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发用生姜擦有用吗:罗志荣：司马南其人其书

经济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罗志荣同志手记

总编辑手记：

司马南其人其书

□罗志荣

《民主胡同四十条》终于在2011年全国图书订货会与读者见面了。

我要告诉诸位的是，在与司马南先生讨论稿件近两年的密切接触中，我对他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一场轰轰烈烈的以揭露“超自然力”（俗称“特异功能”）为主要特点的清算伪科学的战斗中，我第一次知道司马南的名字。当时，大学者于光远是这场反击战扯大旗的主帅，而司马南、何祚庥则是冲锋陷阵的左右大将军，司马南以行侠仗义、辩才无碍、表演惟妙惟肖而著称江湖。

以后，在不同的场合、特别是电视时政节目评论中不时能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声音，至此，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外向”、“张扬”、“激烈”、“一往无前”的“辩者”、“斗士”的集合体。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今生会与司马南结下编者与作者的缘分。

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思想界空前活跃，作为出版人、媒体人，身处其中的我，一方面，不断受到各种思潮的浸润、挤压，思想倾向随之摆动、挣扎；另一方面，也在矛盾的思想中不断地比较、琢磨各方神圣的主张。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自己如此的思想纠结逐渐在一股强烈主张“国家利益之至上”的浪潮中蒸腾，当市场上出现了一部部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著作后，我即被深深吸引，并由衷地产生了为之摇旗呐喊、站脚助威的冲动。此后，我渐渐结识了许多学识丰富、学养深厚的作者，并为他们热情、冷静的爱国主义情怀深深感动。

就在此时，我社的谢锐编审与我谈起司马南在阻击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上的战斗激情，并认为那将会迸发出一部火花四溅的著作，这不由得令人心动。

记得那是2009年燥热的夏天，在位于南锣鼓巷的书房里，我第一次与久已闻名识面的司马南相见。他以擂鼓相迎，鸣金相送，席间高亢、激昂的谈吐，激荡的爱国主义情怀，让我再次领略了当年斗士的飞扬神采。他的书房里，通天惯地的是巨大的若干排书架，一时难以计数的书籍令我暗自惊讶。更特别的是，在讨论中，对别人（哪怕是刚刚毕业的小编辑）的意见，他所表现出的认真、专注、沉思，他不时地拿起笔来做记录，有时以略带犹豫的口吻相商。这让我很迷惑：还是那位绝不服输的、强辩的、咄咄逼人的司马南吗？这个第一次，让我对这位生活在书的世界里的司马南，认识焦点有些模糊了。

此后，我们许多次在他的书房里讨论书稿，对他的认识逐渐加深，逐渐清晰，似乎聚焦出一个更加真实的司马南。那个激烈、雄辩的斗士，固然是司马南，但是嗜书如命、博闻强记、博览群书而又沉静、理性的学者更是司马南。

多么矛盾的司马南呵！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司马南。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设计《民主胡同40条》封面的时候，我曾经主张，将护封以张扬的风格设计，以符合对司马南一般的认识；而封面则以平静、淡雅的风格，突出作者科学、理性的内核，从而形成强烈的内外对比，以暗示作者的多面性。

在不断的讨论中，原本关于普世价值的选题，也渐渐被他聚焦到更加具体的民主问题之上。司马南认为，抓住了民主，就抓住了意识形态问题的核心，就牵住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牛鼻子，集中讨论民主，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果。

民主问题在西方世界被讨论了几千年，而在中国共产党的近百年历史中，更是被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作为社会主义传播者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在与各方质疑的论战中，以新鲜、生动的时代语言，激扬出一篇篇、一部部闻名一时的文章、著作，他们高擎民主的大旗，各种精彩论断不断涌现，广泛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革命的实践中深入人心。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成功以后的几十年中，在各种宣传、教育下，中国人对民主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十分清楚了，但是，每当对中国政治体制、民主自治制度的质疑声袭来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包括成年人是真正十分清楚的呢？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在民主问题上的困惑，甚至怀疑更是比比皆是！而这种困惑来自何方呢？我们惯常的解释：来自西方的欺骗性宣传！仅仅如此吗？且不说我们自己多年容忍的那些汉奸文人数典忘祖的卖国邪说，难道与我们几十年来的宣传教育本身就没有关系吗？几十年来，特别是长期执政以后，我们的正面宣传教育，循规蹈矩、叠床架屋，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模式化的、基本不变的“八股”结构和语言体系；而在此期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思想环境、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宣传教育手段和语言的一成不变与客观环境的剧烈变化之间的巨大反差，难道不应引起我们宣传教育领域同仁的难堪和尴尬吗？最近，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各个新闻出版单位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工作，应该说切中要害。中国共产党执政几十年的民主实践成果累累、创新不断，可展示、宣传自己民主成果的手段却极其陈旧，尤其是数十年不变的宣传教育语言体系，在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中，面对西方的无孔不入的语言霸权，不要说年轻学生，就是我们这些老汉听起来也觉得味同嚼蜡。而坚持这种陈旧，坚持这种八股，不仅仅是无法让年轻人接受我们的主张，更有甚者，会不断激起年轻人的逆反！我们确实应该好好探讨一下，如何使我们的宣传手段和语言现代化的问题了。

回想自己对包括民主在内的许多问题的认识过程，从八十年代中后期曾激烈推崇西方民主，到现在以更加强烈的态度质疑西方民主，我的这种巨大转变的原因何在？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中国前后的巨大变化，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成果所折服，而客观地讲，我们的宣传教育对我的这种变化并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

当今的年轻人，资讯丰富又浮躁而敏感，他们没有上一代那样的新旧比较，现实的繁荣就是他们认识外界的起点，如果再以传统的、陈旧的宣传手段灌输，即使是真理，结果也是绝对不如所愿的。当然，宣传教育界为了战胜西方势力对我国人民、特别是年青一代的思想渗透和演变，也一直致力于手段、语言的现代化，但是，以我所知，至少在令大众特别是年轻人可以接受的马克主义的通俗读物方面成果寥寥，而这恰恰应该是我们的主要战场。目前，我们与西方势力之间就是在进行着一场争夺青年人的思想战争。兵法云：“夫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在这场战斗中，正面的宣传教育诚然是基础性的，但是 “匕首”、“投枪”类的作品更是会起到出人意料的奇兵作用。当然，相对而言，认识问题是容易的，而困难的是如何解决问题，如何锻造“匕首”、“投枪”！当我看到《民主胡同40条》的初稿时，就感受到司马南向西方自认为的“道德高地”发起强攻时的极其猛烈的火力，感受到他的每条“胡同”都发射出了对西方语言霸权的一把把锋利的“匕首”、“投枪”！这种激辩式的、热情洋溢的、自内心喷发的论说，使人不由地想起我党战争年代那些激动人心的、凝聚思想的、引领时代的、令年轻人飞奔而来的宣传。

敢于直面现实，直面敏感问题，是司马南这部书的突出特点。在民主、人权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似乎一直被西方势力的语言霸权摁在被告席上，而且对我们实行的是典型的“有罪推定”，无论事实如何，无论中国人自己的感受、判断如何，中国的一言一行都被确定在“专制”、“独裁”、“威权”之类的罪名之上。可叹的是，我们的舆论界、宣传教育界对这种舆论霸权似乎回击乏力，而且少有的回答也是完全遵循西方的语言逻辑。微弱的、毫不给力的、无人理会的声音让我们自己都感到似乎理亏。我们理亏吗？不，绝不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观，中国人民的尊严、幸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实践给予中国理直气壮的空前理由！既然理不亏，我们就应该大声地说出来！遥想当年，就是在凶残的纳粹法庭，面对死亡，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也慷慨激昂，怒斥法西斯，鼓吹共产主义；今天，面对西方的霸权强加给中国的责难，我们难道就不能争锋相对地加以驳斥吗？在强大的西方语言霸权面前，我们中国的声音是弱小，但狭路相逢勇者胜！

在《民主胡同40条》中，司马南明知自己声音弱小，却侠肝义胆，敢于“亮剑”，你来一枪我必还两剑，快意恩仇，绝不退让，我边读边暗自喝彩：“好！好个司马南！好个‘侠客行’！真使洒家深深吐出一股久已郁闷于胸、对西方语言霸权的腌臜鸟气！”执政合法性问题、专制问题、三权分立问题、票选民主问题、腐败问题、宗教问题，甚至天安门事件问题，这些十分敏感又必须面对的问题，西方势力拿这些问题反复敲打我们中国，而我们长期以来只是正面、含糊地给予回应，有些更只是回避，而这种含糊、回避，使我们的青年人困惑，使中国在世界舆论面前总是被动应付。而对这些问题，司马南的书没有含糊，绝不回避，旗帜鲜明、有理有据、慷慨激昂、直截了当，既是在对我们的年轻人循循诱导，也是对西方语言霸权的猛烈回击。

成书以后，司马南曾经与我们计划，要以这部书出版为契机，召开一次民主问题的研讨会，聚集国内在此问题上的有识之士，同时邀请西方各大媒体驻京机构、美英法等西方大国驻京使馆人员出席，更要邀请国内各个主要媒体参加，意与西化派势力进行一次公开的、毫不回避的关于民主问题的辩论。虽不知人家是否接招，但就是这个高扬爱国主义情怀的、极具司马南特点的计划也使我血脉喷张！！

火力全开、语言辛辣、毫不妥协，固然直接反映了司马南作为国家利益至上的“辩手”的风格，但是，如果细细品味，在司马南每一句咄咄逼人的话语背后，都是十分冷静、理性的分析，涉及当代民主政治的历史、背景、理论、设计、制度、实践，都有细密严谨的科学逻辑，更体现了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的学理素养。

作者不仅在内容上十分注意文风与观点的结构，而且针对当今年轻人的特点，精心设计了这部书的形式。我们曾试图让司马南把这部书改得更加具有严谨的形式逻辑结构，但是，他所谓的“随机性阐释”说服了大家。现在的年轻人如此浮躁，怎么可能沉下心，按照你希望的逻辑按部就班得去读书呢？而随机性的结构应该更适合年轻人跳跃的思想轨迹。另外，我们还曾经按照司马南的要求仔细研究过，以分册的形式，减轻五十几万字对年轻人阅读耐心的压力，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实施；不过，司马南将40条“胡同”又细分了许多“夹道”，就是力图缩小每一个论点的讲述篇幅，再加以“游击战”式的随机结构，他认为，只要年轻人能认真阅读其中随机的任何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就是一次小小的胜利！如果能够不断积累这种思想宣传上小的进步、小的胜利，坚持下来，我们就一定会取得与西方势力在意识形态上争夺年青一代的战斗胜利。

应该说，司马南的《民主胡同40条》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通俗化大众化的一次尝试。这种尝试使我感到，这项工作是多么需要，又是多么困难！在与司马南的合作中，我们编者名义上向他提供了许多帮助，但实际上，我们包括我个人，从中获益匪浅，我们自己对民主的许多认识误区就是在提供所谓“帮助”的过程中逐渐消除的。

我们这些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都有如此之多的“糊涂”，更何况我们的后代呢？

职业关系，我见天与书为伍，但坦率讲，多年来能够感动我的书并不多。以我孤陋寡闻的见识，近年至少有三本书深深地感动了我。一本是乔梁、王湘穗的《超限战》，一本是江涌的《猎杀中国龙》，再一本就是司马南的《民主胡同40条》。这三本书都让我一气读完，而且耳目一新，如春风拂面，怎一个“爽”字了得；同时，我从中也确实感受到了作者的智慧和真情。有幸的是，我与这三本书的作者都相识，我均痴长他们几岁，但是，他们的见识和学养使我在心里暗自拜他们为“忘年之师”，并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江山代有才人出”而无比自豪！

民族期望，国家兴亡，任重道远，希望司马南先生们再接再厉。

（注：本文作者时任经济科学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