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管癌:“够了！”文化批判系列（后5篇）

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有一只在蘑菇上抽烟的青虫。它那悠然自得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然，这只青虫没有参过禅、悟过道，它的作者也没有。但是它的形象却表现出典型的随遇而安的生活意识。

这使我联想到某些以“小资”自许自诩的人，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

童话中的这只青虫，是拟人化的。

想象它有人的意识。生活在一个单纯、和平、静谧的环境中，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能够心境平和，无欲无求，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然而，现实生活中是没有这样理想的环境的。

做一个假设：这只青虫掉落到污泥中。

“他”还会这样随遇而安、悠然自得吗？

定然不会！

那么，“小资”的悠然自得是不是有点滑稽呢？

不敢正视现实，假装能够躲进一个封闭的自我空间中，是不是明显地自欺欺人？

请不要误会，我并不反对在非理想的环境中欣赏、赞美那些纯洁的、美好的东西。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假如一个人没有对纯洁的、美好的东西的赞赏，他的精神状态就不是健康的。

我只是说，假如把对纯洁的、美好的东西的赞赏表现得近乎对很不理想的大环境的赞赏，那就是虚伪的。

而许多所谓“小资”文化，正是这样表现的！

人物表面上生活、活动在现实的环境之中，其实那个环境是被隔绝的，抽象的，虚假的。

既然这样，人物的思想、情感也不可能是真实的。

“随遇而安”是一种很有影响的传统生活意识。从某个方面讲，在某种情况下，这可以说是一种达观的生活态度；然而，倘若把它当作一种主导的生活思想，它就是很消极的。

道理很明显：满足于既有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就不会积极地改善它。既有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愈是恶劣，随遇而安的思想也就愈是具有严重的的消极性。

我在“够了，悠然自得的‘青虫’！”一文中批判了“小资”式的随遇而安。“小资”们由于生活比较优裕，又没有太大的野心，所以普遍地表现出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

生活比较优裕的“小资”们，比较普遍地表现出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而身处社会底层的、生活窘迫的底层小人物，也表现出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就比较奇怪了。

这个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1.经历了长期的挫折，丧失了信心，放弃了奋斗。

2.懒惰、懦弱、消极处世的借口。

3.对自己的非理想处境所做的虚伪辩解。

......

由此可见，同小资相比，这种随遇而安更多地出于无奈，因此更具有虚假的性质。

既然这样，那种赞美底层小人物的“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宣扬“虽然困苦，却也乐在其中”的思想的作品，就更是虚伪的。这是一种冷酷的粉饰。

这些作品表面上似乎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冲突，实际上那些冲突是随意安排的，是非本质的、琐屑的，而冲突的解决则是肤浅的、儿戏的。

作者以这样的态度、这样的立场来描写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和生活态度，实际上是在伪造生活。

就这样，在伪造的生活中，底层小人物被他们代表了！

而被他们代表了的底层小人物在接受了他们的这种“感染”之后，也许就“真地”悠然自得起来。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精神麻醉剂！

一般而言，这些作者本身的生活状况是比较优裕的。

他们在悠然自得之余，拿底层小人物开涮，将这些不幸的被严重伤害着的人们装扮起来，让他们也变成悠然自得的“觉悟者”。

有一种类似于“悠然自得”的表现，——满不在乎。

满不在乎，爱谁谁，什么都无所谓。

这里面主要包含着一种没有来由的自以为是。

这种自以为是有可能只不过出于孤陋寡闻和迟钝。

而更为典型的则是傲慢与自卑的复杂结合，表现为以不自重的方式轻侮他人。

调侃，自嘲和嘲人，是其最主要的表现。

这是一种痞子式的性格和生活态度。

这种痞子式的性格和生活态度，抱歉地说一下，在旧京居民中有比较普遍的表现。
民国后，遗老遗少的八旗子弟们，在落魄与无能中仍然坚持那自命不凡的态度，于是傲慢与自卑、无奈就糅合为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

这种性格似乎渗透到基因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

民国期间，就形成了以这种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一种旧京文化流派。不过那还不是典型的痞子形象，而且作品的批判倾向也比较明显。（但是它所散发的旧京气味却又被许多人所欣赏。）

近20多年来，典型的痞子文化“异军突起”，而且迅速发展为一个大的流派。

看看那些称霸影坛的“大腕”们，竟然多数属于这个流派。

在这个低俗艺人圈子里，就像在低俗市井圈子里一样，痞气被当作了霸气。

特别是在一个个痞子们成了“大腕”以后，痞气更被渲染得似乎是一种正气！

痞子文化似乎就是旨在表现痞子意趣，此外别无什么“大义”。

这倒也符合“艺术是表现”的定义，尽管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

一般说来，痞子有更强的表现欲。一旦获得了传播的优势，更是洋洋自得，欲罢不能。

对于批判来说，这是个“软对象”。说它“低俗”，也就如此而已。

痞子文化有比较大的接受群。这似乎很奇怪。其实这就像“古惑仔”文化、暴力文化一样，只是因为满足了接受者阴暗情绪发泄的需要。

而在这类文化中，痞子文化所宣扬的以邪为正的痞气是最易于被模仿的。因此，它对人性的腐蚀也是最普遍的。

随着痞子文化的流行，可以看到，痞子已经愈来愈多，愈来愈嚣张！

对于宣扬“青天大老爷”的文化现象，对于民众普遍崇拜“青天大老爷”的心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从来都是持批判态度的。

1.从根本上讲，“青天大老爷”是站在统治集团的、而不是民众的立场上看待和处理事件、案件的。

2.因此，“青天大老爷”完全不可能解决制度、法律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的“青天”是有严重局限的。

3.民众把希望寄托在难得一见的“青天大老爷”身上，表明“大老爷”们是极少“青天”的。因此，这本身就形成了讽刺。

4.就算是有几个“大老爷”要当“青天”，也绝不会长久，因为他们的行为触犯了他所在的那个集团的利益。这就使得“青天大老爷”这种形象更为虚假。

5.假如制度、法律是合理的，官员们就普遍地会秉公执政、秉公执法。因此，愈是强调“青天大老爷”的形象，其实也就愈是暴露了现实状况的不合理性。

6.民众把希望寄托在“青天大老爷”身上，而不是争取制度、法律的合理性上，是愚昧的表现，奴性的表现。

7.“青天大老爷”如凤毛麟角，而许多人却正是是因为这种难得——这种虚假—— 而感动。这更是愚昧的表现，奴性的表现。

8.历史地看，被如此普遍地崇拜着的“青天大老爷”的形象，是极权的帝制时代的产物。

9.这种文化现象延续到现代，是社会的、意识的可悲的倒退。

有一句“胡适的话”经常被人引用：“历史是个任人装扮的小女孩。”

其实，胡适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实验主义>，载《新青年》六卷四号，1919年；《胡适作品集》第四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

这段话后来被冯友兰改造为：“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

不过，这里不谈“历史”的问题，也不谈“实在”或“真理”的问题，——这里谈的是“小女孩”本身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有一首歌曲被广泛地传唱。那就是电影《祖国的花朵》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歌曲描写了儿童在湖中泛舟、尽情欢乐的情景。这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儿童歌曲题材，作者却赋予了它一个政治性的主旨：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
    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于是，“小女孩”就被不露痕迹地“装扮”了。

这不是一般的装扮，——事实上，“装扮”成为了主体，而“小女孩”则变成了“装扮”的“衣服。

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儿童文化一直沿着这种政治化的路子走下来。政治的要求是什么，就有什么样的“小女孩”被装扮出来。

有一段简短地介绍朝鲜的视频，时而在电视台播放，其中有一组镜头是一个稚气未退的6、7岁的男孩满脸严肃地跳着中国“文革”式的“阶级斗争”舞蹈，喊着“阶级斗争”口号。相信大多数中国人看了都会哑然失笑。然而，这种可笑的“小怪物”在中国不是也曾流行一时、而且至今仍然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吗？

儿童成了“任人装扮的小女孩”。

而在这种装扮中长大的儿童，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按照被装扮的样子改造自己，从而失去了天真的本性。

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在被装扮与自我伪装中成长。这个问题还不够严重吗？！

毛时代结束后，儿童文化政治化的情况有所改变。然而，将儿童当作“任人装扮的小女孩”的做法似乎已经成为了中国文人的一种习惯，儿童文化仍然是各式各样的“任人装扮的小女孩”。

每当我看到那些故做天真活泼、实则搔首弄姿的儿童表演，每当我听到那些遵循着某种原则做出的儿童答问，我都说不出的别扭和难过。

“任意装扮出来的小女孩”的儿童形象一旦流行，就成为了一种典范，不但被作者们纷纷效仿，也被家长和儿童自己纷纷效仿。每当我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儿童故做天真活泼、实则搔首弄姿的表现，每当我听到他们遵循着某种原则所做的对话，我就更是说不出的别扭和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