说寄给了《南方日报》，但没有下文。

    这次事后不到两个月，即1993年12月29日晚上，两个四川的建筑工人，听说好像是两兄弟，当天晚上不知道什么事高兴，一起出来喝酒，可能是喝多了。回去路过祝合鞋厂门口时，在厂门口围墙边解小便被门卫看到，就骂了他们，说他们不讲卫生。因此，就吵了起来，那喝了酒的两兄弟却到地上捡起石头去打那个门卫。门卫就通过对讲机喊来了保安队长，然后又通报给了老虎（姓吴的台湾老板）。老虎一听有人来工厂闹事，那还了得。祝合鞋厂当时在附近可是一个大厂，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照顾，各方关系也不错，你一个小民工既然可以这么放肆来我工厂闹事，那能放过呢。因此，老虎一声令下，全厂30多名保安都是退伍军人，个个都想在老板面前显身手。因此，操起家伙一拥而上，三下二下就把这两位兄弟打趴下。当时，跟工厂门口不到50米，就是新基派出所，听到消息立马有两个警察赶过来制止，但老虎根本就不卖帐，跟那些保安说给我狠狠地的打。那两个警察见情况不妙，马上掏出手枪朝天鸣枪示警，最后才控制了场面。警察见两个人没有动弹，立马拨打120急救电话将两个人送到东莞市人民医院治疗。第二天，有一个因抢救无效死在医院，另一个听说是严重脑震荡且多处重伤。听到消息后老虎立马跑回台湾去了，第二天警察过来抓走了四个保安。后来关了不到20天，就回来了，听说工厂花了20多万将他们赎回来的。其中死者家属除了医疗费，仅仅得到了5万元赔偿金。不到一个月，老虎又回到工厂，这个事情就这样处理完结了，没有一个人受到刑事处罚。

    通过这两件事情，使我感受到，我们这些打工的人，不管是在工厂还是在当地政府眼里是没有价值和尊严的，我们仅仅只是工厂的挣钱工具，是当地政府发展经济的棋子。当工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根本就没有谁会站出来为我们说话，成为任其摆布和宰割的羔羊。通过这两件事情，使我感受到工人群体，特别是我们这些劳务工群体确实需要有人站出来去跟政府跟工厂说“不”，去代表广大劳务工争取法律给予的权利，维护我们的尊严。

    因此，这两件事后心里一直没有平静，一直在考虑如何去做。后对于祝合鞋厂的失望，在1994年4月在我姐和姐夫的多次劝说下决然离开了祝合鞋厂，开始一个人去闯。在东莞的第二个工厂是怡东鞋厂，这也是一家800多人的台资企业，由于在祝合鞋厂有近一年的技术岗位经验，不到两个月我就被提升为前段班长，工资也提高到800多元，对于当时来说，工资是比较不错的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机会和条件跟其他工友探讨工人组织和团结方面的问题，发现大部分工友还没有这个意识。特别是限于当时的情况，大部分工友还是比较害怕参加工人组织，主要是怕工厂开除，因为失去工作，当时找工作比较困难，加上失去工作吃饭住宿成问题，在外找工作或流浪也容易因查暂住证而被抓。那时对暂住证查得相当严，也不讲道理，对于那些没有工作或有工作没有暂住证的流动人员确实是一种威胁。因发现周围的这些工友对这个不感兴趣，在怡东鞋厂工作一年后我就跳厂到牛山的伟丰鞋厂做了一名技术员。这也是一家台资企业，员工有3000多人，占地面积很大，在牛山来说是数一数二的企业。伟丰鞋厂的管理没有祝合那么严厉，但问题仍然很多，当然实际上也是当时很多工厂存在的问题。如拖欠工资、超时加班、粗暴对待工人、生活差、限制人身自由、随意处罚工人等等。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拖欠工资、生活差和限制自由，当时一般的工厂押两到三个月工资很正常，但伟丰鞋厂要押四个月工资。在工厂里面，一个星期只有星期天开放的，其他时间都是不允许出厂门的，特别情况可以向管理人员请假后经过批准并有批条才可以出厂门。而最恼火的是3000多人的工厂，食堂却只有三个饭桶供排队打饭，每次打饭的时间要排队几十分钟，另由于食堂是由私人承包的，因此，为了节约，做饭都是有所控制，经常到最后的打不到饭，然后厨房就再给下点面条应付了事。中午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大部分花在了吃饭上，休息时间就没有了。加上由于是承包的，伙食特别的差，天天是冬瓜、萝卜、豆腐和青菜，很少看到有肉，也见不到油。因此，每天吃饭大家是怨声载道，大骂食堂老板太黑心。听办公室的人说，实际工厂支付的伙食费标准并不低，但食堂老板却舍不得花钱。因此，很多人到工厂去反应情况，但一直未有改善。因听说那个老板是江西的，是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在这边承包了很多食堂，没有谁敢跟他去讲道理的。实际也许极有可能如此，一个外地人，要承包一个3000多人的食堂，非一般有关系或势力的人也确实搞不定。

    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就慢慢地的去跟比较合得来的工友谈这方面的问题，发现他们对这些问题都有意见，但都不敢去反对。因为，一个是强大的企业，一个是强大的有黑社会背景的人，一个打工的确实惹不起。但当时我却不这样认为，虽然我们个体的力量十分弱小，但如果我们大家组织和团结起来，力量就会十分强大，完全可以有力量去跟企业或者第三方进行协商和谈判，在法律的范围内争取我们的合法权益。有些工友听到我的想法也表示赞同，认为可以试试。因此，我就开始设想如何去开展这项工作。在1995年10月份，我就向当时的东莞市委书记、市长李近维写了一封挂号信，谈到要求成立东莞市外来工协会这样一个劳工组织，给外来工提供服务和帮助，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协助企业发展生产。信寄出去后有一个多星期没有消息，我就打市长热线询问这个事情，询问几次后，东莞市信访办说让我抽时间去一趟他们那里。因此，我请了半天假去了东莞市信访办公室，有一信访办主任接待了我，跟我讲了很多大道理，无非是政策不允许，法律上行不通，不过最后到是建议我可以在工厂成立工会，并跟附城区总工会一个什么主任打了电话，说了这事，让我去找他。因此，出了东莞市政府信访办我就直接去了附城区总工会，见到了那个什么主任。一见面很是热情，马上拿了一些工会法、工会章程的书籍给我，然后给了我几张表格，让我回去发动工友，满足25名会员他们就可以帮我们申请成立工会。并听那个主任说，那个时候正好东莞市工会系统正在评先进单位，那个区的工厂工会组建率高是评比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他说会尽力帮助我去组建，并当场给牛山乡乡长打了电话，把我的名字告诉他，让我去找他，让他去做工厂老板的思想工作。因此，我拿到资料后就回到乡政府，也就是我们厂旁边没多远的地方。见到乡长，乡长的态度却没有那个主任那么热情，他说他们乡政府都还没有组建工会呢，但还是说愿意帮助我去做老板的思想工作，先让我把人员发展起来再说，但告诉我们先不要搞什么大动作。因此，我回到工厂后，确实很兴奋，到晚上马上找到我平时玩得比较好的且多次谈过组织工会的那几个朋友，告诉了他们这个好消息。大家一听也很高兴，于是就想找个时间大家一起再具体讨论下一步的计划。在这次碰头会上，我先确定了几个主要人员，主要是我，河南的张富功，云南的丁跃勤，贵州的陈治立，还有一个叫蒋军文，先由我们分头在自己的老乡和熟悉的朋友中发展会员，待人数达到后我们再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两个星期后也就是1995年10月底的一个下午，伟丰工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召开，当天参加会议的有30多人，记得没有地方开及怕工厂干预，我们大家都跑到宿舍的楼顶上，先是我将成立工会的事情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主要的还是要说明我们组织工会首先是已经过附城区总工会同意及牛山乡政府的支持，先给大家在政治上有一个交代，免除顾虑。然后就是谈工会的作用及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并向大家承诺，工会组建后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跟工厂协商解决拖欠工资的问题，要求工厂依法按时支付工资，不能拖欠（那个时候工资一般是拖欠三个月）；二是要求工厂取消食堂外包，由工会协助工厂管理食堂，改善员工的伙食；三是要求工厂取消限制员工出入的规定及保证每个月至少放一天假。这些现在看似十分简单的要求，在那个时候确是大部分打工者无法享受到的东西。大家听到能够得到政府工会和乡政府的支持，以及真的能够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都十分高兴，都愿意参加并支持我组建工会。因此，这次会议推选我为伟丰鞋厂工会筹备主席，张富功、丁跃勤为副主席，另还有陈治立、蒋军文等人为委员。这次会议后，我个人出资去印刷了伟丰工会会员证，去买了纸张和复印纸，几个人用复印纸抄写关于《告伟丰鞋厂全体工友的公开信》，告诉大家伟丰鞋厂工会成立了。信中主要是注明成立工会的目的，工会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并同时留下了工会主要负责人员的宿舍房间号。这样的公开信大家抄写了几十份，主要张贴在各栋宿舍楼的主要过道和走廊上。

    很快全厂炸开了锅，一连几天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情。也很快引起工厂的关注，第二天我被叫到了办公室。总经理首先找我谈话，从他的口中得知，乡政府的领导已找过他们谈了组建工会的事情，但他还没有向台湾的老板汇报，但可以看出总经理对这件事情并不是十分反感。只是说这件事情他还没有汇报给老板，具体情况怎么样他现在也不知道，希望我不要在这个时候乱来。我跟他做了解释，说在没有区总工会正式批准我们成立之前，我们不会搞什么活动，也不会影响到工厂的正常秩序。再者，我们组织工会也是想在工作上协助工厂做一些对企业、对工人都有益的事情。总经理说，工厂有那些做得不好的，你可以提一些好的建议，厂里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做些调整和改善。当时见他比较诚恳，我就说，现在工人反应最大的问题是伙食太差，吃饭排队太久，影响到工人的休息时间。我的建议是适当改善伙食，增加打饭的队列，或者工厂各个部门错开上下班时间，这样就可以解决人多免除长时间排队的问题。当然，实际最大问题还是工资押太久和工厂限制人身自由，但我知道那个时候跟他谈这个有点不合适，所以就只是谈了伙食的问题，试试工厂的诚意。因为，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出在食堂承包商那里，要求工厂督促改善一下还是比较容易接受，如果一开始切入要害和核心利益问题，工厂可能会对工会产生敌意和抵触。总经理说这个问题他可以去了解，如果承包商还有利润空间，他可以督促改善伙食。没想到，过了两天，伙食真的改善了，菜里的油和肉明显多了，并且还免费增加了早餐，打饭排队也增加了三排，吃饭的时间减少了将近半个小时。再过了一个多星期，工厂裁断、针车两个部门开始提前15分钟上班，提前15分钟下班，成型线上下班时间不变。这样，错开上下班时间使打饭难和排队辛苦的现象基本得到改善。这次工厂对伙食和工作时间的调整，全厂工友很是高兴，说我们工会确实能起到作用。但食堂知道具体情况后，那个江西老板就找到我和张富功两个人。有一天晚上找人把我和张富功叫过去，带有威胁的口吻跟我们说这样搞，他饭堂每天要增加1000多元的成本，他没法赚钱。再者，告诉我们说搞工会老板也不喜欢，这样对你们今后的工作也不利，极有可能会被炒鱿鱼的风险。让我们不要搞了，再搞不会有好结果的。那时那个食堂老板说话很恨的，张富功听了有些犹豫。我跟他说怕什么，一定要搞下去，你看食堂老板一天赚几千元，多花一点少赚一点算什么。我们现在天天关在工厂内，他要找人搞我们还不一定进得来工厂里面。再者，工厂几千号人，大家现在对我们搞工会肯定是支持的，这么多工人拥护，他应该不会太嚣张。另他害怕我们，就证明我们搞工会是对的，发生了作用和影响力。所以，那次食堂老板说的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大概不到一个月，有一天工厂保安过来叫我，说让我去办公室一趟。我到办公室后才知道，在前一天晚上，食堂内外的墙上贴了很多宣传单，就是以我们工会的名义张贴的，大概内容是要求工厂尽快发放拖欠的工资，减少加班时间，否则，工会要组织罢工并要放火烧了工厂的仓库。我一到办公室，总经理还有乡长他们已在那里等我，另外还有其他几个人不认识，后来听说是公安局的人。我一看宣传单我就说肯定不是我们工会的人干的，因为那些宣传单都是手写的，我都认得其他几个人笔迹。再者，我组织工会只是想通过跟工厂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努力改善工人工作和生活方面的问题上还会给工厂提供我们工会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去做这样的傻事。但他们根本不听我解释，要求我去叫一起搞工会的其他人一起过来去乡政府谈谈，因为有那些人参加和组建工会工厂还不是很清楚。我就告诉他们是那些人，他们就到车间把几个主要人员叫到了办公室，然后一起去乡政府。到乡政府后，就有一个人过来给我们每个人一张白纸，让我们将各自的身份信息写在纸上，实际上我知道是想对我们每个人的笔迹，看是否跟宣传单上的字一样，我们写完后那个人就收走了。后跟那个乡长在乡政府会议室里谈了一下我们工会的组建情况，以及对宣传单事情的看法，聊了一会就让我们回来了。

    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已过去，因为，他们有对笔迹，跟我们几个人没有关系。但过了两天，又有人来叫我去办公室，到办公室后乡长已等在哪里了，刚进去董事长（老板）就进来了，以往很少看到董事长过来的。他一进来就对我说，是不是你在组建工会？我告诉你我的工厂不需要工会的，你想搞工会，你自己去开厂搞吧！说完这几句话就走了。这时乡长跟我说，他跟这个老板沟通了好多次，都没有说服他。再者，伟丰鞋厂是台资企业，在牛山乡是最大的工厂，他也不好说什么。所以，他这次无能为力了。并跟我说，如果感觉这个工厂不好，你跟我说说牛山这里你认为那个工厂好，我给你介绍进去。我跟乡长说，如果只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的话，那我就不搞工会了，一个人好好干比搞这工会要安然得多，我只是希望能够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帮助工友做一些事情，同时也许会给工厂带来一些有益的改善。乡长见我这样说也就不好说什么了，他说工厂老板已跟他说了，决定要解雇我，他也没有办法，但他能够保证工资一分不少，就连今天下午的工资也会全部发给我（因为那时工厂开除人至少要扣一个月工资的）。我说，虽然这样那我就走好了。在我快离开办公室时那位帮老板传话的乡长还顺便告诉我他们乡政府工会已在前一天正式成立了，他还是工会主席，以后有事可去找他。

    我离开办公室准备回宿舍清理东西时，保安告诉我不能回宿舍，要我在保安室等办公室结算工资，他们已派人去我宿舍清理行李了。这样，他们害怕我被解雇的消息回到宿舍后被其他人知道，以防有变。因此，我在四个保安的看护下只好呆在保安室等。过了不久，有一认识的工友有事回宿舍，路过保安室时看到我在里面坐着就问我怎么了，我说被解雇了，等会就走，可能等不到下班跟大家告别了。本来想说几句话，那些保安不让我们说。这个工友回车间后，不到半个小时张富功、丁跃勤，还有蒋军文他们一大帮人都下来了，一起说要去办公室找老板谈一下。我说算了，还是我离开吧，要不然大家都会遭殃。因为，那个时候找工作不好找，并且，那段时间外面查暂住证非常严，这样如果大家突然被解雇，可能都没有落脚的地方，特别是陈治立和蒋军文他们两个人女朋友都在这里面，这样造成他们分开于心不忍。我坚持不去办公室，因为，老板说的那几句话我到现在都一直记在心里，当时非常的失望。我组建工会，虽然主要是想帮助工友争取合法权益，维护我们应有的尊严，但当时的心里也确实有想在帮助工友的前提下组织工友发挥集体智慧和力量来帮助企业做一些事情的，但老板那种不屑一顾的眼神和藐视的语言，我就对伟丰失望了。所以，我阻止他们去找老板，因为不想见那张面孔，并劝他们回车间上班，劝了好久他们几个人才被劝回去了。保安同时也报告了这个情况，很快财务就把工资给我送过来了。一次结算了三个多月的工资，我数都没数，签收后装进包里就离开了伟丰鞋厂。

    我离开伟丰鞋厂后不到半年，也就是1996年4月20日，在丁跃勤、蒋军文的组织下，伟丰鞋厂3000多工人全部罢工，最终迫使伟丰鞋厂一次性全厂发放三个月工资。此后工人纷纷离开，众多订单无法按时完成，给伟丰鞋厂造成巨大打击。此后几年伟丰鞋厂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最终坚持不下去只得破产倒闭，关门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