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向大陆遣台嫌犯:百岁新青年

　　“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的学生这样，一致而热切地追求现代的和新的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同时，也很少见到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些辩论本来可以用来维护已经建立的秩序和现状的，却一点不被重视——事实上，闭口不谈。” ——杜威

　　1919年4月，美国哲学家杜威和夫人在日本讲学，忽然接到他的学生，北京大学英文部教授会主任胡适的邀请函。加上蒋梦麟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的登门拜访，杜威决定去中国走一遭，看看这个古老而新生的国度。

　　60岁的杜威在1919年4月30日抵达上海。在接下来的讲学和游历中，杜威发现了这里的青年和这个国家令人瞩目的特质：“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的学生这样，一致而热切地追求现代的和新的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同时，也很少见到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些辩论本来可以用来维护已经建立的秩序和现状的，却一点不被重视——事实上，闭口不谈。”

　　杜威告诉这些年轻的学子：“（如果）没有一场基于理念转变的社会转型，中国是不可能改变的。政治革命是一场失败，因为它是外部的、形式上的，只触动社会运作机制，而没有影响实际控制社会的生活观念。”

　　杜威抵达中国不久，五四运动爆发。

　　这一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40岁，英文部教授会主任胡适28岁，他们共同主持一份刊物，叫做《新青年》。北大国文门本科学生傅斯年23岁，是另一本杂志《新潮》的创办人。两年后，杜威回国；1942年，陈独秀病逝重庆江津；又过了20年，胡适在台北病逝，而傅斯年则在1950年逝于台湾大学校长任上。

　　一代群星璀璨早已陨落，恍如隔世的烟云。“五四”和“新青年”这两个词汇，却仿佛是这个国家的某种精神图腾，被一次又一次解读和重估。

　　地火的积蓄

　　在1919年那场爱国运动爆发之前，一系列伏笔早已埋好。

　　中华民国的建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工商业提供了扩张的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势力在亚洲迅速衰退，欧洲的工业和它在亚洲的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记载，从1913到1919年间，中国的外贸赤字从1.66亿两减少到1600万两，丝绸出口则从8万多担上升到13万担之多。中国人开办的纺织公司从1911年的22家增长到1919年的54家，近代银行在1911年只有7家，到了1923年，已经超过了130家；至于煤和钢的产量，几乎是增长了一倍。这些新兴的企业，以及它们带来的城市扩张，造就了新的商人阶层、劳动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当中至少有1000万人接受了近代教育，被灌输以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者的决心，要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混乱的双重苦难中救国。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是留学生，他们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学习，带来新的观念和知识，在归国后，其中的陈独秀、蔡元培和胡适成为一场思想革命的领袖。

　　旧的思维和习惯从未这样遭到年轻一代的嘲笑和不屑，他们津津乐道于科学、民主、科技、不可知论、实用主义、自由主义、议会制度、个人主义甚至社会主义。

　　这一切如同地火的积蓄，然后，在1919年5月4日爆发。

　　救亡的一代

　　就在5月4日这一天，大总统徐世昌在中南海宴请了刚刚归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而作陪的是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和交通总长曹汝霖，觥筹交错之间，宾主皆欢。而客人们却不知，大总统早已在前一天将巴黎和会即将签约的消息透露给了学界，而这一举动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座三人被免职。

　　也几乎是同一时刻，警察总监吴炳湘得知了学生们游行到天安门的消息，赶快向上司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文明对待”，作为北京警察的最高负责人，吴始终遵守了这个命令。

　　日后，官方的史料如此描述这一天发生的事情：“（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后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遭到使馆巡捕的阻拦，转而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学生冲入曹宅，曹汝霖急忙躲藏起来，正在该处的章宗祥受到学生痛打，曹宅也被焚烧，军警当场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北京学生实行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这段描述熟悉得让人感到乏味。它过分概括，带着意识形态的功利目的，实际上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感。

　　多年以后，一位学者这样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火烧赵家楼，而是一名普通的青年开始思考：“我为什么不能不与那个家族为我挑选的姑娘结婚？”

　　那一代的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家怎么才能不亡？在后来的30年里，他们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互相论战，甚至兵戎相见，其中的一部分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

　　奋斗者和怀疑者

　　胜利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充满希望、朝气和热情。在1949年的12月，5月4日被宣布为“中国青年节”。

　　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五四运动一直被解读为一次“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以激励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们，而对那个时代百花齐放的思想盛况少有提及。

　　1957年，中山大学历史教授袁伟时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毕业，比他小17岁的林贤治则在广东阳江乡下念书。在后来的运动中，林被打成“小邓拓”、“牛鬼蛇神”。

　　就在中国的年轻人被热情所鼓舞，却不免感到困惑的同时，在巴黎，大学生向警车投掷石块，他们的口号是“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在墨西哥，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走上广场，他们中有数百人被一一打死在机关枪下；在布拉格，他们在前苏联T-55坦克的100MM线膛炮下接吻，让坦克上那些头戴钢盔的斯拉夫小伙子感到又害羞又尴尬。

　　奋斗者和怀疑者，都不足以概括那个时代的青年。他们的形象并格式化为红袖章、红宝书等标志，斗志昂扬，充满自信（有时候甚至是过分的），但是这又似乎并不符合现实。

　　理想主义归来

　　1984年，张承志发表《北方的河》。在这部小说里，一个青年展示了他苦闷的迷惘，痛苦的反思和真切的顿悟——

　　“后来你穿州过府，风尘仆仆地和社会、和政治、和大自然、和那么多复杂的人往来比试。你敢在人头攒动的会场上大声疾呼，敢在空旷恐怖的荒山里大唱大喊地走夜路。你从马背上栽下来，翻滚的马从你稚嫩的身子上压过去。你不相信道路，用指北针计算着，倔犟地朝挡路的大山攀登。后来你爱上了边疆，就一直跑到准噶尔，跑到阿勒泰，跑到伊犁。你回来时装着一副大人气，鄙夷那些只到过大城市的同学的娇气，你绷着晒脱了皮的黑红的脸，昂着头像一阵风走过他们身旁。你不知道，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有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在编着完全不同的故事。你那时不懂得眼泪，不懂得代价，你不知道历史也有它的痛苦。”

　　这部小说被称为80年代理想主义的一面旗帜。

　　这一代人诗意翩翩，贯穿其中的，是校园民谣、诗歌和萨特。这是中国再一次向世界敞开怀抱，并探寻进路的时代。融入全球市场的努力，带来的是个性的解放和思潮的涌动。于是，张楚背上吉他西出阳关，崔健唱着“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黑”，顾城在稿纸上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在今天的回忆里，80年代似乎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时代。对于生于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年轻人来说，80年代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一切都是未知，一切皆有可能。旧路被证伪，前路在“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痛苦中豁然开朗，大变革、大风云、大希望、大激荡，自1840以来，中国人的目光和胸怀从来没有这样开阔，走向世界的渴望也从来没有这么急切。

　　喧嚣与迷惘

　　理想主义的旗帜终结得非常突然，经济挂帅的90年代开始了。人们迅速摈弃了诗歌和哲学，就像他们当初追逐它们一样狂热而决绝。对于一个渴望致富的社会，股票显然比诗集更有吸引力。

　　2000年5月，一部长篇小说上市了，出版商对它的销路将信将疑，只印了3千册。随即，他们惊喜地发现这本书卖得如此火爆，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加紧印刷了3万册、30万册，直至200万册。那是韩寒的《三重门》，80后一代人第一次赢得了如此广泛的关注。 

　　这一代人依然是难以描述的。他们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没有遭遇大起大落的苦难，却见证了一个国家从相对贫穷落后到逐渐发达富裕的过程。他们被称“垮掉的一代”，“最没责任心的一代”，“愚昧的一代”，“最自私的一代”，“最叛逆的一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人们对80后的一些看法和偏见也在逐渐改变。

　　在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以及奥运圣火护卫战中，这一群年轻人的血性表现，作为有力的中坚力量点燃了国人又一次的爱国热潮，充满活力地宣传了爱国、思辨、正义、人性的积极思想，改变了人们对他们的看法，至此各种媒体对80后进行的积极报道和正式宣传开始进入主流趋势。

　　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一代人在精神上依然无所凭仗。话语的禁区依然存在，而在他们刚刚开始成熟的时候，商业大潮迅速席卷了他们的生活。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当下的年轻人缺乏统一的目标，缺乏一种大进军式的归属感，他们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渴望在现有的体制中功成名就。如果说他们还谈论什么主义的话，那就是消费主义。

　　或许，这种个人化是对过去数千年集体主义的一种反抗，但是要它导向普遍的负责任的自由，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说，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