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体聚沉的方法:[转贴]木然：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

[转贴]木然：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4310 次点击15 个回复0 次转到微评 万里如虎 于 2011/1/7 3:36:2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姜文导演的电影《让子弹飞》里汤师爷有这样一句话，汤师爷说：“我以为，酒一口一口喝，路一步一步走，步子迈大了，‘咔’，容易扯着蛋。”这句话搞笑，意味深长，让人浮想联翩。蛋是什么？蛋是命根子，是人类繁衍的核心要素，没有这个“蛋”，人类社会就没有延续，人就会绝种，连个试管婴儿都搞不成。步子太大扯着蛋，受伤了还可以治，如果一下子因此死了，那就没救了。“蛋”非常重要。

就说改革开放的GDP吧，三十年都保持在8%、9%，这个数字很惊人，在国外几乎没有，在中国史无前例。这个数字把许多人搞得好些人如同喝醉了酒，找不到北，不再理会回家的路。这倒也符合财大气粗的道理，所以钱多了，GDP在全世界除了和美国比还有些底气不足之外，和其它的国家比总还是当个牛二，搞个气吞山河的玩艺。于是中国人不高兴、中国人站起来、中国人不答应类似的语言甚嚣尘上，这就有点儿扯蛋的意思了。同时不甘寂寞的理论界望风扑影，竭尽攀附权力之能事，并与西方非主流文化相呼应，搞出一个中国模式论，以此拒斥普世价值，构建“绝不”的政治堡垒。

在GDP的背后，或者说通过现象看本质，GDP所带来的后果，仍然可以看到以下几个不争的非赏心悦目的事实。

第一，两极分化严重。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控全大陆41.4 %的财富；高收入的上市国企高级主管与社会平均工资差距达到128倍。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报道，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披露：中国亿万富豪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多亿。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5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是高干子弟。在这五大领域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该报告还披露：到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

两极分化严重，两极分化带来的后果更严重。曾有报道说农民工在学习《资本论》，问其为何学习《资本论》，农民工说看看那些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的。按着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有两个主要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另一个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这种分化促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革命本能。对于中国来说，两极分化的严重性导致了一批人对超凡魅力的伟人诉求，试图通过伟人改变他们弱势群体的命运，这一派可以称之为“东方红派”。两极分化还导致了一些人自发革命的潜能，自建各种各样的地下组织或半地下组织，自选各种各样的教派，自己为自己维权、上访，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维权事件等，还出现了若干公民社会组织及民间领袖等，这部分人属于“国际歌派”，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全靠我们自己。中国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欺压极为残酷，工人成为一些人赚钱的机器和工具，没有人的尊严。权贵资本主义使弱势群体处于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宰制之下，经济上被剥夺生存权的同时政治上也被剥夺了自由与尊严，从而导致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矛盾与冲突。

第二，GDP是产生权利与权力的矛盾根源。我一直以为权利与权力的矛盾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很多事实也在为我的观点提供例证。而权利与权力发生矛盾的根源仍在经济，在于对GDP的单一追求上。当在权利与权力发生矛盾和对抗时，维稳压制甚至取消了维权，结果却是越维稳越不稳，社会处于更加动荡的过程中。维稳超越了宪法和法律，使宪法和法律徒具空文，重庆的李庄案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案例。权力者以自己的主观意志唱红打黑也是对人们价值和尊严的一种蔑视。当出现典型案例时，权力者出于自保，往往以出奇的速度到达第一现场，抢尸体，破坏现场，公布虚假数据，寻找莫须有的理由为权力者开脱，就是真实的数据也缺少公信力。政府总是不断寻找需要的真相，不需要的就不是真相，结果导致政府的公信力急剧下降。

要管理好一个国家，首先要管理好管理者，其次要管理好被管理者，在管理者没有管好的情况下，管好被管理者是极为困难的。如今的管理者没有管理好，根本原因就在于不择手段地追求GDP，强征土地、强制拆迁、国进民退、职工下岗大都是追求GDP的一部分或与GDP有关。牺牲人民的权利、尊严、幸福甚至生命去追求GDP使得权利与权力的矛盾极为突出，人们把“杨佳们”视为英雄、把“我爸是李刚”们视为权力的猖狂与傲慢是权利与权力发生矛盾的反映。

腐败也是权利与权力矛盾的集中反映。有人说腐败是现代化的副产品，要实现现代化，腐败必须要得到容忍。中国的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不是来自于西方的那种自生的力量和自生自发的秩序（哈耶克），而是由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政府既是政治人又是经济人，政治人的自保与求稳的本能倾向与经济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成为政府追求GDP的基本理由。政府扮演经济人的冲动使官员的腐败成为必然。“最近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局长高建勋，在其担任大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职务期间，曾向民营企业家张志斌索贿200万元未果后将其逮捕，并对他说，“你总归还是得见我吧，拿200万那么难啊”。高称其在检察院有人，至少能判他个无期。于是炮制一起冤假令张志斌被羁押900多天的错案。这位企业家的2000多万元资产也被非法贱卖。高建勋却因此而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此事由于山西大同市部分官员因5年前瞒报矿难近日纷纷落马，而被曝光。” （转引自共识网：萧功秦：中国模式的弱势与不足）这件事甚为典型。在公民权利逐渐觉醒的情况下，花纳税人的钱不为纳税人办实事，还给纳税人设置圈套，把公权变私权，滥用私刑，突破了法律、伦理、道德的多重底线，践踏公民的智商和尊严，将会成会社会各种冲突的导火索。

第三，GDP过快导致了“国富民穷”的陷阱。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GDP由百名以外到全世界第二，中国的政治体制却基本原地踏步，到目前为止政治体制改革的政策都没有超越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文件，没有超越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思想，尤其是法治方面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政府管理经济的方法基本上还是沿用传统的甚至军事的管理方法，“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抑制了劳动收入的提高，例如，政府通过垄断土地资源，通过卖地就可以轻易获得巨额收入，并转化为天文数字般的高房价，这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对老百姓的变相“剥夺”，而百姓只能望房兴叹，无能为力。这种‘国富民穷’局面如果不改变，连拉动消费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全民幸福时代来临了。因此，只有在制度上建立一种有效防止国有垄断的机制，以及防止腐败的机制，健全法制，在非政治领域发展公民社会的自由，发展民间社会的自主性，才能有效防范地方政治中出现‘类苏丹式’现象的泛滥，这一点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共识网：萧功秦：中国模式的弱势与不足）

要使GDP不扯着蛋，不影响命根子，那就对GDP进行合理的分配，打家劫舍式的、土匪式的追求公平会导致更大的不公平，已经扯着蛋了，伤了命根子。治好命根子的最好办法，就是搞宪政民主，在宪政民主里追求公平正义，在有自由和尊严的前提下追求公平，在追求公平的前提下照顾平等，总之，罗尔斯的思路可能会打开一个新通道。

具体地说，要想不伤着“蛋”，要实现政府与经济的剥离，然后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就是真的为民办实事也得经过人民的允许，受到宪法的限制。最主要的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其中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最为重要，维稳要以维权为前提，取消强征土地、强制拆迁的野蛮做法，保障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不能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维稳的名义、网络暴民的名义压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不能以任何理由限制人身自由。

说实在的，命都没了，GDP有什么用？GDP就是一个器。如果以牺牲公民基本权利来追求GDP，GDP也就是一个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