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的“蛋糕之辩”

　　如果仅从经济发展角度考量两个模式孰优孰劣，无疑是困难的。因为两个地区近几年经济发展都很迅猛，迸发出强劲的活力。但是，如果作为推向全国适用的经济发展模板的话，本人认为，重庆模式更好一些。

　　首先，当前社会贫富差距呈扩大之势，社会矛盾尖锐，保障民生应该摆在重要的位置。物价久调不下，CPI维持高位，户籍矛盾凸显,这些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在重庆模式中都可以找的缓和解决之计。

　　其次，广东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并不具代表性。“广东模式”脱胎于“深圳模式”，作为特区，其经济发展更多的依托于政策和区位优势。广大中西部地区难以复制广东模式的成功。

　　再次，广东模式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保障问题。举工伤一例可以管窥得见。广东省的工伤比例在全国工伤比例中高居榜首，其中断指是比较常见。另外“富士康十三连跳”等社会事件的多发也显现出广东模式的弊端，现代社会我们需要更多的保障。

　　最后，重庆在保障民生方面优于广东之处在于：重庆更注重政府力量的介入，本人将其看做政府力量的“用之刀刃”。广东则在对待这一问题方面更多的依赖市场机制，放任自流。对此，不敢苟同。

　　一言以蔽之，在经济发展方面，个人倾向于推广重庆模式，因为其确实可作为解决当前经济发展问题的一剂良药。

　　更理想一点揣测：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的今天，重庆模式或许可以作为解决孙中山先生“民生”问题的突破口。“三民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民族”问题已于62年前解决，民生问题有望在重庆模式中找到答案。那么，“民权”在哪里呢?在阐述这一问题之前先探讨一下当今中国的“民权”应该怎样理解。浅见之，民主，自由，和充分的公民权利应为题中应有之义。

　　回到模式之争的政治模式部分。在重庆，“唱红打黑”的政治思想模式饱受诟病，甚至被人比作当代的“文化大革命”。这种说法固然有夸大之处，却非毫无根据的臆断之词。考量重庆近年来的政治措施可以发现有明显的偏“左”倾向。政治和文化发展中流露出强烈的意识形态问题。如此专制的态度和做法让人浮想联翩，也难怪引来国内某著名法学家的抨击。加之“李庄”案的前前后后，不免让人感到重庆政治模式的生硬和冷漠。

　　再看广东的政治。广东省是最早进行财政公开的省份，现在这一做法已在全面推广。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建设透明政府很有必要，而财政公开和民主参与堪称其两大支柱。另外，广东机构精简和行政长官网络问政的做法也值得在全国推广。在此阐明两个背景以支持我的上述观点。2010年，我国中央财政收入8万亿元，其中30%用于公务员工资和“三公”消费。公务员队伍过于臃肿和巨大的“三公”消费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老生常谈的问题。另外一个，微博时代的到来触碰并引发了中国公民的参政议政热情，民意的诉求越来越强烈，政府对此采取“鸵鸟主义”显然是不适当的。

　　总的来看，广东的政治模式较之于重庆更值得推广。采取大一统的思想控制和对强权暴力的崇拜是历史的倒退。广东模式能否为中国带来“民权”尚不得而知，但是对此唯唯诺诺不敢尝试是要不得的。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就是在尝试中走来的，走的今天终于走出了一场“模式之争”。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假想一下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糅合的可行性问题了。重庆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为百姓服务，前提是我一统百姓思想和政治领土”，广东模式则是“欢迎公民参与政治决策，代价是生存问题你们自己埋单”。如果我们取长补短创造出一个“公民参与政治使政府廉洁高效以更好地为我们服务”的“二民”模式(民权，民生)，并将其推向全国是否可行?

　　依本人浅见，可以。当前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逼迫着当权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体制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阻碍着改革的前进。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像一台古旧的巨大机器，每向前运转一格都给人气喘吁吁的感觉。我认为，适时引入来自公民的外部监督以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必要的，只有体制内外的通力合作，改革才能按照正确的方向进行。而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正是改革的目标。这一目标的达成又将促进民生的保障。

　　从历史上看，上世纪后半叶的苏联和当今的美国给我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以警醒——集权专制导致苏联解体，经济发展的困顿引发“占领华尔街”运动。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余年了，这三十多年的发展也是中国探索发展道路的三十年。三十年的积累为我们带来了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两条典型的道路，这两条道路都难称尽善尽美。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新一代领导人即将上台，中国社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解决。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改革的道路还需要走下去，该怎么走才是正确的?相信在这两个模式中可以找到答案。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极大的智慧，在等待“智慧”出现之前，模式之争还会继续下去吧。