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批判”到“重返古典”

　　由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新世纪人文论坛”第八十四期日前在汕大图书馆演讲厅举行，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带来《阅读老三经：关于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的领悟》的主题演讲。随后，刘再复先生与汕大部分师生进行了座谈。以下是关于演讲会和座谈会的部分问答记录。

　　“三国”、“水浒”是中国的地狱之门

　　问：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您是一个反传统的文化先锋，但是现在您却提倡要“返回古典”？

　　刘再复：1995年与李泽厚先生的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出版，书里第一次提到“返回古典”的命题：从现代返回古典。这个“古典”不是复古，而是对古典的重新开掘，进行现代化的提升；也不是返回西方古典，而是返回中国古典。重新对中国古典的“两脉”———孔孟的重伦理、重教化与庄禅的重个体、重自然、重自由进行观照。

　　问：请问您对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有些什么看法？

　　刘再复：中国的四大经典，艺术形式上可算是四大经典，但四者精神境界上不同，如《水浒传》中武松、李逵等“嗜杀”、“不近女色”，其中有某种道德的制高点，我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著作是中国的地狱之门。中国本身是个“水浒”和“三国”的社会。从文学批判上讲，首先是审美形式，如《水浒传》的108个人物形象，在《水浒传》中，为了达到造反不顾手段，也导致了一个观念：为了目的，而不顾方法的正确、正义性。这个与黑格尔的“存在就是合理”有些相似。侠与强盗的区别，侠是路见不平，战胜不占领，而强盗是战胜了要占领。在《水浒传》中有严格的道德审判，在《金瓶梅》中没有道德审判，在《红楼梦》中只管审美判断，不管道德审判，我不否定红楼、金瓶，但我谴责水浒。

　　“红楼”把“女儿价值”推向极致

　　问：您如何看《红楼梦》中的“女儿性”？难道成熟的女人就不美吗？

　　刘再复：《红楼梦》本体中的“女儿本体论”，把女儿看得很高，可比“原始天尊”，可是，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变成“死猪”、“鱼眼睛”。《红楼梦》中嫁出去的女儿，不太受尊重。文学的基本策略，凡是成功的写作家，都有基本的文本策略，要把发现、观点、语言和手法都推向极端。《红楼梦》是把“女儿价值”推向极端，这是“女儿本体论”，“本体”是根本。用康德的公式来描述是“天上的星辰，地上的道德律”，而曹雪芹就是“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女儿”。《红楼梦》中的女儿生存在“水”的世界里，而男人生存在“泥土”的世界里，功名利禄，追求权利财富等，所以才有“好了歌”，也是女儿、女子“了”的歌———诗意女子死亡的歌。结婚后的女人会很自然进入古代那种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中，“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例如《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在婚前婚后是不一样的，婚前也是很活泼。

　　问：您认为续写《红楼梦》，能让《红楼梦》更具完整性吗？

　　刘再复：据周汝昌先生考证，高鹗所续的《红楼梦》，简直没有功，还有罪，《红楼梦新证》（周汝昌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红楼梦》其实就像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个公众的东西，所以，续写也是公众性的，谁都可以参与，这是其一；其二，是如何续好的问题。首先是语言，其次是情节的把握与衔接。我的朋友刘心武续写后刚出版的“红楼后四十回”我还没有看，现在没法评价，不过我认为这种尝试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关于红学的话题。

　　问：您为什么说“肯定政治家的老子”会产生中国人怯懦的生存哲学？

　　刘再复：因为老子说要“不为天下先”。“敢为天下先”才可引发创新的理念，所有的创造都是“出头鸟”，原创性质的“天下先”。如果没有原创性和创造性，那有什么意义？做前人所未做，言前人所未有。康德说“天才不能只有发现（这是伯乐式的人），天才必须要有发明（这是千里马式的人）。”伯乐只是发现，而没有发明，千里马才是发明。

　　如何看待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

　　问：您如何看待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的精神道路的选择？

　　刘再复：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文学与文学、诗词与诗词、作品与作品、人与人的区别，根本还是境界的区别。王国维的境界说，境界是看不见的。冯友兰先生从哲学方面提出的人生四大境界（算是比较有影响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我追求文学的境界是“双重文本”：书面语言文本和行为语言文本。考察一个人文学者（或者作家）的时候一定要从一个“三维”的角度（或者说高度）上看：文学、思想、文采。另一个是“文史哲”的角度———文学的广度、历史的深度、哲学的高度。

　　周作人在五四的贡献是真正人文主义的启迪，他的散文平淡、自然、知性；但思想力度显然不够鲁迅深刻。胡适是作风很好的一个人，北大的胡适、蔡元培都是作风很好的。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很有立场，不会为时局政治的改变而改变，是一种教育的理念和境界。胡适提出“科学”、“民主”很了不起，但是我认为胡适思想不够深刻，他把中国社会的“乱”归结为“五鬼闹东京”，显然是个可笑的论断。林语堂是个幽默大师，我刚出国读了三十多卷本的“林语堂”，最喜欢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但是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林语堂却能逃逸到文字的优美世界中挥洒自如，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他的道德境界显然不及鲁迅。

　　问：怎么看五四这段历史？如何获得历史的真实？

　　刘再复：历史（五四）还算是离我们很近的。关注文本，这是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杂志去看，如《新青年》等，包括当时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但语境比语言还要重要，首先要回到历史语境中去。先讲文化语境，然后讲政治语境。

　　不是靠天、靠地，而是靠自己

　　问：现在爱好文学的人特别多，但又如您所说的“文学是美妙的，同时也是残酷的”，学文学的很多人在现实中会觉得寸步难行。在现代商品社会，作为文化人（文人）怎样去保持一份心灵净土？

　　刘再复：既然选择了文学，有时候就要自己创造环境、创造条件。最重要的，仍然是取决于我们自己。一要耐得住寂寞，二要耐得住清贫。只要我们对文学有真诚，对文学有信念，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什么环境，还是会有自己的一方净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类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地上”。自渡沧海，心灵状态决定一切。自己悟到才能解决问题。自知其无知乃真知，自明其未明乃真明。

　　问：文学与2012对抗，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刘再复：如何对抗末日？人类生活这么痛苦，为什么还要活着，就是那个更高的哲学问题“人为何不自杀？”日本人崇拜樱花哲学、武士道哲学。樱花，瞬间即逝；武士道，永恒的瞬间，在瞬间里追求完美、完满。什么是幸福？瞬间的自由体验就是幸福。文学艺术，也有瞬间对自由的体验。我们可以充分地活在当下，诗意地生活。

　　问：人如何在社会中产生自己的独立感？如何在精神方面解脱或者独立？

　　刘再复：意义是自己创造的，权利是自己创造的，自由是自己创造的，康德说“认识如何可能”，李泽厚却是说“人类如何可能”。西方的首要认识是“上帝造人”，第二个认识是“猴子变人”，而李泽厚提出第三个大问题“人自己使人成为可能”。人权、自由都是人自己创造的，不要指望上帝给人，是人自己的创造，是历史的创造。什么是人？人是历史的存在。“人类如何可能”？权利、义务是人类历史的创造，不是靠天、靠地，而是靠自己。

　　（黄美萍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