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演讲2015视频:梁启超其人其事

        1915年年初的一天，避地清华园埋头写作的梁启超忽然接到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的赴宴邀请。梁启超立即放下手中的笔墨，只身到北京郊外的汤山温泉赴宴。刚刚跨进屋门，就发现杨度已经在此。他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刚要开口，袁克定忙解释说：今天吃便饭，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可以随便谈，不必拘束。席间，袁克定突然发问：近来外间议论纷纷，都说共和制度不合我国国情，对此，卓如先生有何高见？梁启超沉吟片刻，如实道出了自己的看法。就此心照不宣，汤山小宴不欢而散。        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密会，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试探梁启超对恢复帝制的态度，并对其进行拉拢。而梁启超的态度很明朗：不赞成。止此时，袁氏权势正如日中天。        在袁的帝制活动公开化以前，梁启超并未与袁公开决裂。相反，他倒是给袁颇留了些情面。无论是抨击复古思潮还是质问、警告政府卖国，梁启超的言语都是和缓的，并不尖刻；采取的形式是迂回的，并不直截了当；字里行间虽充满了揭露和批判，但也饱含了幻想与希望。一句话，梁启超此时还不愿彻底抛弃袁世凯。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当袁世凯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梁启超就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建议袁世凯在遵循共和原则的前提下，参用开明专制。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随着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的立场也日益坚决。1915年4月，梁启超离津南下省亲，为父庆寿。6月，便转到南京，约同冯国璋联袂进京晋见袁世凯。他们向袁面陈了帝制运动的危害，奉劝袁悬崖勒马。在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团体--筹安会出现后的第7天，他连夜草就了一篇脍炙人口、令人拍案叫绝的鸿文，反击复辟帝制逆流，与袁世凯形成尖锐的对立面。这就是传颂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草出之后，其内容立即被袁世凯得悉。此时的袁世凯虽然飘飘然于帝制运动的顺利进行，但还没有忘乎所以到放松一切警惕的地步。他清楚地知道，这篇文章一旦发表，在反对和阻止自己称帝上的份量绝不亚于一颗巨型精神炸弹。
于是，他立即派人给梁启超送来20万元巨款，请梁启超放弃发表该文。梁启超婉词辞谢，将钱退回，并将该文誊录一份寄与袁氏。与此同时，收悉梁的绝交信后仍不死心的杨度，又敦请蔡锷立即赴津，以师生之谊劝梁不要发表此文。        蔡锷返京后回话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在袁世凯看来，这简直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他又派人来威胁梁启超说：你曾经“亡命十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呢？梁启超谈笑自若：“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此后，各种陷害恐吓的匿名信接连飞来，梁泰然处之，不为所动。9月3日，北京英文《京报》汉文部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赫然刊载，在社会上引起轰然震动。        蔡锷曾回忆：“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师新会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于动天下也”。此后，他更与其弟子蔡锷一起策划了武力护国讨袁的行动。        梁启超，从1873年出生到1929年谢世，虽只度过了56个春秋，但他11岁中秀才，16岁成举人，25岁和康有为一起发动戊戌变法；29岁主编《新民丛报》，为一代青年创造精神食粮；辛亥革命前后叱咤政坛，组党结社、护国讨袁；五四之后又潜心研究中西文化，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地讲学，并写出了一批学贯中西、令人叹服的学术专著，成为一代宗师。        他的生命史中最光辉灿烂的两页，一是戊戌百日维新，一是护国之役。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的真正确立，主要的不是由于他在思想见解上的贡献，而是由于他捕捉时代信息的敏锐嗅觉、笔端常带激情的宣传性文字以及他作为一个不完全的政治家的活动。特别是他那些宣传鼓动性的文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急剧变化，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       不论这些人后来的政治倾向如何，他们无不敬佩梁启超的文字。毛泽东承认他在青年时代曾一度以梁启超为“楷模”，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郭沫若也认为，“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