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手册pdf免费下载:五四新青年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金观涛、刘青峰

五四新青年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
金观涛、刘青峰   

　　──重大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之研究 

　　　　一　从五四运动爆发原因讲起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知识精英纷纷告别革命，在一般人心目中，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已成为中国现代激进主义的代名词。但在五四运动八十五周年的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有重新探讨这一命题的必要。一方面这是因为学术界对于如何界定五四运动的性质，一直存在着分歧。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如果不在该领域引进新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五四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意义。 
　　 
　　　　周策纵在他有关五四运动的奠基性著作中，将其界定为启蒙思潮和爱国主义结合的产物，五四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名词1。但早在7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无论从参与者还是思想传承上讲，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当时启蒙思潮的关系并不大2。启蒙价值（如科学、民主、世界主义）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调，而触发五四事件的是爱国主义和反帝（民族主义），启蒙和反帝是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五四是从启蒙走向救亡的转折点，应该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事件明确分别开来。这样，为甚么会发生五四事件就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象征着本来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过问政治。正是基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冲击，新知识分子的主流放弃了自由主义而亲和马列主义。换言之，重新检讨五四运动爆发原因，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为何放弃自由主义的重大信息（如果五四知识分子早期所执着的信念真的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的话）。本文正是围绕这一问题，以《新青年》为案例，利用数据库新方法，探讨重大事件与观念演变之间的互动，力图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引进一新探索。 
　　 
　　　　一般说来，如要探讨事件如何影响普遍观念，首先必须明确界定导致该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甚么，然后从复杂的因果关系中阐明普遍观念变化之逻辑。对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历史学家早已作过详尽的分析。正如吕实强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爆发实为国人对日本侵略进逼的悲愤，特别和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期盼、《凡尔赛和约》带来的失望有着极大关系3。将其投射到思想观念演变领域，似乎强化了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正是巴黎和会这一重大事件，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民主国家一直是自私自利地根据本国利益行事，他们所谓作为公理的普遍人权和民族自决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也由于这种认识，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自由主义，转而亲和马列主义4。 
　　 
　　　　毫无疑问，五四运动的起因是巴黎和会，巴黎和会确实侵犯了中国的权利；但是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侵犯中国权利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相比，这次事件并不特别严重。那么为甚么巴黎和会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强烈的反应呢？从来，人们对某一件事的反应并不是仅仅由事件本身决定，还取决于观念对事件的解读。甲午后二十年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之所以不妨碍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民主国家作为效法对象，是因为他们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公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境中，公理本来就是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代名词，它和强权并不对立。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看来，巴黎和会的决定并没有甚么大不了，弱国本来就无外交，况且它似乎并没有违背国际法规。只有对甚么是公理的理解发了某种重大变化，巴黎和会的结果才会成为学生上街抗议以及对自由主义幻灭的原因。 
　　 
　　　　实际上，早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即1918年一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时，我们已看到知识分子的公理观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陈独秀这样论证公理与强权的关系5：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 
　　 
　　　　在「公理战胜强权」的句子中，「公理」成为「强权」的对立物，它完全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前社会达尔文主义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内涵的公理观。也就是说，在1919年之前，「公理」的内容已不再由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决定，只有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新知识分子在听到《凡尔赛和约》的结果时，才会觉得被西方欺骗了。因此，研究新知识分子告别自由主义的原因，必须去进一步追问他们何时、为甚么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们通常认为，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建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系统的危机：一个只强调个人权利、鼓励竞争的社会固然可以不断发展，最后却导致危及全球的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血腥大战。一旦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再代表天道，甚么是公理也就必须重新定义了。世界大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仅通过改变人们的观念而影响到对《凡尔赛和约》的解释，而且还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历史记忆，进一步冲击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观念的建构。因此如果我们忽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对知识分子在1919年的观念变迁有真正的认识。 
　　 
　　　　上述分析表明，立足于历史洪流某一时刻横断面作深入而细化的研究，是不可能找到该时刻普遍观念变化的真正原因。如果说五四事件是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理念的转折点，要找到新知识分子发起五四抗议的原因，除了研究对巴黎和会的反应外，还必须分析支配参与者的公理观念。而这种公理观念的形成则是基于更早的事件的冲击。换言之，某一事件之所以会改变人们的普遍观念，这是因为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造就了这一观念。一旦进入这一思路，分析事件对普遍观念的冲击，就变成一连串无穷的追问。研究者将陷入一张不断扩大的历史事件与观念转变的大网之中。为了研究某一时期普遍观念变化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将这一因果链中所有过去的事件找出来。那么，是不是过去发生的一切都被包括在这张因果网之内，使得研究者无法着手分析呢？ 
　　 
　　　　我们认为，并非所有事件都和普遍观念变化有关。只有那些和人的价值追求强烈相联以及和理想社会蓝图有关的事件，才会反反复覆参与到观念建构之中。为了研究事件如何影响人们的观念，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新概念，这就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它是指该事件的参与者或观察者在自己观念图像中有明确定位的事件。研究事件如何影响观念，首先必须对历史事实进行筛选，确定和我们研究对象有关的观念史图像中事件的集合。既然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是指那些在观念系统中有定位的而且和人们普遍价值系统不可分离的事件，那么它就有很强的主观性，这就引出第二个难题：我们又如何客观地研究它呢？ 
　　 
　　　　二　甚么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 
　　 
　　　　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如何界定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早期社会学家如涂尔干（?ile Durkheim）把社会事实（social fact）定义为不依赖于任何一个个人对它感知的客观存在，只有这种如同物一样的客观存在，才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这种研究方法曾经是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我们提出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则不是这样。简单来说，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与一般社会事实有如下区别： 
　　 
　　　　首先，只有当该事件的参与者、观察者或回忆者的动机跟某种理念有关，而且他们的动机被某种共同观念所支配时，对于这些参与者、观察者或回忆者而言，该事件才构成某种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而与之并存的当时发生过的大量事件，如天灾、交通事故、运动场骚乱、市场物价波动等等，它们通常并不直接参与改变人们的观念，故大多属于社会事实而不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 
　　 
　　　　其次，正因为导致普遍观念改变的不是社会事实本身，而是与该事实相对应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故此同一社会事实对于不同的观念系统，可以是不同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如朝鲜战争爆发是客观事实，但对于中共、国民党和美国，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含义，它在观念史图像中的定位也不同。同一群体在不同的时段，对同一事件的看法和观念也可以有很大差异。我们不能离开观念系统来讨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 
　　 
　　　　这样一来，研究事件如何改变（或产生）观念，我们要处理的就并非简单的是社会学家所研究的事实，而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它是主客观交融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客观事实改变人们的观念并非如马克思主义典范所指出的那样，观念只是反映事实；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是指事件与观念之间的互动，即观念的改变通常会影响人的社会行动，而新的社会行动又会变成观念图像中的事件，它进一步影响到刚形成的观念系统。对于某一特定的观念系统（它的产生和衰亡）而言，必定存在着一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我们只能根据观念系统的结构和变迁的逻辑来界定哪些社会事实是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既然很难像历史研究注重于客观事实那样去研究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那么人们必然会质问：如何进行相对客观的研究呢？ 
　　 
　　　　客观地把握普遍观念的变化的一个可行办法，是利用当时最重要的文献，把表达普遍观念的关键词作为分析对象和经验基础。如果说为了判断某一普遍观念是否真的存在过，必须找到传播观念的语言学证据，即观念的变化一定存在着表达该观念词汇或语言意义的变化。我们认为，那些作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一定是在反映观念变化的历史文献中被记录的事件。记录得愈详细、提及次数愈多，表明它同观念系统的联系愈紧密、愈重要。正如对某种普遍观念存在着相应的关键词一样，人们也经常对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进行命名。因此，如果说对那些反映普遍观念变迁的词汇的记载频度和意义的统计分析，是研究观念变化的客观方法；那么我们只要研究该文献中记录了哪些事件，特别是统计被历史命名的事件频度，分析它和当时普遍观念变化的关系，也就成为客观地研究观念史图像中事件的方法。自1997年起，我们就开始把数据库中关键词的统计分析用于思想史研究之中。与前几篇用关键词统计分析研究普遍观念变化的论文不同6，本文是侧重于分析文献中对事件的记录，探讨研究观念史图像中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的方法7。学术界通常以新青年群体思想的变迁作为五四新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典型，那么，根据上述必须用反映普遍观念变迁文本来界定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这一原则，我们则选择了《新青年》中被记录的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我们首先建立了《新青年》全文本的数据库和该文本规范性意义分析的数据库8，统计该数据库中提及的主要历史事件，然后再分析当时人们对事件的评价及其如何与观念互动，以勾划事件如何影响观念变迁的历史图像。 
　　 
　　　　我们利用《新青年》数据库，把文献中提及的大小历史事件（同一事件的不同提法，归为同一事件）按提及的次数做出统计，得到表19。一般来说，事件被提及次数愈多，代表当时的人愈关注它。如表1所揭示的那样，在《新青年》杂志中「巴黎和会」被提到共84次，如果用被提及次数作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重要性之指针，它占第七位，尚有六大事件的重要性高于它。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统计这些事件在《新青年》各卷提及的次数，可以给出该事件被提及按年代的频度分布图。如图1所示，在1919年这一知识分子思想转化的关键年头，「巴黎和会」出现频度相当低；要到1921年以后，也即在新青年群体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巴黎和会」才被大量提及。这说明巴黎和会的结果，虽然是诱发五四游行的直接导火线，但如果从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来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不断被加强、深化的。既然我们承认巴黎和会是不可忽略的影响五四知识分子观念转化的事件，那么，必须重视在表1中列出频度比它高的六大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407次）、十月革命（275次）、复辟（129次）、义和团（124次）、法国大革命（94次）、新村运动（90次），我们认为这七大事件构成了考察新青年群体观念变化不可忽略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集合。 
　　 
　　　　三　事件在观念系统转化中的定位 
　　 
　　　　由于不同的观念系统所注重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并非完全相同，某些马列主义看重的社会事实，对于自由主义则可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对同一社会事实，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中可能有不同的评价，因此当普遍观念从自由主义转化为马列主义时，这一类社会事件必然面临再评价。其后果是相应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出现频度和人们对它的价值取向会发生改变。如果某些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对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同样重要，那么当观念系统转化时，这类事件的频度不会有太大变化。有些事件仅仅是观念系统转化的触媒，它对于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都不重要；这一类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仅仅出现在观念系统大变革的短暂时刻，事后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也就是说，根据事件被提及频度的时间分布并结合各时段对该事件的评价，我们就可以从统计上确定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和观念系统转化的关系。 
　　 
　　　　表1所列《新青年》提及的十一项重要事件，按发生地点又可分为世界事件和国内事件两大类。我们先分析一下世界事件。一般来讲，人们认为「十月革命」使中国知识界转向以俄为师，走上全面社会革命的道路。但从图1可见，在十月革命发生的1917年，它被提及的频度极低，这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当时对它并不特别关心。对十月革命的注重发生在1919年以后甚至是20年代初，也就是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后面将会分析，十月革命是革命话语勃兴之后，才在观念史图像中被重新定位的。因此，不能如以往那样简单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认同了社会革命甚至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当然，这并不是说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并不重要，而是强调应该对十月革命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给出更正确的定位，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或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十月革命对中国现代观念系统转化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它作为社会革命成功的样板，促使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形成中国式的马列意识形态体系。 
　　 
　　　　那么，法国大革命对观念系统的冲击又如何呢？图1中「法国大革命」1915-22年间出现频度一直变化不大，到1922年略有升高，1923年后又降至原有水平。也说是说，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新青年群体不论是以前认同自由主义还是以后接受马列主义，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重视程度一直变化不大。这样，某些学者提出的因推崇法国大革命而导致新文化运动后期激进主义兴起的观点，就显得相当粗疏了。准确的讲，法国大革命是在新文化运动一开始（甚至可以说是自戊戌以后）就被重视。在探讨法国大革命对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影响时，我们必须放宽历史视野，追溯到新文化运动之前，应该把新文化运动思想作为一个整体，考察以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现代革命观念为何会在1915年后兴起，使得新文化运动思想和以前不同。 
　　 
　　　　表1所列事件中，频度最高、变化最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我们认为它是《新青年》杂志观念史图像中最重要的事件。图1显示，其分布曲线有四个高峰，第一个是1916年，这时一战正在进行中；第二个高峰是1918年，协约国获胜，欧战结束；第三个高峰为1920年，正值五四运动之后；第四个高峰为1923年后，这时中共已经成立，《新青年》已成为中共的机关刊物。分析这四个高峰时期对一战的评价，可以发现存在着极大差异。1916年对世界大战的描述和报导大多属于中性，如高语罕在1916年谈到，「现在国家在国际间之位置」，因为「轮轨发轫，交通频繁」，造成「国际纠纷，与日俱进」，并不一定视协约国为正义，德国为邪恶；他忧虑的是「欧战初起，波及亚东，东邻乘隙，要索忽来」bk，也就是说关心一战造成西方列强均势破坏对中国的影响。 
　　 
　　　　到1918年一战结束时，协约国明显已作为正义的一方，如我们在本文开始时引用陈独秀的言论，明确指出德国战败意味着「公理战胜强权」。高一涵则更为乐观，他「征之于最近西人舆论而可信者」，居然相信：「于是信赖民族竞争之小国家主义者又一变而神想乎人道和平之世界国家主义。欧战告终，国际间必发生一种类似世界国家之组织，以冲破民族国家主义之范围。」bl 
　　 
　　　　但到1920年，高一涵完全改变了前几年对协约国胜利可以为世界带来人道和平的国家主义看法，他对欧战的评价发生了大变化，他说：「到了欧战一开……全世界的人都一个个极力发挥他的兽性，就是生平以阐明真理自命的人，和世间尊重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和那些讲人道博爱的宗教家，都没有一个不为自己国家曲辩，不说人家国家的坏话。」bm流露出对以真理自命的人的极大失望。到1923年，新青年群体则从马列主义观点看欧战，从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观点分析欧战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它不仅是帝国主义之间邪恶的战争，而且还用对欧战的态度来区分正确与错误，甚至属于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划界。 
　　 
　　　　由上述分析和统计可以看到，「世界大战」的确是当时观念史图像中最重要的事件。随着一战的发生、进行和结束，《新青年》记录了其作者群对这一事件不断反思、评价变化的轨迹。图1中「世界大战」对应的1918年、1919年和1920-21年几个高峰，再查看相关例句（篇幅所限，未能列出例句分析表）对其作出的不同评价，正好反映了《新青年》群体思想演变的几次转折。 
　　 
　　　　四　重大历史事件与观念的互动 
　　 
　　　　在第一节中，我们曾简单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因，统计分析使我们看到这一观点并不准确。准确的讲，中国知识分子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是在一战爆发之后不断反思的结果。这表明分析人们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除了一战外，还必须涉及其它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也就是当时发生在国内的事件。图2为1915-26年间，《新青年》中被记载的最重要国内事件的按年代频度统计。五四运动前，提及最多的只有复辟和义和团这两个大事件。特别是复辟，五四前它有两个高峰。1915年袁世凯称帝在《新青年》第一卷也即事发时就引起强烈关注，但是在1917-18年间，「复辟」被提及的次数更多。这表明1917年张勋带两万辫子军进京复辟帝制，对知识分子思想造成更大的震撼。值得注意的是，对复辟的关注一直持续到1922年，其中1920-21年再达到高峰。也就是说，复辟事件一再在观念系统转化时期被反反复覆提及，可见它对知识分子思想冲击是多么持久。 

 　　　　再分析各时段对复辟的评价，可以看到新青年群体对其持一贯的否定态度，而且他们除关注复辟事件外，还进一步寻找复辟的社会及思想基础。在五四时期观念系统的转化过程中，如果说欧战暴露了建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上国际秩序的虚妄，那么，袁、张相继复辟帝制事件则导致新知识分子怀疑民初引进的共和政治。我们曾经论证过，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中国引进类似于西方共和体制失败的象征，它成为新文化运动爆发的直接诱因。1917年张勋复辟更加深了学习共和制失败的挫折感，由此引发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用「民主」取代「共和」的过程bn。这不仅是对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指称的变化，还反映了《新青年》知识群体对西方现代政治制度背后价值认识的巨变。以陈独秀、吴虞等人为代表，新青年群体认为儒家伦理应为复辟负责，猛烈批判在二十世纪头十年中那种把私领域道德和公共领域道德视为互不相干的二元论观点，由此发起新文化运动。除了儒家伦理外，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是虚君共和的政治保守主义主张的理论根据：鉴于国情，中国要稳定图强、赶上西方，求发展求生存，就必须恢复帝制。到1918年，新青年群体对民初政治的失望、对复辟的批判，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结合起来，从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迅速丧失其在中国思想界的霸主地位，成为批判对象。 
　　 
　　　　那么，义和团事件在观念系统转化中又起了甚么作用呢？图2显示，它在1918年达到高峰后急骤递减，1920年一度消失，到1921年后才被重提。应该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义和团事件只是一种历史记忆。从文本上看，1918年陈独秀重提义和团，是有关庆祝协约国胜利时看到克林德碑的报导，勾起往日的回忆。他引用罗惇融的文章，先讲「义和团既藉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大罪也」，揭示出义和团是中国响应西方冲击时反西方的意义，而后说「义和团自谓能祝枪炮不发，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向东南拜」bo，是中国传统文化落后愚昧的象征。实际上，当时大多数有关义和团的议论，都有上述代表性言论的两个要点。我们可以看到，在1918年对义和团的反思中，它与反对复辟一起如何激起全盘反传统主义。图2表明，义和团事件到1921-24年又再次被提及，时间正好与另外一件今日差不多已无人知晓的事件──华盛顿会议大致相同。这时，《新青年》知识群体已经接受了马列主义。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都被定性为帝国主义的分赃，在这种视野下，已看不到对义和团排外和愚昧的批评，代之而起的是把义和团视为中国人民自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五四运动和新知识分子思想转向的关系了。如前分析，在讨论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时，欧战和复辟无疑是引致新知识体群观念转变的最主要的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新知识群体对西方列强认识的观念转变，又促使他们对巴黎和会的结果作出5月4日那一天走向天安门广场抗议的行动。在一系列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与观念转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激烈的政治变动中，五四运动自身也立即变成观念史图像中的重大事件，马上被赋予意义。一般说来社会事实转化为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但「五四运动」这个词却几乎是立即被使用的。1919年5月20日《晨报》就将5月4日发生的事件称为「五四运动」，并认为它是「再造中国之元素」。人们赞扬五四学运，是因为被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这些改造中国的力量所震撼。 
　　 
　　　　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直接结果，是全国学生联合会应运而生。6月16日全国学联在上海先施公司东亚酒楼召开会议。一下子，全国的学生组织起来了，中国出现了一支史无前例的社会改造力量。1919年10月国民党人张给当时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信中写到：「观于北京大学数月来之举动，我西南数十万雄兵所不能为者，而彼能为之。」bp学生比兵还厉害，被冠以「丘九」的称号。李剑农也认为：「有了长久历史的国民党的组织和党员间的联络指挥，恐怕还不如这个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完密，运用的活泼灵敏。」bq中国顿时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国」。学生甚至被称为学匪，市民一听到「闹学生」，都视为「拳变」再现，奔走相告，避之唯恐不及。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学生由于整天在街上闹事，被称为「满口新名词，胸无点墨」。正如罗家伦所言，当时有一种「学生万能」的观念，学生界奇军突起，彷佛成为一个特殊阶级，这个阶级似乎甚么都要过问br。 
　　 
　　　　必须强调的是，作为观念史图像中事件的五四运动，对观念系统转化的冲击长期被忽略。在此之前知识分子深陷于共和政治失败和改造社会的无力感之中，而学运一发生，它的意义立刻被认识到了。正如罗家伦所说bs： 
　　 
　　　　五四以前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从前这个学校的学生和那个学校的学生是一点没有联络的，所有的不过是无聊的校友会，部落的同乡会，现在居然各县各省的学生都有联合会……。「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 
　　 
　　　　换言之，对于所有知识分子，这一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都指向同一方向，这就是告别文化运动，走向政治参与。从五四运动本身的演化逻辑可以看出：一开始学生的口号是「只问外交、不问内政」，过不了几个月，全国学运则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和「打倒军阀、再造中国」为目标了。分析图2「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被提及的频度分布及意义，后者主要集中在1919-20年，是《新青年》作者群在反驳新文化批判者时所用；而「五四运动」则自1919年事件发生后不断被提及，并十分清楚地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区别开来。 
　　 
　　　　五四运动激起的政治参与意识高涨，其直接后果是革命观念的勃兴。图3是《新青年》中「革命」及「改革」等关键词的频度分布。从中可见，直至1919年以前，「革命」使用的频度一直相当少；正是五四以后，它以井喷之势兴起。它表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告别革命情绪之逆转，是自清朝实行预备立宪后沉寂了十几年的革命话语的复活。我们曾经论证过，「革命」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是指改朝换代，它是在改革失败、清王朝统治合法性丧失时出现，并获得西方revolution观念中进步和彻底改变的意义bt。1919年以后革命话语勃兴，是五四知识分子对共和主义改革的绝望，也是他们意识到学运和群众运动的结合可以成为改造中国力量的表征。1919年12月，陈独秀就很清楚地道明这一意义ck： 
　　 
　　　　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的三害……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一线光明的希望，就是许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冲出这三害的重围，另造一种新世界；这新世界的指南针，就是唤醒老百姓，都提起脚来同走「实行民治」这一条道路。 
　　 
　　　　五　宏观结构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从图2可以看到，1919年还有一件几乎与「五四运动」同时、但比它更多被讨论的事件，这就是「新村运动」。如果说一战暴露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弊病，那么新村运动则以乌托邦的失败，把五四运动革命动员推向接受列宁主义。 
　　 
　　　　新村运动在1919年迅速兴起，是五四运动激起参与热忱的另一种社会行动。当时周恩来在天津办觉悟社，要寻找「人」的生活cl，把改造家庭、共同生活、工读主义作为经常讨论的题目cm。毛泽东计划在岳麓山下建立半耕半读的新村cn。恽代英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计划建立一个完全共产的「共同生活的模型」，并称之为「未来之梦」co。工读互助团遍及北京、上海、武昌、南京、天津、广州、扬州等地cp。新村运动和工读互助团试图以个人组织新生活模式来影响社会。但这种诉诸个人自愿的社会改良尝试，很快就由于无法在经济上维持而逐个宣告破产。1920年12月，陈独秀已经用唯物主义观点来总结新村运动的失败，他指出，自人类有社会以来，「试问物质上精神上哪一点不是社会底产物？哪一点是纯粹的个人的？」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福利耶以来之新村运动及中国工读互助团便因此失败了」cq。1921年，陈独秀道：「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底表现。」而新村运动者「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底目的，其实都是妄想」；他说：「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cr可见，新村运动失败对知识分子观念系统的冲击，乃是否定其个人主义以及那种自我改良式的社会再造梦想。 

　　　　新村运动的失败，使《新青年》群体认识到必须用社会革命取代社会改良，而要取得社会革命的成功，就必须改造原有松散的政党及动员群众的方式cs，组织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社会革命，彻底改造中国。事实上，正是由于对五四运动意义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强化、深入，1921-24年，在由工读互助团演化而成的赴欧勤工俭学的学生组织中，出现了最早的中共支部。中共的成立又大大加强了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在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时，《新青年》中对此事提及得并不多，只有到中共建党、1922年以后，「十月革命」才成为这一知识群体热切关注的焦点。在《新青年》中，提及「辛亥革命」和「俄国二月革命」的频度几乎是同步的；而且，它们都被视为不彻底的革命，未完成的使命应该由被即将来临的彻底革命来实现，正如二月革命后发生十月革命那样。五四新青年群体选择共产革命，则意味着放弃自由主义，转变为马列主义的信仰和实践者。 
　　 
　　　　以上，我们通过分析《新青年》提及的一系列国际和国内重大事件是怎样与五四新青年群体的观念互动过程，勾勒出他们从五四运动发起者到中共建党者、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到马列主义的实践者的转变。根据我们的分析，五四新青年群体放弃自由主义，与他们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幻灭、中国学习西方共和政治的失败，以及对学生运动改造中国的期望都有直接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本文一开始提出的「五四新青年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有意义也就很值得怀疑了。因为，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一直是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紧密相联的。如果我们的量化分析成立，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年，新青年知识群体已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共和政治，如果用这一时期的思想来代表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启蒙价值，它是自由主义吗？当时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虽尚未幻灭，但他们的理想已超出西方社会本身。因此新文化运动是用大无畏的理性精神审视一切生活领域，这种精神也包含着对自由主义的反思，那么，是否可以用信奉自由主义来概括五四前《新青年》的思想主流呢？此外，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源于十九世纪经济自由主义支配下全球化带来的危机，而列宁主义本质上可归为俄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整合解体的产物，那么，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启蒙价值的本质又是甚么呢？我们之所以在本文结束前要对中心论题提出怀疑，是因为感到，时至二十一世纪初，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影响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自9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界一反80年代注重思想和宏观研究的学风，沉入愈来愈琐碎的细节考证之中。历史研究的细化无疑有益于学术研究的进步，但是本案例研究表明，要真正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变化，我们必须拓展自己的视野，把新文化运动放到人类近现代社会变迁和中国近现代史甚至是几千年的王朝更替中，才能对其有深入理解。五四学生运动唤醒了原本代表王朝更替的「革命」，赋与它现代含义，并使新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可以用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社会，克服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社会整合危机。如果我们不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变迁和它之前与之后的历史整合起来，不把中国近现代思想和世界历史整合起来，就不可能理解五四时期的思想转化。 
　　 
　　　　布罗岱尔（Fernand Braudel）在他的经济史巨著中提出了长时段的概念，但在观念史研究中，人们由于找不到类似于地理结构、经济发展长周期那样可以长程影响观念变化的因素，故一直缺乏对长时段变迁模式的兴趣。我们在本文中所做的尝试表明，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往往只是在观念系统转化中被重视、记录和反复提及，因此由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构成的历史，组成了观念系统演化的历史记忆。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不仅包含着社会事件和观念变迁互动的记录，还是历史变迁长程模式研究的最重要根据。社会事实通过观念史图像中的事件为中介与普遍观念互动的机制，或许可以使我们把马克思典范和韦伯（Max Weber）典范结合起来，提出社会思想和社会事实在互动中演化的新模式。 
　　 
　　　　注释 
　　 
　　　　1 周策纵着，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上册（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页1-9。 
　　　　2 Joseph T. 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Redefined”, Modern Asian Studies 4, no. 1 (January 1970): 63-81. 
　　　　3 吕实强：〈巴黎和会冲击下国人的反应（1919）──兼论五四运动的本质〉，载张启雄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文选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页457-97。 
　　　　4 这方面最早的论述可见：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7-27。 
　　　　5 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 
　　　　6 金观涛、刘青峰：〈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从晚清到《新青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2期（台北，1999），页209-60；金观涛、刘青峰：〈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期（台北，2001），页1-66；金观涛、刘青峰：〈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以及「正当性」标准的思想史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十期（香港，2001），页423-62；金观涛、刘青峰：〈从「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台北，2003），页139-89。 
　　　　7 有关规范性意义分析，可参见：金观涛、刘青峰、章清：〈中国现代政治观念形成的计量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8期（台北，1999），页77-99。 
　　　　8 我们自1997年以来推行的一系列研究计划如下：香港研究资助局（RGC）资助的“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Certa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 (CUHK4001/97H)”； 2002年9月开始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的新研究计划“A Quantitative Study of China’s Selective Absorption of Modern Western Ideas and the Origins of Certain Key Concepts (1840-1915) (CUHK4006/02H)”；特别是2002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资助的“Data Mining of the Quantitative Database of La Jeunesse: Research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Concepts and Important Incident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我们完善了《新青年》数据库，本文写作即以此数据库为基础。在此，我们对以上资助机构和参与数据整理的黄庭钰小姐致以谢意。 
　　　　9 除了表1中提及的事件外，按提及多寡还有如下事件：童工、二月革命、日俄战争谈判媾和密约、实业／工业革命／革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革命、普法战争／之战、宪法草案（含天坛宪法）、农奴解放、女权运动／女子革命／妇女革命、护国军、十字军、癸丑之役／革命／政变、戊戌政变／变法／变法维新、罢黜百家、日本／明治维新、中日战争／甲午败／甲午之役／马关条约、日皇加冕、马赛大会、俄土战争、匈牙利革命、海牙会议、柔鲁会议、共产国际大会、禁酒运动、北美／美洲独立、英国革命；偶尔提及的有：护法之战、远东会议、斯托克霍摩会议、锡黑暴动、三教之争、汤武革命、田地运动等。 
　　　　bk 高语罕：〈青年与国家之前途〉，《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1916年1月）。 
　　　　bl 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蔡元培讲得更清楚：「此次世界大战争、协商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甚么人！」（蔡元培：〈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二）劳工神圣！〉，《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年10月〕）。 
　　　　bm 高一涵：〈罗素的社会哲学〉，《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1920年4月）。 
　　　　bn Jin Guantao and Liu Qingfeng, “From `Republicanism’ to `Democracy’: China’s Selective Ado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Concepts (1840-1924)”（未刊）. 
　　　　bo 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年10月）。 
　　　　bp 转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响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页414。 
　　　　bq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页607。 
　　　　brbs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二卷第四号（1920年5月）。 
　　　　bt 金观涛：〈观念起源的猜想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期（2003年12月），页125-40。 
　　　　ck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 
　　　　cl 〈《觉悟》的宣言〉，《觉悟》，第一期（1920年1月），页1-2。 
　　　　cm 二八：〈三个半月的「觉悟」社〉，《觉悟》，第一期（1920年1月），页12。 
　　　　cn 彭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509-10。 
　　　　co 代英：〈未来之梦〉，《互助》，第一期（1920年10月）。 
　　　　cp 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三联书店，1979），页361-496。 
　　　　cq 独秀：〈随感录（一○○）：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 
　　　　cr 陈独秀：〈新教育是甚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1921年4月）。 
　　　　cs 例如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直到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党才渐渐接近民众，接近那真正要自由的学生会，真正要平等的海员工会等等。国民党到现今方才开始走上民主主义的路，渐渐想代表平民群众而抗争，行真革命；以前是浪漫的革命的政党，首领制个人主义的义侠策略──哥老同盟会的祖传，如此而已。现今国民党所以能有如此的大概的倾向，也只是因为社会中实际上有了学生工人商民等的运动，──『社会的物质』已经稍有端倪。」（屈维它：〈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季刊），第二号〔1923年12月〕。） 
　　 
　　来源：“世纪中国”之“公共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